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的成功，靠的是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每部电影成功的背后，都有一套复杂的融资安排，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资本家、投资银行家的合作，不管是奥里弗·斯通，还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者是索德伯格，恐怕都拍不出什么电影，更不要提动辄数千万美元的大制作了。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关系，由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动机，好莱坞的编剧、导演、甚至演员们，却对自由市场制度有种种误解、鄙视甚至仇恨，米塞斯早在他那本《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一书中说，好莱坞盛产反市场的人和观念。
　　在大多数涉及到华尔街的电影中，华尔街的金融家、投资银行家，差不多都是贪婪、无耻、狠毒的反派人物。这其中最典型的，当然莫过于著名导演奥里弗·斯通的《华尔街》，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电影让男主角迈克尔·道格拉斯一举成名。据说斯通是以反映社会问题见长的，他制作的《天生杀人狂》、《尼克松》等等影片都引起过广泛争议。但这部影片是否反映了社会现实？他对华尔街的描写真实吗？
　　在《华尔街中》中，斯通想给观众留下这么一个印象：证券行业在玩一个尔虞我诈的游戏、一场零和游戏，华尔街从本质上就是丑陋的，投资银行家们靠欺诈、靠钻法规的空子来获取不义之财。证券交易、投资银行业务，纯粹是一群贪婪的家伙为自己赚钱而搞的游戏，对于社会来说，没有任何好处。驱动着整个华尔街疯狂运转的，只有一个词：贪婪。在《华尔街》中，斯通安排Gordon Gekko为贪婪唱了一曲赞歌：“问题的关键是，女士们先生们，贪婪——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是有益的，贪婪是正当的。贪婪在发挥作用。贪婪澄清了、并且抓住了进化论精神的实质。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贪婪——你们可以给这个词划个记号——不仅会拯救Teldar纸业公司，也会拯救那个出了故障的超级公司，亦即美利坚合众国。”
　　贪婪当然是个贬义词。然而，在一个人们之间互不相识的大社会中，问题并不在于你是自私贪婪的，还是大公无私，而在于你的行为是否向他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在这段贪婪宣言前，还有一段话：“Teldar纸业公司竟然有33位副总裁，他们每人挣20万美元......去年我们公司亏损了1.1亿美元，我敢打赌，其中的一半，都花在这些副总裁们的应酬上了。美国公司的新的进化法则应该是适者生存......我不是公司的毁灭者；我是他们的解放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司袭击者（corporate raiders）及一般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家的社会功能。另一部好莱坞名片《风月俏佳人》中的理查德·基尔也是这么个角色。他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一家公司的弱点，这种弱点导致该公司的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然后，他通过设计复杂的金融工具，将其收购、拆分、重组、再转让，使这些资源流动到使用效率更高的人手中，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
　　斯通及大多数好莱坞影人、甚至大多数经济学之外的学者，都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投资银行家的这种功能。Gekko曾计划撤走在一家航空公司的股份，片中的正面人物Budd Fox问，“为什么你非得搞垮这家公司？”Gekko的回答是：“因为它是可以搞垮的公司。”作为一句台词，这确实很精彩，可惜，它也暴露了导演对于商业世界的无知。企业的分分合合，乃是市场保持效率的关键所在。米塞斯曾经精辟地指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只有尽最大努力运用这些财产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从中获益。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生产之手段的财产，只有透过服务于公众才能获得和保有，而一旦公众不满意于它的服务方式，其所有者就会失去这些财产。生产的物质要素的私人所有，实际上是公众让他们暂行托管，一旦消费者认为其他人可以更有效率地运用这些资本品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这种托管权就会被剥夺。面对自负盈亏这种机制，资本家处置自己的财产，与处置别人托管给他们的财产一样，必须按照别人的指令尽最大可能造福于事实上的委托人，即消费者。”而投资银行家的作用就在于完成这种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的转移，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有些企业确实被搞垮了，那是因为它确实存在着效率劣势。为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也即为了消费者的福利，该公司的所有者、管理者必须交出对这部分资源的控制权。