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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蟠虺》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的新作。小说积极倡导了传统圣贤的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批判了唯利是图的社会乱象。小说具有神秘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楚文化特色。
关键词：刘醒龙 《蟠虺》 文化
一、圣贤理想的倡导
儒家文化提倡“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就个体而言，所谓“内圣”就是注意修炼自己的内在品格和道德人格，“外王”就是以这种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为底蕴去追求一番事业和功德。两者双向转换、相辅相成。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内圣”是途径和基础，“外王”是功能和目的。几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经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修炼，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千秋伟业。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是一部隐喻性极强的作品。小说中曾侯乙尊盘作为一种品格和精神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曾侯乙尊盘的命运就是主人公曾本之作为传统文化圣贤的命运。
曾本之将曾侯乙尊盘视为生命，达到几近痴迷的程度，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曾侯乙尊盘的美轮美奂，更主要的是曾本之将这件青铜重器视作自己的生命，将自己对人生、学问以及知识分子品格的理解都投射到它的身上，具有浓郁的精神自喻性。曾本之说：“想要从事楚学研究，先要以心为楚，只有成为我心之王，才能深入青铜重器的内核之中。”当曾本之热心申报院士，热衷盛名，倾力仿制曾侯乙尊盘时，曾本之成为所谓“识时务者”。当曾本之将这些虚名当作身外之物时，曾侯乙尊盘失而复得，他的道德品格得到了涅，成为“圣贤”。“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将圣贤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曾本之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
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是君子和圣贤的化身，它的真与伪、可复制与不可复制、失蜡法还是范铸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界、政界、盗墓界的各种利益纠缠，这些都考验着楚学院内曾本之等知识分子的良知。“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相属”，“如果说曾侯乙编钟是青铜重器中的皇冠，那曾侯乙尊盘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曾侯乙尊盘为青铜重器、国之瑰宝。同样，知识分子作为国之重器，理应具有青铜器一样的君子之风、圣贤品格。郝嘉、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万乙等人无疑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当代圣贤知识分子。
作为楚学院第一代知识分子，曾本之主要从事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马跃之则专门研究漆器和丝绸。楚学界泰斗曾本之的学术成就主要源于确定了曾侯乙尊盘的失蜡法。但是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曾本之经过认真研究，正本清源，否定自己，否定“失蜡法”的论断。曾本之否定自己容易，但是，否定那些仰仗失蜡法在学术界安身立命的基石则会造成极大的动荡，会对那些靠承认曾侯乙尊盘的失蜡法而获取利益的学者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即使曾本之在否定自己，否定失蜡法之时，也有人想尽各种办法来堵住曾本之的嘴，阻碍他的行为。如他的女婿郑雄用院士的荣誉来诱惑他。客观地说，曾本之对这一荣誉向往已久，甚至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但是，经过了人生积淀、经历了人生风雨，他明白了值得坚持的、值得珍惜的不是坚持对曾侯乙尊盘错误的认识，而是传统圣贤的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
阅读《蟠虺》时，我同时也在阅读湖南作家阎真的《活着之上》，两部作品的主题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两位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做出了态度鲜明的张扬，对思想重建、信仰重建表达出了非常乐观的信心。当代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至少在《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就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思想规范和成长模式。这种叙事范式被新时期的反思文学所继承，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反思文学中那些落难知识分子九死未悔的政治信仰，事实上就是对十七年文学中林道静文化身份的重建。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1990年以来，准确地说是《废都》出版以后，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是缺钙的“伪娘”形象，知识分子行为的背叛和精神的困顿俯拾皆是，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从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简单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蟠虺》的积极意义，而这何尝不是作者对传统知识分子圣贤理想人格的坚守和追寻呢？
