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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并不是音乐圈内人，要写朱建这样一位音乐家，真可谓有点“不自量力”。之所以写，源自内心的那份感动。这份感动不仅我有，上师大老年大学的吴祥兴校长有，班上的贝彦良老师有，朱建的亲戚朋友老同学们，还有许许多多听过他课的学生们，及上海音乐学院的教职员工都有。
音乐是全人类的宝藏，高雅音乐是人类智慧的沉淀，是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他说：“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中启发而来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高雅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不是吗？
引子
上海大剧院，一台由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多·穆蒂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正在举行。在穆蒂的指挥棒下，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地回响在大剧场中，给人以不同寻常的体验。渐渐地，穆蒂那穿黑色燕尾服的背影被另一个更瘦长的身影代替，那是音乐家朱建先生，他以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首交响曲，我给它起名为“未完成的使命”。
第一乐章（1924年—1953年）
出生—音专的成立—求学（洋人、中国老师）—办音乐周刊—继续学习—遇见爱人—工作—解放前后—成立研究室
1924年7月12日，在上海一位留日画家的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朱建。
三年后，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了，创办人萧友梅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留学归来的，一批洋人和留学欧美的音乐家被聘请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执教，带来了西洋音乐与西方的教学理念。1930年留美音乐家黄自回国，即被聘为教务主任，萧黄联手，国立音专由此进入盛世。前十年上海国立音专的毕业生中有丁善德、陈又新、谭小麟等。抗战爆发后，丁善德与陈又新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上海音乐馆”，1941年将其扩大为“私立上海音专”。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上海就活跃着一批外籍音乐家，最著名的要数意大利人梅百器，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指挥，而他的继任者富华，也是意大利人，担任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三十年代的上海，无论在电影、音乐、戏剧、歌剧、舞剧方面，都已有了许多作品。朱建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复旦大学附中商科学习，毕业之后，潜心攻习英语、音乐，随富华学习小提琴。1942年，朱建进入私立上海音专钢琴系学习。当时私立上海音专聘请了沈知白讲学，沈先生博学多才的授课，激起了年轻的朱建内心无限的思绪，他充满了对沈先生的敬仰。此后，朱建常借机去沈先生家求教，听沈先生谈论音乐方面的各类问题。沈先生认为当时国内音乐学科的建设尚属学步阶段，当前急需“引进西方音乐方面的先进学识，以提高我国人民的普遍音乐素养，使我国整个音乐事业能长足发展”。而目前，这一工作尚少人涉足。沈先生期望朱建有志于此，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朱建听了，心有所动，但当时他正拟学作曲，沈先生的教悔对他触动尚不太大。
1941年夏，德籍犹太教授弗兰克尔（Wolfgang Fraenkel）担任了国立上海音专作曲理論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也私人授课。向洋人学习要付美金，由于经济拮据，朱建约了周广仁、张宁和合聘弗兰克尔教授，学习和声及对位。一次朱建在教授带来的现代音乐小总谱中，发现了不少自由节拍的音乐，颇不理解。弗兰克尔教授未予多谈，但第二次上课时，却带来二十多本小总谱，要朱建自己去研究揣摩这些作品。朱建作了大胆的推理，写了一篇《论无纵线音乐》的文章，送请沈先生指正。沈先生认为文章的预测是难以实现的，但对朱建的写作倍加鼓励。这一鼓动揭开了朱建生活新的一页，开始从作曲转移到理论上来。
通过父亲在报界的关系，年轻的朱建无比兴奋地在刚成立的《光华日报》上开始了“音乐周刊”主编的工作。他约到不少高质量的稿件，有沈先生写的《格林卡》，弗兰克尔教授写的展望中国音乐创作前景的文章，陈又新关于小提琴学习的文章，等等。但是好景不常，“音乐周刊”仅出版两期，《光华日报》就被国民党勒令禁刊了，以至傅雷、杨嘉仁等人的稿件均未及刊出。
在私立上海音专时朱建与杨嘉仁先生最亲，离校后无论是进国立复旦大学教育系深造（1945-1948），还是到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音乐系学习都与杨先生有直接关系。就在复旦大学，朱建遇见了姚蕙若。
