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其时钱先生六十不到。我时常会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走廊里、师大的林荫道上、波光摇曳的丽娃河畔，看到钱先生比年轻人还潇洒挺拔的身影。有时穿着西装，风会掀起他米黄风衣下摆的一角。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大家求知若渴，每有新书出版争相购买阅读。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就在那时出版。我买了，一口气读了几遍，对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能把周朴园、繁漪分析到如此让人叹为观止的精细深透，几乎每一句台词都逃不過他锐利的目光，都可以微言大义，而且入情入理。我知道，先生其实对安娜·卡列尼娜、对祥林嫂都有过这样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分析。同学们也都知道钱先生在曹禺和《雷雨》研究中的无与伦比的造诣。上现代文学课大家都盼着钱先生来讲《雷雨》。终于盼来了。那是大课，在校园深处的地理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偌大的教室里满满当当坐满了人，除了我们还有教师。钱先生侃侃而谈，不像在上课，几乎就像拉家常一样，趣味盎然，随意亲切又引人入胜。两节课，清风拂面，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好像也就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心里痒痒的，很不过瘾，最好这堂课越长越好。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妙趣天然的含义，着实领略了一番大家风范。1981年我在《上海文学》第6期专门写了一篇《谈〈雷雨〉人物谈》的短论，谈了自己的浅薄看法，甚至一度对曹禺剧作痴迷不已。大学里，我还听过钱先生《艺术的魅力》的讲座。那时中国文坛一面在思想解放，一面还没有走出文艺工具论的束缚，钱先生的提法着实令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豁然开朗，也埋下了我后来在《上海文论》策划、编辑“重写文学史”的思想种子。这次讲座后，钱先生发表了《艺术的魅力》的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为此出版了《文学的魅力》的小册子。我和同学一起组织了文学社团“草木社”，钱先生也一直很关心。钱先生很随和很亲切很超然，但对世事总有一份特别审慎的清醒。在这点上，他和许杰、施蛰存、徐中玉先生完全一样。在文学界充满一片盲目过度的乐观情绪时，提醒我们注意可能出现的暗礁险流。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印证了钱先生和老师们的预见。
　　在印象中，中文系的老师大都穿着很随意，或者很中式。钱先生则是穿得比较讲究比较洋派的，有时还会戴一顶红色、米色或蓝色的贝雷帽，很有范儿。但他骨子里又很中国化，特别随和，慈眉善目，眉毛很长，像个老寿星。我在徐（中玉）先生面前一直非常拘谨，毕恭毕敬，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才松弛下来。在钱先生面前我就特别放松，童言无忌，敢随便说笑，甚至没大没小地拿先生打趣，先生看着我也不放过我地逗我。先生是营造轻松环境的大师，他也喜欢热闹，喜欢年轻人。
　　我1982年大学毕业，次年开始，每年春节约了同学袁进、陈如江给徐先生、钱先生还有齐森华老师拜年。几十年风雨无阻。有次去，临行，先生的弟子殷国明说，你们这样几十年的拜年可以写到新《世说新语》去了。每次去，敲门后，暗暗长长的走廊里就会响起先生的脚步声，接着先生打开门乐呵呵招呼：“你们三剑客又来了！”我们跟着先生进得屋来，先是恭恭敬敬地鞠躬，给先生递上贺卡，先生则亲自拿出一碟一碟果品来招待我们。然后，和先生坐在朝南的书房里。书房并不大，书天书地。书架都很老旧了，多少年下来，书已经把书架搁板都压弯了。师生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天。多么难得！虽然屋外寒流滚滚，但透过玻璃窗的阳光依然很暖心。一年一次，在如沐春风的聊天里，我们和老师迎来了新年。我特别珍惜给先生拜年的美好时光，无拘无束，师生无碍，不知不觉中每年补上了一堂人生和学问的课。
　　通常最后的余兴节目，先生会和我们下象棋。先生和我们把凳子椅子搬到逼仄的阳台上，摊开棋盘，摆开棋子。早先年是袁进、陈如江先后和先生对弈，车轮大战。阳台外，可以看见长了几十年的老树在摇曳，还有对面人影闪烁的老公房。我就倚着门，看先生下棋，说几句笑话逗先生开心。先生下棋很专注，很投入，表情很丰富。下了一步好棋，眼睛里会闪过一丝得意和狡黠的目光。赢了，会像个孩子毫无顾忌地笑，满脸得意洋洋的神情。有时他会怀疑陈如江让他，我们都信誓旦旦发誓，先生真的棋好。但先生的脑子还真的反应特别敏捷，一百岁了仍然反应奇快。偶尔输了，会很懊恼。偶尔也会悔棋。不过他有君子之风。吃“车”会提醒对手，让对手也有提防和悔棋的机会。这些年先生年纪大了，怕他累着，渐渐就让陈如江一人和先生下了。战场也从走廊口的书房搬到了走廊底的卧室去了。没想到，就这么把棋下着下着，先生就一百岁了。真的是高山仰止，太了不起了。
　　先生非常热爱生活，没有一点学究的古板，是学问人中难得的有“玩”性的人。有次我打电话找他有事，电话铃响了好长一会。我刚开口，先生就对我说，我在看电视。我吓得赶紧挂了电话。我第一次陪先生出去，是1985年首届《上海文学》奖，先生是评委，我是获奖者。作协组织大家去千岛湖天目山。一路上，先生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在富春江严子陵钓台上，江风猎猎，先生环顾四望，很有点欧阳修至于醉翁亭的味道。他一气登上西天目山峰顶，毫无倦色。在那里留下了一张我们师生的黑白合影。后来，我多次有机会陪先生远足，先生每回都是那么兴致勃勃。好菜好酒好玩好书好戏好人，生活中美好的事情他都喜欢。很让我们这些了无生趣的人羞愧汗颜。
