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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往事》以“上海”为名，主体部分（高潮和结局）却在水乡小镇和一座孤岛上展开，并通过对乡村风土人情的大量描写，营造出浓郁的乡土氛围，饱含乡土元素。本文从“想象”和“现实”两个角度切入，结合小说的人物形象和关系、环境描写以及情节设置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上海往事》中的城乡关系，提出“乡土‘永远’是城市的精神故乡”。
关键词：人物；环境；情节；城乡关系；精神故鄉
一、“想象”——城市与乡村的互相观察
小说中存在两种“想象”：乡村对城市的无限向往和城市对乡村的无限怀念，这种想象的载体便是人物。小说的人物可以分为三类：城市人——宋约翰；乡下人——桂香、翠花嫂、槐根、阿娇和唐臭蛋（“我”）；城乡结合者——老爷、二管家、小金宝。“城市人”是没有乡土成长经验的“纯种”城市人；乡下人是成长于乡村，从未真正接触城市生活，仅仅从间接经验中了解城市的人；城乡结合者，则是出身乡村，身处城市，乡村与城市特质兼具的人。老爷作为上海滩的黑帮老大翻云覆雨，以这座城市的“秩序掌握者”的姿态存在，然而他并非是纯正的城市人，而是出身乡村的庄户人。老爷看见小金宝的农妇装扮，吩咐阿贵：“回头也给我找一件，我也再做一回庄户人。”至于宋约翰，虽然文中并未明确其出身，但是宋约翰风流倜傥、白净书生的气质，与老爷、郑三爷等人的粗砺形象完全不同，暗示其纯正城市人的出身。
唐臭蛋、阿娇是乡村向往城市的代表。在小说的开头，唐臭蛋怀着“开一家好豆腐坊”的梦想来到大上海；小说的结尾，小姑娘阿娇则表示“要像姨娘（小金宝）一样”。正如唐臭蛋所感叹的，阿娇是小金宝悲剧命运的又一个轮回。在经历了一番云波诡谲的生死斗争之后，乡村对于城市的向往仍然强烈而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围绕阿娇展开的新一轮斗争已然可以预见。
然而，对于小金宝来说，与生俱来的乡土本性和对故乡——乡村的极度眷恋，则因为亲眼目睹了城市的内在阴暗和物质的必然幻灭后得到升华和壮大，引起对乡土价值的自觉留恋。此时的小金宝已经脱离乡村生活经验多年，身处城市时她心中的乡村，也只是基于回忆的想象。
二、“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表象
情结由冲突构成，小说的冲突由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根据上一节对《上海往事》的人物的鲜明分类，可以发现《上海往事》中情节与三类人物之间关系的隐喻——城乡间的冲突与对立。
城乡冲突的多个方面展现在小说的细节中。这些细节展示的不仅仅是鲜明而直观的社会面貌，还包括社会发展中的伦理与秩序。例如：
（一）城乡人伦的错位。例如，在小说的高潮“孤岛”部分，老爷、小金宝等一干人和翠花嫂、阿娇共进了一餐早饭。在这场“城乡会面”中，翠花嫂让认了小金宝做干妈的小阿娇叫老爷“干爷爷”——这一令在场者无比尴尬的错误，揭露了传统人伦关系从乡村进入城市后的错位。
（二）城乡秩序的冲突。这种秩序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宋约翰和老爷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一斗争作为主线贯穿全篇。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作为生存环境的两种不同形态，都是由人所构建的，两者的运行实际上都依赖着人的操作，是人际关系的外现。这里的秩序，指的就是两种不同人际关系。老爷作为曾经的庄户人，将自身的乡土人际关系经验运用于构建上海江湖。宋约翰认为老爷“挥铲弄锄的手再也把持不了上海滩”，通过阴谋诡计，企图利用自己培植的“十八罗汉”夺权，构建符合自身城市经验的人际关系秩序。