姚蕙若与朱建同年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她与朱建同岁，1924年出生在上海。姚蕙若个子娇小，气质如兰，朱建则个子高挑，风度翩翩。一个是才华出众，一个是秀外慧中，一个是热情潇洒，一个是娴静优雅，三年的学习生活，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近，他们相爱了……
1948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朱建经陈又新先生的推荐，来到国立上海音专工作。朱建除授课外，主要担任图书室主任一职。那时，沈知白先生在音专执教，在朱建担任图书室主任以后，才放心将谭小麟的遗书捐赠学校，因为这批书的版本比较新，名著较多，沈先生极为珍视。临近解放时，在沈先生的关照下，朱建把这批藏书装入原来的木箱，单独从学校转移至当时的中国科学仪器馆。那时江湾已无车辆可雇了，朱建只能请一位工友一起推了一辆黄鱼车，步行从位于上海东北角的学校，斜穿几乎整个上海，到位于上海西南角的陕西南路，这批对学术研究极为重要的图书，才得以完整地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
解放后，学校经常组织外出演出，朱建一直在“工队”（当时分工农兵三队）中担任指挥。学校要朱建给“音教班”教授指挥课，当时朱建虽有艺术实践，但对指挥理论一无所知，心中焦虑万分。沈先生推荐给他一本施密德（Adolf Schmid）撰写的指挥书《指挥棍使用法》（The Language of Baton），朱建第一次执笔翻译英文原著。沈先生亲自批改朱建的译稿，并同他一起切磋音乐术语的译法，朱建把沈先生批改的这部译稿珍藏在身。书稿在沈先生的推荐下，在文光书店出版。沈先生又将欣德米特的《传统和声学》一书交给朱建，要他尽快翻译，以供教学之需。没想到朱建把书译成后，与别人的译稿碰车，书未能出版。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原来的国立上海音专）的贺绿汀院长要沈知白创建一个研究室，沈先生便找朱建商谈此事。沈先生设想首先翻译一批西方音乐名著以供教学与研究之用，日后再招一批杰出的专业人才，以形成一个高水平的音乐研究机构。沈先生希望朱建辞去图书馆主任之职，以助他一臂之力，来完成这一事业。朱建听了沈先生的宏伟设想，心情激动不已，像沈先生这样一位大儒能有一个独立负责的研究机构，会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多大的贡献呢？朱建向院长表达了自己的心愿，院方同意了，任命朱建为研究员并兼任研究室秘书。
在沈先生的指导下，朱建很快开始行动起来：招考翻译人才，寻找并确定室址，购置图书及设备，确立机构的体制建设，确定翻译的著作以及人员的分工等。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新中国的第一所音乐研究机构就在沈知白的主持下成立了。
在研究室，朱建除行政事务工作外，还翻译一些技术理论方面的书，如普劳特（Ebenezer Prout）的《曲体学》及《管弦乐法》，还校订一些其他人翻译的书。朱建在与沈先生的共同工作中，不仅在治学、学术观点，甚至在待人接物方面都从沈先生处获取了很多极有价值的东西。朱建对于未来的事业充满了憧憬……
间奏曲（1953年—1957年）
1953年，市委宣传部指令调朱建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广播音乐的宣传工作。朱建当然极不愿意，他与沈先生向院方多次协调，极力争取，然而他没有选择的自由，只得中断他热爱的学术研究工作。1955年前后，沈先生想自编一本音乐辞典，与朱建作过多次讨论与研究，但工作开始不久，就遇到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第二乐章（1957年—1976年）
从整风到反右—发配青海西宁—姚蕙若与孩子们—“文革”开始—“文革”后期到上海招生—晴天霹雳—朱建的心碎了1957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邀请了党外知名的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礼堂，党中央恳请大家以大无畏的精神，放手
讲意见，帮助党整风。人们的顾虑渐渐地被打消了。从5月1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突然获得了自由批评的权利，可以公开发表各种意见。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星期，到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就给提意见的人当头一记闷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善良的人们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五十五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从历史的车厢里甩了下来……
朱建便是被甩下来的人们中的一员。
电影《威尼斯商人》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犹太人走出他们的住地时，必须带一顶红帽子作为标记。那时的右派仿佛就是戴了这么一顶帽子，无论走到哪儿，都没有人敢与他们接近。作为“右派”无一例外地都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尊严，包括婚恋，包括子女的亲情。这五十五万人中的一部分，被关进了监狱，成了劳改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同时被消灭的还有他们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另外一部分言词不激烈的，则把“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还可以留在本单位，不过工作与待遇当然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还有一部分人，则被发配到了边远地区，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
