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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先生近年来在俄国史研究方面发表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力作。由他主编的红色风暴系列中的《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出于对二十世纪欧洲难民问题的兴趣，笔者仔细阅读了张先生书中的第十章“自我放逐的灵魂：俄罗斯侨民之谜”，读后很有收获也深受启发，但同时也有几处疑问，求教于方家。
一
在该书第十章的第二部分“月有阴晴圆缺”中，作者提到“1921年，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第252页。以下引该书只标明页码)。这段表述提到了国际红十字会、民族联盟和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张教授认为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下的民族联盟，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领导。笔者的疑问是，国际红十字会、民族联盟和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不是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也就是说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到底是由谁任命的?
要搞清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不是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这一职位设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过程。难民问题是世界政治的伴生物。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战争的国际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旧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的扩大和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少数民族和无国家者的迫害、对原统治阶级和政治反对派的消灭，造成大规模的人口逃亡”([美]吉尔·洛希尔：《超越慈善——国际合作与全球难民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下引该书只标书名和页码)，其中包括因沙皇俄国的崩溃、俄国十月革命、内战、俄波战争以及1921年苏俄饥荒而逃离俄国的二百多万居民。“由于苏俄政府取消了俄国难民的国籍、废止了他们的旅行证明，俄国难民尤其受到影响”(《超越慈善》，第36页)。国际社会开始面临严重的难民问题。
为缓解难民困境，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和欧美的慈善团体慷慨解囊，通过设立流动厨房、紧急医疗站和孤儿院等形式，在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积极组织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但随着难民人数的日益增多，救援的难度越来越大，1921年，许多援助机构的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另外，涉及俄国难民问题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道主义范畴，成为一个政治性问题。这种人道性和政治性的相互交织更增加了解决难民问题的难度。在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联盟开始了解决难民问题的工作。
吉尔·洛希尔认为，“这一时期由国际红十字会领导的主要的人道主义组织说服国际联盟设立了一个至少处理某些难民的国际机构”(《超越慈善》，第36页)。国际联盟还任命了只对俄国难民负责的首任难民高级专员。迈克尔·R．马鲁斯对这一过程的记载更为详细：“1920年末，一些慈善团体和政府认为先前没有卷入的国际联盟应该参与解决难民问题。192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人道主义组织努力去说服国联理事会采取行动。当时身为瑞士联邦总统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发言，指出有八十万缺少法律保护的俄国难民在欧洲流浪。红十字会设想由国联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处理俄国难民问题，界定他们的合法地位，在尽可能多的地方援助他们，帮助他们在俄国之外实现遣返或就业。尽管对于是否卷入观点差异很大，国联理事会还是同意采取行动，于1921年8月设立了一个专门处理难民问题的职务——国联处理欧洲俄国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0n Beha ofthe Leagu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blem 0fRussian Refugees in Europe)”(迈克尔·R．马鲁斯：《多余的人——二十世纪欧洲难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这是国际联盟为处理国际难民问题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国际社会对解决难民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可见，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其主要使命就是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国际红十字会只是在这一职务的设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教授著作中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说法是不准确，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二
对于书中张教授提到的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如“俄国侨民将南希博士视为自己的救星，称‘俄国难民身份证明’为‘南希护照’”(第252～253页)，笔者也有疑问。
根据其国籍和所担任的职务，笔者推断，“南希博士”就是国际联盟任命的首任处理俄国难民事务的高级专员——挪威著名的探险家、科学家以及政治活动家Fridtjof Nansen。在笔者所看到的很多资料中，Fridtiof Nansen和Nansen Pass-port的通译是“弗里德约夫·南森”和“南森护照”，见《国际联盟史》(华尔脱斯著，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5页～2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二卷中的“南森”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3页)和《难民国际保护的先驱——弗里德约夫·南森》(《世界知识》，1986年第14期，第9页)。为了规范化和方便读者，应该使用学术界已经统一的译名。
三
