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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脱贫的办法其实不复杂，但最困难的一环，是听女性本身怎么说，是去了解她们的处境，而不是脑补她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这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整体，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制度设计，也需要倾听每个人的需求和处境。
2019年9月，我在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衛者”年会上，听梅琳达·盖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慈善组织去非洲喀麦隆的农村扶贫，给村民一些牲畜幼崽让他们养，养大了之后不仅能吃肉，生下的小牲畜还能送到市场上卖钱。组织在让农民们领牲畜回家的时候，也顺便给他们做了个培训，告诉他们怎么养。
但过了一阵之后，这个组织发现，当地农民很难养活这些牲畜幼崽。是他们能力不行、培训不到位，还是牲畜幼崽水土不服？
后来经过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喀麦隆农村的传统，是让男人代表家庭处理对外事务。所以，领牲畜、接受培训，都是男人去。然而，男人把牲畜幼崽领回家，就直接丢给女人了，因为在家照顾牲畜是女人的职责。
性别角色成为扶贫成败的关键。组织者又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当地男性让自己的老婆去接受培训。后来，牲畜的存活率果然提高了，也成功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与福利。
另外一个组织在非洲某地推广番茄种植。他们决定主要面向女性推广 ，让她们能够在自家后院种番茄，给家里提供营养，同时也能拿到市场上售卖。
土地有了，种子有了，渠道有了，培训材料有了，但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出在哪儿吗？出在收音机上。
这个组织决定通过收音机为女性提供培训，因为当地大部分人不识字，而电视机太贵，收音机相对比较普及。
但是，他们发现，必须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播这个培训节目。这个时间，需要由女性自主支配收音机，而不是由家里的男人占着收音机。
这些都是细节，细节中的细节，也在暗中扼住了女性向上走的瓶颈。不去走访，不跟她们交谈，你根本不会知道。而有时候，改变了这些细节，就能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积极的进步。
2011年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女性农民比男性在农业产出上要低20%至30%，但若是她们受过跟男性一样的教育，拥有同等的资源和信息，二者的产出就没有这个差距。所以，若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同等的机会和资源，她们带来的增产，能够喂饱1亿多人。
那么，怎么给呢？其中一个课题，是解决女性的时间和精力问题。
在农村，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占据了她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务劳动时间都是女性比男性多。情况最好的是挪威，每天男性做3个小时家务，只比女性少半个小时。而越是落后的地方，这个比例越糟，印度女性平均每天要花6个小时在家务上，男性则不到1小时。而全球男性花在娱乐或社交上的时间，比女性要高不少。换句话说，男人比女人要“闲”（当然，不是说这些“闲”就没用）。
而且，在非洲某些地方，往来取水就得走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一拧微波炉，等于人家花好大劲儿砍柴、生火、做饭。女人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务上，就等于这些花出去的精力都是没有报酬的（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 unpaid work），她们没有太多机会去学习，去交流种地技巧，去做点儿自己的生意等，而这些是能真正带来财富、提高地位的事情。
而若是对家庭经济没有贡献，那她们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权力支配家庭财务。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若是能够让家庭成员共同决策，让男性分担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女性完全可以挣更多钱。或者，社会可以给女性提供足够多的技术支持，来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比如天然气炉子和自来水，这些都能让女性获益、解放劳动力。
如果男性帮不了太多，女性自己也能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互帮互助。
梅琳达在她的书《提升时刻》里讲，她有一次去印度某地，那边有一个公益组织，深入印度农村，一家家劝说让女性出门，十几个女性每周聚会一次，交流种地经验，互通有无，还各自拿出一点儿钱凑在一起。若是其中一家需要买点儿什么，比如给小孩买书，或者买好一点的种子和家禽，小组就借给她，让她不必屈尊找丈夫。
这些妇女，无一例外，家里的日子都是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然而互助小组成立仅一年，几乎每家都能拿点儿东西去市场上卖了。
甚至，这群妇女还在当地有了议价权，她们一起呼吁村里修路、通自来水，这样她们能更方便地做家务、去市场交易。
诸如此类，很多脱贫的办法其实不复杂，但最困难的一环，是听女性本身怎么说，是去了解她们的处境，而不是脑补她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提升地位，分担家务，提供小额贷款，教授技术，形成互助……这些都是贫困的解药。
想让这些改变发生，需要研究一时一地的条件，需要相当扎实的社区工作以及研究。这个社会是一个完整、复杂的整体，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制度设计，也需要倾听每个人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处境。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可以带来彻底的改变，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去做真正的“理性客观派”。
