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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对接。本文通过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因素上的差异，探讨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的优化使用，消除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一些障碍。
关键词： 汉英文化差异 翻译策略 优化利用
一、汉英文化差异不容忽视
本文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文化”一词的定义第一条，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变革、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必然引起两个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习俗、行为方式及有情感的语言表达方式上，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然会打上不同文化的烙印。汉语中有“三生有幸”“一尘不染”等反映佛教观念的词汇，“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反映政策的词汇；英语中也有“Sword of 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等反映历史的词汇。可见，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交换，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对接。文化的共性使这种对接成为可能，同时文化的个性决定其不可能完美。文化的个性形成文化差异的鸿沟，译者的使命就是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１］因而，如何优化自己的翻译策略便成了译者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两种翻译策略及之间的关系
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明确地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这里的所谓“洋气”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异化”。所谓归化，就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异化，则是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2］当然，关于归化与异化之争可谓古今中外皆源远流长。在中国，古有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经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之争，直到1987年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将两者之争推向高潮；在国外，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icero，Horace和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译），十八至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翻译家Schleiermacher有一句名言：“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之争才正式取代直译和意译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4］无论是归化派还是异化派，他们都有关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读者接受等方面的考虑。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我认为读者们对异域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寻求异域知识的好奇心也被不断刺激，各种异域的表达不断地被引进与接受，因而从长远角度来说异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归化与异化目前看来仍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没有完全归化的译文，也没有完全异化的译文。
三、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化
上文提到，归化与异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由于两种策略各有所长，如何优化翻译策略就变得极其重要，以下结合翻译实例来分析两种策略的优化利用。
例如：至于才子佳人等书……更有一种风雨笔墨……（曹雪芹，《红楼梦》）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杨宪益、戴乃迭译）
And the “boudoir romance” ... Still worse is the “erotic novel” ...（David Hawkes）
从翻译的类型来看，原文中“风月”二字本意指风清月明，在诗词歌赋中常用以比喻男欢女爱，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韵味的词语，杨戴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读者传递出原文本的文化内涵。从这一点看，霍氏的归化译文略显单薄。通常情况下，以介绍源语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历史、典故、民间故事等类型的翻译，异化策略用得较多，因为这类翻译的目的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目的语的读者，使其体会、了解源语文化。而对于一些实用性文体的文章，如新闻报道、广告、宣传资料、通知等的翻译，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较多地采用归化策略，以达到通俗易懂、表达清晰的效果。如关于著名电影“Waterloo Bridge”的归化翻译《魂断蓝桥》运用得就恰到好处，译者翻译时避免了Waterloo（滑铁卢）给人以介绍战争的误导，而是联系影片的爱情主题，译成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蓝桥”，使中国观众闻联想起典故，表达效果极佳。［5］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接受来看，杨氏采用异化策略将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希望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基础的目的语人群能获得更多的文化知识，包括对“风月”这一意象的把握；而霍氏的译文显然更针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人群。我们可以此来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异化翻译发挥的作用。鲁迅极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借助翻译来改造汉语、丰富汉语，使汉语更细致精密，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逻辑性。异化翻译此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见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各有千秋，如何使它们的作用在文章中得以优化则需要考虑以上因素，在全面分析后方可知晓。
四、结语
归化与异化的争执从未间断，学者的争执业已从语言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目前看来二者是在处理文化差异时必须面对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归化译文有较高的可读性，读者群较为庞大，读起来通顺易懂；异化译文可以尽可能多的传递文化信息，使读者体验异域表达与文化风味，它们各有所长，互相补充与完善。或许若干年后，在另一个较大的学术转向之后，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这两种翻译策略，从更多的角度探讨二者的优化利用。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主编.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4.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
［3］Schleiermacher，A.On the Different Method of Translation［A］.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 from Dryden to Derrida［C］.Schulte，R.，Biguenet，J.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1992：36-54.
［4］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23）.
［5］李增垠.汉英文化差异与互译［J］.青海社会科学，2006，（4）.
