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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脑海里留下唯一关于爷爷的影像，是他倒开水给我喝的神情。那时候我约莫四岁，但只是推测，因为五岁上幼儿园之后有了较清晰的记忆，而当时爷爷已经消失在生活中。
他缓慢地翻过渍黄的瓷茶杯，提起铝制茶壶，提手上的螺丝微微发出金属的摩擦声。我仰头看他脸上灰白的胡碴，与那种看着遥远记忆似的微笑。然后开水满溢出来，我们安静地看它发生，水漫至桌缘再滴落地板，弄湿了我的拖鞋。
但之后爷爷去了哪里呢？我不知道。彷彿被拨错的电话铃声吵醒的午睡，残留零星片段的幻梦那般，薄弱的记忆难以拼凑。如果说他死了，我确信自己一定可以记得一场即使不盛大，也必定严谨悼念的丧礼，就像我们为奶奶办的一样。爸爸与叔叔、姑姑们的沉默流泪，无尽盘绕直至刻印在睡眠里的诵经声，祭奠布置上，几幅轮回众生曼陀罗与十八地狱图，法师灿烂明亮的袈裟与几行潇洒挥毫的白底黑字悼词，明明鲜艳多彩却充满清肃氛围的花篮，上学时制服外衣的上臂，还别上一截麻布。
这一切如果曾发生在爷爷身上，我一定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但这是奶奶的葬礼，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的死亡。
所以爷爷是不见了。用一种没有远行的祝福，也不是离别哀伤的方式，默默消失在家人与我之中。此时此刻，我不断追溯回忆里可能留下的任何线索，例如奶奶在世时，放在抽屉里一张色差严重失衡而整体呈现偏暗红的彩色老照片，上面是她那一辈家人们的合照。有些叔公、婶婆我眼熟认得，有些则早已仙逝而不曾见面。
爷爷也在其中，我似乎记得奶奶说：“这你阿公，你怎会不认得？他在你小的时候还逗你啊，我看你是不记得……”
我也清楚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必定问过“爷爷是怎么死的”这类简单而直接的疑惑，但得到的反应让我自然而然知道不该多问。大人们似乎早已消化处理过那些情绪，关于爷爷消失所带来的可能是哀伤、可能是愤怒，或是真的就毫不在意，转化成一种类似幽默的漠然。“失踪了啦。”而我被抛在原处，一无所知。
学生时期填写资料卡时，家属栏中爷爷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填上“殁”。在每天都有事情不断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爷爷就真的如同滚到衣柜底下的弹珠一般，明明在那里，却被淡忘。
但如果爷爷并没有明确的死亡，为什么我们不把他找出来呢？
我也记得第一次在火车站看到“协寻失踪老人”之类的海报时，心里的纠结与困窘。我意识到爷爷可能也是他们其中之一，而这似乎是一件难堪的事。我不希望这是爷爷的状况。我觉得如果爷爷在那张海报上，而我必须指着他的照片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爷爷，请帮我找到他。”这个情况是非常羞愧的。
但不久之后，我又希望爷爷真的在那张海报上，那似乎代表爷爷可能回来的一丝希望。即使我对他的印象那么浅，我仍期待知道他更多。我又跑回去火车站的布告栏，仔细地看清楚每一个老爷爷、老太太的脸和名字、年岁、失踪地点与简单个人描述，没有爷爷。
但我天真地想用力记起每一张脸，然后以为在某个时刻，例如在跟妈妈逛菜市场，或是与哥哥把存下的零用钱拿去电子游乐场打电动时，会在某个角落发现他们的身影，带他们去火车站完成任务。当然我并没有达成任何任务。一个都没有。
但我记忆里也没有任何爷爷失踪后应有的骚动。没有警察问过我最后看到爷爷是什么时候，也没有傍晚拿着手电筒到山间小路，一边走、一边呼喊着：“阿公！阿公！快回家啊！”这都是我的幻想而已。
所以他是有意识地离开家人，然后从此消失不见。但原因是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也许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听不懂。而往后的年岁里，家人之间已培养出来不过问这件事的默契，或者说，就像生活中原本就不存在的事物那样，爸爸不写诗、厨房里没有思乐冰机、电话簿上没有林青霞的号码，不存在的事物没人疑惑它的不存在。
即使在《生活与伦理》课中教到家属称谓之类的课程，也曾闪过“爷爷呢”这样的念头，但总是就像被问到不该问的问题一样，我也对自己不好意思一下，然后自己对自己转移话题。而当同侪之间有人聊天时提及他们爷爷，或是遇到任何跟爷爷有关的情节文本出现在生活之中，我也都可以冷淡以对。当做爷爷就是一个逝去的家属，模糊地埋藏在过去的时光里了。
而我之所以会说这么多，是因为事情后来有了转变。
2
大学毕业后度过一段对未来茫然不知所措的日子，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是厨房助手兼餐馆服务员。这完全跟自己的幼教专业背景无关，自己当初也对自己的决定莫名其妙了好一阵子。只因为一直找不到跟自己所学相关而且妥切的职位，而一家自己喜欢得不得了的小餐馆，正好在征這种意味着“餐厅里不管什么事情，要你帮忙的话，都要会做喔”的职缺。
不知哪来的信心与胆量，我就直接进厨房去问。当时正是尖峰时刻，没料到忽然来了一通重要电话给主厨，我竟然就被叫去洗手，先帮忙把餐前沙拉摆盘一下。
我觉得这就像教小朋友美劳一样，只要一五一十地照样做，再稍稍添上一点个人创意就行了，难不倒我。于是之后一拍即合地马上录取，隔天找到合适的住处，就搬来到大城市，展开新的生涯阶段。
租赁的公寓与餐馆之间需要搭公车前往，然后经过一个地下道。是个相当热闹的地下道，每天搭车的许多中学生与上班族在此往来，人数之多，是生意上门的保证。地下道自然而然成为了市集一般的摆摊地，但都是违法的临时地摊。
一些廉价而材质、做工都粗劣的背包与饰物，或是成堆复制且略带瑕疵的绒毛娃娃，叫卖声从扩音器出来，如机械般冷硬。只有一摊卖鲜花束，是唯一的清新气息。摆摊乱无章法，似乎是先来先赢，而需要这空间的还有几个乞讨的游民与一个托钵的老僧人。
工作了几天后，就在某个和老板聊太久才下班的深夜，我在地下道遇见了爷爷。就在第一眼，我感觉心被揪了一下。
