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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党的“业务”可以说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尽管有关部门一再高声喊打，公安、司法部门紧盯其中的“犯罪”行为，但夹缝中的黄牛党仍然顽强、坚韧地生存
网民们会把每年一度、如期而至的春运看成是“春节运动会”的简称。学生代表队、农民工代表队、探亲家庭代表队、黄牛党代表队等数以亿计的参赛者，在排队买票、站立候车、坐地撑、抢椅子、负重暴走等项目中，惨烈厮杀，胜者的奖品是“回家过年”。
在中国六十年的春运史中，黄牛党代表队几乎垄断了“排队买票”这个项目的冠军，为其他代表队参与后几项的角逐提供了必备前提条件。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场景不只是发生在火车站，从医院、商场、电影院，到奥运会、世博会、各类演出现场……凡是以“票”、“号”等形式开展的各类活动中，黄牛们都会如影随形。
尽管有关部门一再高声喊打，公安、司法部门紧盯其中的“犯罪”行为，但夹缝中的黄牛党仍然顽强、坚韧地生存。
老上海的黄牛与拆摊
1947年7月22日，海产运销联合会理事汪云卿来到上海鱼市场的警卫室报警。
当天早上，汪云卿运鱼到上海销售，船停泊在上海鱼市场码头。孰料，开秤之际突有20余名黄牛党蜂拥登船，凭借着人多势众，将一些优质鱼压价强买然后转手高价售出，“与抢劫无异”。但接警后的警察表示，他们对此无可奈何。汪云卿因此损失惨重，几乎破产。
这则记载于上海地方志的事件，很可能是关于黄牛党最早的司法记录。有意思的是，其情节与《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把持鱼牙的情形如出一辙。
黄牛，是上海一带的方言，究其历史超过百年，最初用于描述地下市场的底层群众围抢物资或者票证的情景“有如黄牛群之骚然”。
后来人们发现，黄牛皮硬毛多，一年换两次毛，于是又被用来形容倒卖物资的人“吃差价”、“挣毛利”。加上黄牛在农村一般是肉用居多，不做苦力的，有偷闲的意思，所以用黄牛来形容这样的人，亦有贬低其不从事劳动生产的意味。
“党”则是上海人在替社会现象分类时最惯用的概念系统。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经济崩塌，物价上涨的速度可以百倍计算。加之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自然滋生了以倒卖、吃差价为主业的黄牛党。
1949年之前的老上海，黄牛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大都是年轻的无业游民，主要集中在上海鱼市场、北火车站和大世界三个地方，与地痞、流氓、恶霸相并称。
老上海黄牛党中有一类被称为“拆摊”。他们多半从事的是蔬菜地货行（现在蔬菜批发市场的前身。蔬菜地货由行家拆进后再转售摊贩，批发公司从中收手续费）的失业职工或者地痞流氓，依赖与批发行关系密切的熟人，或依仗地方恶势力向蔬菜地货行成批购进畅销品种（行家称之为“挖眼珠”、“抢尖子货”）转手倒卖，从中牟利。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铁路一度停运，直至解放后才恢复通车。于是黄牛们首次抓住了这个契机，在车站利用旅客急切乘车的心理，高价倒卖车票。司法资料显示，1949年8月，上海铁路公安局建立车站检查制度，在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大客站设立检查站，其中清牛（黄牛）任务与肃特、除小（小偷）斗争相并列。当年查处黄牛党165人，没收车票289张。这是《方圆》记者查找到的最早的铁路部门打击黄牛党的数据。然而，当时经济不发达，流动人口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熟料，六十年后，其后继者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
不难发现，老上海的黄牛党被视为与地痞流氓恶霸相类似，其基本特征是：无固定职业、吃差价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
尽管彼时黄牛仍然仅限于上海一带的方言，但类似这种“买了又卖、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却是全国遍地都有。其从业者，六十年代被称为“投机倒把”、七十年代在北方叫做“二道贩子”、北京话则称之为“拼缝儿的”。
黄牛党与投机倒把