公司袭击者不过出面向他们宣告了整个市场作为陪审团作出的判决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华尔街果真如斯通所说的那样贪婪，斯通大概难以解释，为什么华尔街也盛产慷慨施舍的慈善家。华尔街积极支持为公众喜爱的机构筹款的活动，这些机构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市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经管着为城区公益事业服务的慈善基金会。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在36岁时，与人一起组建了米尔肯家族基金会。这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专门赞助教育与卫生事业。曾被认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更是出名的慈善家，他从个人资产中捐出10亿美元成立的开放基金会，专门用于在东欧培训教师，资助知识分子，创办大学。仅1996年，索罗斯的基金会就捐出了3.6亿美元。事实上，慈善活动是华尔街的传统。曾任高盛公司老总、颇具传奇色彩的交易商古斯·李维，就是一个著名的慈善家。古斯·李维会把手下人叫去，开口对人说，请赞助一点。而一般没有人会拒绝他的请求。
　　当然，斯通肯定会认为这是华尔街的虚伪。因为，在斯通这位大导演看来，在自由市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有为利益而开展永恒的战争。斯通所设计的华尔街的代言人Gordon Gekko是这样说的：“这是一场零和游戏。有些人赢了，有些人就得输。钱本身不会亏损或赢利，它只是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已，就像变魔术。就是这么回事。10年前，我用6万块钱买进，今天，我用60万块钱将其卖出。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它越真实，他们就越是求之若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我什么也不用创造，但我却能占有一切......你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这是自由市场。”
　　斯通大概以为“我什么也不用创造，但我却能占有一切”（I create nothing, I own it）是一句传世警句，然而，对于金融市场、对于证券市场的误解，对于投资银行家的误解，莫此为甚。这个Gekko显然不理解作为时间偏好的利息的含义，也不理解作为企业家活动报酬的利润的含义，不理解时间结构对于市场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你不能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不管是你辛勤劳动所得，还是生就具有某种天赋（比如美丽、好嗓子）、才能，那么，你就不可能拥有什么。投资银行家似乎在玩"空手道"，实际上，他是在出售他的智力、关系，出售他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他必须能看出作为袭击目标的公司的漏洞所在，他必须能够设计出金融工具、筹措足够资金收购它，他还必须为它找到下家，必须有出色的谈判能力，卖出一个价钱。在这整个过程中，不管是被攻击的企业的所有者、管理层，还是下游的收购者，都不是傻子。这是一场持续的高强度智力游戏。他的收益，正是对他的智力付出的报酬，正是这种智力付出，为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作出了贡献。但谁也不能保证他总能成功。如果失败，他可能不再拥有一切。在这里，公司袭击者、投资银行家，也发挥了企业家的功能。他们跟实业、公共服务领域的企业家一样，维持着整个市场的高效运转，参与着社会财富的创造。
　　到了最后，Gekko的游戏玩砸了，证券监管者以救星的姿态出现，制止了贪婪的金融家继续破坏社会。然而，政府的管制果真是灵丹妙药吗？另一位大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在他的《塔克和他的梦想》（Tucker: The Man and His Dream）中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段话揭示了政府管制及其与大企业的结盟如何扼杀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
　　“我们创造了自由企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人，来自何方，属于哪个阶层，只要他对什么东西有了个好想法，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他去进行尝试。然而，我猜，我可能晚生了一代，因为现在，有一套体制在发挥作用，在这种体制下，那些梦想家、怪人一旦产生了一些人人嘲笑不已、但以后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疯狂想法，甚至在他的想法还没有浮现出自己的头脑之前，就会遭到自上而下的压制，他们宁愿扼杀一个新主意，而不愿看到它出来捣乱。如果本杰明·富兰克林活到今天，他恐怕也会因为没领牌照而放风筝被关进监狱......如果大企业对那些有一些新点子的小人物关上了门，那我们就不光关上了进步的大门，我们也在破坏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破坏了使这个国家得以维持的基础。”
　　因此，斯通要批判的也许不是投资银行家，不是交易商，而应该是那些垄断了权力、阻碍创新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