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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冯至为了躲避日军空袭，携家人住到了昆明东北郊杨家山林场的茅屋。在这个山清水秀的环境中，他进行了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艺探索，写出代表作《十四行集》。该书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印行，成为新诗的一座高峰，给九叶派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带来了启示。稍后，他又创作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等几篇与《十四行集》一样带有沉思性的散文，收入重庆国民出版社1943年版的散文集《山水》。《十四行集》与《山水》有很强的互文性，前者的主题和艺术方法在后者中得到更为清晰的表现。冯至晚年在《外来的养分》一文中自陈：
我在1941年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我把我崇拜的古代和现代的人物与眼前的树木、花草、虫鸟并列，因为他们和它们同样给我以教育或启示。
他所言的“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山水意象及其相互关系来实现的，体现出一个诗学的 “山水”观念。这应该是作者把他的散文集命名为《山水》的用意之所在。
我以为，《十四行集》最能体现诗人“山水”观念的诗歌要数第十五首《看这一对对的驮马》和第十六首《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前者写道——
看这一队队的驮马
驮来了远方的货物，
水也会冲来一些泥沙
从些不知名的远处，
风从千万里外也会
掠来些他乡的叹息：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
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
驮马带来货物，水冲来泥沙，鸟管领天空，这些都只是一个变动不居过程，什么也带不来，什么也带不去。诗的前六句是比兴，后八句为“叹息”的内容，过渡到写旅途中的人，由现象表达对人生的沉思，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漂泊感和虚无感。这让人想到李白的名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过客也。”第四节对人的存在连续追问三个问题，表现出不安的情绪。这首诗运用了自然山水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节还出现了“山水”一词。“山水”是外在于人的，又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
第十六首《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和第十七首《原野的小路》是对上一首诗的对答，上一首诗结尾提出带有悲观、虚无色彩的问题，那么，存在的实际境况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办？从这两首的关系来看，第十五首的三个问题其实是设问。第十六首正是“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的作品。《原野的小路》较为平易，是第十六首结尾所写人与人互通互感的进一步的阐释，这里姑且不论。
第十六首全诗如下——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诗歌一开始就依次从远景、近景到特写，动态地展开了一个宏阔辽远的空间画面。在这个空间里，人与自然万物、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彼此关联和呼应。全诗六处用了动词“化身”或同义的“化成”，其中五处人化为物，一处物化为人。最后一节通过人化为“蹊径”，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刻联系。“风吹”与“水流”表示时间的流转，“平原上交错的蹊径”指第十七首所写“心灵的原野里”的小路，这一节的意思是说人的活动会泽及他人。第二节用了“山川”一词。这首诗与上一首相比，一个表达无，一个表达有；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
对普通的读者来说，诗中通过“化身”于物来思考和表现人生的方式有些陌生，不大好理解。上面的两首诗与《十四行集》的很多诗篇一样，主要借山水意象来表现对人生的沉思。在冯至那里，“山水”既是自然万物的代名词，又是他深受德语诗人影响的诗学观念的体现，为理解其思想和诗艺的重要入口。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主要抒写了人与山水、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李广田在写于1943年的《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中，对冯至诗歌中的“关联”进行了阐释：它是人与人的生命之相融，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关联与融合。“作者认识到万物一体的大化之流行，一切都在关联变化中进行，所以一方面是积极的肯定，而另一方面就是那否定的精神，然而这种否定也正是那积极的精神之另一表现，因为自己与一切共存，故不想占有任何一部分，因为自己的灵魂与天地万物同其伟大而光灿，故毫无执着而固执的念头，自己有其实，正如一切有其实，故不沾沾于名相。”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山水”观念的关联性问题。
冯至的“山水”观念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因素，如人与自然和谐相通，游观山水之形而领悟自然之道。他在《两句诗》一文中，高度称赞贾岛的名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两句诗写尽了在无人的自然里独行人的无限的境界，同时也似乎道破了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融的那一点，这只有像贾岛那样参透了山林的寂静的人才凝练得出来。”不过，冯至的“山水”观念更多受到了歌德、诺瓦利斯（1772—1801）和里尔克（1875-1926）三位德语诗人的影响，有着认识论的倾向。冯至留德期间对歌德作品多有接触，在杨家山林场居住的时候又系统地研读过歌德。他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诺瓦利斯。冯氏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里尔克“正是我十年来随时都要打开来读的一个诗人”（《工作而等待》）。几个诗人显示了一个带有泛神论神秘色彩的德语诗学传统，我们不难从冯至对他们的译介和评论中找到其间的线索。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关联和转化。 歌德世界观的主体是“蜕变论”。冯至晚年在为《论歌德》一书所写的代序中，简明地介绍过这一思想：