那是和我记忆中模糊影像相当吻合的脸，而更加苍老且清瘦。在破旧的草席与年久灰黄的大红牡丹被毯上，蜷缩在楼梯旁的角落，睡得似乎相当平稳。 我先是惊讶，然后蹲下来注视了好一阵子，无法确认任何事情。他脸侧放了一个有点焦黑、但看起来挺有品位的木制精雕烟灰缸里有些零钱，一个便利超商的大购物袋也许包着一点衣物家当。
旁边是那位老僧人，一身干净的道服，潇洒大字形，直接躺在地上，手上握着好长一串佛珠，也是一脸祥和地沉睡。还有一位坐在一整叠旧报纸上的胖胖白发先生，狐疑地观察着我。另外几个纸箱或大衣堆起的床铺无人在上头，也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作息吧。
白天凌乱的摊贩撤走，喧嚣的人声静寂下来，整个地下道竟也显得宽敞。但复杂的气味、惨白的日光灯与闪避这些“住户”而走在另一侧毫无表情的行人，仍让空间显得奇幻不真实。
我徘徊了好一阵子，做不了任何决定，又不想打擾他睡觉。而“爷爷早已不在了啊！那不是他，只是长得像而已，一定认错了”的冷漠念头，让我打算不要错过最后一班公车，什么也没有做就离开了。然后回到家，一整个晚上没睡好。
我计算着爷爷的年岁，在他离开后二十几年的今天，有可能是这个模样吗？如果真的是他，他也不可能认得我的样貌吧？我要从何跟他说起我的身世，与这一切突如其来的状况，如何向他证实他就是我爷爷？
且不管是不是他，一个离开家庭、独自居住在地下道的老人，是否还有可以沟通的能力、精神状况有没有太大问题、会不会畏惧或厌恶我的打扰，且和善清醒地与我交谈呢？我反复地在床上想着这些有的没的，半梦半醒之间，好像还听见远方有唱戏的声音，但实在不可能。隔天我就搭了大清早的公车前往地下道。
我先前都是在下午时段，餐厅开始为晚餐做准备时才上班。想不到早晨的地下道又是另一片光景。
地下道入口有两座早餐车，正忙碌着准备上班、上学人潮的食物。简单的设备与各式材料，就能做出蛋饼、三明治、汉堡、炒面几十种选择，不时传来嗞嗞的煎油声与热呼呼的蒸气，满溢可口香味。
地下道里大部分的摊位也还没来占据，只有鲜花摊的老板在成堆的花草里，挑拣修剪、搭配捆装，熟练的动作又并非全然的重复。每束花各有不同，且各自鲜艳美好。
在附近运动公园刚活动完的人们，活力十足，用略快的步伐经过这里。而背着沉重书包与青春期骚动的学生们，好像对人生的烦恼也很有见解似的迈向公车站。不像学生的其他行人则一副日子再苦都不怕的样子来来往往。好像这世界竟比我存在的那一个还充满希望，没睡好又太早起让我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精神恍惚又知觉敏感。
爷爷还在那里。我在地下道入口徘徊，假装早餐车的顾客，不敢过去。
他独自屈膝倚墙，坐在昨晚睡觉的那张被毯上，也许是在发呆，或者沉思。没有任何动静，似乎是绝然的孤寂。我渐渐觉得他是我爷爷的想法很荒谬，但思索起这无来由的情感，我明白自己对于这样与社会脱节而坦然面对苍老的生活方式有点着迷。
在我还没整理好这些烦乱思绪时，忽见那位老僧人从另一边的楼梯走下，步伐轻快，经过爷爷身边时一个点头招呼，没有停留、没有出声，跨着大步向这个方向走来。而爷爷似乎注视着他，把脸转了过来。我以为自己要闪躲，但就这么愣着。
老僧人走上阶梯，瞥见了我，也是一个点头，然后右手捻指在胸前，向我轻挥一下。我什么也不明白，他也没有特别的事情要讲似的就与我擦身走去。
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习惯性地误会这其中必有深意，但或许根本不及早餐的一个抉择来得重要也不一定。我困惑地朝他走去的方向凝望了一下，回过神发现爷爷也正朝着我的方向看。我看不出他眼神停留在何处，表情也不见悲喜，但似乎显露着我以为的温和慈祥。
我放心地走过去。
“我这边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到他身边时，他开口说，手指敲着右边的太阳穴。我仔细一看他的右眼，眼珠的颜色混浊黯淡，眼睑也虚弱地张着，似乎真如他所说已无视觉。
他忽然开口说这样的话，顿时让我不知道如何反应。我的手在裤袋里一直握着几枚硬币，是一路上一直想着，到时候可能是靠近他的唯一理由。硬币已经握得汗湿温热，我冷静地掏出来，蹲下来投进那个木雕烟灰缸。
“谢谢、谢谢……”他连忙点头向我致意。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我指着自己的右眼问他。
“不会好了。从我年轻时就看不到了。”他回答。我此时才察觉他用的是国语，虽并非字正腔圆，但爷爷应该是说闽南语的。是吗？我竟然连这一点都没有把握。
我也不知道爷爷有眼睛的问题，我毫无印象，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虽然都不在我的预期之中，但又没办法推翻他是爷爷的想法。
“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很久了吗？”我又问。我知道自己已经开始打探，我也明白我思索过这样的处境，关于和地下道游民对话的场景，是不是会太过突兀而引来别人的眼光。而我是否也该控制自己的语气，不要咄咄逼人，否则让人误会我对这位老先生带来麻烦也不好。
还有，既然我怀疑他是我的爷爷，别人是否也能在我的脸与他的五官上，找到一丝丝相似的轮廓，进而怀疑起我们的关系，以及对老人现在的境况与我的行径做何联想？
“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了。”他说，还停留在眼睛的话题，而没有回答我。与上了年纪的人对话要互相找到节奏，他的口气也表现出心智清楚的样子。于是我渐渐宽心与他交谈，看他的表情，似乎没有忧心或厌烦我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好看的东西可以看，还是没有东西值得看了呢？”而我竟然问这种烦人的问题，我自己也有点讶异。
他垂下头看着地板，眉头微微皱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打算回答我。我此时才知道，人的思绪有多千回百转，我并不是在说他，而是我自己。我想着是不是冒犯了他，或者这问题太过刁难。而我对于这语言游戏产生意义上的细微偏差感到有趣，似乎是一种偏门的嗜好。
没什么好看，一个是全然否定外物的价值，另一个是安然于自己的不感兴趣。这歧义真的存在吗？他真的是一个可以与人应对自如的老人吗？为什么又把自己安置在这个地方呢？他真的会是他吗？这种种又在心中问了一遍。 “好看的东西看不到也没关系了。”这是他的回答。我耸耸肩，没有继续追问。他收起烟灰缸里的钱，整理一下被毯，提起塑胶袋似乎准备起身离开这里。我应该跟着他吗？他一天的生活会是怎样呢？
