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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看，黄咏梅的文学地理版图至少由三部分构成：梧州、广州和杭州，这也基本上能与她本人的生活轨迹构成对应关系。与此同时，黄咏梅也以其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上述三地的文学地理建构，成为三地文学书写和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河”正在慢慢取代“浔江”，在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浔江;运河;黄咏梅
一、黄咏梅的文学地理版图
尽管是“70后”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似乎不少批评家在评论黄咏梅的文学创作时都对使用“70后”这一概念表现出某种犹疑甚至抵触。比如汪政和晓华在关于黄咏梅的专论中就认为“将她归为‘70后’作家群有些不得要领”，因为“她的文学启蒙与创作要比一般的‘70后作家早得多’”[1]，刘大先也说“我不愿意用‘70后’或者‘女性’这样的代际或性别话语来谈论黄咏梅，虽然她无疑可以置诸这些说法当中……”[2]这一方面是因为“70后”概念同“80后”“60后”等所有以代际命名作家群的文学概念一样，从来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在部分概括出一个创作群体的某些共性的同时也对不同创作个体的个性和彼此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严重的遮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少年诗人进而写小说的黄咏梅，其创作个性确实特别强，笼统地用“70后”对日常生活的文学呈现去概括其创作总会让人感觉有些言不及义。
在此背景之下，许多研究者便开始另辟蹊径去讨论黄咏梅的文学创作，其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尝试从文学地理学或地域文化角度切入去探讨黄咏梅的文学创作并彰显其艺术个性，比如邓玉莲的《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小说创作的影响》[3]、李海燕的《岭南风情的着力展现——论黄咏梅小说的地域色彩》[4]等等。应当说，这确实是进入黄咏梅文学世界的一条有效的路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学地理学对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两者之间的缝隙还是比较明显的。甚至在理论探讨层面，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学界在取得一定共识的同时，不同学者的表述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出入。
比如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拓展了研究视野和方法：“敞开了四个巨大的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的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5]曾大兴在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进行界定时则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的影响。”[6]而邹建军在前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术语及其所体现的理念进行思考和清理，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并从“文学作品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地理环境对作家成长及其心理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地球表面的某个地理变迁与某国文学史的联系，某个时期所发生的人类对于地理的大发现对文学写作产生的影响，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对于作家视野、观念与创作心理所产生的影响”[7]等方面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从学者们的理论阐释可见，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者的影响和创作者在作品中对地理要素的呈现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中认可度比较高的研究内容，至于杨义先生所说的“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的剖析”，以及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备受关注的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如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等等，在一些学者眼中则并不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前学者们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讨论作家的审美取向、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构成及其成因等，这样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并且进而主张要对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的地理性加以区分，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形式不同、来源不同的概念……文学的地理性更切近于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文学的地域性更切近于文学的文化特性”[8]。 对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是学术概念走向成熟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体系逐步得以构建的必然要求，但是学术概念的理论归纳应该是在对相关现象进行综合分析考量基础之上做出的，如果预先设定过多的排他性因素，则会对相关研究实践的跟进造成阻碍，不利于研究取得大的进展。基于此，本文在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时，倾向于杨义先生的界定，暂不将“地域”与“地理”做细致区分。同时，“地理”也不限于“自然地理”，而是将“地域文化”“人文地理”“城市地理”統统看成是文学地理学之“地理”内涵的应有之义。
由此出发来考察黄咏梅的文学创作则可以发现，迄今为止，黄咏梅的文学地理版图至少由三部分构成：梧州、广州和杭州，这也基本上能与她本人的生活轨迹构成对应关系。与此同时，黄咏梅也以其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上述三地的文学地理建构，成为三地文学书写和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流动的故乡
