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上午10点，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特首）选举，延续在星期日进行的惯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4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全部到场投票。经过约1小时的投票及唱票，贺一诚以392票当选，得票率高达98%。选举结果揭晓后，《澳门日报》印发“号外”，在澳门主要街道向市民发放。
　　根据澳门基本法和相关的法律，澳门特首要经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7月29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徐露颖说：“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人选的标准是一贯的，那就是爱国爱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澳门社会认可。”贺一诚当选后，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说，贺一诚符合中央政府关于行政长官的四项标准，其高票当选充分表明澳门社会各界对他的广泛认同。

家族企业成功，“父亲的努力是第一位的”

　　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区已产生四任特首。其中，1999年至2004年、2004年至2009年，何厚铧连任两任特首。2009年至2014年、2014年至2019年12月19日，崔世安为第三、四任特首。
　　澳门有何、崔、马“三大家族”的说法，何厚铧和崔世安便来自其中两大家族，“马”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家族。何厚铧的父亲何贤是大丰银行创始人，在殖民统治时期被称为“影子总督”。崔世安的叔父崔德祺是澳葡政府第一至三届立法会议员，也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崔德祺长子崔世平与崔世安的哥哥崔世昌都是现任第六届澳门立法会议员。贺一诚将是首位并非出自“三大家族”的特首。
　　“三大家族”祖籍均为广东，而贺一诚祖籍为浙江省义乌市。贺氏虽非澳门“三大家族”，但在澳门也是家喻户晓。贺一诚的父亲贺田出生于浙江杭州，20世纪40年代末移居澳门。1956年，在澳门制造业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贺田创办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被称为“澳门工业第一人”。
　　贺氏家族企业最初只是从事手套制造，后来扩展到玩具、塑胶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太阳能环保灯、手提电话电池等通信器材附属设备、精密模具等的加工制造。改革开放以后，贺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广东、浙江等地投资建厂。在浙江义乌，有一条路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贺田路。
　　澳门工商界流传着一个关于贺田的故事。有个美国大客商到澳门与他谈生意，他开着一辆极普通的轿车去机场迎接。美国老板问道：“你那么有钱，怎么会开着这么普通的車？”贺田笑道：“如果开高级轿车，会加大生意成本，我可能会把这笔加大的开支转嫁到你身上。”美国人很快签约，还向员工讲述了这段佳话。
　　在1984年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浙江人吴小旋、楼云获得金牌。据楼云回忆：“我记得回来后，有一位澳门同胞叫贺田，他当时奖励了我和吴小旋两位奥运冠军，奖品是一辆摩托车，那个年代能开上摩托车已经很好了。”
　　贺一诚曾说，贺田工业的成功，“父亲的努力是第一位的，他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兄弟姐妹6人受益良多”。 贺一诚的姐姐贺定一，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妇联总会会长，曾任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人大工作18年，没请过一次假

　　1976年，贺一诚毕业于澳门培道中学。他很早就进入父亲的工厂工作，从车间工人干起，后来当过科长、厂长、董事、总经理，目前还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厂商联合会永远会长等社会职务，并接受马云邀请担任浙商总会荣誉会长。
　　贺一诚曾经说，记得在回归以前，由于葡萄牙政府的压制，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澳门人基本没有话语权，政府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都是从葡萄牙过来的。直到80年代初期，澳葡政府才使用个别澳门人参与政府管理，但仍然不会让他们在决策层里出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了真正的主人，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澳门回归后发生的一件事让贺一诚记忆深刻。“回归后的第一年，政治形势很复杂。之前，葡澳政府大把大把花钱，把一些工程都做完了。大批建筑工人回归后没事干。特区政府接手的钱，包括土地金在内，总共才100多亿元（指澳门元，下同，1澳门元现约合0.88元人民币）。就在此刻，台湾当局又来踩一脚，把在台湾做工的1万多澳门人解雇回来，澳门失业率一路攀高。许多澳门人有怨气，各种敌对势力乘机挑唆，暗中资助一些人，每人每天300元钱，鼓动他们上街闹事，向新生的特区政府示威。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没有丝毫犹豫，处置非常果断：一方面广泛动员爱国爱澳社团，去做受蒙蔽上街市民的说服劝导工作，同时摸清情况;另一方面迅速出动警力，依法将煽动闹事的主谋缉拿归案，事件仅仅发生两天就彻底平息了。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新开工了一些项目，稳住了建筑队伍，经济由回归前的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失业率也开始走低。”
　　澳门大学教授由冀说：“早年的经历加深了贺一诚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这也是他父亲给他的影响，使他很早就有家国情怀。”
　　澳门回归一个月后，2000年1月28日，澳门特区选举产生了7名全国人大代表，贺一诚是其中之一。第二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何厚铧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大会补选贺一诚为常委会委员，他成为唯一一位来自澳门的常委会委员。
　　这与贺一诚早年在内地的工作不无关系。1987年，在浙江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首次吸纳浙江籍港澳知名人士为省政协委员，贺一诚被增选为首批3位来自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之一。据葡萄牙华侨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周一平回忆，贺一诚和周一平的父亲曾同在浙江省政协任职。“那时他已经是常务委员，我爸爸只是普通委员，但我爸爸年纪要大一些，他对爸爸非常体贴、尊重，有时候还会去帮爸爸拎东西。”1992年，贺田工业在杭州成立了贺田—浙江大学工业研究所，与杭州市在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同年，贺一诚开始在浙江大学机电和经济专业学习。 　　2001年至2019年，贺一诚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职期间，他保持了零请假的纪录，每年至少1/3的时间在北京。他说：“全国人大的工作是神圣的，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不可以、更没有权利有丝毫懈怠。”他参加了大量立法工作，还常到各地考察。十多年中，他每年向全国人大提交8至10个建议。他曾说：“能够在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里面，直接面对委员长提一些建议，为国家作贡献，这是一生里多么难得的机会。全中国13亿人口，只有175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有这个机会，要好好珍惜。”

