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刻书事业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这三者也称为中国古代刻书事业的三大系统，现将三者分别论述。
　　先说官刻本。宋代官府刻书的机构有国子监、秘书监、茶盐司、漕司、转运司、郡庠以及各府、州、县学等等。元代官府刻书的机构有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署等等。明代官府刻书的机构有国子监及经厂、各府、州、县等等。清代官府刻书的机构有内府、武英殿、扬州诗局、各省官书局及各府、州、县等等。
　　宋代中央刻书单位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机关，其中一项主要职能就是刻书。国子监刻书极多，内容极广，重视校勘，质量上乘。同时多请名家手写上版，书法亦精美，难得的是书价还便宜。地方上的官刻本则以公使库本为主。所谓公使库，是地方上招待各级官员所设置的招待所，为开财源而刻书，同时促进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发展。
　　元代中央刻书单位也不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兴文署。兴文署刻书极多，每册图书均用黄绫、蓝绫裱褙，装潢十分精美。地方上的官刻本除去著名的九路合刻十七史本，影响最大的应是各书院刻本。元代书院发展较快，新建、改建、修复而成的书院共有227所，各院皆刻书，而且质量很高。质量很高的原因是：一、书院拥有大量藏书，其中多有善本。二、书院拥有大量学田，可用作刻书经费。三、书院山长多为硕学鸿儒，保证了刻书质量。四、书院有众多学生，于发行较为方便。
　　明代中央刻书机构是经厂。明代有规模庞大的太监机构，称“二十四衙”。经厂是其中司礼监的一个下属机构，专门负责刊印书籍。对于经厂所刻之书，学界一直有共识，因主持人皆为太监，太监没文化，更谈不上学问，也不拿刊书当回事，所以质量极差。不过由于花公家钱，所以纸张上乘，装潢考究，字体端正。不过近人也有不同观点，认为经厂本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除去经厂，国子监也刻书，而刊书质量却差，校勘粗疏，随意删削，为人诟病。
　　清代中央刻书机构为武英殿，所刻书称“殿本”。质量较高，装潢考究，校勘亦精。武英殿成立之前朝廷所刻之书称“内府本”，质量与武英殿同。地方上著名的有扬州诗局所刊书及晚清时由曾国藩首创的江南官书局，随后各省风起云涌，纷纷成立官书局，刻书质量参差不齐，但已远远不如殿本、内府本。
　　一般认为明代各藩王所刻印的书也是官刻本，而我认为把这些版本学上称为藩刻本的书收人家刻本更为妥当。因为，第一，无论从明代中央官制还是地方官制来看，都无藩府之设，藩府在国家正式行政机构之外，可称编外。第二，同理，藩王也不见于国家所设各级职官之名。第三，藩府刻书也不同于国家各级政府刻书机构，要担负教化天下的政治任务，而是由各藩王随意刊刻。第四，藩府刻书的资金也非官府所拨，而由藩王个人所负担。虽然明初朱元璋搞分封制，使众皇子统领一定士兵，以巩固朱明政权，但并未将此列入国家行政制度，同时也仍然用国家的正式职官对诸皇子进行监视。永乐之后，藩府更是一落千丈。实际上，藩王和藩府只是一种待遇，吃租税吃贡赋。藩王身份高贵，是因为他是皇亲，而并不因他是什么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的官儿。所以，藩府刻书应归人家刻本。
　　家刻本也称私刻本，指私家刻印的书，以别于官刻本和坊刻本。也叫家塾本、宅刻本或私宅本。其特点是不以贩书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刻书，大多是一些学者或文人出资所刊印的书。比较著名的家刻本，宋朝的有宋嘉定十三年陆子通刻《渭南文集》、廖莹中世采堂刻《五经》《韩柳集》、黄善夫刻《史记正义》、建安魏仲立刻《新唐书》等等。元朝有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岳氏荆谿家塾刻《春秋经传集解》、平水进德斋刻《中州集》、东平丁恩敬刻《元丰类稿》等等。明代则有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汪廷讷环翠堂刻《人镜阳秋》、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等等。清代私家刻书则多至不可胜举，著名者如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顾嗣立秀野草堂刻《温庭筠诗集》、金农刻《冬心先生集》、段玉裁經韵楼刻《说文解字注》。特别是清中期乾嘉之时，学者们刻丛书之风大盛，著名的如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刻《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张海鹏刻《学津讨原》《墨海金壶》等等。
