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会对一位即将淘汰的歌手表示同情，也不会对寒冬夜里的流浪汉流泪
　　现在写作，常常有三个关键词：媚俗、公共空间与中国现实。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被人“打赏”了一百万元。“打赏”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像旧時盛行的风俗，比方艺人在街头卖艺，出手阔绰的看客看得兴起，大喝一声好，然后扔几块光洋。现今是一个讲究实效的时代，作家也要吃饭，也要衣食住行，媚俗是难免的。于是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那样的诱惑：愿不愿意写一些职场官场小说，愿不愿意当枪手去写电视剧本，愿不愿意搞网络小说等等。严肃文学是媚俗的死对头。米兰·昆德拉对“媚俗”一词的定义是指一种人的态度，他想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它使我们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媚俗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会对一位即将淘汰出局的歌手表示同情，也不会对寒冬的夜里正在街头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的流浪汉流泪。我们的情感变得如此麻木和廉价，高雅的话题，形而上的思考，一切严肃的行为，都被颠倒过来，视为“做作”、“装逼”的典范，知识被视为深不可测，搞不懂。“干吗要活得这么累呢？”“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这些挂在嘴边的理由是他们逃脱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挡箭牌。
　　至于公共空间，这个问题长时间困扰过我，包括现在。小说家要不要介入公共空间？你看世界上很多优秀作家，加缪、萨特、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等，他们都有过对公共事务的精彩发言，有着强烈的知识分子担当意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宋代的张载就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一种自我承载和担当。然而到了今天，随着价值观思想观和世界观的颠覆，作家还需不需要继续扮演着“布道者”的角色呢？然而这是一个雷区，搞不好就踩中地雷。很多作家到最后，作品会陷入一种“非此即彼”和“自我阉割”的泥潭，他们认为揭露黑暗抨击腐败就是好的作品，反之亦然。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一个作家完全置当前的环境于不顾，故意回避现实，回避黑暗与罪恶，躲在小楼成一统似的写作，我也不大赞同。作家应该有一种人文情怀在里面，他未必需要尖刻的言论和批评，更不需要抨击和触犯一些东西，但是他必须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里面，就像张爱玲的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再就是中国现实。在当前来看，中国很多小说家是被现实击败的。因为中国的现实有时候比虚构更匪夷所思。早在1961年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就在论文《写美国小说》里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提出了“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期的美国的现实变得比任何小说家所虚构的情节还要离奇，因为“作家要做的，只是对美国大部分现实先理解，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我们再来看中国当前的现实，每天上演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每一件都精彩异常，都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原型和材料，但是让小说家感到尴尬和难堪的也在这里，正是这些现实世界中充满荒诞、戏剧和矛盾的“原材料”，经过文字的过滤，反而变得不足以为信，甚至脱离了小说家的初衷。余华最新出版的小说《第七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七日》的失败给了我们警告，一桩桩精彩的新闻背后未必是一篇好的小说。我想王德威教授有一句话讲得好：“文学追根究底，有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引起虚构性，怎么去面对虚构性。”这其实是讲，作家通过对现实中“原材料”的虚构和加工，使这些 “原材料”具有“文学的二次方”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