“你时常在这里吗？”我无法拿定主意，也害怕他已经想躲避我了，有点着急，只好这样问。
而他没有回答，似乎看了我一眼，没有好恶，接着就走上阶梯离开，留下一股微微的体臭。这样的臭我该嫌恶或心疼，或者把它当做自然呢？
我没有跟随他而朝反方向离开，想着也许第一次会面这样就够了。我相信，之后一定可以再遇见他。
正当我犹豫着去餐厅探探午班的同事在忙些什么，还是回家好好补个眠时，注意到鲜花摊的老板看着我。我忍不住走过去。
“我在这边卖花四、五年了，没看过那个老先生说话。我以为他是哑巴。这太奇怪了。”他整理好花束，收拾着剪下来的断枝残梗，手边利落的工作没有停下来就和我聊天。
“这太奇怪了。”我重复他的话。我向来除了喜欢跟小孩互动以外，非常不擅于攀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之前问他什么，他也不会回答，只会点头跟摇头。真可怜，看起来年纪很大了喔。不过他还会下棋欸，他现在大概是要去庙那边跟人家下棋吧……”
“哪里有庙？”我问。
“这条路一直走，走到桥边右转，经过一个菜市场那边就是了啦。你刚来这边吗？是学生还是在附近上班了？”老板好心地说着。
“对啊，来这边工作没多久。”我回答，心里想还真的是人生地不熟，没打算跟踪爷爷，只是想应该找时间，了解一下这座城市。
“要不要买束花去公司插？我跟你说，你每天换水，然后用剪刀在水里把它剪一点掉，这束花可以漂亮很久……”
“现在还有人爱买花吗？”
“老实说，生意是不好做。但每天人来人往，总会有人需要花。有人说是谈恋爱的纪念日，也有人是妈妈的生日，还是祖先的坟墓翻新要拜拜，问我摆什么样的花好……”他一边说，一边仍在整理每束花，似乎每朵颜色的搭配与枝叶的角度安排，都要是他心中完美的构图。我看到他正在收拾花已经盛开过微微凋萎的百合，旁边整理出一些鳞茎。
“那些是不是食用百合？有在卖吗？”我问。
“那是我自己要带回去，没有在卖啦。好啊，可以送给你。不过要自己处理干净喔。你要吃啊？它的球根很好吃，你不要这些漂亮的花吗？这些插在水里面，还会再开喔！这个都没农药啦，你可以放心！”老板指着一些含苞的百合说。
“那我买一束花，你再送我那些根吧。”
我感谢他的热情，把包好的花束拿去餐厅摆插起来，球根则给厨房入菜。主厨喜上眉梢说着，要怎么用在海鲜料理里面，我太困了没认真听，就回家睡觉了。
当天晚上我从餐厅打包一点东西，想要给爷爷吃。不过来到地下道的时候，他并不在那。只有那位白发胖先生和另一个我没见过，个子瘦小看不见脸，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人躺在草席上，面着墙壁睡覺。我有点失落，把食物交给那位胖先生，本想交代他替我留给爷爷，但不知道怎么说，也觉得奇怪，便什么也没说就打算离开。
“谢、谢老、师。”那位先生这么说。他说话的方式有点迟钝，眼珠也会随着口中一字一字地转动，我直觉判断是有脑部残疾的人。但为什么会叫我老师呢？
“不客气。那很好吃，饿的话赶快吃。”我有点局促地说。
“我、我会留、留给阿——公。”他猛力地摇头。然后指着爷爷留下的毯子。
“好。谢谢你。”我转身就离开。
“老师再、再见！”他说。
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他一眼，也说了声再见。他是怎么知道，我的食物是要给爷爷的呢？我只是昨晚才在爷爷旁边停留了一下让他看见而已，不是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再追究下去。他后来告诉我，他叫阿伟，今年三十五岁，不知道为什么满头白发。我就这样认识他了，我想把他当成朋友，但他一直称呼我老师。而且他并不能够流畅地交谈，有时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味地摇头。
3
我上班工作的日子必定经过地下道，就从餐厅带点东西给爷爷吃。他吃得很开心，也默默分给阿伟。有时候爷爷不在，我就一样拿给阿伟，隔天阿伟都会说：“到最、最后，阿公只吃一点、点，我吃好、好多！”然后笑起来。
他说话的时候，会在很多句子加上“到最后”。“到、到最后，我就在医院里看电视，没人赶我出来。”他曾这样没头没脑地说。我看他没受伤，脸色也不像生病，怎么会跑去医院里面，大概真的没有人知道吧。
而后我也渐渐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替爷爷多做什么，甚至一度感到困扰。餐厅并不是每天都有多余的食物可以带出来，而我有时候也会忙得累到垂头丧气。阿伟看到我一脸冷漠没有带吃的，好像都会有点失落。但其实他没有说什么，会不会是我自己多心了呢？
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钱。手边有一些硬币，我会放进爷爷的烟灰缸里。但我知道，地下道里还有其他人，而且当我想描述他们，好像所有的悲悯都会化成我的怯懦，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去给他们资助。甚至包括爷爷和阿伟，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
每天行经的路人的善心总合在一起，足够分摊给每一个人去解决困难吗？还是在他们的处境里，其实早已断绝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意义，只是在这对生存的直觉中，有了什么就用什么，无法完整理解过去与估量未来那样低限度地过日子呢？
或许是逃避、或许是无能为力，我承认自己没办法真的走进他们的生活。我偶尔蹲在爷爷旁边，问他近况，他多半时候不会回答。但他的笑容却彷彿告诉我，这样的关心已经太多。
他也曾经开口说：“今天走了很多路，很累。”却不告诉我，他去了哪里。或是：“昨天晚上下雨，好多飞蚁。”然后指着灯下一堆灰褐的蚁翼，不予置评。
