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上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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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上了车就掩面而泣。我问她去哪里,她反问我:“可以去哪里?未来在哪里?”原来她和男朋友在那晚分手了,她受不了,感到无望。我狠狠地说:“什么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被设定好的,那就是坟墓。”她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悲伤地说:“那生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我说:“当然有意义,因为我们拥有现在。或者说,拥有现在的人才拥有未来。”
  她有点儿懂了,然后给了我小费就下车了。
  在澳大利亚开了多年出租车,有许多乘客向我倾吐衷肠。一开始,我觉得自己一定是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诱人敞开心扉,直到遇上了他。
  他20岁出头,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有一股深重的忧郁。当前面两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不理他时,我停下了车。
  我们在车上闲聊起来。他说他从乡下来,要去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找朋友。我问:“你朋友家在哪条路上?你朋友知道你来吗?”他说不知道朋友的家具体在哪儿,朋友也不知道他要来,他也没有朋友的电话。哪有风尘仆仆大老远赶过来找一个无地址、无预约、无电话的“三无”朋友的?看来这趟差会有麻烦,但我也只好先把车开过去再说。
  他这时却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
  这个理由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我立即来了兴致。我对与众不同的人总怀有一种敬意。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谈职业、金钱,这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胡话、废话,各说各话,笑得不明所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朋友,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不那么忧郁了。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计他是找不到朋友的,但他会在远离家乡的悉尼找到一个可以说胡话、废话的人。
  我从中醒悟,澳大利亚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违反常理,却有它的道理:一方面没有泄露隐私的风险;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是最直白、最没有顾忌的见解。
  还有一天晚上,经过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他不仅瘦,而且柔弱,好像随时会被风刮走。当我的车就要与他擦身而过时,他突然伸出了手,我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我发觉他有点跛。
  他说了一个地名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我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先长叹了一口气,才说:“我很小就得了骨癌,今年22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怪不得他有点儿跛。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就说了一些礼貌的废话,我的确无能为力。
  他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心里为他难过,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因为他此刻的孤独。手术前夕仍然孤身夜归,这是人生的又一种不幸。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为何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愁?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做清洁工作。一天早上,大楼的女保安乔艾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有人凌晨4点跳楼自杀,黛比知道,你快去看看她。”
  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和我关系很好。推开门,黛比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她示意我坐下,然后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是我害死了他。他是一名空军军官,以前我们只是点头之交。凌晨两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回答的人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情绪失控,就说:‘滚开,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凌晨4点,我还在电话里和男友吵架,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楼上飘落,经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然后她说:“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
  跳楼的话题在我离开黛比的房间时,便永远地結束了,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军官,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如果在我的家乡,这肯定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当中有多少是八卦,多少是关切、遗憾,或许难以分清,但不会这样无声无息。
  看来,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孤独,许多事情他们宁愿找陌生人,如律师、心理医生或出租车司机倾诉,也不愿和亲友分享。个人对独立性、隐私的强调和坚守,使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不处于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互联网”中。而我们中国人,无论爱、怨,家人对彼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无望,你总有一条退路,总有一碗饭吃。
  若说哪一种人际交往模式更好,其实要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只是不知道,在孤独和过分亲密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更加适宜的关系模型。
  (北极光摘自《新华日报》2020年7月9日,辛 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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