梧州是黄咏梅的故乡，梧州文化对黄咏梅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关于这一点，邓玉莲已经在文章中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地域“隐性文化”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的影响，此不赘言。其实，故乡所属的地域文化对作家影响深远已是一个被反复论证过的话题。因为故乡总是与童年记忆捆绑在一起，而童年记忆在作家的创作中注定会成为带有“母题”或“原点”意味的精神资源。所以，无论作家意识到了童年记忆或地域文化对于自身创作的意义从而有意识地去开掘取用，还是因为童年创伤体验太过痛切而有意识地去舍弃或剥离，其实都没有办法挣脱童年记忆与地域文化的围裹，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记忆和文化因子已经深深浸入了作家的文化血液之中，无法拒绝。正因如此，徐则臣在“豆瓣时间·写作成长营”第1期的“名师直播”中开讲时给初学写作者提的“十条建议”中有一条就是“作家一辈子只写他的童年就够了”。他由余华的“一个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写童年，都在写回忆”这句话引申开去：“说得绝对一点，一个作家其实一辈子都走不出他的童年和故乡，他写的任何的东西，都能在童年和故乡里面找到对应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童年就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一个故乡，而故乡就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只写他的童年就足够了，你能把童年给吃透，也就足够了。”[9] 徐则臣的这段话可以为解读黄咏梅的创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注脚。因为从作品内容来看，黄咏梅以梧州为地理背景展开叙事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似乎只有《契爷》《骑楼》《八段锦》等少数几篇梧州地域特征比较明显。另外在《档案》《瓜子》等作品中以“管山县”这一因叙事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前后变化而与广州勾连在一起的小城，也较为明确地指向故乡，其他作品则很少能看到梧州的地理因素。但是结合徐则臣的话来理解，既然一个作家终生都在文学地理意义上书写故乡/童年，那么黄咏梅也不例外。事实上，黄咏梅对故乡的理解相当独特，在《一本正经》中她说：“对一个城市的概括，并不需要千言万语，守住几个关键词，就会对这个城市寸步不离——工作、房子、爱人。对那些一直离开自己家乡的人来说，这些就是故乡。再繁华的语词都没有能力去形容他们，而再发达的城市都不能留住一个失却这些故乡的人。”[10]按照这样的理解，“故乡”其实是流动的，并不专指那个自己出生、成长，承载了青春记忆的地方。而且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传统意义上的故乡，确实也面临着瓦解的危机。这有点像周作人对故乡的理解，在《故乡的野菜》中，周作人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11]虽然说对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是却对故乡的民谣风俗信手拈来，就连故乡的野菜也如数家珍，足见周作人对故乡的情分还是很深的。黄咏梅也是一样，也许她的故乡情结并不十分浓重，所以笔下既没有多少有关“乡愁”的反复吟咏，也没有把故乡经营成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或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那种“文学故乡”的冲动。但是，这并不妨碍故乡依旧在那里默默地为她的创作提供滋养。
在一篇散文中，黄咏梅写到已经成年的自己离开家乡的小站时，父母前来送别，自己鼓足勇气给了父母一个拥抱，彼此压抑的眼泪终于随着不舍的离情宣泄了出来。在文章的结尾处她说：“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在笔下虚构了许多的人物和情节，然而，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难以虚构的，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或者是真实的情感，它们在预言或者印证着读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比方说，在车站里我跟父母的那一次拥抱。”[12]尽管对于黄咏梅来说，这样的拥抱需要鼓足勇气才能给予，但并不意味着她与父母之间关系冷淡、存在隔膜。同理，尽管她没有常常将故乡梧州付诸笔端，反倒是常常将自己的客居之地广州作为背景写进小说，却也不意味着故乡在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无足轻重。事实上，黄咏梅对故乡是极为熟稔的，故乡的风俗人情、山水风景都一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尽管很多时候都是片段式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信手拈来。比如《档案》里的“炮期”、《骑楼》里的“打捞”、《何似在人间》里的“抹脸”等等，任何一个词汇都是一篇民俗风情小说的素材，但是除去“抹脸”的叙事展开较充分之外，其他大都点到为止。显然，黄咏梅并不想在开掘民俗风情方面走得太远。也正因此，《何似在人间》成了她的创作中比较另类的一篇，跟她擅写都市边缘人生存状态的文坛形象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一衣带水的小城与广州
关于梧州自然地理，浔江是经常出现在黄咏梅笔端的。早在2002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中，黄咏梅就写到了浔江。《路过春天》的故事发生地虽然是广州，但是却借叙事主人公之口写到了故乡：“在我喝燕塘牛奶长大的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叫鸳鸯江。实际上是两条江，一条黄的叫抚河，一条绿的叫浔江。”[13]《契爷》中更是写道：“我们这里的人，从一出生看到的浔江水，笔直地朝太阳落下的地方流去，只在系龙洲边稍作休息，便毫无疑虑地释释然流走。” “夏天的浔江边，人比任何时候都多，光着身子的小孩，穿着大裤衩的男人，穿着游泳衣裹着一块大花布的女人，来回往返于浔江与我们这条街上。热了，就那样穿着出门，跳到江里游一阵，上岸歇一歇，湿漉漉地回家，就好像浔江是自己家屋后的小水池……”[14]人一出生就看到浔江水，生在江畔、游在江中、喝江水长大，就在浔江的陪伴和见证下一代代人成长起来，浔江对于梧州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自然地理的范畴，而是一条持续不断为梧州人提供滋养的母亲河。与此同时，浔江在此与其他两条江汇集成“三江总汇”，便利的水上交通带来了文化的开放和经济的繁荣，这种巨大的地理优势也使得梧州虽然是山城，但并不落后和闭塞，地理位置上虽属广西，但经济文化上却近广东。山城与江城融于一体，孕育了独特的梧州文化。