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5日，郁达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沉沦》正式出版。此书一出，遂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时评价毁誉皆有。郁达夫在《<鸡肋集>题辞》中回忆道“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的痛骂的雄词”。一部小说集造成如此声势，跟其直白大胆地暴露自我的创作方法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作品对青年人在特殊时代经受的苦闷心理的赤裸剖析，更是触碰到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关于性描写的禁忌话题。在诠释这个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的青年形象时，郁达夫希望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心理，尤其是人物的“性”心理的剖析，而赋予其如何的形象特征，这种性描写又产生了什么新的意义，是本文关注点所在。
　　“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问题”。性欲对作家来说，是严肃的，是探讨人的生存时不可规避的话题。在《沉沦》中，作者着力表现一留日青年内心的重重矛盾冲突，这种种冲突被包裹在“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引发变态性心理这一主题的外衣内。作家设定了不同的语境，给予“性苦闷”一词以多层含义，使其不仅仅停留在人的自然需求这一原初意义上，而是进行了扩充延展。作家是借表现苦闷来传达对现实的不满，揭露其性格弱点与心理的“恶”，借此揭示了在文化断裂期青年的心理状态与生存困境。这正应验了李初梨所说的“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提及这一文时，他说“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
　　作家所以直接坦白暴露人的心理，甚至不回避对性意识的萌发引起的苦闷做细致刻画，一方面，与郁达夫的文艺创作观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小说的生命，是小说中事实的逼真”，“把捉自然，将自然再现出来，是艺术家的本分。把捉得牢，再现得切，将天真赤裸裸的提示到我们的五官前头来的，便是最好的艺术品。”
　　在这一层面上来解读《沉沦》，描写性意识原是表现真实的人生所需。郁达夫曾写道：“种种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本能。”反观其创作，作家着力表现性意识的不可控制力，即是对这个创作理念的实践了：“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平时所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在小说中，本能的力量动摇了扎根于人物思想中传统道德的规束，使人物意识到自身的正常需求，相比之下，传统思想中对性意识的贬低和刻意遗忘，运用道德枷锁限制人的正常发展，便显得虚伪与可怕了。
　　另一方面，郁达夫说道：“我们近代人的最大问题，第一可以说是自我的发见，个性的主张。”性欲是构成人生的一部分，是自我应当享有的自然权利，把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受到贬抑的性观念解放出来，使它返回其原有的意义中去，揭开它身上刻有的文化烙印，确是郁达夫对个性解放，重新确定自我价值的有力响应。
　　如果说，对性意识萌发的描写是为了表现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生，肯定自我，那远非作家真正的创作意图。在郁达夫的笔下，人物性意识的觉醒既是对正常生理需要的突显，同时也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原因。处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与地域背景中，人物的欲念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受到压抑后便演化为变态的病的心理。性苦闷在此被不着声色地扩展为生存的苦闷，作家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社会。
　　处在时代转型期的青年，心理变化复杂矛盾。作家也告诉读者，他刻画的是青年“病的心理”。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有多重原因，其中隐含了各种冲突。如果忽略了这一要点，就容易把小说的主人公看成是追求肉欲的酒色之徒，偏离了文本的原意，造成误读。郁达夫在《<茑萝集>自序》里也说，“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去追求酒色的原因”。这正好说明了小说中对性苦闷的描写并不是旨在宣扬颓废堕落的生活方式，而是包含多重意义。把其中所蕴含的层层内涵剥开，才能看到小说的核心。
　　小说的主人公一直渴望得到的是理解与爱，当自我性意识觉醒时，主人公也发出了真诚的心声：“……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但是，这种对人生温暖关怀的向往，被现实的高墙无情地阻隔在外，正常的爱得不到，在压抑之下，主人公的求爱之心才会发生扭曲，最终不得不以非正常的方式去满足和宣泄，在重压之下，人物的心理受到极度的扭曲。
　　若是继续追究下去，大概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主人公会如此孤独?造成他的孤独的原因是什么?对此，作家为“性苦闷”注入了另一重意义。作为一个留学日本的学生，在他的身边生活着的是异域的人群。文本的多处都写道，主人公“他”在受到同学的冷落，或是与日本女学生相遇，还是在酒馆与妓女相处，都发出“复仇”的喊叫：“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在叙述中，作家描述了形成主人公性苦闷的主要原因：种族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主人公在文本中既是个体，也代表着贫弱落后的中华民族，他遭受着来自社会群体的歧视。这一语境加强了群体身份的符号化——象征着高高在上，鄙视弱国子民的强势民族。主人公与群体之间的对立和抗争，转化为强弱两个种族的相互对立。在此文化氛围中，女性也不再是单纯的欲望对象，而是种族的符号，受到女性的冷落，就意味着弱小民族的身份受到歧视，失去他人的尊重，民族地位不平等，作家为主人公的性心理注入了民族意识。
　　不可忽略的是，正是祖国的落后与贫弱，它的子民才会受到强势民族的歧视，这也是让主人公患上“忧郁病”的真正原因。在这一意义层面上，对人物性苦闷心理的挖掘，既抒发了作家对种族歧视的反抗，也暗含了作家对中国当时贫弱交加、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抨击。
　　与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对性描写讳莫如深相比，郁达夫在序文中坦言小说叙述的是对性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勇气与眼光，毕竟，在当时这仍是一个不可碰触的话题。正是具有进步的思想与莫大的勇气，使他能真正深入到当时青年的内心深处，捕捉到其中细微复杂的变化，这正是新旧交接时期的进步思想萌生的体现，新的观看世界观看自我的方式产生了。郁达夫能从自身体验出发，剖析了青年在这一断裂期的思想阵痛，越是个人的，越是公共的。郁达夫通过对个体内心的细致刻画，使笔下的人物超越个人体验，从而获得时代的意义，喊出广大青年的真实心声，为他赢得读者的共鸣与同情。
　　
　　注释：
　　①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卷10)[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②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卷1)[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③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C].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广州)，1986.
　　④郁达夫.郁达夫文集(卷8)[M].广州：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