1958年，朱建被“响应支内”赴青海西宁。
青海是个什么地方，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那是个需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达的既贫穷落后又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区。
当时姚蕙若在沪光中学教书，她本来可以不去西宁的，可是她放心不下朱建一个人去那偏远的地方。那时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五岁，最小的女儿才两岁。那顶“帽子”并没能阻止姚蕙若对朱建的爱，她毅然决然地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跟随丈夫一起离开上海。
旅途漫长，一路上朱建无言。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不知何时能返还。上海是有着“东方巴黎”美称的大城市，是我国最早的电影、歌剧、舞剧的发源之地。对朱建来说，在上海就像“如鱼得水”一般。青海气候恶劣，沙漠贫瘠，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与这“东方巴黎”的落差实在太大了。而且那里又举目无亲，车越往西北开，景象越发荒凉，朱建的心情可想而知。
姚蕙若被安排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做新闻记者，朱建则换过几处，最后被安插到青海民族歌舞团，担任驻团作曲兼指挥，经常下乡。他们在西宁安下家。朱建被流放到青海，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很艰难、工作上缺乏条件，他不再能从事热爱的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内心的痛苦是旁人无法体验的。
去青海后，沈先生还经常与朱建保持联系，嘘寒问暖，给朱建以极大的关怀。“处于当时的情况，沈先生的来信时常鞭策我发奋向上，同时也使我正确对待现实，以期来日有机会能再次共事。”朱建这样写道。沈先生在开始从事《辞海》编辑工作时，还将铅印的初稿寄给朱建一份，请朱建审阅。沈先生写道：“《辞海》试行本之质量显然不高，译文中缺点、错误颇多，而人物之评价与名词之解释亦欠妥耳。吾兄收到‘音乐类’后必已发现其中之严重错误，兹特函垦逐条审阅，并请指正错误，提供资料，在一个月内，将意见寄下。”朱建接到此信，不禁热泪盈眶，心想自己已到此穷乡僻壤之地，沈先生依然沒有忘怀于自己，并且还继续督促自己在学术工作上锲而不舍，获得进取。
但当时朱建家中四壁空空，书籍、资料一无所有，实在难以完成沈先生提出的要求，只能就地取材，提供了一些当地民间音乐的词目，未能切实完成沈先生交予的任务，朱建始终觉得内疚不已。
此外，沈先生还将自己出版的新译著《民族音乐论》《配器法》等，亲笔签名赠予朱建。他的亲切关怀，对朱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在沈先生影响下，朱建提笔写下了一些评论文章，如《评歌剧“今朝风流”的音乐创作》《谈谈越剧“诺桑王子”的音乐》等。
1966年，一场极为疯狂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被点燃，很快便成了燎原之势。
在上海音乐学院，老一辈的音乐人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对象。
沈知白先生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也是受了牵连的，还好，他留在了音乐学院，又辛勤耕耘了十来年。但这场浩劫他是逃不过了，罪名竟是因为在解放前，他受党委托，利用翻译工作掩护获取情报一事。这本来说明他有一颗火红、炽热的心，有着高尚、坚韧、不畏一切艰险的崇高品德，为此还差点丢了性命。万万没有想到，此事种下了沈先生一生的“祸根”，每逢运动都因此而挨整，更何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青海西宁，朱建也一样遭受被抄家的命运，只是他家里不像他在上海的老师家，能抄出成堆的东西，能够烧上几天……
朱建与沈先生的联系中断了。
朱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那段日子，就不多说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对朱建的审查已告结束。当时青海急需一批文艺人才，因朱建熟悉上海，工宣队即指令他去上海招生。
坐在往东南方行进的列车上，朱建心潮起伏。多少年他没有回来过了？在青海这么多年，对上海的思念，对老师的思念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脑海，他多么想早点见到日久思念的沈先生啊……
一到上海，朱建就想去探望沈先生，却被告知，早在1968年，沈先生就被迫害致死。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爆响在朱建的耳际。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崇敬的恩师早已离开了人间。
沈知白，1904年生，浙江吴兴人，音乐理论家，教授。长期在音乐学院任教，著述颇丰，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68年9月15日自杀。一颗中国音乐界的巨星就这样悲惨地陨落了。