正是因此，在黄咏梅的笔下，浔江几乎就成了故乡的城市名片，对于故乡“小山城”文化氛圍与城市品格的塑造，对于“小山城”人们生活态度与精神气质的养成，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在《骑楼》中，黄咏梅借叙事主人公之口说道：“要知道，我生长的这个小山城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是多么的辉煌，有‘小香港’之称。因为环绕着山城的那一条江水，它一直流向香港，只要一夜时间，船只就可以从这里出发而停靠在花花世界的码头了。那个时候，许多内地到香港的船只都要在我们这里转个弯。所以这里的人，梦想要比内地很多地方的人都要多，都要早。”尽管改革开放后在其他地方都竞相奋勇前行的时代语境中梧州“江城”的地理优势渐渐消解，而“山城”的束缚却不断显现：“那个百舸争流的时代过去了，留给这个城市的，是一些美人迟暮的伤害”[15] ，但是追怀过去的辉煌与表达对当下处境的忧虑或不安，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我并不赞同邓玉莲文中所做出的“自足的生活与自傲的情绪束缚了梧州人的思想，因而其文化形态比较保守、封闭”的结论。梧州地域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梧州人的开放心态并不会随着改革时代发展脚步的暂时放缓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江城与山城给梧州带来了双重的文化身份，这两种文化身份也许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出现彼此消长，但是基本的文化格局是不会变的，只要江还在，那么江城文化的痕迹就不会被抹去。不仅如此，我以为黄咏梅之所以在小说中频频选择以广州作为背景展开叙事，其原因恐怕也不在于走在国内改革开放前列的广州，其城市文化同梧州相比有着明显的异质性。恰恰相反，两者不仅同属广义上的岭南文化圈，而且便捷的水上交通所带来的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达，以及由此孕育出来的文化上的重商主义、开放心态以及务实、进取精神等等，两者也是相通的。 在小说《路过春天》一开头，黄咏梅就借叙事主人公之口交代过故乡小城与广州的关系：“因为广州离我生活的小城是一衣带水的近，这里的人一直有着‘广州情绪’，他们自豪地对其他城市的人说‘我们看广州当天的报纸’，以概括地理上的优势;他们也会得意地对其他城市的人说‘我们讲的话跟广州的是同一语系’，以形容文化上的嫡系。”[16] “文化上的嫡系”的说法很有意味，它再次证明了“我生活的小城”与广州之间并不存在文化上的隔阂，相反，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日常接触到的文化环境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广州当天的报纸”。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广州是不会陌生的，广州并非“他乡”，在文化意义上也跟小城一样是“故乡”。所以当《路过春天》里面的主人公，在广州找到了工作、有了广州的身份证后却还是同广州的其他数百万外来人口一样被称之为“新客家人”，内心深处确实会产生一种失落。因为从“小城”来到广州的人既确确实实是地理上的“外来人”，然而又是文化上的“类本地人”。不过“类本地人”与本地人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小说《档案》中的“我”说：“根据我在广州生活这些年的观察，我早就发现，就算广州外地人多得满街都是，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他们相互之间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因为他们无一不散发着一股本地气息。”[17]真正的“外来人口”想融入一座城市其实很难，因为那种潜在的文化隔膜是非常难以突破的。反倒是那些“类本地人”因了文化上的亲缘关系，能够比较顺利地融入，并且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本地气息”。也往往是这种“类本地人”对城市的种种细节才会有比真正的本地人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因为有许多细节，真正的本地人是习焉不察的。黄咏梅书写广州的成功，或许就跟她的这种“类本地人”的身份有关。
广州是迄今为止黄咏梅文学地理谱系中的一座重镇，她的作品中直接以广州为故事发生地的就有《多宝路的风》《档案》《达人》《负一层》《少爷威威》《勾肩搭背》《瓜子》等一大批。另外，长篇小说《一本正经》也是以广州为背景展开的。黄咏梅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说，作家的目标就是“不断地为内心阐释”，也正是在广州，她开启了自己的阐释之旅：“在广州这个城市，我也积极地开始了我的阐释之旅，这样的旅行，是没有终点的旅行，而沿途，现实的广州与小说的广州，相互重叠，相互剥离。我身在其中，自然也如此，我比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多了一个广州，多了一个自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通过内心不断地做加法的努力，以达到人生不断地做减法运动。”[18]黄咏梅很用心地观察着广州，书写着广州。泡吧、逛街、开party，咖啡、红酒、大麻，婚外情、小三、同性恋……她一直执着地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去展现广州的现代都市景观。偶尔，她也会把目光投向“西关小姐”这类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城市过往，让历史与现实在多宝路相遇，尽管只是短暂的邂逅，却也让人心旷神怡。有时，她则会让笔下的人物直接抒发对广州的感受。《一本正经》里的陈夕感受到的广州是：“广州这个城市，总能很容易让人找到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宽容，这个外来人口占了三分之一的城市，发展的原则就是——有钱大家赚，人人齐发达。邓小平当年在南方视察的时候给这样的风格定了调——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来自东西南北中，发财的人就是大款，就有地位身份……”[19]广州的移民城市特征，宽容开放的氛围，很容易让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来自四面八方的流动的人口聚集在原本陌生的城市里，驻足街头几分钟必能听到熟悉的乡音，只要有心，即便在某个偏僻的小巷子里也能吃到地道的家乡菜，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城市既像他乡又像故乡。
除去小说之外，黄咏梅也会在散文中书写广州、阐释广州。考验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熟悉程度，莫过于问他这座城市里的特色饮食了。黄咏梅写过一篇散文叫作《广州的牵肠挂肚》，题目带点林语堂式的幽默，牵肠挂肚在这里变成了“实指”。萝卜牛杂、布拉肠、钵仔糕……虽是些寻常小吃，但却让人“牵肠挂肚”，也可以让人“遗忘”，“遗忘一些焦虑，遗忘一些失败，遗忘一些乡愁，遗忘一些爱情……”[20]在《镶嵌于市井中的书店》中她则借书店排行榜来将广州与北京、上海进行比較，并且做了比较感性的刻画：“曾经对照过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同期内书店的排行榜，才发现，原来广州人看书骨子里还保留那一脉沿袭下来的性格。北京受欢迎的书还是一本正经的言论书籍，上海逃不过那些靡靡媚媚小资情调十足的洋气书，广州依旧执着于理财、装修、健康等等看了能用的实在的书。没办法，广州人脱不了那股务实的精神……”[21]在《广州不是一个适合诗意生长的地方》中她也说：“广州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她很平和、理性、务实，同时扫荡人的梦想和内心的诗意，让人安居乐业，变得实在。”[16]如果说小说中的广州是“广州形象”，是现实广州在文学中的投射，而随着虚构或深或浅的介入，“广州”也会发生轻微的摇摆的话，那么散文中的广州则是一种现象的直接“实录”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城市特征与文化精神的理性归纳，它是相对稳定的。正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黄咏梅间接或直接地向读者传达出了她对广州的感受，用文字编织出了一个“黄咏梅广州”。