交谈的结果时常让我无法自在，也许是空间的问题，因为人潮来往之中，很少会有人与游民们说话。但并没有人在意吧？我却仍然多心。尤其有时要不断猜测阿伟说什么“到最后，纸箱都拿去后面打雷了”，还有“到最后，火车也没有耳朵了”这种匪夷所思的话时，我会故作镇定地落荒而逃。 甚至那位看似相当清醒的老僧人，也时常让人难以招架。他有时会在地下道里打拳，嘴里喊着一些不知道是招式、经文，还是什么内功心法的话。他声如洪钟，比卖廉价包包的扩音器还大声，震得整个地下道回音隆隆。而他有时打得满身大汗湿透道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拳脚挥舞、身形移动都煞有介事。行人有时会驻足观看赞叹，也有人怕闪避不及而不堪其扰。
我有一次看见他在跟一位妇人讲话，内容是关于前世今生因果轮回。妇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有点不安，但又不好意思推脱的样子，也有可能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来找师父解惑也不一定。
我并不确定老僧人认得我，我们后来只有过两次交集，一次是他赤裸着上身坐在爷爷前面，而爷爷拿着似乎是跌打损伤的药膏，在他背上涂抹。凑过去看，几块似乎伤得不轻的瘀血，看得让人心慌。
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他说是累世因缘欠的，躲不过，就摇头再不说话。
此时爷爷也看着我摇头，没说话。我真心想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他们什么都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呢？而我却想不到能帮上什么忙，摸摸鼻子就走了。
另一次是我上班途中正要走出地下道时，发现他在楼梯口，好像在等我似的，然后对我说：“这几天要吃斋喔。”
我本来想问为什么，但我其实更害怕他要给我长篇大论，而我必须赶快进餐馆去工作。但我很当一回事地问要吃几天，他说吃到农历十五隔天。除了要翻查一下农历的日子以外，其实并不造成太大困扰，我便照做，只不过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解释。或许不解释也是好事。
4
关于爷爷的事，我只告诉过一个朋友，是在写一封信的时候提到，我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而且我知道不会得到她的回应，因为我知道她不会打扰我做这件事。而家人那边则是只字不提。我似乎把它当成一个在我和爷爷之间的秘密，荒唐又珍贵的秘密。我既不能证明他是爷爷，也无法证明他不是，对于这样的两难我還沾沾自喜。
这或许是我这阵子对他孤寂生活的领悟：人生而孤寂、长而孤寂、壮而孤寂、老而孤寂、死而孤寂。
英国小说家吉辛说：“这世界本已太混乱而嘈杂。我无意在这日甚一日的喧嚣之上，再加入自己的一份。就凭了我的沉默，我也曾给某些人带来某些好处。”
这是我在周梦蝶诗文集《风耳楼坠简》里读到的。我似乎也同时把诗人的仙骨形象，放在爷爷身上了。
如果我再执着于他的身份，想必会毁灭他并且失去他吧。
在一个出奇难得的片刻，犹如梦境。地下道其他人都不在，行人仿若被隔绝在另一个时空，不再出入，其他游民也只留下寝具，不见踪影。我还看见老僧人冷淡的背影与阿伟善解人意的微笑纷纷离去。
只剩下爷爷，如同那天早晨我看到他一样的姿势，屈膝倚墙，连呼吸都彻底的宁静。我靠近他，忽然想对他说些什么。
“你还记得水忠伯吗？上个冬天，我感冒去看医生遇见他，他看着我愣了好久。他说我怎么这么像你。我也是好久没见到水忠伯了，但我一眼就认得他。我记得小时候，我有时要提一壶茶，茶叶泡到发胀就满了半壶的浓茶，到田边去，走在田埂上大喊“茶壶添满了”。然后水忠伯就会对我挥手喊一声“好喂”，而其他工作的大人都不理我。或者我提一篮高丽菜干粥和几根硬如柴的甘蔗去大喊“吃点心喔”，之后水忠伯都会吃着东西来不及吞下去就讲话，常常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有时候还会大笑，但从来没见过他把嘴里的粥喷出来过。但甘蔗渣却是一边讲、一边吐。那时候他也会说我像你。尤其提着东西走过来的时候，走很慢，总是低着头。他说，好像地上有钱可以捡，那个样子跟你一模一样。不过水忠伯看起来老很多了，看起来比你现在还老。他说他来打流感疫苗，不用钱。然后又重复着说我像你的事，问我还记不记得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摇摇头。他说：“你阿公和我是同窗，不过论辈分差了一辈啊，所以你叫我阿伯……”接着却像是觉得或许这不是什么好话题那样，也不说什么了，或许也是陷入对你的回忆吧，然后叫我有空去他家喝茶。自从我们家不种田之后，水忠伯也就很少来往了……”
我把这些话说完，像是还没说完那样，对周围的意识清醒了过来。地下道一如往常，爷爷背对着我面墙而眠，而我握着硬币准备投进去。
5
阿伟在楼梯上抠着自己的白头发，不断向好心的路人点头道谢，表情诚恳得彷彿对方救了他一命。
为何我要说这些呢？我似乎从水忠伯的眼神与言语中，体会得到他和爷爷的感情似乎很亲密，或许我想藉由他当最后的筹码试探爷爷吧。这也只是我事后的自我检讨，而我觉得自己更倾向于想要结束这无止境的猜测，把这最后一小块记忆的连结拿出来，处理完毕。之后就放宽心不再追究，别无牵挂。
但他真的听见了吗？或者，我真的有把话说出来吗？在这不真实的一刻，我又想起老诗人的激问：为何要往来？情灰智灭，当亦不失为一小解脱。忽然我也好想铺张报纸，面对墙倒下来睡一睡。不过我没有这么做，乖乖地搭公车回家睡了。
隔天上班的时候，看见爷爷、老僧人和阿伟，还有其他几个游民，都坐在楼梯口往下望，纸箱和睡毯都搬上来了，好像正在担心或看着什么精彩的东西，没有人说话。
我走近地下道口，才发现里面的路被围开成两边，挂着“清洁中，路面潮湿、小心滑倒”的牌子。其中一边满是泡沫，两个工人正在刷洗。以往的摊贩统统不在，不得不去想，这不是我常走的那条地下道吧。
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地下道要整顿，而这些游民也将遭到驱逐。还是他们可以有更干净的地方可以睡呢？目前大概没有人知道。
虽然路围开成两边，但清洁的泡沫水仍有点泼漫出去。几个行人小心翼翼地闪避，匆匆走过。日晒把爷爷和大家的影子清楚地打在楼梯上，切成一阶一阶，没有人移动。
然后我看见爷爷拿着一大罐保特瓶，正在倒茶喝。虽然此刻时间似乎过得很慢，但茶水很快已经溢满出来，在台阶上漫开，往刚刷过还湿湿的楼梯流下去。我们安静地看它发生。
责任编辑：李 菡
我脑海里留下唯一关于爷爷的影像，是他倒开水给我喝的神情。那时候我约莫四岁，但只是推测，因为五岁上幼儿园之后有了较清晰的记忆，而当时爷爷已经消失在生活中。