歌德通过对植物的观察，认为千种万类的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型”即原始植物演化出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而且不断提高。歌德把这种理论称为蜕变论，并把它运用在动物、矿物上边，甚至用以解说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
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的思想性格都经历了“蜕变”过程。1935年底在致德国朋友鲍尔的信中，冯至说：“‘死和变’是我至高无上的格言。”“死和变”源自歌德的名诗《幸福的渴望》，诗的最后一节写道：“只要你还不曾有过/这个经验：死和变！/你只是个忧郁的旅客/在这阴暗的尘寰。”（《浅释歌德诗十三首》）此诗以飞蛾扑火为喻，歌颂人不满足于现状，向往光明，为了追求更高的存在，不惜在火焰中殉身。
诺瓦利斯是德国浪漫派的代表诗人。1935年，冯至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文中写道：
打开诺瓦利斯的作品，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把万事万物都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歌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线都消失了，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融合。“同在性”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和最常用的表述，它也为诺瓦利斯所信奉。
诺瓦利斯为其诗歌风格建立了自然哲学基础，写作《十四行集》时期冯至的诗学观念也明显带有自然哲学色彩。
袁可嘉说：
《十四行集》“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歌德的蜕变论和里尔克的转化论在这里都投下了它们的影子。里尔克关于事物不断转化的思想在其名作《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里有很多表现，如第一部第十四首讲到人与自然，生与死，可见与不可见者之间的转变顺从自然蜕变的生死观使冯至能坦然对待人生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且把它写得那样美，如同歌声离开乐曲，留下了乐谱。用“一脉青山”形容乐谱真是十分恰当的绝妙好词。（袁可嘉：《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
《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第一部第十四首的诗意大致是，已变成沃土的死者的精髓成就了果实，面对果实呈现出的彩色，又不免萌生妒意，然而这枚果实却是它们慷慨的赠予。
冯至“山水”诗学和诗艺的养分更多地来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后者的理论文章给了他启示，其诗艺是他直接的师法对象。他翻译过里尔克的随笔《论“山水”》，附录于《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一书。此文考察了从古希腊到现代“山水艺术”的嬗变，指出“山水艺术”的生长是一个始终伴随着人的发展的“世界山水化”进程。从绘画中可以看出现代的新趋势，“人不再是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世界的山水化”寓示着人与万物之间深刻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对山水风景的发现其实就是人的发现。冯至笔下的“山水”是与人的存在休戚相关的，借《论“山水”》中的话来说，他的相关作品就是“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以一种新的解释”。
青年冯至
冯至是一个善写山水的诗人，一个山水的悟道者。为了领悟山水，冯至从里尔克那里学习观物。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中说里尔克：
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见到许多物体的姿态；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
为什么要化身为物呢？《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介绍了里尔克的诗学观念和方法，“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因此，“化身”就是要超越物我的界线，深度体验物理和关联性，从而领悟万物之道。用中国传统话语来说，这种观物和化身或可称之为澄怀观道、神与物游。从观看到悟道再到表现，把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象结合起来，给诗思插上了翅膀，表现出“山水”的姿态和哲理。
《山水》中的散文对观物、关联和转化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叙和议论，把它与《十四行集》对照阅读，可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他“山水”诗学的认识。
受里尔克的启迪，冯至同样强调以“纯洁的爱”和“原始的眼睛”来观看自然万物。他说最难以忍受的是杭州西湖，因为西湖被涂上了太多的历史文化色彩。在《山水·后记》中，他说自己“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山水》中的散文大多写旅行，然而并没有去写那些名胜。我们在旅游中可能都有体会，自己与自然风景的亲切关系往往被规范化了。很多时候只能跟在导游后面，或者按照导游材料按图索骥，生怕漏掉了一个重要景点，像是学生做考卷时生怕漏题。结果也只是与风景名胜混个面熟，留下若干数码照片，得到一些知识，而殊少自己的感悟。在冯至的眼里，与西湖不同，“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都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山水·后记》）
冯至在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写，在他曾居住过杨家山的山谷里，那消逝的山村，清冽的小溪水源，开遍山坡的鼠曲草，雨后多彩的菌子，高耸的有加利树，野狗和麂子……这一切，都给了他的生命许多滋养。因为与那个许多年前消逝的村庄的人们踏过同一片土地，他觉得，“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联”。