四、文学地理新坐标：运河
十几年前，汪政和晓华在论述黄咏梅的文学地理时还仅限于两地：“黄咏梅的小说地理学基本由广州和一个与广州不远不近的小城所构成。她作品的主人公大都经历着从小城到广州的生活道路。小城是他们的出生地，故乡是他们抹不掉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而广州则是他们选择的舞台，梦想开始与破灭的地方。”[22]而后来随着黄咏梅写作道路的进一步延伸，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又出现了一个识别度非常高的地理概念——“运河”。《父亲的后视镜》中的货车司机父亲，晚年的生活空间与运河紧紧捆绑在一起。在运河边，他一度重拾起年轻时拍照的爱好：“拿着相机在运河边转悠，将远景拉成近景，将天空的云图分成若干帧局部，将一朵花拆成几瓣，将运河搓成一条线……”在运河边他倒行锻炼，邂逅了给了他晚年情感慰藉又盗走了家中财物的“赵女士”;后来，又干脆走下运河边的阶梯，迈入河中游泳，将重心“交付给了与他做伴几十年的运河”。[23]《蜻蜓点水》中，运河是老曾和老霍这帮老哥们每天早上晨练的地方，要是哪天早上没到运河边去，老霍就会到老曾家摁门铃，确定老曾有没有事。对于老曾来说，“岁月给他的生活画了个圈子，以寓所到运河为半径，老曾在这个圈子里团团转，每天到此一游。老曾的风景，除了那条窄窄的整天不知所谓地朝下游赶去的运河，以及同样不知抵达何处的零星的船舶之外，就是堤岸便以各种招式抵抗机体衰老、病变的老头老太”。终于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老霍再也没有在运河旁边出现，老曾觉得他可能真得“回老家了”：“自然会这样的。这运河边上，什么时候多来了一张新面孔，什么时候又消失了一章熟面孔，如同季节更替般自然……”[24]显然，“运河”已经成为黄咏梅小说世界中又一醒目的地理标志物。它是黄咏梅的“新故乡”——杭州的身份标签。从浔江到运河、从岭南到江南，黄咏梅所处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理环境背后的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浔江，运河带给黄咏梅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而这样一种变化也对黄咏梅的创作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父亲的后视镜》是2012年黄咏梅从广州到杭州定居后写的第一部小说，初到杭州，她“住在运河边的一个公寓里，每天都会到运河边散步。小说里的父亲形象，是我在运河边的一次偶遇”。在被问及杭州对她的创作有什么独特影响时，她说：“我在杭州这个既不断向前发展又安静的城市，在不断向远方奔流的运河边，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步音。我喜欢杭州的生活，江南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文化氛围浓郁，同时，我所供职的浙江省作协，对作家的尊重和扶持，让我得以相对安静地慢下来，慢慢看和想，像《父亲的后视镜》里的老人一样，面向未来又频频回首来路，一点一点从日常生活中聆听时代的步音。”[25] 有了这样一种夫子自道，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父亲的后视镜》还有《蜻蜓点水》等“运河系列”小说里，主人公多是老人了。相对于“广州系列”小说中所渲染的年轻人世界的喧嚣嘈杂、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运河系列”小说则在现代的浮华之外保持了一种沉静，这种沉静是通过一群老人在经历过人生的喧嚣之后终于回归平淡与宁静而营造出来的。就像《父亲的后视镜》里的那位父亲，年轻时脚不沾地，尽管所见的风景都拍成了照片，但也不过是后视镜里看到的又远又小的一个个点。[26]直到晚年才能从容地在运河边将眼中的风景通过取景器反复地端量，也直到晚年才能在运河边的倒行中从容体味人生的有趣与平淡。
在这个“快”字当头的时代，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难免被快节奏所裹挟。文学创作界的“快手”频出，“产量”榜上的数字不断刷新，几百万字、上千万字的“产出”，一个网络作家短短几年的工夫便可做到。相形之下，黄咏梅的“产量”确实不算高，她一直不温不火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写作，近些年更是明显地慢了下来。黄咏梅能够在这种快节奏中保持足够的定力，逆势而动，主动进入慢车道去从容刻绘自己的文学风景，除了人到中年的淡定从容之外，运河、杭州的文化环境带给她的启示与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黄咏梅曾用河流来比喻创作：“如果说，每一篇小说从开头到结尾，是一条虚拟的河流，那么，我从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已经在虚拟的河流里趟了13年。”[27][19]到今天，她的创作历程当然已经不止13年，其创作心境与创作风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至于未来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会不会扩张眼下不好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运河”正在慢慢取代“浔江”在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未来，“运河”肯定将成为她的文学地理的关键词。
[注释]
[1][22] 汪政、晓华：《论黄咏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 刘大先：《状态与情绪——黄咏梅论》，《新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3] 邓玉莲：《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小说创作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S1期。
[4] 李海燕：《岭南风情的着力展现——论黄咏梅小说的地域色彩》，《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5]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6]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
[7] [8]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9] 参见徐则臣：《被称为“70后作家的光荣”，他给了写作初学者十条建议》，https：//www.douban.com/note/682581249/.