可以说，黄牛党的“业务”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老上海时代的黄牛党，因物资短缺，其所涉业务以倒卖粮食蔬菜、药品布匹等普通百姓生活日用品为主。及至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方便运输并保值的黄金白银又受到黄牛党的青睐。他们虽囤积居奇，但也备受大买办和资本家的剥削，常以“案板上的黄牛”自居。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所有的物资统购统销。仅余的黄牛，大都流窜于地下黑市里，以倒卖粮票、油票等各类票证为主。但因为建国初期为稳定经济，全国各地都曾下大力气整治投机倒把行为，全国上下的黄牛党，一度沉寂。
至六七十年代，民间有了“三转一响”的说法，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又成为黄牛党的新爱好。因为倒卖的物品属于高层次，故而此类黄牛党在当时都有“能人”之称。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也加入到这个队伍。
例如上海徐汇市场管理所查获的刘思源（资产阶级出身，当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绘图员，每月工资198元），从1962年至1965年通过上海市十一家旧货商店寄售了一百多架半导体收音机，除了自装出售外，还进行转手倒卖。案发后从他家中吊出的收音机和无线电器材装满了一辆汽车。“他一贯利用白天工作时间借口看病，到旧货商店打听行情，套购零件材料，晚上在家装配。寄售时利用已撤销而未上交的前国家测绘局地图出版社工作证，或利用户口簿（自己户口不在家）以家属出面寄售，领款时一律亲自上门结账，不要商店通知。”
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并无不妥之处，但当时也被视为一种“黄牛”，列入了投机倒把的打击对象。1969年河北某县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通告》，通告规定：“凡投机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倒卖布票、粮票、油票和其他各种票证以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商店，从事地下运输，进行黑市交易，私包转包工程，雇工剥削、走私行贿和其他投机倒把活动者，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犯罪行为，要严肃处理。” 南有黄牛，北有倒爷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存在造就了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格高一两倍，一些对经济价格敏感的人发觉机会来了：黄牛党也再度复兴。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顺口溜形容了八九十年代的黄牛盛况。
当时的黄牛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伪造、倒卖粮票为主业，遍布全国各地的地下市场和火车站周围，以八十年代中后期最多。甚至一些普通老百姓，为了购买手表等大件物品，也将自己的剩余粮票进行倒卖，客串过黄牛的角色。
1989年8月22日，全国最大的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案在河南省沈丘县法院开庭审理，14名犯罪分子被判刑。主犯李健康是河南沈丘县人，自1987年7月至1988年6月，他同孙健等6人利用胶印机印刷票面为5斤的假全国流通粮票250万公斤，在河南、安徽等地销出了80多万公斤，得款4万多元。
另一类黄牛党则是往返于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之间，倒卖紧俏物资，这类人在北京还另有一个极具京味儿的名字——倒爷。
第一批倒爷产生于北京和深圳，主要是从南往北倒，从深圳等率先开放的经济地区购回衣服、彩电、电子表等当时的新奇产品，卖给北方的“土老帽们”。当时的广州成了全国倒爷的聚集地，观绿路、高第街、西湖路夜市……一时间风光无限。而从广州背着一大蛇皮袋的物品，坐几昼夜火车卖到北方，就能轻松赚钱的日子，是早期倒爷的经典写照。
至九十年代，更是产生了“国际倒爷”，黄牛党们走上了国际舞台。据一位倒爷回忆：“那个时候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中国倒爷们的共同交通工具，麻布包是他们的主要道具之一。火车的每一个包厢甚至每一节车厢内都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稍微有钱的倒爷甚至会包下整节车皮，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其余的空间都用来装货。”