经历过的山水即是存在的印证，并深深地渗透了存在者的生命。歌德有言，一线阳光，一枝花影，对于他的人格的造就，都和福祿特尔及狄德罗有同样不可磨灭的影响。冯至在《山水·后记》中还说，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有些地方虽然不在这个集子里出现，“但它们和我在这里所写的几个地方一样，都交织在记忆里，成为我灵魂里的山川。”“灵魂里的山川”表明经历的山水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发挥作用。冯至多次谈到自己从自然中受到教育，从山水中得到滋养。他的《动物园》一文中年老的猎人从动物园栏杆的牌子上的动物名称中，“唤回当年活的山水”，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正如冯至诗中所言：“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在1941年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我把我崇拜的古代和现代的人物与眼前的树木、花草、虫鸟并列，因为他们和它们同样给我以教育或启示。
他所言的“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山水意象及其相互关系来实现的，体现出一个诗学的 “山水”观念。这应该是作者把他的散文集命名为《山水》的用意之所在。
我以为，《十四行集》最能体现诗人“山水”观念的诗歌要数第十五首《看这一对对的驮马》和第十六首《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前者写道——
看这一队队的驮马
驮来了远方的货物，
水也会冲来一些泥沙
从些不知名的远处，
风从千万里外也会
掠来些他乡的叹息：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
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
驮马带来货物，水冲来泥沙，鸟管领天空，这些都只是一个变动不居过程，什么也带不来，什么也带不去。诗的前六句是比兴，后八句为“叹息”的内容，过渡到写旅途中的人，由现象表达对人生的沉思，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漂泊感和虚无感。这让人想到李白的名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过客也。”第四节对人的存在连续追问三个问题，表现出不安的情绪。这首诗运用了自然山水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节还出现了“山水”一词。“山水”是外在于人的，又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
第十六首《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和第十七首《原野的小路》是对上一首诗的对答，上一首诗结尾提出带有悲观、虚无色彩的问题，那么，存在的实际境况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办？从这两首的关系来看，第十五首的三个问题其实是设问。第十六首正是“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的作品。《原野的小路》较为平易，是第十六首结尾所写人与人互通互感的进一步的阐释，这里姑且不论。
第十六首全诗如下——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诗歌一开始就依次从远景、近景到特写，动态地展开了一个宏阔辽远的空间画面。在这个空间里，人与自然万物、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彼此关联和呼应。全诗六处用了动词“化身”或同义的“化成”，其中五处人化为物，一处物化为人。最后一节通过人化为“蹊径”，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刻联系。“风吹”与“水流”表示时间的流转，“平原上交错的蹊径”指第十七首所写“心灵的原野里”的小路，这一节的意思是说人的活动会泽及他人。第二节用了“山川”一词。这首诗与上一首相比，一个表达无，一个表达有；一个是否定，一个是肯定。
对普通的读者来说，诗中通过“化身”于物来思考和表现人生的方式有些陌生，不大好理解。上面的两首诗与《十四行集》的很多诗篇一样，主要借山水意象来表现对人生的沉思。在冯至那里，“山水”既是自然万物的代名词，又是他深受德语诗人影响的诗学观念的体现，为理解其思想和诗艺的重要入口。
《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主要抒写了人与山水、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李广田在写于1943年的《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中，对冯至诗歌中的“关联”进行了阐释：它是人与人的生命之相融，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关联与融合。“作者认识到万物一体的大化之流行，一切都在关联变化中进行，所以一方面是积极的肯定，而另一方面就是那否定的精神，然而这种否定也正是那积极的精神之另一表现，因为自己与一切共存，故不想占有任何一部分，因为自己的灵魂与天地万物同其伟大而光灿，故毫无执着而固执的念头，自己有其实，正如一切有其实，故不沾沾于名相。”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山水”观念的关联性问题。
冯至的“山水”观念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因素，如人与自然和谐相通，游观山水之形而领悟自然之道。他在《两句诗》一文中，高度称赞贾岛的名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两句诗写尽了在无人的自然里独行人的无限的境界，同时也似乎道破了自然和人最深的接融的那一点，这只有像贾岛那样参透了山林的寂静的人才凝练得出来。”不过，冯至的“山水”观念更多受到了歌德、诺瓦利斯（1772—1801）和里尔克（1875-1926）三位德语诗人的影响，有着认识论的倾向。冯至留德期间对歌德作品多有接触，在杨家山林场居住的时候又系统地研读过歌德。他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诺瓦利斯。冯氏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里尔克“正是我十年来随时都要打开来读的一个诗人”（《工作而等待》）。几个诗人显示了一个带有泛神论神秘色彩的德语诗学传统，我们不难从冯至对他们的译介和评论中找到其间的线索。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关联和转化。 歌德世界观的主体是“蜕变论”。冯至晚年在为《论歌德》一书所写的代序中，简明地介绍过这一思想：
歌德通过对植物的观察，认为千种万类的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型”即原始植物演化出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而且不断提高。歌德把这种理论称为蜕变论，并把它运用在动物、矿物上边，甚至用以解说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