[10][19]黄咏梅：《一本正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第4页。
[11]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12] 黄咏梅：《一次拥抱》，《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8日。
[13][16] 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第98—99页。
[14][15][17][23][26]黄咏梅：《后视镜：黄咏梅自选集》，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157、第105—106页、第87页、第283—291页、第280页。
[18] 黄咏梅：《寄放在这个世界的另一地址》，《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20][21]张梅主编：《广州记忆》，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第174—175页。
[24] 黄咏梅：《少爷威威》，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307页。
[25] 张丹丹：《从日常生活中聆听时代的步音——访省政协委员、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咏梅》，《联谊报》，2018年8月16日。
[27] 黃咏梅：《情感的真才是小说的灵魂》，《贵州民族报》，2016年4月1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及山东大学未来计划学者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浔江;运河;黄咏梅
一、黄咏梅的文学地理版图
尽管是“70后”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似乎不少批评家在评论黄咏梅的文学创作时都对使用“70后”这一概念表现出某种犹疑甚至抵触。比如汪政和晓华在关于黄咏梅的专论中就认为“将她归为‘70后’作家群有些不得要领”，因为“她的文学启蒙与创作要比一般的‘70后作家早得多’”[1]，刘大先也说“我不愿意用‘70后’或者‘女性’这样的代际或性别话语来谈论黄咏梅，虽然她无疑可以置诸这些说法当中……”[2]这一方面是因为“70后”概念同“80后”“60后”等所有以代际命名作家群的文学概念一样，从来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在部分概括出一个创作群体的某些共性的同时也对不同创作个体的个性和彼此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严重的遮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少年诗人进而写小说的黄咏梅，其创作个性确实特别强，笼统地用“70后”对日常生活的文学呈现去概括其创作总会让人感觉有些言不及义。
在此背景之下，许多研究者便开始另辟蹊径去讨论黄咏梅的文学创作，其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尝试从文学地理学或地域文化角度切入去探讨黄咏梅的文学创作并彰显其艺术个性，比如邓玉莲的《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小说创作的影响》[3]、李海燕的《岭南风情的着力展现——论黄咏梅小说的地域色彩》[4]等等。应当说，这确实是进入黄咏梅文学世界的一条有效的路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学地理学对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两者之间的缝隙还是比较明显的。甚至在理论探讨层面，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学界在取得一定共识的同时，不同学者的表述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出入。
比如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拓展了研究视野和方法：“敞开了四个巨大的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的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5]曾大兴在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进行界定时则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的影响。”[6]而邹建军在前期《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术语及其所体现的理念进行思考和清理，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并从“文学作品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地理环境对作家成长及其心理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地球表面的某个地理变迁与某国文学史的联系，某个时期所发生的人类对于地理的大发现对文学写作产生的影响，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对于作家视野、观念与创作心理所产生的影响”[7]等方面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从学者们的理论阐释可见，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者的影响和创作者在作品中对地理要素的呈现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中认可度比较高的研究内容，至于杨义先生所说的“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的剖析”，以及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备受关注的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如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等等，在一些学者眼中则并不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前学者们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讨论作家的审美取向、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构成及其成因等，这样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并且进而主张要对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的地理性加以区分，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形式不同、来源不同的概念……文学的地理性更切近于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文学的地域性更切近于文学的文化特性”[8]。 对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界定是学术概念走向成熟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体系逐步得以构建的必然要求，但是学术概念的理论归纳应该是在对相关现象进行综合分析考量基础之上做出的，如果预先设定过多的排他性因素，则会对相关研究实践的跟进造成阻碍，不利于研究取得大的进展。基于此，本文在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时，倾向于杨义先生的界定，暂不将“地域”与“地理”做细致区分。同时，“地理”也不限于“自然地理”，而是将“地域文化”“人文地理”“城市地理”統统看成是文学地理学之“地理”内涵的应有之义。
