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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这个含义明确的词汇在汉语里指“达到完全发育,尤其是在身材、体力或智力方面的人”;社会学则认为“成年”是对经济独立、家庭生活和社会责任等的角色的认定。然而,在我们身边,却有这样一群“奔三”的人,本应处于“成家立业”的黄金期,却过着“三不”——不立、不婚、不育的生活。既不愿意工作,无法自立,也不想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他们的经济来源依靠父母,连日常生活也由双亲照顾。他们,是拒绝长大的“成年人”。
三十不立
王波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可是很快就觉得单位规矩太多、人际关系太复杂,于是辞职不干了。随后,他应聘进入一家民营企业,两个月后又辞职,理由是,这份工作没有前途。后来他陆陆续续还找过几份工作,但不是嫌薪水太低就是觉得工作太辛苦。父母心疼儿子,便劝他不要心急,慢慢找,总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于是,王波便开始赋闲在家,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或和一帮朋友出去玩,没钱了就向父母伸手,再也没动过找工作的念头。转眼间就到王波30岁的生日了,父母对于供给儿子的日常生活开销并无太多怨言,但对儿子迟迟不肯成家却一筹莫展。王波和女友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感情一向稳定,在父母看来,这段感情早该是瓜熟蒂落了,但儿子偏偏一直不提结婚这个话茬,若是多说几句,儿子便答道:“我自己都靠你们养活呢,结什么婚啊!再说,结了婚你们又会要求抱孙子,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
冯励勤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这个独生子从小就受到宠爱,父母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高考落榜后,双亲花费巨资把他送去英国留学,期望用“海归”的名头换来一份好工作。儿子学成归国,却迟迟不肯找工作,说是在国外学习太辛苦,现在要好好休息一下,在家里一呆就是半年,无所事事。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不忍开口说些什么。一天,儿子突然说自己要创业,开口就要50万元。父母看儿子总算愿意干点什么事了,心里自然高兴,毫不犹豫地出资。仅仅半年,儿子的咨询公司便宣告倒闭,投入的50万元自然打了水漂。没过多久,他又说要重新创业,这次要投资餐饮业,需要很大一笔启动资金,自然又是向父母张口。看到二老态度犹豫,冯励勤居然理直气壮:“你们挣来的钱不给我花给谁花?”
“啃”一口书本,“啃”一口母亲
傅大妈住院了,医生说是因为劳累过度引发高血压。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听说儿子没饭吃整天上馆子,只能硬撑着回家。傅大妈的儿子今年28岁了,正在复习准备考博。说起这个儿子,傅大妈一脸自豪。他3年前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可不到半年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觉得,以自己的学历不可能在公司里出人头地,于是决定专心考博。“我儿子可不是找不到工作,他在考博士呢,将来可有前途了!”每次遇到小区里的邻居,傅大妈都要说上一番。
傅大妈的老伴很早过世了,如今家里的经济来源都靠她做钟点工的收入来支撑,每天要做三四家。她还“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家务,不仅要把饭菜端到儿子桌前,连个碗都不让儿子动手洗。儿子看书到凌晨,她还会半夜三更起床做一顿有营养的加餐……大病一场之后,傅大妈开始担忧:如果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儿子今后可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博士生吕鹏新近完成的一份题为《他们不再是孩子了》的社会学报告中,一位母亲如此描述她在工作上屡屡失败的孩子:“这孩子不太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
其实,20年来这种抱怨屡见不鲜,早在“独生子女一代”便出现了苗头。但当已经进入所谓“成年年龄”的年轻人职业失败后,生活上仍完全依靠退休的父母时,才开始引起恐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样一群连“断奶期”都没过的“成年人”,他们甚至拒绝担负起养育下一代的责任;即使他们为人父母,也必然缺乏对子女的教养能力。
专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和相当数量的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乃至成年以后,往往会举社会之力大包大揽地为儿女设计人生、排除“路障”,而这,恰恰是对子女责任和权利的剥夺。造成的恶果便是,很多年轻人从小至大习惯于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甚或根本没有“成年”的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表面上特别重视青年,但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的权利、欲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认可。由此带来的尴尬现状是:一方面他们在家庭里是独生子女、“小皇帝”,而社会视大学生若精英,视研究生如天之骄子,可是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是很可怜的。我们现在的升学制度,规定了青少年必须全力去扮演“好孩子”、“好学生”之类的角色,而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基本权利,制度上却没有真正落实——小孩子连起码的游玩时间都无法保证,许多孩子到了法律上的成年,还一直处在家庭和学校的严格管理、控制下。
人从自然人(生物人)到社会人,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角色化是社会化的内容之一,即学会扮演这个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但社会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譬如性格、心理等方面的发展,各种同一性(如性别、身份认同等)的获得。可是在现实社会中,年轻人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性格、情感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这些方面的社会化,却一直是遭到忽视的,有的甚至是空缺。