二、鲜明的批评意识
1990年以来，刘醒龙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凤凰琴》《分享艰难》《大树还小》《痛失》《圣天门口》《弥天》以及《天行者》。这些作品的题材各异、主题也有所不同。但是，贯彻始终的是刘醒龙以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保持着持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直面当下现实，努力描述和揭露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刘醒龙始终保持乐观精神，积极探索解决社会沉疴的方法、执着寻找解救人们精神困境的有效通道。
刘醒龙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写这句话时，脑子里联想到的另一句话是：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联想看起来实在有些奇怪，其实不然。原来多么有意义的一句话，这些年来，却被弄成只顾‘实践’，不要‘标准’，或者是只看到识时务的俊杰们的实践，而看不到不识时务的圣贤们的标准。特别是某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太计较眼前蝇营狗苟的小利益，只顾肉体享乐的实践，不管安妥灵魂的标准。”{1}刘醒龙这种近乎执拗的辩白表明了作者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小说重大的当下意义。而“当今时代，势利者与有势力者同流合污，以文化的名义纠集一起，以蛇蝎之心，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被利欲蒙蔽了眼睛，热衷于名利、醉心于官场、痴情于运作，在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里，承受着内心的挣扎与分裂，蝇营狗苟的人生背离了圣贤的理想、腐蚀了圣贤的人格。
“人在做，天在看，心中无鬼，百无禁忌。”刘醒龙在《蟠虺》中将曾侯乙尊盘作为当下社会的照妖镜，以此作为检测当下社会的精神镜像，揭示或叩问诸多人性的内在痼疾。“对青铜重器的辨伪，也是对人心邪恶之辨，对政商奸佞之辨。”{2}曾侯乙尊盘出土以后，学界、政界以及盗墓界等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争权夺利，奔走于荆楚大地。原本庄重恢宏的远古礼器，成为人性欲望相互逐猎的聚集之所，社会世态跃然纸上。“刘醒龙的主要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知识精英在当下内心的焦虑或蜕变，而是试图更多地展示当前的世俗伦理与纯正的学术伦理之间的冲突。”{3} 与圣贤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相对的是世俗功利的人格理想。小说中这类人物的代表主要有熊达世、老省长、郑雄等。刘醒龙将这类人视为“鼻屎”。熊达世是一位具有通天本领的文化掮客，混迹于商界，装腔作势，颐指气使，狐假虎威，贪婪残忍。而老省长则是依靠审查楚学院学潮风波发迹，仕途的进阶充满着血腥，即使退休以后他还是试图借助文物兴风作浪。
当然，小说用墨最多的还是对于郑雄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郑雄是曾本之的学生兼女婿。作为学术世家的他本该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但是，学术对于郑雄来说只是追求仕途的敲门砖而已。他没有秉持学术独立的思想，更没有传承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评精神。郑雄的人格极度扭曲，成了一名“伪娘”式人物。郑雄本是一介书生，却不愿潜心学问，追随圣贤，而是以学问作为敲门砖，追求各种实际利益。学问之于他而言，不是真理的探寻、更不是精神的愉悦。郑雄长于钻营、精于算计、善于投机、八面玲珑，是识时务的“俊杰”。而这些所谓的“俊杰”实际上是一些强取豪夺的市侩之徒，是一些势利小人。
“《蟠虺》的价值含量是丰富的，作品呼唤的是对真的坚守，是对良心的忠诚，是对欲望、利益的抵抗，是人对自身的超越。这样的价值理念是需要与其对立的力量去压迫、毁坏、催逼和诱惑的，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其坚韧、纯洁与稀缺。”{4}这种观点准确而精当，但是很容易忽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
20世纪晚期，加拿大学者泰勒在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厘清了认同和承认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认同”就是表示个体对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对自己是谁的内在期许。而“承认”的关键在于自我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为此，泰勒提出，承认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心需要。一个人要是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他就会受到伤害或心理歪曲，有的甚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扭曲的承认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5}。郑雄等识时务者，他们迫切地需要社会的承认，而在自我认同方面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与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圣贤理想背道而驰，也离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越来越远。《蟠虺》由此表现了鲜明的批判意识。
与之前的小说创作一样，刘醒龙在批判和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时并没有陷入绝望和虚无的泥塘。或者说，刘醒龙在小说创作中不忍心让读者在直面生活时，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从而在人物身上寄予了自己美好的理想。郑雄在曾侯乙尊盘真品即将失手的关键时刻，感受到了良心和正义的呼唤；老三口在监狱中幡然醒悟，最终道出了藏宝地点。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信心和道德良心的呼唤。正如作者所说：“作为一名写作者，最应当信任的还是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写作是为了内心的悲悯、宽容、忧郁和仁爱。”