由此出发来考察黄咏梅的文学创作则可以发现，迄今为止，黄咏梅的文学地理版图至少由三部分构成：梧州、广州和杭州，这也基本上能与她本人的生活轨迹构成对应关系。与此同时，黄咏梅也以其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上述三地的文学地理建构，成为三地文学书写和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流动的故乡
梧州是黄咏梅的故乡，梧州文化对黄咏梅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关于这一点，邓玉莲已经在文章中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地域“隐性文化”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的影响，此不赘言。其实，故乡所属的地域文化对作家影响深远已是一个被反复论证过的话题。因为故乡总是与童年记忆捆绑在一起，而童年记忆在作家的创作中注定会成为带有“母题”或“原点”意味的精神资源。所以，无论作家意识到了童年记忆或地域文化对于自身创作的意义从而有意识地去开掘取用，还是因为童年创伤体验太过痛切而有意识地去舍弃或剥离，其实都没有办法挣脱童年记忆与地域文化的围裹，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记忆和文化因子已经深深浸入了作家的文化血液之中，无法拒绝。正因如此，徐则臣在“豆瓣时间·写作成长营”第1期的“名师直播”中开讲时给初学写作者提的“十条建议”中有一条就是“作家一辈子只写他的童年就够了”。他由余华的“一个作家其实一直都在写童年，都在写回忆”这句话引申开去：“说得绝对一点，一个作家其实一辈子都走不出他的童年和故乡，他写的任何的东西，都能在童年和故乡里面找到对应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童年就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一个故乡，而故乡就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只写他的童年就足够了，你能把童年给吃透，也就足够了。”[9] 徐则臣的这段话可以为解读黄咏梅的创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注脚。因为从作品内容来看，黄咏梅以梧州为地理背景展开叙事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似乎只有《契爷》《骑楼》《八段锦》等少数几篇梧州地域特征比较明显。另外在《档案》《瓜子》等作品中以“管山县”这一因叙事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前后变化而与广州勾连在一起的小城，也较为明确地指向故乡，其他作品则很少能看到梧州的地理因素。但是结合徐则臣的话来理解，既然一个作家终生都在文学地理意义上书写故乡/童年，那么黄咏梅也不例外。事实上，黄咏梅对故乡的理解相当独特，在《一本正经》中她说：“对一个城市的概括，并不需要千言万语，守住几个关键词，就会对这个城市寸步不离——工作、房子、爱人。对那些一直离开自己家乡的人来说，这些就是故乡。再繁华的语词都没有能力去形容他们，而再发达的城市都不能留住一个失却这些故乡的人。”[10]按照这样的理解，“故乡”其实是流动的，并不专指那个自己出生、成长，承载了青春记忆的地方。而且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传统意义上的故乡，确实也面临着瓦解的危机。这有点像周作人对故乡的理解，在《故乡的野菜》中，周作人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11]虽然说对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是却对故乡的民谣风俗信手拈来，就连故乡的野菜也如数家珍，足见周作人对故乡的情分还是很深的。黄咏梅也是一样，也许她的故乡情结并不十分浓重，所以笔下既没有多少有关“乡愁”的反复吟咏，也没有把故乡经营成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或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那种“文学故乡”的冲动。但是，这并不妨碍故乡依旧在那里默默地为她的创作提供滋养。
在一篇散文中，黄咏梅写到已经成年的自己离开家乡的小站时，父母前来送别，自己鼓足勇气给了父母一个拥抱，彼此压抑的眼泪终于随着不舍的离情宣泄了出来。在文章的结尾处她说：“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在笔下虚构了许多的人物和情节，然而，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难以虚构的，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或者是真实的情感，它们在预言或者印证着读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比方说，在车站里我跟父母的那一次拥抱。”[12]尽管对于黄咏梅来说，这样的拥抱需要鼓足勇气才能给予，但并不意味着她与父母之间关系冷淡、存在隔膜。同理，尽管她没有常常将故乡梧州付诸笔端，反倒是常常将自己的客居之地广州作为背景写进小说，却也不意味着故乡在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无足轻重。事实上，黄咏梅对故乡是极为熟稔的，故乡的风俗人情、山水风景都一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尽管很多时候都是片段式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信手拈来。比如《档案》里的“炮期”、《骑楼》里的“打捞”、《何似在人间》里的“抹脸”等等，任何一个词汇都是一篇民俗风情小说的素材，但是除去“抹脸”的叙事展开较充分之外，其他大都点到为止。显然，黄咏梅并不想在开掘民俗风情方面走得太远。也正因此，《何似在人间》成了她的创作中比较另类的一篇，跟她擅写都市边缘人生存状态的文坛形象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一衣带水的小城与广州
关于梧州自然地理，浔江是经常出现在黄咏梅笔端的。早在2002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中，黄咏梅就写到了浔江。《路过春天》的故事发生地虽然是广州，但是却借叙事主人公之口写到了故乡：“在我喝燕塘牛奶长大的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叫鸳鸯江。实际上是两条江，一条黄的叫抚河，一条绿的叫浔江。”[13]《契爷》中更是写道：“我们这里的人，从一出生看到的浔江水，笔直地朝太阳落下的地方流去，只在系龙洲边稍作休息，便毫无疑虑地释释然流走。” “夏天的浔江边，人比任何时候都多，光着身子的小孩，穿着大裤衩的男人，穿着游泳衣裹着一块大花布的女人，来回往返于浔江与我们这条街上。热了，就那样穿着出门，跳到江里游一阵，上岸歇一歇，湿漉漉地回家，就好像浔江是自己家屋后的小水池……”[14]人一出生就看到浔江水，生在江畔、游在江中、喝江水长大，就在浔江的陪伴和见证下一代代人成长起来，浔江对于梧州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自然地理的范畴，而是一条持续不断为梧州人提供滋养的母亲河。与此同时，浔江在此与其他两条江汇集成“三江总汇”，便利的水上交通带来了文化的开放和经济的繁荣，这种巨大的地理优势也使得梧州虽然是山城，但并不落后和闭塞，地理位置上虽属广西，但经济文化上却近广东。山城与江城融于一体，孕育了独特的梧州文化。正是因此，在黄咏梅的笔下，浔江几乎就成了故乡的城市名片，对于故乡“小山城”文化氛圍与城市品格的塑造，对于“小山城”人们生活态度与精神气质的养成，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在《骑楼》中，黄咏梅借叙事主人公之口说道：“要知道，我生长的这个小山城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是多么的辉煌，有‘小香港’之称。因为环绕着山城的那一条江水，它一直流向香港，只要一夜时间，船只就可以从这里出发而停靠在花花世界的码头了。