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毕晓普 灵魂躲在文字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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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被誉为继埃米莉狄金森和玛丽安娜莫尔之后美国最杰出的女诗人,即便她一生的诗作印成诗集不足200页,却得到了包括象征诗人最高荣誉在内的数十个奖项:她几乎从不将自己的私生活写入诗歌,与节制,严谨的诗风相比,那是另一个极端:曾有5位同性情人、与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终生相恋却不曾结合“她的一生,如果不用一传奇”作定语,就只有“非凡”最为恰当了。
  
  它哀伤得可以收进教科书
  
  20岁后,毕晓普先后在美国6座城市短暂居住,在巴西客居了18年,她的一生都在漂泊。这种无所归依的不安定来自于她不幸的童年经历吗?如果伤痛无法忘记,能做的只是不要“沉溺其中”。
  毕晓普的家世相当不错,祖父经营着美国东部最大的建筑公司;外祖父家也颇为殷实。毕晓普的父亲威廉是位有名的建筑设计师,一次因天生的阵发性抑郁症复发,他住进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结识了那里的护士格鲁特,也就是毕晓普的母亲。两人的婚姻十分甜蜜,但好景不长,毕晓普生下8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她回到位于加拿大的外祖父母家。年轻的格鲁特悲伤过度,丈夫死后的5年里,她一直不肯脱下丧服,时间一天天过去,她也越来越绝望,继而出现幻觉,最后发展为精神疾病。一天夜里,她竟然像梦游一样,手持利刃站在女儿床前。这件事情发生后,格鲁特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直到她十几年后去世,毕晓普都再也没有见过她。起初是外祖父母反对她去探望,后来是她自己不想去。
  和母亲分开后,毕晓普住在外祖父母家。3年后,在她就要上小学的那年夏天,祖父母突然到加拿大把她带去了美国。在这之前,毕晓普从未见过他们,坐在火车上,她感觉自己就像被绑架了似的,跟着两个陌生人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或许是祖父母都不善于表达情感,毕晓普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抚养完全是出于责任和义务,而非真爱。在学校,每当她和同学们一样向着星条旗举手敬礼时,她感觉自己背叛了外祖父母,背叛了加拿大。一年后,因为海洋气候对她先天的哮喘病有利,毕晓普转学到了波士顿,住在姨妈家里。
  后来,在胡桃山中学和瓦萨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她都寄宿在学校的女生宿舍。从瓦萨女子学院刚一毕业,她就和校友兼女友的路易斯一起住进了后者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路易斯家境富足,这是父母为她准备的安乐窝。此后,毕晓普又在基韦斯特、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和波士顿短暂居住。直至有一次到巴西旅行,她结识了女友卡塔,并在那里客居了18年。
  毕晓普从童年就开始了漂泊,似乎从未感受过家的安稳和舒适。1938年,当她在西屿岛终于拥有了第一处可以称之为“家”的房子时,她大喜过望。在给恩师玛丽安娜·莫尔的信中,她热切地形容着:“这栋房子完美极了,里外都是如此。院子里有一棵香蕉树,两棵酪梨,一棵芒果,一棵番荔枝,一丛葡萄藤,还有两棵丰实的莱姆树,其中之一果实累累……此处当然也有各样的昆虫,也有蜥蜴。”
  毕晓普人生的最后几年把家安在了刘易斯码头的一座公寓里。透过寓所的窗子和阳台,她可以眺望整个波士顿湾,以及孩童时和姨妈先后住过的两个地方,这是她决定在那里度过余生的主要原因。靠着窗口,毕晓普会拿出自己的航海日志,记载下过往船只的名字、国籍,船型和时间。如果是帆船,她还会注明它有几支桅杆。当船只是来自加拿大的时候,她更是会特别留意,日志上的描述也更详细。
