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往往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来美国求学已经一年半了，回顾走过的路，庆幸地发现自己的身边真的有这样一位老师Eugene，一直都在支持和鼓励着我。我还深刻地记得当我刚刚被学校录取的时候，他作为招生的负责人在邮件里对我讲的话：“I will do my best to stay consistently supportive through the good times and difficult times.”（我将始终不变地支持和帮助你无论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困难的时候）。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头就很感动，所以记到如今。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美国人的客气还是要身体力行的，但是我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有一颗善良的心。
　　第一个学期Eugene老师就给我们上大气辐射学的课程，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人，言谈举止也很幽默。可以说他的课就如同清晨的一针“舒醒剂”，令人睡意全消，精神焕发。虽然课程讲得很有意思，但是只听个热闹也是绝对无法过关的。第一次作业的题目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是让我们用两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和计算机的随机产生器计算一个早已确定的值。我疑惑地想：这和大气辐射有什么关系呢？对于在国内受惯了十几年传统教育的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必要考虑的。可能我已经太习惯于套公式运算的学习模式，而对于最原始的东西很少产生质疑，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作业题和这个课程的“正题”有什么关联。当时的我的确同时被惊奇、疑虑、困惑和茫然的情绪笼罩着，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题目让我无从下手，于是只好向Eugene老师求助。因为那时我的英语还处于适应阶段，理解别人和表达自己都需要数秒的反应时间，所以我和Eugene老师的交流速度也显得很缓慢。我在老师的办公室待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只为了明白题目的意思。眼看着他买的晚餐渐渐变凉了，我的心里真的有些过意不去，不知道应该打断他，还是更专注地听他的讲解以便不辜负他的一番苦心。后来我才恍然明白，他出这样的题目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思维得到锻炼，为将来成为一名“独立的研究者”打下基础。他会尽全力帮助我们明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论证的过程，每一个理论的依据。我甚至有一次好奇地问他：“你每次都这样详细地解答学生的问题，不会耽误很多自己的时间吗？”他坚持地说：“我必须回答学生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之所以在大学的目的。如果我不回答学生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选择去其他的科研机构。”他的语气中透着执着，还有令人敬佩万分的责任感。我知道科研对于美国教授的职称评定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发表尽量多的论文，提高学术声誉。但是Eugene老师愿意因为学生牺牲自己大量的科研时间，而且他每一次的帮助都是那么的到位，甚至他所提供的比你所需要的还要多。
　　上学期博士资格考试准备期间，我的心里压力很大，因为考试不通过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有一天我来到Eugene老师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一道历年考试的题目，他不但以清晰敏捷的思维帮我解决了问题，还向我谈起了对待压力的问题。他在纸上画了一张“压力图”，解释说：“平时人们的压力在这个位置，”边说边画了一条水平线，“每个人的压力都会经历几次高峰：比如期末考试、博士资格考试、毕业论文答辩等等。”然后他又在水平线上画了几个尖尖的山峰。我觉得很好奇，问道：“你平时的压力在哪里？”他又接着画着说：“我做博士的时候压力比现在小一些，现在的压力在更高的水平线上。”我不禁以吃惊而又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心里犯嘀咕：难道教授的压力比研究生还要大吗？转念一想也不奇怪，美国的教授往往同时担任着教学、科研、带研究生，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社会工作，他们还会时常在各样的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工作量之大，关系之繁杂自然可想而知，压力比研究生大是勿庸质疑的。只是我还是第一次从一个教授的口中得知他的压力也很大的事实，更为难得的是，Eugene老师向我坦城地分享了他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在这里我不再孤独，不用再一个人艰难地承受一切。我知道我所能做的不是抱怨，更不是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压力，将压力降到尽可能低的标准。后来我成功地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以后，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Eugene老师也很为我感到高兴，但是他还是不忘给我一点小小的督促。他希望我能够专心在自己的科研上，尽快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争取在会议上做报告。他认为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获得成功，一是好的思想，二是由好的思想而来的好文章，三就是大胆地“走出去”，和更多的人交流和讨论学术观点。他的话如醍醐灌顶，使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方向。他还说，当我有一天从学术会议上做完报告归来的时候，他会为我举行“庆功宴”。
　　有这样的老师在我的身边引导着我迈出每一个脚步，是我人生的一大庆幸。Eugene老师是一个在逆境中可以向他倾诉，顺境中可以分享喜悦的人，并且他也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充分信任的良师益友。他用自己的真实行动印证了他的话：我会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