首倡立法规划制度

　　2009年，何厚铧第二任期将满时，贺一诚就被视为下一任特首的有力人选。但贺一诚表示，自己在法律方面颇有心得，想做的事是发挥专长，没有考虑过当特首的问题，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退休。同年，贺一诚以工商界别代表身份，当选为澳门立法会议员、副主席。他很快辞去特区政府行政会委员的职务。他说：“按照基本法，行政委员和立法会议员是可以兼任的，但是有一定的比例，两位或者三位，便于行政和立法的沟通。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的立法会议员，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到了立法会的领导层里面之后，身份上和政府行政委员就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了，行政是你，裁判也是你，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安排。另外一点，我退出行政会，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人不要占太多位置。”
　　当上议员后不久，贺一诚就对澳门立法工作提出改进建议。以往，澳门法律都是由各个政府部门起草后，通过行政会和行政长官批准，再送给立法会审议。“这样规定是为了突出行政主导，但如此一来，立法会就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以前我在行政会时，也不知道下面什么时候会把法律案送上来。”贺一诚说。他建议制定立法规划。后来，崔世安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2010年10月，崔世安向立法会做2011财政年度施政报告，首次把下一年四个季度的立法规划都整理了出来。
　　2013年，贺一诚当选为立法会主席。上任后，他坦言：“立法者最怕法律‘打架’，这是我们最大的压力。澳门正在使用的法律、法规和过去沿袭下来的旧法令，三者加起来差不多有3000件。这些法律、法规和法令之间存在相互‘打架’的情况。”后来，立法会加强了法律清理工作，及时废止和修改不适当的法律。同时，新法律的制定并没有停止。在澳门回归15周年时，贺一诚说，澳门现行有效的法律共有548部，其中有340部是澳门回归前制定;回归15年来，5届立法会又新制定法律208部，平均每年审议通过法律14部。“过去澳门经济差，土地不值钱，政府很少拍卖而是批租土地。随着发展加快，土地日渐稀少，这种方法难免引起民众猜疑和矛盾，甚至会打击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今年3月新《土地法》正式生效，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贺一诚说。当时，旧版《土地法》已沿用30多年，新《土地法》将土地管理、社会发展、民生需求与科学论证互相结合，构建出土地管理的完善体系。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成为举国热议的话题，也让贺一诚有了新的奋斗目标。2019年4月18日，贺一诚宣布，初步决定参加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他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他身为全国人大代表，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按规定不可参选行政长官。他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至于是否暂停立法会主席一職或辞职，他说会在下一步再交代，按照法律程序做，不会拖泥带水。两个月后，他再次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并表示参选是想为澳门多做点事情。他特别提到：“因为大湾区，很多朋友希望我出来。”

　　7月5日，贺一诚宣布放弃议员身份，卸任澳门立法会主席职务。3天后，他领取了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表。贺一诚参选，得到澳门各界的广泛支持。澳门中小企业协进会理事长、1999年澳门特首候选人区宗杰说：“贺先生竞选第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在是众望所归。我敬佩其强政励治的风格，有理由相信贺先生能带领团队逐步解决澳门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理顺民情。”澳门永同昌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宗真说：“澳门是社团社会，政府每年给社团活动的资助达到30亿元，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我的好朋友，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告诉我，有一个重要社团很特殊，就是我们贺一诚主席领导的厂商会。澳门厂商会从贺田老先生开始，几十年了，从不向政府申请一分钱，这让我十分震惊，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就是澳门社团改革的样板与方向吗？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澳门历史、澳门人民选择贺一诚先生。”
　　按照澳门基本法及其附件，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共400人，不少于66名委员可联合提名特首候选人，每名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贺一诚最终获得379名委员提名，这也就意味着贺一诚没有竞选对手，他是唯一向选举委员会交回提名表的人。
　　对于澳门未来的发展，多元化和如何更好实施“一国两制”，是贺一诚和澳门各界近来常提及的两个话题。对于多元化，贺一诚曾说道：“澳门最大的问题在于，博彩业一枝独秀，挤压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过年时澳门小店全部关门。因为博彩业拉升了用人成本，一个普通职员每月工资也要1万块，而新出台的《劳工法》又规定春节期间加班要发3倍工资，这些小店开门要亏本，宁可不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照此发展，小企业生存不了，导致本土特色的丧失。你要吃饭，只有到酒店吃，要逛街，只有那几家品牌店。我到新加坡参观也发现，哪里都是那几家国际品牌店，没有什么好走的。没有本土特色，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澳门一定要引以为戒。”在他看来，会展业可以成为澳门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要的是全世界的买家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采购某一种东西，这才是办会展的目的，这才叫成功。”
　　今年8月10日，贺一诚发表参选政纲，在讲到“一国两制”时表示，邻近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令“一国两制”走样，触碰到中央规定的三条底线;在任何地方，损坏国徽国旗都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澳门要将“一国两制”实行得更好更稳，让台湾看到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
　　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李沛霖认为，港澳实践“一国两制”有差异，教育是重要因素。回归前港英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办英文学校，在教科书中有意割裂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反观澳门，本地教育一直由华人出钱集体办学来完成，且回归前大多数学校也挂五星红旗。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曾连续多年对澳门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民意调查，“一国两制”和“爱国爱澳”始终在统计中排在前3位。中心副主任冷铁勋说，澳门不仅实现了法理上的回归，还实现了人心的回归。贺一诚也在发表参选政纲时表示，要加强青少年教育和人才培养，确保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