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张伯苓:中国新教育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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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那堂著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对南开学子提出了3个问题,拳拳赤诚溢于言表。演说中,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国家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随即面临日寇的蚕食,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危机。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为公团结起来!”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58岁的张伯苓1934年在南开30周年校庆上确定的南开校训,他希望南开学子为国尽力,不断创新。纵观张伯苓这一生,也是以这8个字为人生追求。他是国士、仁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张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并为此奉献终生。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1898年,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后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里。188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入驾驶班,学习航海,著名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那一年他刚好18岁。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作为实习生,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张伯苓无舰可开,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派遣。
  1896年,张伯苓被派到“通济”号练习舰上服务。1898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将占领的威海卫、刘公岛等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随同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也就是在这里,他看到“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辞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严修的支持下,私立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学习,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建立南开大学。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文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當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能力。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还可以在学校里开办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一所学校的优劣,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师资力量。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教师的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的教师薪金,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在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达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孩子送到南开系列学校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教育理念。
  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7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尤为强烈,他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线。“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他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1934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毋忘国耻”4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掌声雷动。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体育场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呐喊。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负责的学生找来,说了3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张伯苓30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气馁,公开演讲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多少年后,开拓了现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张伯苓回顾道:“40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好像每棵小树都在向我哭,我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话里,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与自豪。
  2021年2月23日,是张伯苓逝世70周年之日。先生在国家命運跌宕起伏的年代,坚守文化和教育,传承民族文脉精神,犹如一座灯塔,照亮硝烟弥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岁月,为今日中国文化和教育立镜,为后辈成长树碑。
  (于潇然摘自《文史博览·人物》2021年第2期,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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