应该说，“倒爷”这个词儿相对于贬义十足的黄牛，要中性得多。尽管与老上海时代的黄牛同以倒卖物资、票证为主营业务，但相较于那时以流氓恶霸行为背后支撑的单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牛党内部出现了一次阶层划分。
一方面，许多今时今日的企业大腕儿、富豪，都是从中起家。据说美特斯邦威老总就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积攒了创办企业的第一桶金；而王石在深圳倒玉米饲料最后倒出了一个万科。
另一方面，部分剑走偏锋的人触犯刑责走进了监狱。例如曾以“罐头倒飞机”闻名的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从首富变成了首骗，而一些因倒卖粮票而被冠以“投机倒把罪”的人至今不少还在喊冤。
票贩子发家记
正是在这种“倒爷”南来北往中，火车票开始紧张起来，现在我们最常说的“票贩子”即火车票黄牛党再一次重出江湖。北京市铁路运输检察院资深检察官秦建明还记得1985年、1986年左右他们查办了北京的第一起“票案”。
当时北京的票贩子大都是北京本地人，散布在车站周边做些小生意，或者与车站内部人员有些亲戚关系。他们发现：例如广州这样的线路当时已经一票难求。
票贩子的排队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彼时的票贩子还保留着老上海时代黄牛们的特征：无业游民为主、辅以无赖流氓行为。“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每逢春节、暑假，北京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度有欺行霸市的现象。”秦建明回忆。
当年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购票渠道。只要购票者一进门，就会被拦住不许排队，只见票贩子刚从窗口买了票，就坐地起价转手卖出去。票贩子当年之嚣张，可见一斑。这种行为，直到铁路公安部门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展了一波严打，才从此灭绝。
相比倒卖真票，事实上当时伪造火车票更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八九十年代，全国通行的是“硬板火车票”，没什么防伪措施，伪造简单，成本比排队购票或者从内部人员处拿票给回扣相比更是低廉。此举开创了黄牛党“自产自销”的新事业。当然，随着现在车票防伪技术的发展，特别是2007年彻底取消了硬板票，倒卖伪造假票的案件几乎绝迹。
除了火车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共汽车票、长途汽车票乃至飞机票，都成为票贩子的目标。从1984年到1986年，北京铁路公安部门就连续破获了严堂杰为首的非法伪造印刷倒卖公共电汽车票的3个犯罪团伙。
可以说，票贩子自其卷土重来就一直被铁路部门喊打喊杀，但其队伍却日益壮大，特别是2005年至2008年三年间，据司法资料显示，仅北京地区被公诉、判刑的票贩子类案件，是之前二十几年的总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语言描述也发生了融合，“黄牛党”一词从南北上，成为倒卖物资、有价票证人群的共同指代。
黄牛党市场渐成细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物资丰富、交通信息发展，倒爷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特别是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市场经济运行更加规范，对于黄牛党来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需要细化的市场。于是，21世纪来临后“医院黄牛”、“电影票黄牛”、“演出票黄牛”、“商场黄牛”、“月饼黄牛”、“奥运黄牛”、“手机黄牛”、“房号黄牛”、“年夜饭黄牛”、“信用卡积分黄牛”、“司法黄牛”……凡此种种，层出不穷，渗透至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一些黄牛开始了“术业有专攻”的时代。
