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同样，在读完这本书后，我也选择表达一些留给我深刻印象事件的感受，重新品味这些事件在经过柴静的笔下后新添的“韵味”。或许，她并没有新添什么，只是以另一种角度还原事件本来的样子。
　　最初对柴静的印象停留在去年她亲自制作的雾霾调查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虽然当时未能看完全片，但是她冷静的阐述与分析空气污染现状的话语使我记忆深刻。我第一次体会到即使“寂静无声”，没有音乐伴奏略显苍白的语言也能那样深入人心充满力量。搜集其他资料时发现了她12年出版的《看见》这本书。书的封面上她对着一个小男孩笑得很开心，连同周围人眼里都带着温暖的笑意，整个画面的感觉非常温馨，让我以为她是以感性的基调书写全文。但读着读着，我发现书里的话语平白、真实又富于哲理。柴静并不是一味的以她自己的情感加以事件向我们叙述些什么，而是实打实地重新深化材料与生活，一笔一划地记录事件最原本的面貌。
　　一、生命的重量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这是柴静在记录非典事件的片段，给人感觉还是积极向上的，引起了我童年对这件事情感受的共鸣。我的家乡离首都很远，非典时期城镇里因为没有感染者，所以没有那种紧张的状态。周围人群都按部就班的活着，即使当时电视上感染的病例越来越多，情况日益严重也没有太过影响我们的生活，走在大马路上都没有几个人戴口罩或有再多防护的。当时还很小，有天在电视机里看到的画面上的人都带着防护口罩觉得“很酷”，在家中“翻箱倒柜”终于找出一个口罩带上外出，一路上不时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但都是善意玩笑般的口吻。“这小孩出门还带口罩。”“现在外面非典很严重的，大城市里的人现在出门都戴口罩，这小孩父母肯定从大城市回来的”等话语是当时的我对非典最终的记忆。没有紧迫，没有悲伤，没有绝望，反而还带着无知的轻慢与闲适，虽然并没有恶意。在柴静的笔下，我体会到了完全与之不同的感受。无助、无措还有麻木以及对现实的不甘却只能妥协的绝望，与我的童年记忆的截然相反。也许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知道自己浅薄，但是经历也需要勇气。“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柴静在采访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她却一直坚持着，也许有过退却，但是从她决定采访的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我并不想说她有多么伟大，因为她也在履行着她的“责任”。“他人经受的，我必然受。”這使得她可以很坦然的提问，更加贴近她的采访对象。“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中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愿未来我在评论某一件事物时不再那么苍白。”
　　二、适应“另一个”的自己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懦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这让我不经思考，日后刚刚进入工作时，会不会也是这种样子。
　　柴静为新书推荐做宣传片时第一句旁白就是“我是懵懵懂懂被一把推进新闻的”。她不算是科班的新闻出生，大学本科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做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后来才做的新闻。她在书中也说，自己对新闻是什么都没感觉，进中央電视台之前，在湖南卫视做的也是偏文艺的人物访谈。很多人说她做不了刚性的题材，但是她认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现在的她落落大方，柔中带刚，她在新闻采访中既感性又理性，积极探寻事情的真相又不过多代入感情色彩。她觉得，人性会有无数种可能，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观念的人，看到的同一现象也有不同理解。新闻的呈现不应该是一张写满观点的纸，而是可以融入各种思想的海。新闻应该做到的是观察，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界限边际，正如书里提到的斯宾诺莎的界定：“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在一次采访当中，柴静为小男孩擦眼泪的镜头被广泛质疑是“表演性主持”，她自己也深以为憾，不过在后来的经验累积中，她渐渐明白世间有另外一种可能——客观也需要经历，尽可能融入任何一方并且感同身受，感受有所冲突也互相克制达到平衡，最终呈现的效果才能算是“客观的结果”。
　　三、“看看”另一面
　　“泪水和愤懑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柴静的问题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认真就会变形，就没办法更加真实冷静的看清事物了。在新疆大地震、汶川地震、虐猫等事件的采访中，柴静慢慢明白了要疑问，不要质问，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作为记者，在看待这些事件时，不应该以单一的眼光或者个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而是客观的记录。但人都是有感情的，如何不把个人情感掺杂其中，也是柴静“成长”中所一直思考的。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
　　面对一件充满争议的事件时，先不要一味的“站队”，因为不论站在哪一方，言谈举止间自己的感情色彩会被带露出来。相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另一面可能会是崭新的、我们从未接触的世界。虐猫事件中的女人拒绝了原先来采访的记者，最终接受了柴静的采访。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打动了她，但是我想，一个“有立场”的记者是无法打动她的。“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想，那个女人的“信任”并没有被辜负。同样，柴静也“幸运”的采访到了卢安克。在这次采访中，柴静在一开始时也是“碰壁的”。为了营造更好的采访氛围她忽视了孩子的善意，因为她的“自我”始终存在，最终得知使她窘迫不安。“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柴静在采访卢安克时是忐忑的，也许她努力去理解卢安克的内心世界最终却发现与自己已知的“世界”有所冲突，但他不是为了打翻些什么，而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事物的另一面。 　　四、跨越性别的差异留一份尊重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是，这并无羞耻。这是整本书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在中国，“同性恋”是很敏感的话题，特别说对于男子而言，往往“避如蛇蝎”，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正面谈论这个话题。但同性恋者却真实存在着，将近三千万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容纳他们的空间却很逼仄。也许是我成长的时代崇尚“人人生而平等”，即使在最初接触到这个话题时，我也没有觉得有多么怪异。同性恋不能算是一种疾病，同性恋者也并不会因为他们倾慕同性而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危害。对于早期社会对同性恋者排斥的根本原因，我只能归结于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从小的教育以及思想价值观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们无论怎样都无法接受这个群体，正如书中柴静的朋友所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但在此，我还是想表达：不接受，请尊重。同性恋者大都惧于暴露自己的性向，他们经常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当无意中被周围人得知自己的性向时，他们往往如履薄冰。周围往往表达出一点对他们的厌恶与排斥时，他们所得到的伤害会被无限放大，由于舆论压力而选择轻生的同性恋者案例不在少数。但是如果周围人对他们表达出哪怕一丁点的善意，他们心灵获得“慰藉”也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无法表达善意，也不要用恶意的语言或者行为重伤他们，毕竟他们只是寻求一份认同感。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立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爱是一个很大的慨念，包容并且宽泛，它不分年龄、种族、人群、地域，源自于内心最真实想法的流露，让人感到喜悦。但当它背负了沉重的枷锁，那随之而来的则是心底最深的绝望。柴静问崔子恩，“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崔子恩回答：“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假如不能提供呢？”“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假如有一天，我们连愛都不能表达，必须遮掩，甚至给它打上羞恥的烙印，那我们身体最纯粹的东西也终将流失，无法喜悦，只余下空洞的麻木度过这寂寥的岁月。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前路漫漫，无法看清方向，但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希望我们始终沐浴在阳光下，自由生长，活的肆意。同时也要保持一份理性，客观对待周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活的肆意并不是罔顾他人，有冲突也多去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时间。我们终将分离，何不在彼此的记忆中留下最美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