那个时候，许多内地到香港的船只都要在我们这里转个弯。所以这里的人，梦想要比内地很多地方的人都要多，都要早。”尽管改革开放后在其他地方都竞相奋勇前行的时代语境中梧州“江城”的地理优势渐渐消解，而“山城”的束缚却不断显现：“那个百舸争流的时代过去了，留给这个城市的，是一些美人迟暮的伤害”[15] ，但是追怀过去的辉煌与表达对当下处境的忧虑或不安，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我并不赞同邓玉莲文中所做出的“自足的生活与自傲的情绪束缚了梧州人的思想，因而其文化形态比较保守、封闭”的结论。梧州地域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梧州人的开放心态并不会随着改革时代发展脚步的暂时放缓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江城与山城给梧州带来了双重的文化身份，这两种文化身份也许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出现彼此消长，但是基本的文化格局是不会变的，只要江还在，那么江城文化的痕迹就不会被抹去。不仅如此，我以为黄咏梅之所以在小说中频频选择以广州作为背景展开叙事，其原因恐怕也不在于走在国内改革开放前列的广州，其城市文化同梧州相比有着明显的异质性。恰恰相反，两者不仅同属广义上的岭南文化圈，而且便捷的水上交通所带来的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达，以及由此孕育出来的文化上的重商主义、开放心态以及务实、进取精神等等，两者也是相通的。 在小说《路过春天》一开头，黄咏梅就借叙事主人公之口交代过故乡小城与广州的关系：“因为广州离我生活的小城是一衣带水的近，这里的人一直有着‘广州情绪’，他们自豪地对其他城市的人说‘我们看广州当天的报纸’，以概括地理上的优势;他们也会得意地对其他城市的人说‘我们讲的话跟广州的是同一语系’，以形容文化上的嫡系。”[16] “文化上的嫡系”的说法很有意味，它再次证明了“我生活的小城”与广州之间并不存在文化上的隔阂，相反，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日常接触到的文化环境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广州当天的报纸”。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广州是不会陌生的，广州并非“他乡”，在文化意义上也跟小城一样是“故乡”。所以当《路过春天》里面的主人公，在广州找到了工作、有了广州的身份证后却还是同广州的其他数百万外来人口一样被称之为“新客家人”，内心深处确实会产生一种失落。因为从“小城”来到广州的人既确确实实是地理上的“外来人”，然而又是文化上的“类本地人”。不过“类本地人”与本地人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小说《档案》中的“我”说：“根据我在广州生活这些年的观察，我早就发现，就算广州外地人多得满街都是，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他们相互之间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因为他们无一不散发着一股本地气息。”[17]真正的“外来人口”想融入一座城市其实很难，因为那种潜在的文化隔膜是非常难以突破的。反倒是那些“类本地人”因了文化上的亲缘关系，能够比较顺利地融入，并且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本地气息”。也往往是这种“类本地人”对城市的种种细节才会有比真正的本地人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因为有许多细节，真正的本地人是习焉不察的。黄咏梅书写广州的成功，或许就跟她的这种“类本地人”的身份有关。
广州是迄今为止黄咏梅文学地理谱系中的一座重镇，她的作品中直接以广州为故事发生地的就有《多宝路的风》《档案》《达人》《负一层》《少爷威威》《勾肩搭背》《瓜子》等一大批。另外，长篇小说《一本正经》也是以广州为背景展开的。黄咏梅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说，作家的目标就是“不断地为内心阐释”，也正是在广州，她开启了自己的阐释之旅：“在广州这个城市，我也积极地开始了我的阐释之旅，这样的旅行，是没有终点的旅行，而沿途，现实的广州与小说的广州，相互重叠，相互剥离。我身在其中，自然也如此，我比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多了一个广州，多了一个自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通过内心不断地做加法的努力，以达到人生不断地做减法运动。”[18]黄咏梅很用心地观察着广州，书写着广州。泡吧、逛街、开party，咖啡、红酒、大麻，婚外情、小三、同性恋……她一直执着地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去展现广州的现代都市景观。偶尔，她也会把目光投向“西关小姐”这类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城市过往，让历史与现实在多宝路相遇，尽管只是短暂的邂逅，却也让人心旷神怡。有时，她则会让笔下的人物直接抒发对广州的感受。《一本正经》里的陈夕感受到的广州是：“广州这个城市，总能很容易让人找到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宽容，这个外来人口占了三分之一的城市，发展的原则就是——有钱大家赚，人人齐发达。邓小平当年在南方视察的时候给这样的风格定了调——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来自东西南北中，发财的人就是大款，就有地位身份……”[19]广州的移民城市特征，宽容开放的氛围，很容易让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来自四面八方的流动的人口聚集在原本陌生的城市里，驻足街头几分钟必能听到熟悉的乡音，只要有心，即便在某个偏僻的小巷子里也能吃到地道的家乡菜，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城市既像他乡又像故乡。
除去小说之外，黄咏梅也会在散文中书写广州、阐释广州。考验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熟悉程度，莫过于问他这座城市里的特色饮食了。黄咏梅写过一篇散文叫作《广州的牵肠挂肚》，题目带点林语堂式的幽默，牵肠挂肚在这里变成了“实指”。萝卜牛杂、布拉肠、钵仔糕……虽是些寻常小吃，但却让人“牵肠挂肚”，也可以让人“遗忘”，“遗忘一些焦虑，遗忘一些失败，遗忘一些乡愁，遗忘一些爱情……”[20]在《镶嵌于市井中的书店》中她则借书店排行榜来将广州与北京、上海进行比較，并且做了比较感性的刻画：“曾经对照过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同期内书店的排行榜，才发现，原来广州人看书骨子里还保留那一脉沿袭下来的性格。北京受欢迎的书还是一本正经的言论书籍，上海逃不过那些靡靡媚媚小资情调十足的洋气书，广州依旧执着于理财、装修、健康等等看了能用的实在的书。没办法，广州人脱不了那股务实的精神……”[21]在《广州不是一个适合诗意生长的地方》中她也说：“广州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她很平和、理性、务实，同时扫荡人的梦想和内心的诗意，让人安居乐业，变得实在。”[16]如果说小说中的广州是“广州形象”，是现实广州在文学中的投射，而随着虚构或深或浅的介入，“广州”也会发生轻微的摇摆的话，那么散文中的广州则是一种现象的直接“实录”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城市特征与文化精神的理性归纳，它是相对稳定的。正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黄咏梅间接或直接地向读者传达出了她对广州的感受，用文字编织出了一个“黄咏梅广州”。
四、文学地理新坐标：运河