  曾有朋友问毕晓普童年生活对她的影响,她在信中回复到:“尽管我拥有‘不幸的童年’这份奖品,它哀伤得可以收进教科书,但不要以为我沉溺其中。”其无奈和试图摆脱痛苦记忆的心情展露无遗。
  
  亦师亦母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毕晓普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玛丽安娜·莫尔。这位年长毕晓普24岁的女诗人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毕晓普,她既是恩师。又是母亲。
  在胡桃山中学和瓦萨女子学院就读期间,毕晓普的诗歌写作才华开始展露。尤其是在瓦萨女子学院的最后一年,她的诗歌和小说先后被多家专业杂志刊登,并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但毕晓普当时并不打算把写诗作为日后的职业,直到她偶遇了莫尔。
  莫尔被誉为继埃米莉‘狄金森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其诗作的主要特点是用词典雅、结构圆润工整。毕晓普非常喜爱莫尔的诗,大学即将毕业前,她打算写一篇关于莫尔诗歌的评论,便到学校图书馆查询诗人的著作选集。没想到,当时帮助她查找诗选的管理员竟是莫尔孩提时代的好友。
  经过这位管理员的引荐,毕晓普得以跟崇拜对象莫尔见上了面,并和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外面的一张长凳上进行了一场非常愉快的对话。莫尔当年45岁,已经是位蜚声世界的大诗人了,她比毕晓普大了整整24岁。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两人却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她们都喜欢怪癖的个性和样式奇特的事物,还有关于文身的一切知识。
  毕晓普多年后告诉好友,结识莫尔是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莫尔让她下定决心以诗人身份在纽约闯荡一番。在毕晓普初登文坛时,莫尔便将她的诗歌推荐给知名杂志并亲自撰写导言,她还将毕晓普介绍给纽约的一些文学编辑和批评家。可以说,正是由于莫尔的推介,毕晓普的才华才更早地被世人所知。除了诗作,莫尔也一向关心毕晓普的生活,尤其是她的酗酒问题,每次信件中必要提及。这种时候,莫尔就像是一位时刻挂念孩子是否吃饱穿暖的母亲。
  在莫尔去世之前的几十年里,无论毕晓普身在哪里,她都始终和莫尔保持频繁的通信往来,两人以此论诗、谈生活。毕晓普每有新作,必定将其第一时间寄给莫尔,对方复信中的任何反应和建议她都会细细研读,但她绝不会不加判断地全盘接受。关于这一点,曾有一段故事:
  《公鸡》是毕晓普最富野心的一首诗,也是她的成名作。莫尔读了此诗后,出于修辞和音韵上的考量,将诗中不少词汇都作了修改,她还删去了诸如“厕所”、“鸡粪”这些“粗野”的字眼。修改之后的《公鸡》成了一首结构工整、音韵对称的诗作。但毕晓普用词的粗鄙和诗行的不对称并不是她创作能力不足所致,相反却是她处心积虑想要制造的效果,她要以此讽刺聒噪无知的男性主义和表达强烈的反战情绪。最终,毕晓普没有采纳老师的建议,将《公鸡》照原样发表,并特意选在了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阵营之后。
  其实,毕晓普与莫尔两人的诗风,生活态度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难得的情谊。两人的交往,是美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少的丰盛
  毕晓普的诗歌创作极其严谨,节制,力求完美,她总是将诗歌便签贴在墙壁上,然后一点点做出修改。那首著名的《麇鹿》,她居然创作了16年才完成。她的诗歌总集不足200页,却摘得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奖项。在“以少胜多”这一点上,似乎没有诗人能够与她相提并论。