这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整体，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制度设计，也需要倾听每个人的需求和处境。
2019年9月，我在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衛者”年会上，听梅琳达·盖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慈善组织去非洲喀麦隆的农村扶贫，给村民一些牲畜幼崽让他们养，养大了之后不仅能吃肉，生下的小牲畜还能送到市场上卖钱。组织在让农民们领牲畜回家的时候，也顺便给他们做了个培训，告诉他们怎么养。
但过了一阵之后，这个组织发现，当地农民很难养活这些牲畜幼崽。是他们能力不行、培训不到位，还是牲畜幼崽水土不服？
后来经过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喀麦隆农村的传统，是让男人代表家庭处理对外事务。所以，领牲畜、接受培训，都是男人去。然而，男人把牲畜幼崽领回家，就直接丢给女人了，因为在家照顾牲畜是女人的职责。
性别角色成为扶贫成败的关键。组织者又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当地男性让自己的老婆去接受培训。后来，牲畜的存活率果然提高了，也成功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与福利。
另外一个组织在非洲某地推广番茄种植。他们决定主要面向女性推广 ，让她们能够在自家后院种番茄，给家里提供营养，同时也能拿到市场上售卖。
土地有了，种子有了，渠道有了，培训材料有了，但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出在哪儿吗？出在收音机上。
这个组织决定通过收音机为女性提供培训，因为当地大部分人不识字，而电视机太贵，收音机相对比较普及。
但是，他们发现，必须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播这个培训节目。这个时间，需要由女性自主支配收音机，而不是由家里的男人占着收音机。
这些都是细节，细节中的细节，也在暗中扼住了女性向上走的瓶颈。不去走访，不跟她们交谈，你根本不会知道。而有时候，改变了这些细节，就能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积极的进步。
2011年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女性农民比男性在农业产出上要低20%至30%，但若是她们受过跟男性一样的教育，拥有同等的资源和信息，二者的产出就没有这个差距。所以，若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同等的机会和资源，她们带来的增产，能够喂饱1亿多人。
那么，怎么给呢？其中一个课题，是解决女性的时间和精力问题。
在农村，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占据了她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务劳动时间都是女性比男性多。情况最好的是挪威，每天男性做3个小时家务，只比女性少半个小时。而越是落后的地方，这个比例越糟，印度女性平均每天要花6个小时在家务上，男性则不到1小时。而全球男性花在娱乐或社交上的时间，比女性要高不少。换句话说，男人比女人要“闲”（当然，不是说这些“闲”就没用）。
而且，在非洲某些地方，往来取水就得走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一拧微波炉，等于人家花好大劲儿砍柴、生火、做饭。女人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务上，就等于这些花出去的精力都是没有报酬的（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 unpaid work），她们没有太多机会去学习，去交流种地技巧，去做点儿自己的生意等，而这些是能真正带来财富、提高地位的事情。
而若是对家庭经济没有贡献，那她们在家里就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权力支配家庭财务。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若是能够让家庭成员共同决策，让男性分担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女性完全可以挣更多钱。或者，社会可以给女性提供足够多的技术支持，来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比如天然气炉子和自来水，这些都能让女性获益、解放劳动力。
如果男性帮不了太多，女性自己也能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互帮互助。
梅琳达在她的书《提升时刻》里讲，她有一次去印度某地，那边有一个公益组织，深入印度农村，一家家劝说让女性出门，十几个女性每周聚会一次，交流种地经验，互通有无，还各自拿出一点儿钱凑在一起。若是其中一家需要买点儿什么，比如给小孩买书，或者买好一点的种子和家禽，小组就借给她，让她不必屈尊找丈夫。
这些妇女，无一例外，家里的日子都是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然而互助小组成立仅一年，几乎每家都能拿点儿东西去市场上卖了。
甚至，这群妇女还在当地有了议价权，她们一起呼吁村里修路、通自来水，这样她们能更方便地做家务、去市场交易。
诸如此类，很多脱贫的办法其实不复杂，但最困难的一环，是听女性本身怎么说，是去了解她们的处境，而不是脑补她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提升地位，分担家务，提供小额贷款，教授技术，形成互助……这些都是贫困的解药。
想让这些改变发生，需要研究一时一地的条件，需要相当扎实的社区工作以及研究。这个社会是一个完整、复杂的整体，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制度设计，也需要倾听每个人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处境。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可以带来彻底的改变，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去做真正的“理性客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