十几年前，汪政和晓华在论述黄咏梅的文学地理时还仅限于两地：“黄咏梅的小说地理学基本由广州和一个与广州不远不近的小城所构成。她作品的主人公大都经历着从小城到广州的生活道路。小城是他们的出生地，故乡是他们抹不掉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而广州则是他们选择的舞台，梦想开始与破灭的地方。”[22]而后来随着黄咏梅写作道路的进一步延伸，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又出现了一个识别度非常高的地理概念——“运河”。《父亲的后视镜》中的货车司机父亲，晚年的生活空间与运河紧紧捆绑在一起。在运河边，他一度重拾起年轻时拍照的爱好：“拿着相机在运河边转悠，将远景拉成近景，将天空的云图分成若干帧局部，将一朵花拆成几瓣，将运河搓成一条线……”在运河边他倒行锻炼，邂逅了给了他晚年情感慰藉又盗走了家中财物的“赵女士”;后来，又干脆走下运河边的阶梯，迈入河中游泳，将重心“交付给了与他做伴几十年的运河”。[23]《蜻蜓点水》中，运河是老曾和老霍这帮老哥们每天早上晨练的地方，要是哪天早上没到运河边去，老霍就会到老曾家摁门铃，确定老曾有没有事。对于老曾来说，“岁月给他的生活画了个圈子，以寓所到运河为半径，老曾在这个圈子里团团转，每天到此一游。老曾的风景，除了那条窄窄的整天不知所谓地朝下游赶去的运河，以及同样不知抵达何处的零星的船舶之外，就是堤岸便以各种招式抵抗机体衰老、病变的老头老太”。终于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老霍再也没有在运河旁边出现，老曾觉得他可能真得“回老家了”：“自然会这样的。这运河边上，什么时候多来了一张新面孔，什么时候又消失了一章熟面孔，如同季节更替般自然……”[24]显然，“运河”已经成为黄咏梅小说世界中又一醒目的地理标志物。它是黄咏梅的“新故乡”——杭州的身份标签。从浔江到运河、从岭南到江南，黄咏梅所处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理环境背后的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浔江，运河带给黄咏梅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而这样一种变化也对黄咏梅的创作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父亲的后视镜》是2012年黄咏梅从广州到杭州定居后写的第一部小说，初到杭州，她“住在运河边的一个公寓里，每天都会到运河边散步。小说里的父亲形象，是我在运河边的一次偶遇”。在被问及杭州对她的创作有什么独特影响时，她说：“我在杭州这个既不断向前发展又安静的城市，在不断向远方奔流的运河边，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步音。我喜欢杭州的生活，江南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文化氛围浓郁，同时，我所供职的浙江省作协，对作家的尊重和扶持，让我得以相对安静地慢下来，慢慢看和想，像《父亲的后视镜》里的老人一样，面向未来又频频回首来路，一点一点从日常生活中聆听时代的步音。”[25] 有了这样一种夫子自道，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父亲的后视镜》还有《蜻蜓点水》等“运河系列”小说里，主人公多是老人了。相对于“广州系列”小说中所渲染的年轻人世界的喧嚣嘈杂、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运河系列”小说则在现代的浮华之外保持了一种沉静，这种沉静是通过一群老人在经历过人生的喧嚣之后终于回归平淡与宁静而营造出来的。就像《父亲的后视镜》里的那位父亲，年轻时脚不沾地，尽管所见的风景都拍成了照片，但也不过是后视镜里看到的又远又小的一个个点。[26]直到晚年才能从容地在运河边将眼中的风景通过取景器反复地端量，也直到晚年才能在运河边的倒行中从容体味人生的有趣与平淡。
在这个“快”字当头的时代，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难免被快节奏所裹挟。文学创作界的“快手”频出，“产量”榜上的数字不断刷新，几百万字、上千万字的“产出”，一个网络作家短短几年的工夫便可做到。相形之下，黄咏梅的“产量”确实不算高，她一直不温不火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写作，近些年更是明显地慢了下来。黄咏梅能够在这种快节奏中保持足够的定力，逆势而动，主动进入慢车道去从容刻绘自己的文学风景，除了人到中年的淡定从容之外，运河、杭州的文化环境带给她的启示与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黄咏梅曾用河流来比喻创作：“如果说，每一篇小说从开头到结尾，是一条虚拟的河流，那么，我从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已经在虚拟的河流里趟了13年。”[27][19]到今天，她的创作历程当然已经不止13年，其创作心境与创作风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至于未来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会不会扩张眼下不好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运河”正在慢慢取代“浔江”在她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未来，“运河”肯定将成为她的文学地理的关键词。
[注释]
[1][22] 汪政、晓华：《论黄咏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 刘大先：《状态与情绪——黄咏梅论》，《新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3] 邓玉莲：《梧州地域文化对黄咏梅小说创作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S1期。
[4] 李海燕：《岭南风情的着力展现——论黄咏梅小说的地域色彩》，《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5]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6]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
[7] [8]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9] 参见徐则臣：《被称为“70后作家的光荣”，他给了写作初学者十条建议》，https：//www.douban.com/note/682581249/.
[10][19]黄咏梅：《一本正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第4页。
[11] 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12] 黄咏梅：《一次拥抱》，《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8日。
[13][16] 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第98—99页。
[14][15][17][23][26]黄咏梅：《后视镜：黄咏梅自选集》，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157、第105—106页、第87页、第283—291页、第280页。
[18] 黄咏梅：《寄放在这个世界的另一地址》，《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20][21]张梅主编：《广州记忆》，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第174—175页。
[24] 黄咏梅：《少爷威威》，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307页。
[25] 张丹丹：《从日常生活中聆听时代的步音——访省政协委员、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咏梅》，《联谊报》，2018年8月16日。
[27] 黃咏梅：《情感的真才是小说的灵魂》，《贵州民族报》，2016年4月1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及山东大学未来计划学者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