三、神秘的审美追求
小说《蟠虺》具有文化小说特有的品质，兼有世情小说的因子。同时，《蟠虺》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灵异小说、盗墓小说、悬疑小说等类型小说的有效元素，使得小说叙事具有通俗性的特点：题材独特、情节紧张、气氛神秘。小说精巧的构思和多样的手法显示了作者勇于突破自我，不断吸收新的营养，积极探索和丰富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技巧的努力。
小说的开端充满了吊诡，七十岁高龄的楚学权威曾本之收到一封用甲骨文写的信，写信人是死于1989年夏天的老同事。收信人的地址也非常奇怪，不是曾本之工作过的楚学院，而是写着“省博物馆背后，进东湖公园大门，过小梅岭、可竹轩，道路尽头俗称老鼠尾的半岛最前端先月亭前，周一下午四点十分独坐在此的曾本之先生亲启”。是谁写的信？甲骨文是什么意思？郝嘉为什么离奇自杀？郝文章为什么会偷曾侯乙尊盘？老三口因何而死？博物馆的曾侯乙尊盘如何被调包？这些都充满了疑问。小说以曾本之的视角，层层剥开，丝丝入扣。而这些谜团的一步步解开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运用以及通俗小说流行元素的吸收，《蟠虺》丰富了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
楚人事鬼敬神，他们怕鬼神，但更爱鬼神。楚人的日常生活弥漫着浓郁的神秘气氛。也许是得益于楚文化的熏陶，刘醒龙在小说中不断融入巧合和神秘因素，从而彰显了小说神秘的地方文化色彩。“巧合是一个人面对复杂人生的自信，也是一个人在纷繁的世俗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作家来说，巧合是灵感的一种来源。”如在先月亭尖顶的影子刚好指向老鼠尾藏宝地点，蒋介石临走和郝嘉临终都伸出三根指头，清明时，郝嘉墓碑下冒出的白雾；凌晨时，曾侯乙馆传来的鼓乐声；天亮时，防护柜里闻到异香；九峰墓地，曾本之用龟甲驱散冤魂；到龙王庙时，曾侯乙尊盘的失落……这些情节的安排，使作品弥漫着巧合和神秘气氛，凸显了小说的楚文化意蕴，从而丰富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审美艺术。如果说蟠虺的纹饰使青铜器获得了飞扬的艺术生命，那么这部以蟠虺命名的小说作为审美艺术作品，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风韵。
{1} 周新民、刘醒龙：《〈蟠虺〉：文学的气节与风骨——刘醒龙访谈录》，《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
{2} 刘醒龙：《青铜大道与大盗》，《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3} 洪治纲：《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 汪政：《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价值、知识与话语》，《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5}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 者：谢文芳，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刘醒龙 《蟠虺》 文化
一、圣贤理想的倡导
儒家文化提倡“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就个体而言，所谓“内圣”就是注意修炼自己的内在品格和道德人格，“外王”就是以这种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为底蕴去追求一番事业和功德。两者双向转换、相辅相成。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内圣”是途径和基础，“外王”是功能和目的。几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经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修炼，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千秋伟业。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是一部隐喻性极强的作品。小说中曾侯乙尊盘作为一种品格和精神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曾侯乙尊盘的命运就是主人公曾本之作为传统文化圣贤的命运。
曾本之将曾侯乙尊盘视为生命，达到几近痴迷的程度，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曾侯乙尊盘的美轮美奂，更主要的是曾本之将这件青铜重器视作自己的生命，将自己对人生、学问以及知识分子品格的理解都投射到它的身上，具有浓郁的精神自喻性。曾本之说：“想要从事楚学研究，先要以心为楚，只有成为我心之王，才能深入青铜重器的内核之中。”当曾本之热心申报院士，热衷盛名，倾力仿制曾侯乙尊盘时，曾本之成为所谓“识时务者”。当曾本之将这些虚名当作身外之物时，曾侯乙尊盘失而复得，他的道德品格得到了涅，成为“圣贤”。“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将圣贤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曾本之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
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是君子和圣贤的化身，它的真与伪、可复制与不可复制、失蜡法还是范铸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界、政界、盗墓界的各种利益纠缠，这些都考验着楚学院内曾本之等知识分子的良知。“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相属”，“如果说曾侯乙编钟是青铜重器中的皇冠，那曾侯乙尊盘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曾侯乙尊盘为青铜重器、国之瑰宝。同样，知识分子作为国之重器，理应具有青铜器一样的君子之风、圣贤品格。郝嘉、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万乙等人无疑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当代圣贤知识分子。