他缓慢地翻过渍黄的瓷茶杯，提起铝制茶壶，提手上的螺丝微微发出金属的摩擦声。我仰头看他脸上灰白的胡碴，与那种看着遥远记忆似的微笑。然后开水满溢出来，我们安静地看它发生，水漫至桌缘再滴落地板，弄湿了我的拖鞋。
但之后爷爷去了哪里呢？我不知道。彷彿被拨错的电话铃声吵醒的午睡，残留零星片段的幻梦那般，薄弱的记忆难以拼凑。如果说他死了，我确信自己一定可以记得一场即使不盛大，也必定严谨悼念的丧礼，就像我们为奶奶办的一样。爸爸与叔叔、姑姑们的沉默流泪，无尽盘绕直至刻印在睡眠里的诵经声，祭奠布置上，几幅轮回众生曼陀罗与十八地狱图，法师灿烂明亮的袈裟与几行潇洒挥毫的白底黑字悼词，明明鲜艳多彩却充满清肃氛围的花篮，上学时制服外衣的上臂，还别上一截麻布。
这一切如果曾发生在爷爷身上，我一定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但这是奶奶的葬礼，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的死亡。
所以爷爷是不见了。用一种没有远行的祝福，也不是离别哀伤的方式，默默消失在家人与我之中。此时此刻，我不断追溯回忆里可能留下的任何线索，例如奶奶在世时，放在抽屉里一张色差严重失衡而整体呈现偏暗红的彩色老照片，上面是她那一辈家人们的合照。有些叔公、婶婆我眼熟认得，有些则早已仙逝而不曾见面。
爷爷也在其中，我似乎记得奶奶说：“这你阿公，你怎会不认得？他在你小的时候还逗你啊，我看你是不记得……”
我也清楚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必定问过“爷爷是怎么死的”这类简单而直接的疑惑，但得到的反应让我自然而然知道不该多问。大人们似乎早已消化处理过那些情绪，关于爷爷消失所带来的可能是哀伤、可能是愤怒，或是真的就毫不在意，转化成一种类似幽默的漠然。“失踪了啦。”而我被抛在原处，一无所知。
学生时期填写资料卡时，家属栏中爷爷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填上“殁”。在每天都有事情不断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爷爷就真的如同滚到衣柜底下的弹珠一般，明明在那里，却被淡忘。
但如果爷爷并没有明确的死亡，为什么我们不把他找出来呢？
我也记得第一次在火车站看到“协寻失踪老人”之类的海报时，心里的纠结与困窘。我意识到爷爷可能也是他们其中之一，而这似乎是一件难堪的事。我不希望这是爷爷的状况。我觉得如果爷爷在那张海报上，而我必须指着他的照片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爷爷，请帮我找到他。”这个情况是非常羞愧的。
但不久之后，我又希望爷爷真的在那张海报上，那似乎代表爷爷可能回来的一丝希望。即使我对他的印象那么浅，我仍期待知道他更多。我又跑回去火车站的布告栏，仔细地看清楚每一个老爷爷、老太太的脸和名字、年岁、失踪地点与简单个人描述，没有爷爷。
但我天真地想用力记起每一张脸，然后以为在某个时刻，例如在跟妈妈逛菜市场，或是与哥哥把存下的零用钱拿去电子游乐场打电动时，会在某个角落发现他们的身影，带他们去火车站完成任务。当然我并没有达成任何任务。一个都没有。
但我记忆里也没有任何爷爷失踪后应有的骚动。没有警察问过我最后看到爷爷是什么时候，也没有傍晚拿着手电筒到山间小路，一边走、一边呼喊着：“阿公！阿公！快回家啊！”这都是我的幻想而已。
所以他是有意识地离开家人，然后从此消失不见。但原因是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也许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听不懂。而往后的年岁里，家人之间已培养出来不过问这件事的默契，或者说，就像生活中原本就不存在的事物那样，爸爸不写诗、厨房里没有思乐冰机、电话簿上没有林青霞的号码，不存在的事物没人疑惑它的不存在。
即使在《生活与伦理》课中教到家属称谓之类的课程，也曾闪过“爷爷呢”这样的念头，但总是就像被问到不该问的问题一样，我也对自己不好意思一下，然后自己对自己转移话题。而当同侪之间有人聊天时提及他们爷爷，或是遇到任何跟爷爷有关的情节文本出现在生活之中，我也都可以冷淡以对。当做爷爷就是一个逝去的家属，模糊地埋藏在过去的时光里了。
而我之所以会说这么多，是因为事情后来有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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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度过一段对未来茫然不知所措的日子，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是厨房助手兼餐馆服务员。这完全跟自己的幼教专业背景无关，自己当初也对自己的决定莫名其妙了好一阵子。只因为一直找不到跟自己所学相关而且妥切的职位，而一家自己喜欢得不得了的小餐馆，正好在征這种意味着“餐厅里不管什么事情，要你帮忙的话，都要会做喔”的职缺。
不知哪来的信心与胆量，我就直接进厨房去问。当时正是尖峰时刻，没料到忽然来了一通重要电话给主厨，我竟然就被叫去洗手，先帮忙把餐前沙拉摆盘一下。
我觉得这就像教小朋友美劳一样，只要一五一十地照样做，再稍稍添上一点个人创意就行了，难不倒我。于是之后一拍即合地马上录取，隔天找到合适的住处，就搬来到大城市，展开新的生涯阶段。
租赁的公寓与餐馆之间需要搭公车前往，然后经过一个地下道。是个相当热闹的地下道，每天搭车的许多中学生与上班族在此往来，人数之多，是生意上门的保证。地下道自然而然成为了市集一般的摆摊地，但都是违法的临时地摊。
一些廉价而材质、做工都粗劣的背包与饰物，或是成堆复制且略带瑕疵的绒毛娃娃，叫卖声从扩音器出来，如机械般冷硬。只有一摊卖鲜花束，是唯一的清新气息。摆摊乱无章法，似乎是先来先赢，而需要这空间的还有几个乞讨的游民与一个托钵的老僧人。
工作了几天后，就在某个和老板聊太久才下班的深夜，我在地下道遇见了爷爷。就在第一眼，我感觉心被揪了一下。