（三）城市对乡村的控制。例如，上海滩的斗争与暗算本与槐根、桂香，与断桥镇并无关系，不过是小金宝住在了隔壁，少年槐根和桂香的命运从此被改变。槐根遭误杀，桂香被灭口，表面上是一种偶然，其实是城市对乡村命运的控制。槐根、桂香会被杀只是一种随机选择，这种随机性的存在实际上说明断桥镇上所有的居民都有被杀的可能。小说以老爷的胜利、宋约翰的失败告终，暗示着乡土的胜利——城市的秩序仍由出身乡村者构建并操控，实际上是乡村秩序在城市这一新生存环境发展出的新形态。本没有纯正的城市人，城市人的祖先是出身乡村的庄户人，每座城市都有其出身乡野的历史，即便是上海这样的“东方巴黎”，也抹不去自身的乡土印记。
三、乡土——城市的精神故乡
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原本泼辣蛮横的小金宝在乡土氛围的浸染下，内在良善被重新唤醒。“上海”满足的是小金宝的物质需求，小金宝对于物质的追求始终从未停止——即便是在经历了断桥镇软禁的劫难后，她仍然选择回到老爷身边——对于小金宝来说，老爷意味着物质的满足。起初她的内心是空虚的，离不开荣华富贵，对宋约翰抱着爱情的幻想，企图通过与年轻的城市人宋约翰结合在城市扎根。来到断桥镇后，桂香、翠花嫂等人淳朴的关怀填补了她情感上的空白，乡土的温情成为她的情感支柱。因此，即便她意识到自己只是宋约翰与老爷争权夺利的棋子，即便她面临被处死的命运，小金宝仍然没有真正垮掉，此时她的内心还有值得保护和珍惜的东西，还有最后的精神依托——“放过翠花嫂和阿娇。”小金宝的真正死亡并不是最后她自杀的那一刻，在她得知翠花嫂被杀，阿娇义无反顾地奔向大上海时，她便已经死了——情感世界的完全沦陷让小金宝感受到彻头彻尾的绝望。小金宝的悲剧命运，似乎表达的是对失落乡土的哀悼，其实通过小金宝自杀的选择，展现的是一种对乡土的坚守。
乡村温情、纯美的风土人情，小金宝最终对乡土本性的选择，老爷的出身乡土、掌控城市的双重身份，老爷所代表乡土秩序的胜利，都指向了一个主题，即“城市脱胎于乡土，并以乡土为精神故乡”——城市的秩序由掌握乡土经验的人构造，并且照搬乡土的规则；城市中人最终的精神寄托，仍然归属乡土的温情。
作者精心构造“错位”，将具有乡土社会内核的黑帮作为城市的象征，把城市斗争放在乡土的环境中展开，同时通过三种身份人物的同台演出，展现城市与乡村的相互观察、相互想象，表达出作者对城市与乡村“相生相长”的思考。《上海往事》不仅仅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更是当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分离人们精神的隐痛。
关键词：人物；环境；情节；城乡关系；精神故鄉
一、“想象”——城市与乡村的互相观察
小说中存在两种“想象”：乡村对城市的无限向往和城市对乡村的无限怀念，这种想象的载体便是人物。小说的人物可以分为三类：城市人——宋约翰；乡下人——桂香、翠花嫂、槐根、阿娇和唐臭蛋（“我”）；城乡结合者——老爷、二管家、小金宝。“城市人”是没有乡土成长经验的“纯种”城市人；乡下人是成长于乡村，从未真正接触城市生活，仅仅从间接经验中了解城市的人；城乡结合者，则是出身乡村，身处城市，乡村与城市特质兼具的人。老爷作为上海滩的黑帮老大翻云覆雨，以这座城市的“秩序掌握者”的姿态存在，然而他并非是纯正的城市人，而是出身乡村的庄户人。老爷看见小金宝的农妇装扮，吩咐阿贵：“回头也给我找一件，我也再做一回庄户人。”至于宋约翰，虽然文中并未明确其出身，但是宋约翰风流倜傥、白净书生的气质，与老爷、郑三爷等人的粗砺形象完全不同，暗示其纯正城市人的出身。
唐臭蛋、阿娇是乡村向往城市的代表。在小说的开头，唐臭蛋怀着“开一家好豆腐坊”的梦想来到大上海；小说的结尾，小姑娘阿娇则表示“要像姨娘（小金宝）一样”。正如唐臭蛋所感叹的，阿娇是小金宝悲剧命运的又一个轮回。在经历了一番云波诡谲的生死斗争之后，乡村对于城市的向往仍然强烈而不可动摇地存在着，围绕阿娇展开的新一轮斗争已然可以预见。
然而，对于小金宝来说，与生俱来的乡土本性和对故乡——乡村的极度眷恋，则因为亲眼目睹了城市的内在阴暗和物质的必然幻灭后得到升华和壮大，引起对乡土价值的自觉留恋。此时的小金宝已经脱离乡村生活经验多年，身处城市时她心中的乡村，也只是基于回忆的想象。
二、“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表象