作为楚学院第一代知识分子，曾本之主要从事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马跃之则专门研究漆器和丝绸。楚学界泰斗曾本之的学术成就主要源于确定了曾侯乙尊盘的失蜡法。但是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曾本之经过认真研究，正本清源，否定自己，否定“失蜡法”的论断。曾本之否定自己容易，但是，否定那些仰仗失蜡法在学术界安身立命的基石则会造成极大的动荡，会对那些靠承认曾侯乙尊盘的失蜡法而获取利益的学者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即使曾本之在否定自己，否定失蜡法之时，也有人想尽各种办法来堵住曾本之的嘴，阻碍他的行为。如他的女婿郑雄用院士的荣誉来诱惑他。客观地说，曾本之对这一荣誉向往已久，甚至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但是，经过了人生积淀、经历了人生风雨，他明白了值得坚持的、值得珍惜的不是坚持对曾侯乙尊盘错误的认识，而是传统圣贤的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
阅读《蟠虺》时，我同时也在阅读湖南作家阎真的《活着之上》，两部作品的主题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两位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做出了态度鲜明的张扬，对思想重建、信仰重建表达出了非常乐观的信心。当代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至少在《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就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思想规范和成长模式。这种叙事范式被新时期的反思文学所继承，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反思文学中那些落难知识分子九死未悔的政治信仰，事实上就是对十七年文学中林道静文化身份的重建。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1990年以来，准确地说是《废都》出版以后，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是缺钙的“伪娘”形象，知识分子行为的背叛和精神的困顿俯拾皆是，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从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简单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蟠虺》的积极意义，而这何尝不是作者对传统知识分子圣贤理想人格的坚守和追寻呢？
二、鲜明的批评意识
1990年以来，刘醒龙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凤凰琴》《分享艰难》《大树还小》《痛失》《圣天门口》《弥天》以及《天行者》。这些作品的题材各异、主题也有所不同。但是，贯彻始终的是刘醒龙以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保持着持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直面当下现实，努力描述和揭露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刘醒龙始终保持乐观精神，积极探索解决社会沉疴的方法、执着寻找解救人们精神困境的有效通道。
刘醒龙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写这句话时，脑子里联想到的另一句话是：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联想看起来实在有些奇怪，其实不然。原来多么有意义的一句话，这些年来，却被弄成只顾‘实践’，不要‘标准’，或者是只看到识时务的俊杰们的实践，而看不到不识时务的圣贤们的标准。特别是某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太计较眼前蝇营狗苟的小利益，只顾肉体享乐的实践，不管安妥灵魂的标准。”{1}刘醒龙这种近乎执拗的辩白表明了作者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小说重大的当下意义。而“当今时代，势利者与有势力者同流合污，以文化的名义纠集一起，以蛇蝎之心，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被利欲蒙蔽了眼睛，热衷于名利、醉心于官场、痴情于运作，在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里，承受着内心的挣扎与分裂，蝇营狗苟的人生背离了圣贤的理想、腐蚀了圣贤的人格。
“人在做，天在看，心中无鬼，百无禁忌。”刘醒龙在《蟠虺》中将曾侯乙尊盘作为当下社会的照妖镜，以此作为检测当下社会的精神镜像，揭示或叩问诸多人性的内在痼疾。“对青铜重器的辨伪，也是对人心邪恶之辨，对政商奸佞之辨。”{2}曾侯乙尊盘出土以后，学界、政界以及盗墓界等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争权夺利，奔走于荆楚大地。原本庄重恢宏的远古礼器，成为人性欲望相互逐猎的聚集之所，社会世态跃然纸上。“刘醒龙的主要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知识精英在当下内心的焦虑或蜕变，而是试图更多地展示当前的世俗伦理与纯正的学术伦理之间的冲突。”{3} 与圣贤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相对的是世俗功利的人格理想。小说中这类人物的代表主要有熊达世、老省长、郑雄等。刘醒龙将这类人视为“鼻屎”。熊达世是一位具有通天本领的文化掮客，混迹于商界，装腔作势，颐指气使，狐假虎威，贪婪残忍。而老省长则是依靠审查楚学院学潮风波发迹，仕途的进阶充满着血腥，即使退休以后他还是试图借助文物兴风作浪。