那是和我记忆中模糊影像相当吻合的脸，而更加苍老且清瘦。在破旧的草席与年久灰黄的大红牡丹被毯上，蜷缩在楼梯旁的角落，睡得似乎相当平稳。 我先是惊讶，然后蹲下来注视了好一阵子，无法确认任何事情。他脸侧放了一个有点焦黑、但看起来挺有品位的木制精雕烟灰缸里有些零钱，一个便利超商的大购物袋也许包着一点衣物家当。
旁边是那位老僧人，一身干净的道服，潇洒大字形，直接躺在地上，手上握着好长一串佛珠，也是一脸祥和地沉睡。还有一位坐在一整叠旧报纸上的胖胖白发先生，狐疑地观察着我。另外几个纸箱或大衣堆起的床铺无人在上头，也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作息吧。
白天凌乱的摊贩撤走，喧嚣的人声静寂下来，整个地下道竟也显得宽敞。但复杂的气味、惨白的日光灯与闪避这些“住户”而走在另一侧毫无表情的行人，仍让空间显得奇幻不真实。
我徘徊了好一阵子，做不了任何决定，又不想打擾他睡觉。而“爷爷早已不在了啊！那不是他，只是长得像而已，一定认错了”的冷漠念头，让我打算不要错过最后一班公车，什么也没有做就离开了。然后回到家，一整个晚上没睡好。
我计算着爷爷的年岁，在他离开后二十几年的今天，有可能是这个模样吗？如果真的是他，他也不可能认得我的样貌吧？我要从何跟他说起我的身世，与这一切突如其来的状况，如何向他证实他就是我爷爷？
且不管是不是他，一个离开家庭、独自居住在地下道的老人，是否还有可以沟通的能力、精神状况有没有太大问题、会不会畏惧或厌恶我的打扰，且和善清醒地与我交谈呢？我反复地在床上想着这些有的没的，半梦半醒之间，好像还听见远方有唱戏的声音，但实在不可能。隔天我就搭了大清早的公车前往地下道。
我先前都是在下午时段，餐厅开始为晚餐做准备时才上班。想不到早晨的地下道又是另一片光景。
地下道入口有两座早餐车，正忙碌着准备上班、上学人潮的食物。简单的设备与各式材料，就能做出蛋饼、三明治、汉堡、炒面几十种选择，不时传来嗞嗞的煎油声与热呼呼的蒸气，满溢可口香味。
地下道里大部分的摊位也还没来占据，只有鲜花摊的老板在成堆的花草里，挑拣修剪、搭配捆装，熟练的动作又并非全然的重复。每束花各有不同，且各自鲜艳美好。
在附近运动公园刚活动完的人们，活力十足，用略快的步伐经过这里。而背着沉重书包与青春期骚动的学生们，好像对人生的烦恼也很有见解似的迈向公车站。不像学生的其他行人则一副日子再苦都不怕的样子来来往往。好像这世界竟比我存在的那一个还充满希望，没睡好又太早起让我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精神恍惚又知觉敏感。
爷爷还在那里。我在地下道入口徘徊，假装早餐车的顾客，不敢过去。
他独自屈膝倚墙，坐在昨晚睡觉的那张被毯上，也许是在发呆，或者沉思。没有任何动静，似乎是绝然的孤寂。我渐渐觉得他是我爷爷的想法很荒谬，但思索起这无来由的情感，我明白自己对于这样与社会脱节而坦然面对苍老的生活方式有点着迷。
在我还没整理好这些烦乱思绪时，忽见那位老僧人从另一边的楼梯走下，步伐轻快，经过爷爷身边时一个点头招呼，没有停留、没有出声，跨着大步向这个方向走来。而爷爷似乎注视着他，把脸转了过来。我以为自己要闪躲，但就这么愣着。
老僧人走上阶梯，瞥见了我，也是一个点头，然后右手捻指在胸前，向我轻挥一下。我什么也不明白，他也没有特别的事情要讲似的就与我擦身走去。
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习惯性地误会这其中必有深意，但或许根本不及早餐的一个抉择来得重要也不一定。我困惑地朝他走去的方向凝望了一下，回过神发现爷爷也正朝着我的方向看。我看不出他眼神停留在何处，表情也不见悲喜，但似乎显露着我以为的温和慈祥。
我放心地走过去。
“我这边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到他身边时，他开口说，手指敲着右边的太阳穴。我仔细一看他的右眼，眼珠的颜色混浊黯淡，眼睑也虚弱地张着，似乎真如他所说已无视觉。
他忽然开口说这样的话，顿时让我不知道如何反应。我的手在裤袋里一直握着几枚硬币，是一路上一直想着，到时候可能是靠近他的唯一理由。硬币已经握得汗湿温热，我冷静地掏出来，蹲下来投进那个木雕烟灰缸。
“谢谢、谢谢……”他连忙点头向我致意。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我指着自己的右眼问他。
“不会好了。从我年轻时就看不到了。”他回答。我此时才察觉他用的是国语，虽并非字正腔圆，但爷爷应该是说闽南语的。是吗？我竟然连这一点都没有把握。
我也不知道爷爷有眼睛的问题，我毫无印象，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虽然都不在我的预期之中，但又没办法推翻他是爷爷的想法。
“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很久了吗？”我又问。我知道自己已经开始打探，我也明白我思索过这样的处境，关于和地下道游民对话的场景，是不是会太过突兀而引来别人的眼光。而我是否也该控制自己的语气，不要咄咄逼人，否则让人误会我对这位老先生带来麻烦也不好。
还有，既然我怀疑他是我的爷爷，别人是否也能在我的脸与他的五官上，找到一丝丝相似的轮廓，进而怀疑起我们的关系，以及对老人现在的境况与我的行径做何联想？
“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了。”他说，还停留在眼睛的话题，而没有回答我。与上了年纪的人对话要互相找到节奏，他的口气也表现出心智清楚的样子。于是我渐渐宽心与他交谈，看他的表情，似乎没有忧心或厌烦我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好看的东西可以看，还是没有东西值得看了呢？”而我竟然问这种烦人的问题，我自己也有点讶异。
他垂下头看着地板，眉头微微皱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打算回答我。我此时才知道，人的思绪有多千回百转，我并不是在说他，而是我自己。我想着是不是冒犯了他，或者这问题太过刁难。而我对于这语言游戏产生意义上的细微偏差感到有趣，似乎是一种偏门的嗜好。
没什么好看，一个是全然否定外物的价值，另一个是安然于自己的不感兴趣。这歧义真的存在吗？他真的是一个可以与人应对自如的老人吗？为什么又把自己安置在这个地方呢？他真的会是他吗？这种种又在心中问了一遍。 “好看的东西看不到也没关系了。”这是他的回答。我耸耸肩，没有继续追问。他收起烟灰缸里的钱，整理一下被毯，提起塑胶袋似乎准备起身离开这里。我应该跟着他吗？他一天的生活会是怎样呢？