  1945年,当毕晓普34岁的时候,她的生活仍然处在无序的状态之中,前途渺茫。然而也就 在那年冬天,她的写作生涯突然有了转机。知名的霍顿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特意给她寄去信件,称赞她新近发表在《党派评论》上的诗作,还附赠了一份申请表。邀请她参加霍顿米弗林诗歌奖的角逐。这个奖项专门用来资助女诗人出版处女诗集,不少知名女诗人的第一本诗集都是在它的帮助下出版发行的。
  毕晓普果然不俗,第二年初夏,她从800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1000美元的奖金。事后,《纽约时报》还刊登了这则消息和毕晓普的照片。这次获奖增强了毕晓普在诗歌写作上的自信心,她开始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处女诗集的编辑和出版事务中。排版、开本、装订、页码的印刷位置和型号,直至封底的文字介绍,她都亲自过问。她将此诗集取名为《北方和南方:一个寒冷的春天》(以下简称《北方和南方》),代表自己多年来写作地点的不断迁徙。
  大概因为她的诗作太少了,全部加起来只有30首短诗,一年过去了,诗集还没有出版。为此,她打算单方面撕毁合约,交给其它出版商,面对此种局面,霍顿出版社不得不在当年夏天推出了《北方和南方》。他们一定没有想到,10年后,这本诗集的修订版竟然斩获了普利策奖。
  《北方和南方》问世仅一个月后,《大西洋月刊》就发表了批评文章,认为诗集从总体上忽视了观察、概念和构图,并抨击毕晓普“害怕做一名轻量级的思想家”。这一次,又是莫尔带头,和众多的著名诗人、评论家先后撰文给予了此诗集最高的评价。随后,《纽约客》主动要求和毕晓普签约,用非常高额的稿酬换取她作品的首选权。次年春天,古根海姆基金会还为毕晓普提供了2500美元的基金,以便她可以安心创作新诗集。自此,毕晓普踏入了名诗人的行列。
  3年后,毕晓普被邀请到哥伦比亚,山任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桂冠诗人。1952年,毕晓普远行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因为爱上了巴西姑娘卡塔而决定在那里定居。最初在巴西的时候,毕晓普尝试着将葡萄牙文的著作译成英文,她选择了名著《海伦娜莫莱日记》,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地点是深山老林的某采矿小镇,主人公海伦娜是一位处在青春期的少女,她用单纯的眼光和笔触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巴西乡村生活。毕晓普的英文翻译非常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次谈及这本书,大家都会提到毕晓普翻译的英文版。反倒是葡萄牙:原著已经被淡忘了。
  毕晓普不是个多产的诗人,她的作品常常是“难产”的。终其一生,她出版的诗作仅有100多首。最了解她的罗伯特·洛厄尔曾如此描述毕晓普创作上的谨慎:“你仍将字语挂在空中,十年,未完,粘贴在看板上,空隙累累,留白着那不可想象的语句……”
  毕晓普在去世前,只出版了4本诗集,数量之少,却获得了包括普利策诗歌奖、全国图书批评家奖、Neustadt国际文学奖(美国到目前为止唯一获此奖项的诗人)等众多权威奖项。毕晓普在诗坛的成就,还让她获得了巴西总统勋章和美国、加拿大多家名校的荣誉博士学位。晚年,她还被选为美国文学和艺术学院院士。
  毕晓普所处时代的美国诗人,最优秀的几位几乎人人都在晚年为生计而投身大学教书,她也不例外。从1971年开始,她有4年时间任教于哈佛大学英文系,作为诗歌讲师给学生们教授诗歌写作。
  当时,大约有50名哈佛学生去听毕晓普的课,她又从中挑选了10人参加诗歌讨论班。毕晓普一向喜爱打扮,她会穿着昂贵的意大利丝绸衣服走进教室,接着以一句“Good afternoon,boys and girls”跟学生们打招呼。她授课态度相当随和,鼓励学生们在课堂上自由讨论。