当然，小说用墨最多的还是对于郑雄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郑雄是曾本之的学生兼女婿。作为学术世家的他本该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但是，学术对于郑雄来说只是追求仕途的敲门砖而已。他没有秉持学术独立的思想，更没有传承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评精神。郑雄的人格极度扭曲，成了一名“伪娘”式人物。郑雄本是一介书生，却不愿潜心学问，追随圣贤，而是以学问作为敲门砖，追求各种实际利益。学问之于他而言，不是真理的探寻、更不是精神的愉悦。郑雄长于钻营、精于算计、善于投机、八面玲珑，是识时务的“俊杰”。而这些所谓的“俊杰”实际上是一些强取豪夺的市侩之徒，是一些势利小人。
“《蟠虺》的价值含量是丰富的，作品呼唤的是对真的坚守，是对良心的忠诚，是对欲望、利益的抵抗，是人对自身的超越。这样的价值理念是需要与其对立的力量去压迫、毁坏、催逼和诱惑的，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其坚韧、纯洁与稀缺。”{4}这种观点准确而精当，但是很容易忽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
20世纪晚期，加拿大学者泰勒在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厘清了认同和承认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认同”就是表示个体对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对自己是谁的内在期许。而“承认”的关键在于自我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为此，泰勒提出，承认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心需要。一个人要是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他就会受到伤害或心理歪曲，有的甚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扭曲的承认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5}。郑雄等识时务者，他们迫切地需要社会的承认，而在自我认同方面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与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圣贤理想背道而驰，也离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越来越远。《蟠虺》由此表现了鲜明的批判意识。
与之前的小说创作一样，刘醒龙在批判和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时并没有陷入绝望和虚无的泥塘。或者说，刘醒龙在小说创作中不忍心让读者在直面生活时，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从而在人物身上寄予了自己美好的理想。郑雄在曾侯乙尊盘真品即将失手的关键时刻，感受到了良心和正义的呼唤；老三口在监狱中幡然醒悟，最终道出了藏宝地点。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信心和道德良心的呼唤。正如作者所说：“作为一名写作者，最应当信任的还是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写作是为了内心的悲悯、宽容、忧郁和仁爱。”
三、神秘的审美追求
小说《蟠虺》具有文化小说特有的品质，兼有世情小说的因子。同时，《蟠虺》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灵异小说、盗墓小说、悬疑小说等类型小说的有效元素，使得小说叙事具有通俗性的特点：题材独特、情节紧张、气氛神秘。小说精巧的构思和多样的手法显示了作者勇于突破自我，不断吸收新的营养，积极探索和丰富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技巧的努力。
小说的开端充满了吊诡，七十岁高龄的楚学权威曾本之收到一封用甲骨文写的信，写信人是死于1989年夏天的老同事。收信人的地址也非常奇怪，不是曾本之工作过的楚学院，而是写着“省博物馆背后，进东湖公园大门，过小梅岭、可竹轩，道路尽头俗称老鼠尾的半岛最前端先月亭前，周一下午四点十分独坐在此的曾本之先生亲启”。是谁写的信？甲骨文是什么意思？郝嘉为什么离奇自杀？郝文章为什么会偷曾侯乙尊盘？老三口因何而死？博物馆的曾侯乙尊盘如何被调包？这些都充满了疑问。小说以曾本之的视角，层层剥开，丝丝入扣。而这些谜团的一步步解开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运用以及通俗小说流行元素的吸收，《蟠虺》丰富了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
楚人事鬼敬神，他们怕鬼神，但更爱鬼神。楚人的日常生活弥漫着浓郁的神秘气氛。也许是得益于楚文化的熏陶，刘醒龙在小说中不断融入巧合和神秘因素，从而彰显了小说神秘的地方文化色彩。“巧合是一个人面对复杂人生的自信，也是一个人在纷繁的世俗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作家来说，巧合是灵感的一种来源。”如在先月亭尖顶的影子刚好指向老鼠尾藏宝地点，蒋介石临走和郝嘉临终都伸出三根指头，清明时，郝嘉墓碑下冒出的白雾；凌晨时，曾侯乙馆传来的鼓乐声；天亮时，防护柜里闻到异香；九峰墓地，曾本之用龟甲驱散冤魂；到龙王庙时，曾侯乙尊盘的失落……这些情节的安排，使作品弥漫着巧合和神秘气氛，凸显了小说的楚文化意蕴，从而丰富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审美艺术。如果说蟠虺的纹饰使青铜器获得了飞扬的艺术生命，那么这部以蟠虺命名的小说作为审美艺术作品，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风韵。
{1} 周新民、刘醒龙：《〈蟠虺〉：文学的气节与风骨——刘醒龙访谈录》，《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
{2} 刘醒龙：《青铜大道与大盗》，《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3} 洪治纲：《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 汪政：《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价值、知识与话语》，《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5}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 者：谢文芳，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