　　《世说新语》有“人无长物”一则。先生也像王恭，不那么在乎身外之物。一次我请好友，一位当代闻名的篆刻大家，给先生刻了一枚印章。先生甚是喜欢。前两年去拜年，我好奇地问起这枚章来，先生支支吾吾，惶顾左右。第二年我又问他，他还是笑而不答。我很好奇，今年又问他了。先生才把底细抖了出来。那方印章他一直放在床边柜的抽屉里。家里装修把旧床边柜扔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带把那方章一起送给了收破烂的阿姨。先生说的时候，就仿佛卖了一摞旧报纸。
　　我是一个出身学院，勤奋写作，却不学无术的人。早些年先生每次看见我，都很惋惜地对我说，你这么聪明，如果你专心学术，做学问一定会很好的。其实我是既不聪明，更不专心。曾有一次机会做先生的亲炙弟子。三十年前，系里让我考钱先生的博士生。我把铺盖卷搬到社科院办公室温科应考，主要是英语。结果，专业考得不错，英语二十二分。终与先生的博士擦肩而过，失去了先生耳提面命的受教机会。人生，有些事可以弥补，有些事却是你失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不然，我一生就有可能受教徐先生、钱先生两个大学问家了。大概后来钱先生也已经明知我竖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不太在这方面对我有所期待了。有时，夜深人静，回头想想自己这几十年人生，也确实有愧先生殷殷期许。不才弟子真是对不起先生了！但再回头想想，人也不能好处占全。求学也一样。我一生已有幸得到徐先生亲授，再从学钱先生，一人问学两位名师大家，岂非过贪！ 　　关于钱先生的文学思想，海内外已有无数高论。钱先生自己说，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问题是，有时常识非常不“常识”，这时要把常识说出来，就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如果一言以蔽之，钱先生的文学理论，我觉得，就如先生论文自选集的书名，艺术、人、真诚。他一生对于文学的研究、评论就包含在这三个主题词里了。文学要有艺术性、艺术价值、艺术美感。文学要面对人、人性，而且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的人。最后是情感，艺术创造中情感的真诚，情感的投入。作为写作者，我最为仰慕钱先生的文字。钱先生的文字非常干净明白，很少佶屈聱牙的术语。就像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写的那样，“水尤清冽”，“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把道理讲得清澈明确而肌理清晰。同时，又洋溢着灵性光彩。犹如风吹湖水泛起的阵阵微波涟漪，不动声色而文采斐然。直到今天，錢先生的书仍然是我常备案头的必读书。钱先生的弟子，以许子东、王晓明为首，李劼、吴俊、殷国明……包括女弟子们，也一个个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灵光四射，才高八斗，一波又一波，成为新时期文学评论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阵。
　　还有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钱先生和徐先生两位老教授从年轻到百岁，将近一生的共事，却一直文人相亲相近，从未有过矛盾。钱先生说到徐先生，总是说徐先生的能干勤奋，甚至时常在会上不惜以自己的懒惰闲散做陪衬，中文系里的工作他总是主动帮助系主任徐先生。徐先生在我面前，每每说到钱先生，总是一口一个“老钱老钱”，非常亲热亲切。有时钱先生偶有不适，徐先生就会面有忧色地对我说，钱先生最近身体如何如何。两人都出身在江南贫苦家庭。徐在江阴，钱在武进。算得上毗邻的乡亲，口音也相近。徐先生曾亲口告诉我，他和钱先生两人虽未同学，却先后就读无锡省立无锡中学、中央大学。徐先生毕业，钱先生进校。1950年代初，他们一起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1965年的风云变幻、潮涨潮落，他们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互敬互重、情深意长，携手共同开创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师大中文系的一段辉煌美好的时光。2014年12月评上海文学艺术奖，他们毫无争议地双双荣获终身成就奖，写下了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我作为评委，深深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感到光荣和自豪。我还有幸受组委会之托为获奖者撰写了评语和解说词。在评语中，我写道：他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理论、评论、赏析，皆有独特建树。他热烈而谦和，坚定而从容，散淡而坚韧，一生就在课堂和书斋两方天地耕耘。在课堂，他是一代名师，与北大王瑶先生南北遥望，桃李芬芳，弟子皆为当今学界翘楚。在书斋，于上世纪50年代沉闷的文化氛围中，一篇《论“文学是人学”》横空出世，以睿智犀利的理论剖析锲入文学最本质的核心，引起理论界的巨大震动，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思潮涌动的先河……
　　人，其实都是慢慢活出来的。
　　有时，我也会想，钱先生其实也一定有过充满青春热情的年轻时代，不然他何以会响应校系领导的“郑重”号召写《论“文学是人学”》这样其实内在汹涌澎湃的文章呢！但他骨子里有颗陶渊明的心，活着活着，钱先生就活出了一部闲适潇洒的当代《世说新语》了。
　　今年三月，春暖花开的时节，钱先生在弟子杨扬陪同下，参加一位朋友的聚会。席间，百岁的钱先生亲自为我和学友赵丽宏题写了“深思”和“书香”两件条幅，勉励我们这些也已花甲古稀的学生继续前行。确实，这个时代需要书香，也需要深思。毕竟，我们真的面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时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值此钱先生百岁之际，我在深夜灯光下，谨以此浅薄的文字和回忆，恭祝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