在音乐艺术的花园，面对一排参天大树被齐腰斩断，面对劫后的满目疮痍，朱建的心碎了…… （未完待续）
音乐是全人类的宝藏，高雅音乐是人类智慧的沉淀，是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他说：“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乐中启发而来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高雅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不是吗？
引子
上海大剧院，一台由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多·穆蒂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正在举行。在穆蒂的指挥棒下，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地回响在大剧场中，给人以不同寻常的体验。渐渐地，穆蒂那穿黑色燕尾服的背影被另一个更瘦长的身影代替，那是音乐家朱建先生，他以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首交响曲，我给它起名为“未完成的使命”。
第一乐章（1924年—1953年）
出生—音专的成立—求学（洋人、中国老师）—办音乐周刊—继续学习—遇见爱人—工作—解放前后—成立研究室
1924年7月12日，在上海一位留日画家的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朱建。
三年后，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了，创办人萧友梅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留学归来的，一批洋人和留学欧美的音乐家被聘请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执教，带来了西洋音乐与西方的教学理念。1930年留美音乐家黄自回国，即被聘为教务主任，萧黄联手，国立音专由此进入盛世。前十年上海国立音专的毕业生中有丁善德、陈又新、谭小麟等。抗战爆发后，丁善德与陈又新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上海音乐馆”，1941年将其扩大为“私立上海音专”。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上海就活跃着一批外籍音乐家，最著名的要数意大利人梅百器，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指挥，而他的继任者富华，也是意大利人，担任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三十年代的上海，无论在电影、音乐、戏剧、歌剧、舞剧方面，都已有了许多作品。朱建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复旦大学附中商科学习，毕业之后，潜心攻习英语、音乐，随富华学习小提琴。1942年，朱建进入私立上海音专钢琴系学习。当时私立上海音专聘请了沈知白讲学，沈先生博学多才的授课，激起了年轻的朱建内心无限的思绪，他充满了对沈先生的敬仰。此后，朱建常借机去沈先生家求教，听沈先生谈论音乐方面的各类问题。沈先生认为当时国内音乐学科的建设尚属学步阶段，当前急需“引进西方音乐方面的先进学识，以提高我国人民的普遍音乐素养，使我国整个音乐事业能长足发展”。而目前，这一工作尚少人涉足。沈先生期望朱建有志于此，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朱建听了，心有所动，但当时他正拟学作曲，沈先生的教悔对他触动尚不太大。
1941年夏，德籍犹太教授弗兰克尔（Wolfgang Fraenkel）担任了国立上海音专作曲理論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也私人授课。向洋人学习要付美金，由于经济拮据，朱建约了周广仁、张宁和合聘弗兰克尔教授，学习和声及对位。一次朱建在教授带来的现代音乐小总谱中，发现了不少自由节拍的音乐，颇不理解。弗兰克尔教授未予多谈，但第二次上课时，却带来二十多本小总谱，要朱建自己去研究揣摩这些作品。朱建作了大胆的推理，写了一篇《论无纵线音乐》的文章，送请沈先生指正。沈先生认为文章的预测是难以实现的，但对朱建的写作倍加鼓励。这一鼓动揭开了朱建生活新的一页，开始从作曲转移到理论上来。
通过父亲在报界的关系，年轻的朱建无比兴奋地在刚成立的《光华日报》上开始了“音乐周刊”主编的工作。他约到不少高质量的稿件，有沈先生写的《格林卡》，弗兰克尔教授写的展望中国音乐创作前景的文章，陈又新关于小提琴学习的文章，等等。但是好景不常，“音乐周刊”仅出版两期，《光华日报》就被国民党勒令禁刊了，以至傅雷、杨嘉仁等人的稿件均未及刊出。
在私立上海音专时朱建与杨嘉仁先生最亲，离校后无论是进国立复旦大学教育系深造（1945-1948），还是到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音乐系学习都与杨先生有直接关系。就在复旦大学，朱建遇见了姚蕙若。
姚蕙若与朱建同年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她与朱建同岁，1924年出生在上海。姚蕙若个子娇小，气质如兰，朱建则个子高挑，风度翩翩。一个是才华出众，一个是秀外慧中，一个是热情潇洒，一个是娴静优雅，三年的学习生活，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近，他们相爱了……