在该书同一章节中张教授还提到：“1927年9月的民族联盟会议和1928年5月的政府间第二届国际会议相继做出决议：1、鉴于难民缺乏法律保护，授权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处理俄国难民问题……2、俄难民和亚美尼亚难民的离婚问题，按照他们侨居国的法律办理。对‘俄国难民’的概念和民族联盟的决议各国政府予以承认，到1926年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发放了‘俄国难民身份证明”’(第253页)。这段文字结合前述“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又引发了笔者的一个疑问：国际红十字会下面是不是有民族联盟这样的附属机构?民族联盟会议和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到底是怎样的机构?由于书中此处内容没有注明出处，笔者无从考证。根据书中上下文的内容以及相关历史事实，笔者大胆推测，民族联盟可能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民族联盟会议可能是国际联盟大会(the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而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则可能是国际联盟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League of Nations)。
首先，根据相关资料，国际红十字会主要有两个组织机构：一是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它负责制定工作原则和总政策并监督委员会的全部活动；一是负责指导日常事务和监督行政管理工作的执行理事会，成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族联盟这样的机构在国际红十字会中并不存在。其次，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与国际红十字会并无隶属关系，不知道张教授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此外，如果我们假定民族联盟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下属机构，那么它的决议能否得到承认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决议，对各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
南森应该是向国际联盟而不是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另外，有关难民身份证的专门协定全部是由国际联盟颁布的，如1922年6月5日《向俄国难民颁发身份证的安排》、1924年5月24日《向亚美尼亚难民颁发身份证件的安排》以及1926年5月12日签订的《关于向俄国和亚美尼亚难民颁发身份证件的安排》，这是为了争取各国支持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工作并承认“南森护照”。所以真正有权处理难民问题、向难民提供保护以及作出有关难民问题决议的应该是国际联盟的相关机构，如国联大会和国联行政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难民的救济、遣返、安置和保护等行为大都是在国际联盟的框架下实施的，国联先后有一系列组织和相关协定旨在处理不断出现的新的难民问题，它所处理的问题涉及俄国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
鉴于上述两个原因，笔者以为书中这一部分的“民族联盟”、“民族联盟会议”以及“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三个特定称谓是存在疑问的。
上述陋见的不当之处还望张先生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张建华等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2月版，24.00元)
一
在该书第十章的第二部分“月有阴晴圆缺”中，作者提到“1921年，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第252页。以下引该书只标明页码)。这段表述提到了国际红十字会、民族联盟和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张教授认为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下的民族联盟，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领导。笔者的疑问是，国际红十字会、民族联盟和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不是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也就是说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到底是由谁任命的?
要搞清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不是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这一职位设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过程。难民问题是世界政治的伴生物。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战争的国际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旧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的扩大和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少数民族和无国家者的迫害、对原统治阶级和政治反对派的消灭，造成大规模的人口逃亡”([美]吉尔·洛希尔：《超越慈善——国际合作与全球难民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下引该书只标书名和页码)，其中包括因沙皇俄国的崩溃、俄国十月革命、内战、俄波战争以及1921年苏俄饥荒而逃离俄国的二百多万居民。“由于苏俄政府取消了俄国难民的国籍、废止了他们的旅行证明，俄国难民尤其受到影响”(《超越慈善》，第36页)。国际社会开始面临严重的难民问题。
为缓解难民困境，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和欧美的慈善团体慷慨解囊，通过设立流动厨房、紧急医疗站和孤儿院等形式，在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积极组织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但随着难民人数的日益增多，救援的难度越来越大，1921年，许多援助机构的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另外，涉及俄国难民问题也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道主义范畴，成为一个政治性问题。这种人道性和政治性的相互交织更增加了解决难民问题的难度。在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联盟开始了解决难民问题的工作。