情结由冲突构成，小说的冲突由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产生。根据上一节对《上海往事》的人物的鲜明分类，可以发现《上海往事》中情节与三类人物之间关系的隐喻——城乡间的冲突与对立。
城乡冲突的多个方面展现在小说的细节中。这些细节展示的不仅仅是鲜明而直观的社会面貌，还包括社会发展中的伦理与秩序。例如：
（一）城乡人伦的错位。例如，在小说的高潮“孤岛”部分，老爷、小金宝等一干人和翠花嫂、阿娇共进了一餐早饭。在这场“城乡会面”中，翠花嫂让认了小金宝做干妈的小阿娇叫老爷“干爷爷”——这一令在场者无比尴尬的错误，揭露了传统人伦关系从乡村进入城市后的错位。
（二）城乡秩序的冲突。这种秩序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宋约翰和老爷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一斗争作为主线贯穿全篇。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作为生存环境的两种不同形态，都是由人所构建的，两者的运行实际上都依赖着人的操作，是人际关系的外现。这里的秩序，指的就是两种不同人际关系。老爷作为曾经的庄户人，将自身的乡土人际关系经验运用于构建上海江湖。宋约翰认为老爷“挥铲弄锄的手再也把持不了上海滩”，通过阴谋诡计，企图利用自己培植的“十八罗汉”夺权，构建符合自身城市经验的人际关系秩序。
（三）城市对乡村的控制。例如，上海滩的斗争与暗算本与槐根、桂香，与断桥镇并无关系，不过是小金宝住在了隔壁，少年槐根和桂香的命运从此被改变。槐根遭误杀，桂香被灭口，表面上是一种偶然，其实是城市对乡村命运的控制。槐根、桂香会被杀只是一种随机选择，这种随机性的存在实际上说明断桥镇上所有的居民都有被杀的可能。小说以老爷的胜利、宋约翰的失败告终，暗示着乡土的胜利——城市的秩序仍由出身乡村者构建并操控，实际上是乡村秩序在城市这一新生存环境发展出的新形态。本没有纯正的城市人，城市人的祖先是出身乡村的庄户人，每座城市都有其出身乡野的历史，即便是上海这样的“东方巴黎”，也抹不去自身的乡土印记。
三、乡土——城市的精神故乡
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原本泼辣蛮横的小金宝在乡土氛围的浸染下，内在良善被重新唤醒。“上海”满足的是小金宝的物质需求，小金宝对于物质的追求始终从未停止——即便是在经历了断桥镇软禁的劫难后，她仍然选择回到老爷身边——对于小金宝来说，老爷意味着物质的满足。起初她的内心是空虚的，离不开荣华富贵，对宋约翰抱着爱情的幻想，企图通过与年轻的城市人宋约翰结合在城市扎根。来到断桥镇后，桂香、翠花嫂等人淳朴的关怀填补了她情感上的空白，乡土的温情成为她的情感支柱。因此，即便她意识到自己只是宋约翰与老爷争权夺利的棋子，即便她面临被处死的命运，小金宝仍然没有真正垮掉，此时她的内心还有值得保护和珍惜的东西，还有最后的精神依托——“放过翠花嫂和阿娇。”小金宝的真正死亡并不是最后她自杀的那一刻，在她得知翠花嫂被杀，阿娇义无反顾地奔向大上海时，她便已经死了——情感世界的完全沦陷让小金宝感受到彻头彻尾的绝望。小金宝的悲剧命运，似乎表达的是对失落乡土的哀悼，其实通过小金宝自杀的选择，展现的是一种对乡土的坚守。
乡村温情、纯美的风土人情，小金宝最终对乡土本性的选择，老爷的出身乡土、掌控城市的双重身份，老爷所代表乡土秩序的胜利，都指向了一个主题，即“城市脱胎于乡土，并以乡土为精神故乡”——城市的秩序由掌握乡土经验的人构造，并且照搬乡土的规则；城市中人最终的精神寄托，仍然归属乡土的温情。
作者精心构造“错位”，将具有乡土社会内核的黑帮作为城市的象征，把城市斗争放在乡土的环境中展开，同时通过三种身份人物的同台演出，展现城市与乡村的相互观察、相互想象，表达出作者对城市与乡村“相生相长”的思考。《上海往事》不仅仅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更是当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分离人们精神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