1948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朱建经陈又新先生的推荐，来到国立上海音专工作。朱建除授课外，主要担任图书室主任一职。那时，沈知白先生在音专执教，在朱建担任图书室主任以后，才放心将谭小麟的遗书捐赠学校，因为这批书的版本比较新，名著较多，沈先生极为珍视。临近解放时，在沈先生的关照下，朱建把这批藏书装入原来的木箱，单独从学校转移至当时的中国科学仪器馆。那时江湾已无车辆可雇了，朱建只能请一位工友一起推了一辆黄鱼车，步行从位于上海东北角的学校，斜穿几乎整个上海，到位于上海西南角的陕西南路，这批对学术研究极为重要的图书，才得以完整地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
解放后，学校经常组织外出演出，朱建一直在“工队”（当时分工农兵三队）中担任指挥。学校要朱建给“音教班”教授指挥课，当时朱建虽有艺术实践，但对指挥理论一无所知，心中焦虑万分。沈先生推荐给他一本施密德（Adolf Schmid）撰写的指挥书《指挥棍使用法》（The Language of Baton），朱建第一次执笔翻译英文原著。沈先生亲自批改朱建的译稿，并同他一起切磋音乐术语的译法，朱建把沈先生批改的这部译稿珍藏在身。书稿在沈先生的推荐下，在文光书店出版。沈先生又将欣德米特的《传统和声学》一书交给朱建，要他尽快翻译，以供教学之需。没想到朱建把书译成后，与别人的译稿碰车，书未能出版。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原来的国立上海音专）的贺绿汀院长要沈知白创建一个研究室，沈先生便找朱建商谈此事。沈先生设想首先翻译一批西方音乐名著以供教学与研究之用，日后再招一批杰出的专业人才，以形成一个高水平的音乐研究机构。沈先生希望朱建辞去图书馆主任之职，以助他一臂之力，来完成这一事业。朱建听了沈先生的宏伟设想，心情激动不已，像沈先生这样一位大儒能有一个独立负责的研究机构，会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多大的贡献呢？朱建向院长表达了自己的心愿，院方同意了，任命朱建为研究员并兼任研究室秘书。
在沈先生的指导下，朱建很快开始行动起来：招考翻译人才，寻找并确定室址，购置图书及设备，确立机构的体制建设，确定翻译的著作以及人员的分工等。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新中国的第一所音乐研究机构就在沈知白的主持下成立了。
在研究室，朱建除行政事务工作外，还翻译一些技术理论方面的书，如普劳特（Ebenezer Prout）的《曲体学》及《管弦乐法》，还校订一些其他人翻译的书。朱建在与沈先生的共同工作中，不仅在治学、学术观点，甚至在待人接物方面都从沈先生处获取了很多极有价值的东西。朱建对于未来的事业充满了憧憬……
间奏曲（1953年—1957年）
1953年，市委宣传部指令调朱建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广播音乐的宣传工作。朱建当然极不愿意，他与沈先生向院方多次协调，极力争取，然而他没有选择的自由，只得中断他热爱的学术研究工作。1955年前后，沈先生想自编一本音乐辞典，与朱建作过多次讨论与研究，但工作开始不久，就遇到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第二乐章（1957年—1976年）
从整风到反右—发配青海西宁—姚蕙若与孩子们—“文革”开始—“文革”后期到上海招生—晴天霹雳—朱建的心碎了1957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邀请了党外知名的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礼堂，党中央恳请大家以大无畏的精神，放手
讲意见，帮助党整风。人们的顾虑渐渐地被打消了。从5月1日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突然获得了自由批评的权利，可以公开发表各种意见。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星期，到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就给提意见的人当头一记闷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善良的人们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五十五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从历史的车厢里甩了下来……
朱建便是被甩下来的人们中的一员。
电影《威尼斯商人》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犹太人走出他们的住地时，必须带一顶红帽子作为标记。那时的右派仿佛就是戴了这么一顶帽子，无论走到哪儿，都没有人敢与他们接近。作为“右派”无一例外地都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尊严，包括婚恋，包括子女的亲情。这五十五万人中的一部分，被关进了监狱，成了劳改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同时被消灭的还有他们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另外一部分言词不激烈的，则把“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还可以留在本单位，不过工作与待遇当然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还有一部分人，则被发配到了边远地区，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