以流派众多的商场黄牛为例，他们盘踞在各大商场、超市附近，成熟的黄牛已形成“收卡、售卡、代交款、获积分”等系列运作，他们会依据商家的活动特点，及时推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低吸高抛赚取“返券”利差、网上征集现场“团购”、散单凑整套取返利、积分换礼等等。
而黄牛党中的佼佼者——火车票黄牛更是在长期与铁路公安的周旋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应对办法。例如黄牛内部素有“倒票的不拿票、拿票的不倒票”一说，并且内部大都实行单线联系，排队购票、网络发帖、电话联络、送票都由不同的人进行，即便被公安部门现场抓住，也有诸多理由可以推脱，即便被抓了一两个人，整个倒票系统的运作也不受大的影响。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北京曾查处了一起专门倒卖北京至上海火车票的黄牛团伙，查获了900多张票，几乎垄断了整条线路。 黄牛们显然也在“与时俱进”。即便是手段相对简单、以倒卖专家号为主的医院黄牛，在网络环境下，也发展出了专门用于网上挂号抢挂的黑客软件。医院黄牛的另一大发明是率先成立了“挂号公司”，将黄牛党的发展向有组织、有制度的方向推进了。
哪些人正在成为黄牛党
2012年1月13日，“黄牛党”再次震惊了媒体和大众。当日，苹果4S在中国大陆首发，超过万人在西单和三里屯苹果专卖店门口排队一夜等待，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黄牛。而三里屯店的黄牛之间甚至发生冲突，上演全武行，导致该店宣布当天暂停销售，引来轩然大波。此事之后，苹果公司心有戚戚焉，新版iPad在香港首发之日，为防止大陆黄牛党出现干脆出台了禁止排队的规定。
时至今日，中国到底有多少黄牛党也没有个官方统计。据某西方媒体估计，中国的黄牛党及其家属有百万人之多。
绝大多数黄牛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于是，长期从事倒票活动，便成了一种职业选择，甚至成为一些人赖以谋生的唯一途径。有相当数量的黄牛接受过行政处罚乃至是刑事处罚之后，仍然重操旧业。二进宫、三进宫的黄牛不在少数。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这一部分黄牛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初中、小学等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例外。秦建明就回忆他办理过一起白领倒票案：犯罪嫌疑人是月入超过2万元的高级白领，因为过年回家购票发现黄牛利益极高，于是通过排队的方式购买了数十张票准备转手倒卖，孰料第一次便被抓个正着。
与此同时，专门黄牛内部也产生了分化：低端黄牛通常通过多次排队购票或者雇人排队购票的方式囤积火车票，高端黄牛或者有组织的黄牛团伙往往利用与铁路部门、火车站的关系，借“团体票”等名义批量获取车票。另外，一些旅行社和宾馆利用其购票的便利条件，为黄牛提供票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的“业务”范围比较广泛，在倒卖火车票的同时也从事倒卖体育赛事、演唱会门票的活动。在陆某等人涉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一案中，犯罪嫌疑人陆某不仅倒卖火车票，还跨省倒卖体育赛事门票及演唱会门票。
低端黄牛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以苹果4S首发时的排队黄牛为例，他们受雇于手握资金、有营销渠道的高端黄牛，在零下10度的瑟瑟寒风中冻了一夜之后，最多能挣到一百元。而这钱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只有那些机灵的、排进队伍的才有可能将钱塞进口袋。而高端黄牛每台则能挣上500-1000元不等。
黄牛党打赢了实名制这场仗？
黄牛党的全面开花，令深受其苦的医院、商场、公安、铁路等部门绞尽脑汁。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各种实名制。于是乎，去医院挂个号要身份证、在商场办个卡要身份证、买张演唱会门票要实名制……最终2012年元旦开始买火车票也要身份证了。
有西方媒体认为，实名制令数十万的黄牛下岗。但就官方数据而言，似乎黄牛因此失业的并不算多。
以火车票黄牛为例，铁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共抓获倒票人员5418名，打掉团伙123个，端掉倒票窝点970个。而推行实名制的第一年，2012年1月8日至2月16日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共查破倒票案件3794起，抓获倒票人员4365名，打掉倒票窝点、团伙1531个。人员数量虽有明显下降，但就团伙数量来说不降反升。