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的思想性格都经历了“蜕变”过程。1935年底在致德国朋友鲍尔的信中，冯至说：“‘死和变’是我至高无上的格言。”“死和变”源自歌德的名诗《幸福的渴望》，诗的最后一节写道：“只要你还不曾有过/这个经验：死和变！/你只是个忧郁的旅客/在这阴暗的尘寰。”（《浅释歌德诗十三首》）此诗以飞蛾扑火为喻，歌颂人不满足于现状，向往光明，为了追求更高的存在，不惜在火焰中殉身。
诺瓦利斯是德国浪漫派的代表诗人。1935年，冯至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文中写道：
打开诺瓦利斯的作品，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把万事万物都解释或设定为相互关联的。他的诗歌如同一个世界，在这里一切界线都消失了，所有的距离都相互接近，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融合。“同在性”是浪漫主义特有的和最常用的表述，它也为诺瓦利斯所信奉。
诺瓦利斯为其诗歌风格建立了自然哲学基础，写作《十四行集》时期冯至的诗学观念也明显带有自然哲学色彩。
袁可嘉说：
《十四行集》“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歌德的蜕变论和里尔克的转化论在这里都投下了它们的影子。里尔克关于事物不断转化的思想在其名作《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里有很多表现，如第一部第十四首讲到人与自然，生与死，可见与不可见者之间的转变顺从自然蜕变的生死观使冯至能坦然对待人生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且把它写得那样美，如同歌声离开乐曲，留下了乐谱。用“一脉青山”形容乐谱真是十分恰当的绝妙好词。（袁可嘉：《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
《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第一部第十四首的诗意大致是，已变成沃土的死者的精髓成就了果实，面对果实呈现出的彩色，又不免萌生妒意，然而这枚果实却是它们慷慨的赠予。
冯至“山水”诗学和诗艺的养分更多地来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后者的理论文章给了他启示，其诗艺是他直接的师法对象。他翻译过里尔克的随笔《论“山水”》，附录于《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一书。此文考察了从古希腊到现代“山水艺术”的嬗变，指出“山水艺术”的生长是一个始终伴随着人的发展的“世界山水化”进程。从绘画中可以看出现代的新趋势，“人不再是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世界的山水化”寓示着人与万物之间深刻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对山水风景的发现其实就是人的发现。冯至笔下的“山水”是与人的存在休戚相关的，借《论“山水”》中的话来说，他的相关作品就是“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以一种新的解释”。
冯至是一个善写山水的诗人，一个山水的悟道者。为了领悟山水，冯至从里尔克那里学习观物。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中说里尔克：
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见到许多物体的姿态；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
为什么要化身为物呢？《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介绍了里尔克的诗学观念和方法，“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因此，“化身”就是要超越物我的界线，深度体验物理和关联性，从而领悟万物之道。用中国传统话语来说，这种观物和化身或可称之为澄怀观道、神与物游。从观看到悟道再到表现，把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象结合起来，给诗思插上了翅膀，表现出“山水”的姿态和哲理。
《山水》中的散文对观物、关联和转化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叙和议论，把它与《十四行集》对照阅读，可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他“山水”诗学的认识。
受里尔克的启迪，冯至同样强调以“纯洁的爱”和“原始的眼睛”来观看自然万物。他说最难以忍受的是杭州西湖，因为西湖被涂上了太多的历史文化色彩。在《山水·后记》中，他说自己“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山水》中的散文大多写旅行，然而并没有去写那些名胜。我们在旅游中可能都有体会，自己与自然风景的亲切关系往往被规范化了。很多时候只能跟在导游后面，或者按照导游材料按图索骥，生怕漏掉了一个重要景点，像是学生做考卷时生怕漏题。结果也只是与风景名胜混个面熟，留下若干数码照片，得到一些知识，而殊少自己的感悟。在冯至的眼里，与西湖不同，“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都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山水·后记》）
冯至在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写，在他曾居住过杨家山的山谷里，那消逝的山村，清冽的小溪水源，开遍山坡的鼠曲草，雨后多彩的菌子，高耸的有加利树，野狗和麂子……这一切，都给了他的生命许多滋养。因为与那个许多年前消逝的村庄的人们踏过同一片土地，他觉得，“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联”。
经历过的山水即是存在的印证，并深深地渗透了存在者的生命。歌德有言，一线阳光，一枝花影，对于他的人格的造就，都和福祿特尔及狄德罗有同样不可磨灭的影响。冯至在《山水·后记》中还说，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有些地方虽然不在这个集子里出现，“但它们和我在这里所写的几个地方一样，都交织在记忆里，成为我灵魂里的山川。”“灵魂里的山川”表明经历的山水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发挥作用。冯至多次谈到自己从自然中受到教育，从山水中得到滋养。他的《动物园》一文中年老的猎人从动物园栏杆的牌子上的动物名称中，“唤回当年活的山水”，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正如冯至诗中所言：“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