　　宋代所刊家刻本名声最著者为陆子通、岳珂。廖莹中数人。陆子适为陆游之子，所刻之书主要为其父陆游的著作，如《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岳珂为岳飞之孙，其所刻之书为“九经三传”。廖莹中为权臣贾似道门下，以刻“韩柳二集”名世，精美无比，相传刊书时用墨皆杂泥金麝香为之。明清是家刻本鼎盛时期，私家刻书遍布大江南北，数不胜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家刻本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家刻本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做学问，为读书藏书所刻。二是家刻本中多善本。因为是为学问为扬名而刻，所以重视质量，宁缺勿滥，同时极重校勘。如清朱彝尊刻书，据记载“凡刻书，刻后自校两遍。精力不贯，乃分于各家书房中，或师或弟子，能校出一讹字者送百钱。”像朱彝尊这么刻书的，在清代并不是个案，而为大家普遍遵行。如鲍廷博、吴骞、卢见曾、阮元、孙星衍、秦恩复、黄丕烈、胡克家、卢文绍，张敦仁、刘喜海、黎庶昌、缪荃孙等，统统如此。三是家刻本中或是著名文人刊行自己著作，或刊祖先，或刊乡贤著作，多为手书上版或请名家缮写，再请良工刊印，书成后精美皆为一时之选。如林氏四写、许楗写《六朝文絮》、金农自书《冬心集》、郑燮自书《板桥集》等等。另外乾嘉学派兴起后，考据、辑佚、校勘之学大兴，许多开创学术风气的著作皆以家刻流行，影响极大。如《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许多开学术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潮流的著作，不少都以家刻本的方式问世。这些书流传至今，也已罕见。
　　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一次学校里请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给大家讲版本学，讲到善本时，李先生特意强调：“乾嘉学派的书，论年头儿，够不上善本的条件。但是论它们的影响，论它们的稀见，谁又能说它们不是善本!你现在有本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家刻本，谁能说不是善本!我认为就是善本，是难得的善本!”著名版本学家、学者黄永年教授也持此论，并为有一次偶然间在中国书店买到《经传释词》家刻本而大喜过望。总而言之，家刻本是很受读书人和藏书家重视的。
　　坊刻本也是我国刻书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是书坊的简称，指历朝各地民间以刊印销售书籍为业的作坊店铺。唐末五代时称“书肆”，北宋时称“书林”“书堂”，南宋时称“书棚”“书铺”“书籍铺”，性质大体相同。由书坊刻印的书，统称“坊刻本”。由于坊刻本出 于书贾之手，大多校勘不精，品质粗劣，为世人所弃，因此在三大系统中，往往被贬为“最下”，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如宋代临安府荣六郎书籍铺刻《抱朴子》、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文选》、临安府棚北太街睦亲坊巷口陈宅经籍铺刻《朱庆余集》等等；元代的坊刻本如广勤堂刻《新刻王氏脉经》、余氏勤有堂刊《国朝名臣事略》、刘氏日新堂刊《伯生诗续篇》、虞平斋务本堂刻《赵子昂诗集》等等；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記》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
　　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这是坊刻本中最具光彩的读物。因为封建时代对民间文学是鄙视的，所以大量这类作品，尤其是戏曲小说赖坊刻本得以流传至今。明代的大部分长篇小说、传奇戏曲都赖坊刻本传到今天。清代通俗文学的传播也同样如此，如程伟元萃文书屋刊行《红楼梦》，可见在这一点上坊刻本对文化有拾遗补阙的作用，功不可没。
　　当然，书坊刻书存在许多问题，无法与官刻本和家刻本相比，这是因为坊刻本皆在谋利，刻书大多粗制滥造，纸墨低劣，印刷不清，校勘不精，甚至常常不校勘，因此错讹满纸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恶劣者甚至刻书时剪头去尾，偷工减料，冒名顶替，伪造古书以求谋利，这些在官刻和家刻中是不会出现的。
　　但也要指出的是，坊本滥恶也只是局限于部分坊本而言，并不能代表整体坊本。书坊为了迅速谋利粗制滥造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商业活动，它也必须有一定信誉作保证，才可以把商业活动继续下去。历代都有一些著名书坊，刻印精工，纸墨俱善，校对认真。如宋代陈起陈宅经籍铺所刊《唐女郎鱼玄机诗》，是非常著名的名刻，称得上精美绝伦。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影印古代名刻出版《四部丛刊》时，就曾选择了不少历代的坊刻本作为影印底本，以诗集最多，经部、子部亦皆有入选，可知对坊刻本不可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即我国古代刻书事业中三太组成部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的简略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