  毕晓普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曾有一位波士顿大学的学生安娜塞克斯顿慕名想要旁听她的课程,于是跟哈佛校方提出申请。但英文系的系主任以安娜已有孩子并家住郊外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毕晓普得知此事后,亲自跟院方交涉并最终让安娜如愿以偿。安娜后来成了毕晓普最喜欢的学生,她还力排众议,把那个学期惟一的奖学金发给了安娜——一个编外学生。安娜后来也出版了诗集,并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提名。事实证明,毕晓普的眼力果然不错。
  
  爱他却不嫁给他
  
  毕晓普的私人感情生活,跟她的诗歌创作态度恰恰相反。诗歌中节制,生活中“放浪形骸”。她的一生,跟她有过长久同性恋人关系的女性有5位,但跟她真正称得上是灵魂伴侣、真正了解她的人是罗伯特洛厄尔。
  毕晓普大学毕业时,她跟随着去纽约的路易斯是她的第二位同性恋人。在路易斯之前,毕晓普的女友叫做玛格丽特。在路易斯之后,随着生活地点的改变,她先后又结交了3位女友,关系或短或长。这3位女性,分别是巴西国会议员卡塔、画家妻子苏珊娜和哈佛宿舍管理员爱丽丝。爱丽丝小毕晓普30多岁,她陪伴毕晓普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
  毕晓普是那种不能缺少爱的女性,没有女友的陪伴,她就开始大量喝酒,直至身体快要垮掉为止。跟她在一起,女友们大多充当着她生活起居的保姆,为她料理一切生活琐事。如果说哪一位跟她的关系最为和谐,那得算卡塔。她出身于巴西的贵族家庭,本身是位颇富才华的建筑师。为了和她在一起,毕晓普在巴西客居了18年,直到两人因为卡塔步入政坛而渐行渐远。最后,事业失败、情场失意的卡塔在毕晓普位于纽约的家中服食安眠药自杀身亡。
  毕晓普的感情世界里也出现过两位男性。一位是读书期间,她在旅行途中认识的聪明男孩儿,后来由于毕晓普与他分手,他选择了自杀,以表明对她的爱恋。另一位与毕晓普终生相爱的男人是罗伯特洛厄尔,一位享誉世界的诗人。
  1947年初,毕晓普在友人的寓所遇到了一位高大英俊、头发蓬乱的年轻人,他就是洛厄尔。洛厄尔是个早慧的诗人,他小毕晓普6岁,却已经有两部诗集问世。他出身于新英格兰的名门,在哈佛读了一年书后,为了写诗转到了俄亥俄中部的肯庸学院,投在兰塞姆门下。两人早已互相倾慕,他们赏识彼此的才华,待到见面时更是一见钟情,以至于立刻撇开朋友携手离去。
  洛厄尔一直想娶毕晓普为妻,虽然他最终并没有向她求婚,毕晓普虽然深爱洛厄尔却对两个诗人的婚姻缺乏信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洛厄尔无论走到哪里,都将毕晓普的诗作放在皮夹里,可见他对毕晓普的深情。
  洛厄尔曾用诗作《水》描述两人在某次旅途中独处的一天,这也是他差点向她求婚的那一天,诗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我盼望我们的灵魂,会像海鸥一样的归来/回到这块岩石上。最终,海水还是太冷。”晚年,洛厄尔在给毕晓普的一封信中说,没有向她求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洛厄尔和毕晓普的朋友们都知晓,他们俩的个性南辕北辙:洛厄尔外向,喜爱被人包围,常常是众人围绕的中心人物。毕晓普却羞怯、离群索居,最痛恨在人多的地方公开演说;洛厄尔无事不可入诗(晚年,他还曾把与妻子、毕晓普的感情写到诗歌中,为此毕晓普十分气愤乃至要跟他绝交),毕晓普却选材严苛,从不将私人生活写进作品。他们的风格不同却一生相互敬仰,惺惺相惜。
  1979年10月6日,毕晓普因脑动脉瘤破裂突然去世。当时她正在换衣服,准备去哈佛同事文德勒家赴宴。当爱丽丝驱车赶到刘易斯码头她的寓所时,发现她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遵照毕晓普生前的遗嘱,爱丽丝将遗体火化,并把骨灰安放在了毕晓普的家族墓地中,与她的父母相邻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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