关键词： 汉英文化差异 翻译策略 优化利用
一、汉英文化差异不容忽视
本文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文化”一词的定义第一条，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包含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变革、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必然引起两个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习俗、行为方式及有情感的语言表达方式上，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然会打上不同文化的烙印。汉语中有“三生有幸”“一尘不染”等反映佛教观念的词汇，“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反映政策的词汇；英语中也有“Sword of 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等反映历史的词汇。可见，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交换，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对接。文化的共性使这种对接成为可能，同时文化的个性决定其不可能完美。文化的个性形成文化差异的鸿沟，译者的使命就是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１］因而，如何优化自己的翻译策略便成了译者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两种翻译策略及之间的关系
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就明确地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这里的所谓“洋气”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异化”。所谓归化，就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异化，则是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2］当然，关于归化与异化之争可谓古今中外皆源远流长。在中国，古有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经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之争，直到1987年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将两者之争推向高潮；在国外，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icero，Horace和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译），十八至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翻译家Schleiermacher有一句名言：“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之争才正式取代直译和意译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4］无论是归化派还是异化派，他们都有关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读者接受等方面的考虑。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我认为读者们对异域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寻求异域知识的好奇心也被不断刺激，各种异域的表达不断地被引进与接受，因而从长远角度来说异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归化与异化目前看来仍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没有完全归化的译文，也没有完全异化的译文。
三、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化
上文提到，归化与异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由于两种策略各有所长，如何优化翻译策略就变得极其重要，以下结合翻译实例来分析两种策略的优化利用。
例如：至于才子佳人等书……更有一种风雨笔墨……（曹雪芹，《红楼梦》）
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杨宪益、戴乃迭译）
And the “boudoir romance” ... Still worse is the “erotic novel” ...（David Hawkes）
从翻译的类型来看，原文中“风月”二字本意指风清月明，在诗词歌赋中常用以比喻男欢女爱，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韵味的词语，杨戴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读者传递出原文本的文化内涵。从这一点看，霍氏的归化译文略显单薄。通常情况下，以介绍源语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历史、典故、民间故事等类型的翻译，异化策略用得较多，因为这类翻译的目的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目的语的读者，使其体会、了解源语文化。而对于一些实用性文体的文章，如新闻报道、广告、宣传资料、通知等的翻译，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较多地采用归化策略，以达到通俗易懂、表达清晰的效果。如关于著名电影“Waterloo Bridge”的归化翻译《魂断蓝桥》运用得就恰到好处，译者翻译时避免了Waterloo（滑铁卢）给人以介绍战争的误导，而是联系影片的爱情主题，译成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蓝桥”，使中国观众闻联想起典故，表达效果极佳。［5］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接受来看，杨氏采用异化策略将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希望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基础的目的语人群能获得更多的文化知识，包括对“风月”这一意象的把握；而霍氏的译文显然更针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人群。我们可以此来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异化翻译发挥的作用。鲁迅极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借助翻译来改造汉语、丰富汉语，使汉语更细致精密，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逻辑性。异化翻译此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见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各有千秋，如何使它们的作用在文章中得以优化则需要考虑以上因素，在全面分析后方可知晓。
四、结语
归化与异化的争执从未间断，学者的争执业已从语言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目前看来二者是在处理文化差异时必须面对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归化译文有较高的可读性，读者群较为庞大，读起来通顺易懂；异化译文可以尽可能多的传递文化信息，使读者体验异域表达与文化风味，它们各有所长，互相补充与完善。或许若干年后，在另一个较大的学术转向之后，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这两种翻译策略，从更多的角度探讨二者的优化利用。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主编.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4.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
［3］Schleiermacher，A.On the Different Method of Translation［A］.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 from Dryden to Derrida［C］.Schulte，R.，Biguenet，J.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ago Press，1992：36-54.
［4］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23）.
［5］李增垠.汉英文化差异与互译［J］.青海社会科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