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内·韦勒克在他著名的《批评的概念》中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它内在的暴露了“真实”与“虚幻”在创作状态中的悖论关系。而在汉语语境中，“现实”和“主义”两个连接在一起的词语本身就有多义的理解，“现实”既可以作定语来修饰“主义”构成偏正关系，也可以作主语构成主谓关系。也许对一位以现实品格著称的作家而言，这并不构成一种焦虑，但是从这个角度去阅读阐释他们的创作，我们却可以看出分殊来。在阅读2017年岁末的小说中，我们便有趣地发现，有的小说家更接近于“现实”，力图还原生活实境，写出人囚困于生活的悲凉；有的小说家更接近于“主义”，当然不是那种所谓要写“高于生活”的拔高式的“主义”，而是用一种镜像式的、不无荒诞和寓言化的表现方式，传达对现实的观察、批判和思考。
　　杨遥：《火焰》，《山东文学》2017年第12期
　　在《火焰》的前半段，叙述者“我”——一个被扶贫办主任介绍到偏远山村去采风的作家——在镇里文书的带领下，千辛万苦地抵达了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废村的目的地，并被村子的破败和荒凉震惊着。通过叙述人与“文书”的对话，作家似乎已经把小说的主旨和盘托出了，无非精准扶贫的设计愿景和基层执行的荒腔走板的巨大背离，乡村空巢化对乡土根脉的致命损毁等。但是等到小说的后半段，当叙述者感受到赵家老人在安静知足的面目下那股“暗藏的波涛”，还有果家母子几口对日子“如果”的期盼，小说的调性开始转换，现实批判的犀利转为沉郁的生命悲歌。在小说的最后，赵家老人以玉石俱焚的方式完成了对即将被彻底放弃的家园的祭奠。他们舍命式的守土之举和果家人对迁居的热盼形成奇异的叙事张力和情感张力。而小说也在此，做出了对“现实”精准扶贫困境的精准隐喻。
　　柏祥伟：《生死交集》，《四川文学》2017年第12期
　　也许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柏祥伟的小说素来有较强的道德关怀意识，在他最好的乡情小说里，这种道德关怀并不是孤傲的道德理想或简单归罪的道德评判，而是对善的体恤，对底层民众苦难之下道德困境的同情和分担。在他的小说中泪与笑，戏谑与忧愤，悲与喜，辛辣的讽刺与会心的诙谐常常同时具备。《生死交集》也是如此，小说在很短的篇幅内，不断转换情感的调性。王老根为儿子娶媳妇求爷爷问奶奶般地四处告债，在天神一般降临的刘大虎的帮助下，他拿到了一万块钱，又为了把钱藏到哪里绞尽脑汁。他把钱藏到了喂驴的草料筐里，却不料钱被自家的驴吃了个精光。情节有些匪夷所思，而且似乎也溢出了当下农村的现实逻辑，不过这种荒诞又是一种对现实底层农民生活的本质化提纯。接下来，村民们以买驴肉的方式帮老根渡过难关，而刘大虎的再次现身救急更是让大根开了眼，但洞悉到刘大虎的真实意图之后，大根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在一天之内感受的苦涩和善意、伪善和真诚、狂喜和失落，其实凝缩了发生本质化转型之后的乡土众多的情感經验和道德事实。
　　李世成：《白天不熬夜》，《芳草》2017年第6期
　　与前面两篇扎实的书写乡土实境的作品相比，90后小说家李世成的新作《白天不熬夜》则以近似呓语的方式来写部族乡土行将崩坍的命运。小说采用了实验性很强的亡灵叙事，通过第一人称的亡灵叙事者同巫婆一样的老妇人、哥哥、芦笙，以及一对溺毙的布依族姐妹的交流，串联起一个部族的历史记忆和现实遭际。小说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作者是以“附魅”的方式来写神性和巫性失落之后部族的困境，叙述者虽然是一个自由出入各界的亡灵，但是他不能安慰亲人，也无法真正超度自己。在小说的结尾，芦笙与“我”谈起了梦，这既呼应题目，也更坐实了文本的呓语，不过有人是在人生里寻梦，而这个小说却是在梦里探寻人生的。作为一个新锐的青年小说家，李世成在这个小说里展现出了自由又缜密的叙事能力，还有一种对语言作异质性审美传递的自觉，比如：“我把瓦片一角掰碎，朝一颗星星扔去，被它旁边的另一颗星星射出一束星光击落，星光像掷向远方的刀片，发出轻微的震颤声。”这样的句子，让人想起对中国新感觉派作家有着巨大影响的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日轮》里的：“他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进森林。森林把月光从几片柏树叶子上掸掉，喃喃地自言自语。”阅读这篇小说，确实可以激活我们被惯性的修辞和语法结构弄钝的审美触觉，它不太好读，但很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