“你时常在这里吗？”我无法拿定主意，也害怕他已经想躲避我了，有点着急，只好这样问。
而他没有回答，似乎看了我一眼，没有好恶，接着就走上阶梯离开，留下一股微微的体臭。这样的臭我该嫌恶或心疼，或者把它当做自然呢？
我没有跟随他而朝反方向离开，想着也许第一次会面这样就够了。我相信，之后一定可以再遇见他。
正当我犹豫着去餐厅探探午班的同事在忙些什么，还是回家好好补个眠时，注意到鲜花摊的老板看着我。我忍不住走过去。
“我在这边卖花四、五年了，没看过那个老先生说话。我以为他是哑巴。这太奇怪了。”他整理好花束，收拾着剪下来的断枝残梗，手边利落的工作没有停下来就和我聊天。
“这太奇怪了。”我重复他的话。我向来除了喜欢跟小孩互动以外，非常不擅于攀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之前问他什么，他也不会回答，只会点头跟摇头。真可怜，看起来年纪很大了喔。不过他还会下棋欸，他现在大概是要去庙那边跟人家下棋吧……”
“哪里有庙？”我问。
“这条路一直走，走到桥边右转，经过一个菜市场那边就是了啦。你刚来这边吗？是学生还是在附近上班了？”老板好心地说着。
“对啊，来这边工作没多久。”我回答，心里想还真的是人生地不熟，没打算跟踪爷爷，只是想应该找时间，了解一下这座城市。
“要不要买束花去公司插？我跟你说，你每天换水，然后用剪刀在水里把它剪一点掉，这束花可以漂亮很久……”
“现在还有人爱买花吗？”
“老实说，生意是不好做。但每天人来人往，总会有人需要花。有人说是谈恋爱的纪念日，也有人是妈妈的生日，还是祖先的坟墓翻新要拜拜，问我摆什么样的花好……”他一边说，一边仍在整理每束花，似乎每朵颜色的搭配与枝叶的角度安排，都要是他心中完美的构图。我看到他正在收拾花已经盛开过微微凋萎的百合，旁边整理出一些鳞茎。
“那些是不是食用百合？有在卖吗？”我问。
“那是我自己要带回去，没有在卖啦。好啊，可以送给你。不过要自己处理干净喔。你要吃啊？它的球根很好吃，你不要这些漂亮的花吗？这些插在水里面，还会再开喔！这个都没农药啦，你可以放心！”老板指着一些含苞的百合说。
“那我买一束花，你再送我那些根吧。”
我感谢他的热情，把包好的花束拿去餐厅摆插起来，球根则给厨房入菜。主厨喜上眉梢说着，要怎么用在海鲜料理里面，我太困了没认真听，就回家睡觉了。
当天晚上我从餐厅打包一点东西，想要给爷爷吃。不过来到地下道的时候，他并不在那。只有那位白发胖先生和另一个我没见过，个子瘦小看不见脸，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人躺在草席上，面着墙壁睡覺。我有点失落，把食物交给那位胖先生，本想交代他替我留给爷爷，但不知道怎么说，也觉得奇怪，便什么也没说就打算离开。
“谢、谢老、师。”那位先生这么说。他说话的方式有点迟钝，眼珠也会随着口中一字一字地转动，我直觉判断是有脑部残疾的人。但为什么会叫我老师呢？
“不客气。那很好吃，饿的话赶快吃。”我有点局促地说。
“我、我会留、留给阿——公。”他猛力地摇头。然后指着爷爷留下的毯子。
“好。谢谢你。”我转身就离开。
“老师再、再见！”他说。
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他一眼，也说了声再见。他是怎么知道，我的食物是要给爷爷的呢？我只是昨晚才在爷爷旁边停留了一下让他看见而已，不是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再追究下去。他后来告诉我，他叫阿伟，今年三十五岁，不知道为什么满头白发。我就这样认识他了，我想把他当成朋友，但他一直称呼我老师。而且他并不能够流畅地交谈，有时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味地摇头。
3
我上班工作的日子必定经过地下道，就从餐厅带点东西给爷爷吃。他吃得很开心，也默默分给阿伟。有时候爷爷不在，我就一样拿给阿伟，隔天阿伟都会说：“到最、最后，阿公只吃一点、点，我吃好、好多！”然后笑起来。
他说话的时候，会在很多句子加上“到最后”。“到、到最后，我就在医院里看电视，没人赶我出来。”他曾这样没头没脑地说。我看他没受伤，脸色也不像生病，怎么会跑去医院里面，大概真的没有人知道吧。
而后我也渐渐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替爷爷多做什么，甚至一度感到困扰。餐厅并不是每天都有多余的食物可以带出来，而我有时候也会忙得累到垂头丧气。阿伟看到我一脸冷漠没有带吃的，好像都会有点失落。但其实他没有说什么，会不会是我自己多心了呢？
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钱。手边有一些硬币，我会放进爷爷的烟灰缸里。但我知道，地下道里还有其他人，而且当我想描述他们，好像所有的悲悯都会化成我的怯懦，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去给他们资助。甚至包括爷爷和阿伟，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
每天行经的路人的善心总合在一起，足够分摊给每一个人去解决困难吗？还是在他们的处境里，其实早已断绝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意义，只是在这对生存的直觉中，有了什么就用什么，无法完整理解过去与估量未来那样低限度地过日子呢？
或许是逃避、或许是无能为力，我承认自己没办法真的走进他们的生活。我偶尔蹲在爷爷旁边，问他近况，他多半时候不会回答。但他的笑容却彷彿告诉我，这样的关心已经太多。
他也曾经开口说：“今天走了很多路，很累。”却不告诉我，他去了哪里。或是：“昨天晚上下雨，好多飞蚁。”然后指着灯下一堆灰褐的蚁翼，不予置评。