秦建明向记者介绍，实名制之后，黄牛倒卖火车票的两类常见方式：一类是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直接拿客户的身份证或是通过传统的一些渠道，如代售点、旅游公司等等购票；另一类是规避了实名的问题，使用伪造的公安部门出具的临时身份证明（每张5-10元），由于上车后查票一般不会验证身份证也可以顺利过关。
有网友于是感叹：“即使有了网络售票、即使有了实名制，黄牛党仍然是最靠谱的票源，没有之一。”
五花八门的黄牛党
婚宴黄牛：指炒卖婚宴席位以获取利润的人。他们把各大酒店好日子的婚宴都抢订光了，然后再倒卖给真正需要办婚宴的新人，狠赚一把转让费。婚宴黄牛，曾被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评选为2008年年度新词语。
电影票黄牛：一些电影院门前活跃着一群电影票黄牛，他们主要凭借关系获取一些低价电影团体票，然后以低于市场价转售给前来看电影的观众。但当有诸如《阿凡达》这样的热片上映时，他们也会选择加价出售。
加油卡黄牛：由于油价上涨等因素，目前各单位下发的加油卡成为黄牛党的“新宠”。不少黄牛表示目前加油卡销量极佳，因此高价收购。
信用卡积分黄牛：一部分银行采用了信用卡积分换航空里程的奖励，随之而来的，市场上出现了黄牛党（收购积分方）利用信用卡积分套利的现象。持卡人通过电话将自己的信用卡积分兑换成里程到黄牛党的航空公司会员账号中，“黄牛党”会按照分的多少付给持卡人现金。而当“黄牛党”的航空公司会员号累计的航空里程达到一定数量时，“黄牛党”就将其兑换成机票，然后在市场上出售。
网民们会把每年一度、如期而至的春运看成是“春节运动会”的简称。学生代表队、农民工代表队、探亲家庭代表队、黄牛党代表队等数以亿计的参赛者，在排队买票、站立候车、坐地撑、抢椅子、负重暴走等项目中，惨烈厮杀，胜者的奖品是“回家过年”。
在中国六十年的春运史中，黄牛党代表队几乎垄断了“排队买票”这个项目的冠军，为其他代表队参与后几项的角逐提供了必备前提条件。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场景不只是发生在火车站，从医院、商场、电影院，到奥运会、世博会、各类演出现场……凡是以“票”、“号”等形式开展的各类活动中，黄牛们都会如影随形。
尽管有关部门一再高声喊打，公安、司法部门紧盯其中的“犯罪”行为，但夹缝中的黄牛党仍然顽强、坚韧地生存。
老上海的黄牛与拆摊
1947年7月22日，海产运销联合会理事汪云卿来到上海鱼市场的警卫室报警。
当天早上，汪云卿运鱼到上海销售，船停泊在上海鱼市场码头。孰料，开秤之际突有20余名黄牛党蜂拥登船，凭借着人多势众，将一些优质鱼压价强买然后转手高价售出，“与抢劫无异”。但接警后的警察表示，他们对此无可奈何。汪云卿因此损失惨重，几乎破产。
这则记载于上海地方志的事件，很可能是关于黄牛党最早的司法记录。有意思的是，其情节与《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把持鱼牙的情形如出一辙。
黄牛，是上海一带的方言，究其历史超过百年，最初用于描述地下市场的底层群众围抢物资或者票证的情景“有如黄牛群之骚然”。
后来人们发现，黄牛皮硬毛多，一年换两次毛，于是又被用来形容倒卖物资的人“吃差价”、“挣毛利”。加上黄牛在农村一般是肉用居多，不做苦力的，有偷闲的意思，所以用黄牛来形容这样的人，亦有贬低其不从事劳动生产的意味。
“党”则是上海人在替社会现象分类时最惯用的概念系统。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经济崩塌，物价上涨的速度可以百倍计算。加之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自然滋生了以倒卖、吃差价为主业的黄牛党。
1949年之前的老上海，黄牛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大都是年轻的无业游民，主要集中在上海鱼市场、北火车站和大世界三个地方，与地痞、流氓、恶霸相并称。
老上海黄牛党中有一类被称为“拆摊”。他们多半从事的是蔬菜地货行（现在蔬菜批发市场的前身。蔬菜地货由行家拆进后再转售摊贩，批发公司从中收手续费）的失业职工或者地痞流氓，依赖与批发行关系密切的熟人，或依仗地方恶势力向蔬菜地货行成批购进畅销品种（行家称之为“挖眼珠”、“抢尖子货”）转手倒卖，从中牟利。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铁路一度停运，直至解放后才恢复通车。于是黄牛们首次抓住了这个契机，在车站利用旅客急切乘车的心理，高价倒卖车票。司法资料显示，1949年8月，上海铁路公安局建立车站检查制度，在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大客站设立检查站，其中清牛（黄牛）任务与肃特、除小（小偷）斗争相并列。当年查处黄牛党165人，没收车票289张。这是《方圆》记者查找到的最早的铁路部门打击黄牛党的数据。然而，当时经济不发达，流动人口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熟料，六十年后，其后继者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