吉尔·洛希尔认为，“这一时期由国际红十字会领导的主要的人道主义组织说服国际联盟设立了一个至少处理某些难民的国际机构”(《超越慈善》，第36页)。国际联盟还任命了只对俄国难民负责的首任难民高级专员。迈克尔·R．马鲁斯对这一过程的记载更为详细：“1920年末，一些慈善团体和政府认为先前没有卷入的国际联盟应该参与解决难民问题。192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人道主义组织努力去说服国联理事会采取行动。当时身为瑞士联邦总统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发言，指出有八十万缺少法律保护的俄国难民在欧洲流浪。红十字会设想由国联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处理俄国难民问题，界定他们的合法地位，在尽可能多的地方援助他们，帮助他们在俄国之外实现遣返或就业。尽管对于是否卷入观点差异很大，国联理事会还是同意采取行动，于1921年8月设立了一个专门处理难民问题的职务——国联处理欧洲俄国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0n Beha ofthe Leagu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blem 0fRussian Refugees in Europe)”(迈克尔·R．马鲁斯：《多余的人——二十世纪欧洲难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这是国际联盟为处理国际难民问题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国际社会对解决难民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可见，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其主要使命就是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国际红十字会只是在这一职务的设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教授著作中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说法是不准确，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二
对于书中张教授提到的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如“俄国侨民将南希博士视为自己的救星，称‘俄国难民身份证明’为‘南希护照’”(第252～253页)，笔者也有疑问。
根据其国籍和所担任的职务，笔者推断，“南希博士”就是国际联盟任命的首任处理俄国难民事务的高级专员——挪威著名的探险家、科学家以及政治活动家Fridtjof Nansen。在笔者所看到的很多资料中，Fridtiof Nansen和Nansen Pass-port的通译是“弗里德约夫·南森”和“南森护照”，见《国际联盟史》(华尔脱斯著，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5页～2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二卷中的“南森”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3页)和《难民国际保护的先驱——弗里德约夫·南森》(《世界知识》，1986年第14期，第9页)。为了规范化和方便读者，应该使用学术界已经统一的译名。
三
在该书同一章节中张教授还提到：“1927年9月的民族联盟会议和1928年5月的政府间第二届国际会议相继做出决议：1、鉴于难民缺乏法律保护，授权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处理俄国难民问题……2、俄难民和亚美尼亚难民的离婚问题，按照他们侨居国的法律办理。对‘俄国难民’的概念和民族联盟的决议各国政府予以承认，到1926年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发放了‘俄国难民身份证明”’(第253页)。这段文字结合前述“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又引发了笔者的一个疑问：国际红十字会下面是不是有民族联盟这样的附属机构?民族联盟会议和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到底是怎样的机构?由于书中此处内容没有注明出处，笔者无从考证。根据书中上下文的内容以及相关历史事实，笔者大胆推测，民族联盟可能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民族联盟会议可能是国际联盟大会(the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而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则可能是国际联盟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League of Nations)。
首先，根据相关资料，国际红十字会主要有两个组织机构：一是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它负责制定工作原则和总政策并监督委员会的全部活动；一是负责指导日常事务和监督行政管理工作的执行理事会，成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族联盟这样的机构在国际红十字会中并不存在。其次，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与国际红十字会并无隶属关系，不知道张教授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此外，如果我们假定民族联盟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下属机构，那么它的决议能否得到承认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决议，对各国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
南森应该是向国际联盟而不是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另外，有关难民身份证的专门协定全部是由国际联盟颁布的，如1922年6月5日《向俄国难民颁发身份证的安排》、1924年5月24日《向亚美尼亚难民颁发身份证件的安排》以及1926年5月12日签订的《关于向俄国和亚美尼亚难民颁发身份证件的安排》，这是为了争取各国支持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工作并承认“南森护照”。所以真正有权处理难民问题、向难民提供保护以及作出有关难民问题决议的应该是国际联盟的相关机构，如国联大会和国联行政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难民的救济、遣返、安置和保护等行为大都是在国际联盟的框架下实施的，国联先后有一系列组织和相关协定旨在处理不断出现的新的难民问题，它所处理的问题涉及俄国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
鉴于上述两个原因，笔者以为书中这一部分的“民族联盟”、“民族联盟会议”以及“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三个特定称谓是存在疑问的。
上述陋见的不当之处还望张先生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张建华等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2月版，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