1958年，朱建被“响应支内”赴青海西宁。
青海是个什么地方，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那是个需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达的既贫穷落后又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区。
当时姚蕙若在沪光中学教书，她本来可以不去西宁的，可是她放心不下朱建一个人去那偏远的地方。那时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五岁，最小的女儿才两岁。那顶“帽子”并没能阻止姚蕙若对朱建的爱，她毅然决然地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跟随丈夫一起离开上海。
旅途漫长，一路上朱建无言。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不知何时能返还。上海是有着“东方巴黎”美称的大城市，是我国最早的电影、歌剧、舞剧的发源之地。对朱建来说，在上海就像“如鱼得水”一般。青海气候恶劣，沙漠贫瘠，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与这“东方巴黎”的落差实在太大了。而且那里又举目无亲，车越往西北开，景象越发荒凉，朱建的心情可想而知。
姚蕙若被安排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做新闻记者，朱建则换过几处，最后被安插到青海民族歌舞团，担任驻团作曲兼指挥，经常下乡。他们在西宁安下家。朱建被流放到青海，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很艰难、工作上缺乏条件，他不再能从事热爱的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内心的痛苦是旁人无法体验的。
去青海后，沈先生还经常与朱建保持联系，嘘寒问暖，给朱建以极大的关怀。“处于当时的情况，沈先生的来信时常鞭策我发奋向上，同时也使我正确对待现实，以期来日有机会能再次共事。”朱建这样写道。沈先生在开始从事《辞海》编辑工作时，还将铅印的初稿寄给朱建一份，请朱建审阅。沈先生写道：“《辞海》试行本之质量显然不高，译文中缺点、错误颇多，而人物之评价与名词之解释亦欠妥耳。吾兄收到‘音乐类’后必已发现其中之严重错误，兹特函垦逐条审阅，并请指正错误，提供资料，在一个月内，将意见寄下。”朱建接到此信，不禁热泪盈眶，心想自己已到此穷乡僻壤之地，沈先生依然沒有忘怀于自己，并且还继续督促自己在学术工作上锲而不舍，获得进取。
但当时朱建家中四壁空空，书籍、资料一无所有，实在难以完成沈先生提出的要求，只能就地取材，提供了一些当地民间音乐的词目，未能切实完成沈先生交予的任务，朱建始终觉得内疚不已。
此外，沈先生还将自己出版的新译著《民族音乐论》《配器法》等，亲笔签名赠予朱建。他的亲切关怀，对朱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在沈先生影响下，朱建提笔写下了一些评论文章，如《评歌剧“今朝风流”的音乐创作》《谈谈越剧“诺桑王子”的音乐》等。
1966年，一场极为疯狂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被点燃，很快便成了燎原之势。
在上海音乐学院，老一辈的音乐人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对象。
沈知白先生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也是受了牵连的，还好，他留在了音乐学院，又辛勤耕耘了十来年。但这场浩劫他是逃不过了，罪名竟是因为在解放前，他受党委托，利用翻译工作掩护获取情报一事。这本来说明他有一颗火红、炽热的心，有着高尚、坚韧、不畏一切艰险的崇高品德，为此还差点丢了性命。万万没有想到，此事种下了沈先生一生的“祸根”，每逢运动都因此而挨整，更何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青海西宁，朱建也一样遭受被抄家的命运，只是他家里不像他在上海的老师家，能抄出成堆的东西，能够烧上几天……
朱建与沈先生的联系中断了。
朱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那段日子，就不多说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对朱建的审查已告结束。当时青海急需一批文艺人才，因朱建熟悉上海，工宣队即指令他去上海招生。
坐在往东南方行进的列车上，朱建心潮起伏。多少年他没有回来过了？在青海这么多年，对上海的思念，对老师的思念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脑海，他多么想早点见到日久思念的沈先生啊……
一到上海，朱建就想去探望沈先生，却被告知，早在1968年，沈先生就被迫害致死。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爆响在朱建的耳际。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崇敬的恩师早已离开了人间。
沈知白，1904年生，浙江吴兴人，音乐理论家，教授。长期在音乐学院任教，著述颇丰，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68年9月15日自杀。一颗中国音乐界的巨星就这样悲惨地陨落了。
在音乐艺术的花园，面对一排参天大树被齐腰斩断，面对劫后的满目疮痍，朱建的心碎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