不难发现，老上海的黄牛党被视为与地痞流氓恶霸相类似，其基本特征是：无固定职业、吃差价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
尽管彼时黄牛仍然仅限于上海一带的方言，但类似这种“买了又卖、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却是全国遍地都有。其从业者，六十年代被称为“投机倒把”、七十年代在北方叫做“二道贩子”、北京话则称之为“拼缝儿的”。
黄牛党与投机倒把
可以说，黄牛党的“业务”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老上海时代的黄牛党，因物资短缺，其所涉业务以倒卖粮食蔬菜、药品布匹等普通百姓生活日用品为主。及至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方便运输并保值的黄金白银又受到黄牛党的青睐。他们虽囤积居奇，但也备受大买办和资本家的剥削，常以“案板上的黄牛”自居。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所有的物资统购统销。仅余的黄牛，大都流窜于地下黑市里，以倒卖粮票、油票等各类票证为主。但因为建国初期为稳定经济，全国各地都曾下大力气整治投机倒把行为，全国上下的黄牛党，一度沉寂。
至六七十年代，民间有了“三转一响”的说法，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又成为黄牛党的新爱好。因为倒卖的物品属于高层次，故而此类黄牛党在当时都有“能人”之称。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也加入到这个队伍。
例如上海徐汇市场管理所查获的刘思源（资产阶级出身，当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绘图员，每月工资198元），从1962年至1965年通过上海市十一家旧货商店寄售了一百多架半导体收音机，除了自装出售外，还进行转手倒卖。案发后从他家中吊出的收音机和无线电器材装满了一辆汽车。“他一贯利用白天工作时间借口看病，到旧货商店打听行情，套购零件材料，晚上在家装配。寄售时利用已撤销而未上交的前国家测绘局地图出版社工作证，或利用户口簿（自己户口不在家）以家属出面寄售，领款时一律亲自上门结账，不要商店通知。”
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并无不妥之处，但当时也被视为一种“黄牛”，列入了投机倒把的打击对象。1969年河北某县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通告》，通告规定：“凡投机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倒卖布票、粮票、油票和其他各种票证以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商店，从事地下运输，进行黑市交易，私包转包工程，雇工剥削、走私行贿和其他投机倒把活动者，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犯罪行为，要严肃处理。” 南有黄牛，北有倒爷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存在造就了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格高一两倍，一些对经济价格敏感的人发觉机会来了：黄牛党也再度复兴。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顺口溜形容了八九十年代的黄牛盛况。
当时的黄牛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伪造、倒卖粮票为主业，遍布全国各地的地下市场和火车站周围，以八十年代中后期最多。甚至一些普通老百姓，为了购买手表等大件物品，也将自己的剩余粮票进行倒卖，客串过黄牛的角色。