陈教授认为,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化,也就是带来年轻人“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导致人格发展出现偏差。这几年一些青少年恶性犯罪现象如马加爵事件以及“啃老族”、“不婚不生”一族的出现,都与此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
三十不立
王波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可是很快就觉得单位规矩太多、人际关系太复杂,于是辞职不干了。随后,他应聘进入一家民营企业,两个月后又辞职,理由是,这份工作没有前途。后来他陆陆续续还找过几份工作,但不是嫌薪水太低就是觉得工作太辛苦。父母心疼儿子,便劝他不要心急,慢慢找,总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于是,王波便开始赋闲在家,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或和一帮朋友出去玩,没钱了就向父母伸手,再也没动过找工作的念头。转眼间就到王波30岁的生日了,父母对于供给儿子的日常生活开销并无太多怨言,但对儿子迟迟不肯成家却一筹莫展。王波和女友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感情一向稳定,在父母看来,这段感情早该是瓜熟蒂落了,但儿子偏偏一直不提结婚这个话茬,若是多说几句,儿子便答道:“我自己都靠你们养活呢,结什么婚啊!再说,结了婚你们又会要求抱孙子,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
冯励勤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这个独生子从小就受到宠爱,父母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高考落榜后,双亲花费巨资把他送去英国留学,期望用“海归”的名头换来一份好工作。儿子学成归国,却迟迟不肯找工作,说是在国外学习太辛苦,现在要好好休息一下,在家里一呆就是半年,无所事事。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不忍开口说些什么。一天,儿子突然说自己要创业,开口就要50万元。父母看儿子总算愿意干点什么事了,心里自然高兴,毫不犹豫地出资。仅仅半年,儿子的咨询公司便宣告倒闭,投入的50万元自然打了水漂。没过多久,他又说要重新创业,这次要投资餐饮业,需要很大一笔启动资金,自然又是向父母张口。看到二老态度犹豫,冯励勤居然理直气壮:“你们挣来的钱不给我花给谁花?”
“啃”一口书本,“啃”一口母亲
傅大妈住院了,医生说是因为劳累过度引发高血压。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听说儿子没饭吃整天上馆子,只能硬撑着回家。傅大妈的儿子今年28岁了,正在复习准备考博。说起这个儿子,傅大妈一脸自豪。他3年前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一家外资投资公司工作,可不到半年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觉得,以自己的学历不可能在公司里出人头地,于是决定专心考博。“我儿子可不是找不到工作,他在考博士呢,将来可有前途了!”每次遇到小区里的邻居,傅大妈都要说上一番。
傅大妈的老伴很早过世了,如今家里的经济来源都靠她做钟点工的收入来支撑,每天要做三四家。她还“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家务,不仅要把饭菜端到儿子桌前,连个碗都不让儿子动手洗。儿子看书到凌晨,她还会半夜三更起床做一顿有营养的加餐……大病一场之后,傅大妈开始担忧:如果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儿子今后可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博士生吕鹏新近完成的一份题为《他们不再是孩子了》的社会学报告中,一位母亲如此描述她在工作上屡屡失败的孩子:“这孩子不太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
其实,20年来这种抱怨屡见不鲜,早在“独生子女一代”便出现了苗头。但当已经进入所谓“成年年龄”的年轻人职业失败后,生活上仍完全依靠退休的父母时,才开始引起恐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样一群连“断奶期”都没过的“成年人”,他们甚至拒绝担负起养育下一代的责任;即使他们为人父母,也必然缺乏对子女的教养能力。
专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和相当数量的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乃至成年以后,往往会举社会之力大包大揽地为儿女设计人生、排除“路障”,而这,恰恰是对子女责任和权利的剥夺。造成的恶果便是,很多年轻人从小至大习惯于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甚或根本没有“成年”的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表面上特别重视青年,但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的权利、欲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认可。由此带来的尴尬现状是:一方面他们在家庭里是独生子女、“小皇帝”,而社会视大学生若精英,视研究生如天之骄子,可是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是很可怜的。我们现在的升学制度,规定了青少年必须全力去扮演“好孩子”、“好学生”之类的角色,而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基本权利,制度上却没有真正落实——小孩子连起码的游玩时间都无法保证,许多孩子到了法律上的成年,还一直处在家庭和学校的严格管理、控制下。
人从自然人(生物人)到社会人,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角色化是社会化的内容之一,即学会扮演这个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但社会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譬如性格、心理等方面的发展,各种同一性(如性别、身份认同等)的获得。可是在现实社会中,年轻人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性格、情感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这些方面的社会化,却一直是遭到忽视的,有的甚至是空缺。
陈教授认为,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化,也就是带来年轻人“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导致人格发展出现偏差。这几年一些青少年恶性犯罪现象如马加爵事件以及“啃老族”、“不婚不生”一族的出现,都与此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