交谈的结果时常让我无法自在，也许是空间的问题，因为人潮来往之中，很少会有人与游民们说话。但并没有人在意吧？我却仍然多心。尤其有时要不断猜测阿伟说什么“到最后，纸箱都拿去后面打雷了”，还有“到最后，火车也没有耳朵了”这种匪夷所思的话时，我会故作镇定地落荒而逃。 甚至那位看似相当清醒的老僧人，也时常让人难以招架。他有时会在地下道里打拳，嘴里喊着一些不知道是招式、经文，还是什么内功心法的话。他声如洪钟，比卖廉价包包的扩音器还大声，震得整个地下道回音隆隆。而他有时打得满身大汗湿透道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拳脚挥舞、身形移动都煞有介事。行人有时会驻足观看赞叹，也有人怕闪避不及而不堪其扰。
我有一次看见他在跟一位妇人讲话，内容是关于前世今生因果轮回。妇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有点不安，但又不好意思推脱的样子，也有可能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来找师父解惑也不一定。
我并不确定老僧人认得我，我们后来只有过两次交集，一次是他赤裸着上身坐在爷爷前面，而爷爷拿着似乎是跌打损伤的药膏，在他背上涂抹。凑过去看，几块似乎伤得不轻的瘀血，看得让人心慌。
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他说是累世因缘欠的，躲不过，就摇头再不说话。
此时爷爷也看着我摇头，没说话。我真心想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他们什么都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呢？而我却想不到能帮上什么忙，摸摸鼻子就走了。
另一次是我上班途中正要走出地下道时，发现他在楼梯口，好像在等我似的，然后对我说：“这几天要吃斋喔。”
我本来想问为什么，但我其实更害怕他要给我长篇大论，而我必须赶快进餐馆去工作。但我很当一回事地问要吃几天，他说吃到农历十五隔天。除了要翻查一下农历的日子以外，其实并不造成太大困扰，我便照做，只不过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解释。或许不解释也是好事。
4
关于爷爷的事，我只告诉过一个朋友，是在写一封信的时候提到，我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而且我知道不会得到她的回应，因为我知道她不会打扰我做这件事。而家人那边则是只字不提。我似乎把它当成一个在我和爷爷之间的秘密，荒唐又珍贵的秘密。我既不能证明他是爷爷，也无法证明他不是，对于这样的两难我還沾沾自喜。
这或许是我这阵子对他孤寂生活的领悟：人生而孤寂、长而孤寂、壮而孤寂、老而孤寂、死而孤寂。
英国小说家吉辛说：“这世界本已太混乱而嘈杂。我无意在这日甚一日的喧嚣之上，再加入自己的一份。就凭了我的沉默，我也曾给某些人带来某些好处。”
这是我在周梦蝶诗文集《风耳楼坠简》里读到的。我似乎也同时把诗人的仙骨形象，放在爷爷身上了。
如果我再执着于他的身份，想必会毁灭他并且失去他吧。
在一个出奇难得的片刻，犹如梦境。地下道其他人都不在，行人仿若被隔绝在另一个时空，不再出入，其他游民也只留下寝具，不见踪影。我还看见老僧人冷淡的背影与阿伟善解人意的微笑纷纷离去。
只剩下爷爷，如同那天早晨我看到他一样的姿势，屈膝倚墙，连呼吸都彻底的宁静。我靠近他，忽然想对他说些什么。
“你还记得水忠伯吗？上个冬天，我感冒去看医生遇见他，他看着我愣了好久。他说我怎么这么像你。我也是好久没见到水忠伯了，但我一眼就认得他。我记得小时候，我有时要提一壶茶，茶叶泡到发胀就满了半壶的浓茶，到田边去，走在田埂上大喊“茶壶添满了”。然后水忠伯就会对我挥手喊一声“好喂”，而其他工作的大人都不理我。或者我提一篮高丽菜干粥和几根硬如柴的甘蔗去大喊“吃点心喔”，之后水忠伯都会吃着东西来不及吞下去就讲话，常常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有时候还会大笑，但从来没见过他把嘴里的粥喷出来过。但甘蔗渣却是一边讲、一边吐。那时候他也会说我像你。尤其提着东西走过来的时候，走很慢，总是低着头。他说，好像地上有钱可以捡，那个样子跟你一模一样。不过水忠伯看起来老很多了，看起来比你现在还老。他说他来打流感疫苗，不用钱。然后又重复着说我像你的事，问我还记不记得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摇摇头。他说：“你阿公和我是同窗，不过论辈分差了一辈啊，所以你叫我阿伯……”接着却像是觉得或许这不是什么好话题那样，也不说什么了，或许也是陷入对你的回忆吧，然后叫我有空去他家喝茶。自从我们家不种田之后，水忠伯也就很少来往了……”
我把这些话说完，像是还没说完那样，对周围的意识清醒了过来。地下道一如往常，爷爷背对着我面墙而眠，而我握着硬币准备投进去。
5
阿伟在楼梯上抠着自己的白头发，不断向好心的路人点头道谢，表情诚恳得彷彿对方救了他一命。
为何我要说这些呢？我似乎从水忠伯的眼神与言语中，体会得到他和爷爷的感情似乎很亲密，或许我想藉由他当最后的筹码试探爷爷吧。这也只是我事后的自我检讨，而我觉得自己更倾向于想要结束这无止境的猜测，把这最后一小块记忆的连结拿出来，处理完毕。之后就放宽心不再追究，别无牵挂。
但他真的听见了吗？或者，我真的有把话说出来吗？在这不真实的一刻，我又想起老诗人的激问：为何要往来？情灰智灭，当亦不失为一小解脱。忽然我也好想铺张报纸，面对墙倒下来睡一睡。不过我没有这么做，乖乖地搭公车回家睡了。
隔天上班的时候，看见爷爷、老僧人和阿伟，还有其他几个游民，都坐在楼梯口往下望，纸箱和睡毯都搬上来了，好像正在担心或看着什么精彩的东西，没有人说话。
我走近地下道口，才发现里面的路被围开成两边，挂着“清洁中，路面潮湿、小心滑倒”的牌子。其中一边满是泡沫，两个工人正在刷洗。以往的摊贩统统不在，不得不去想，这不是我常走的那条地下道吧。
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地下道要整顿，而这些游民也将遭到驱逐。还是他们可以有更干净的地方可以睡呢？目前大概没有人知道。
虽然路围开成两边，但清洁的泡沫水仍有点泼漫出去。几个行人小心翼翼地闪避，匆匆走过。日晒把爷爷和大家的影子清楚地打在楼梯上，切成一阶一阶，没有人移动。
然后我看见爷爷拿着一大罐保特瓶，正在倒茶喝。虽然此刻时间似乎过得很慢，但茶水很快已经溢满出来，在台阶上漫开，往刚刷过还湿湿的楼梯流下去。我们安静地看它发生。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