1989年8月22日，全国最大的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案在河南省沈丘县法院开庭审理，14名犯罪分子被判刑。主犯李健康是河南沈丘县人，自1987年7月至1988年6月，他同孙健等6人利用胶印机印刷票面为5斤的假全国流通粮票250万公斤，在河南、安徽等地销出了80多万公斤，得款4万多元。
另一类黄牛党则是往返于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之间，倒卖紧俏物资，这类人在北京还另有一个极具京味儿的名字——倒爷。
第一批倒爷产生于北京和深圳，主要是从南往北倒，从深圳等率先开放的经济地区购回衣服、彩电、电子表等当时的新奇产品，卖给北方的“土老帽们”。当时的广州成了全国倒爷的聚集地，观绿路、高第街、西湖路夜市……一时间风光无限。而从广州背着一大蛇皮袋的物品，坐几昼夜火车卖到北方，就能轻松赚钱的日子，是早期倒爷的经典写照。
至九十年代，更是产生了“国际倒爷”，黄牛党们走上了国际舞台。据一位倒爷回忆：“那个时候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中国倒爷们的共同交通工具，麻布包是他们的主要道具之一。火车的每一个包厢甚至每一节车厢内都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稍微有钱的倒爷甚至会包下整节车皮，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其余的空间都用来装货。”
应该说，“倒爷”这个词儿相对于贬义十足的黄牛，要中性得多。尽管与老上海时代的黄牛同以倒卖物资、票证为主营业务，但相较于那时以流氓恶霸行为背后支撑的单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牛党内部出现了一次阶层划分。
一方面，许多今时今日的企业大腕儿、富豪，都是从中起家。据说美特斯邦威老总就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积攒了创办企业的第一桶金；而王石在深圳倒玉米饲料最后倒出了一个万科。
另一方面，部分剑走偏锋的人触犯刑责走进了监狱。例如曾以“罐头倒飞机”闻名的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从首富变成了首骗，而一些因倒卖粮票而被冠以“投机倒把罪”的人至今不少还在喊冤。
票贩子发家记
正是在这种“倒爷”南来北往中，火车票开始紧张起来，现在我们最常说的“票贩子”即火车票黄牛党再一次重出江湖。北京市铁路运输检察院资深检察官秦建明还记得1985年、1986年左右他们查办了北京的第一起“票案”。
当时北京的票贩子大都是北京本地人，散布在车站周边做些小生意，或者与车站内部人员有些亲戚关系。他们发现：例如广州这样的线路当时已经一票难求。
票贩子的排队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彼时的票贩子还保留着老上海时代黄牛们的特征：无业游民为主、辅以无赖流氓行为。“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每逢春节、暑假，北京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度有欺行霸市的现象。”秦建明回忆。
当年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购票渠道。只要购票者一进门，就会被拦住不许排队，只见票贩子刚从窗口买了票，就坐地起价转手卖出去。票贩子当年之嚣张，可见一斑。这种行为，直到铁路公安部门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展了一波严打，才从此灭绝。
相比倒卖真票，事实上当时伪造火车票更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八九十年代，全国通行的是“硬板火车票”，没什么防伪措施，伪造简单，成本比排队购票或者从内部人员处拿票给回扣相比更是低廉。此举开创了黄牛党“自产自销”的新事业。当然，随着现在车票防伪技术的发展，特别是2007年彻底取消了硬板票，倒卖伪造假票的案件几乎绝迹。
除了火车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共汽车票、长途汽车票乃至飞机票，都成为票贩子的目标。从1984年到1986年，北京铁路公安部门就连续破获了严堂杰为首的非法伪造印刷倒卖公共电汽车票的3个犯罪团伙。
可以说，票贩子自其卷土重来就一直被铁路部门喊打喊杀，但其队伍却日益壮大，特别是2005年至2008年三年间，据司法资料显示，仅北京地区被公诉、判刑的票贩子类案件，是之前二十几年的总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语言描述也发生了融合，“黄牛党”一词从南北上，成为倒卖物资、有价票证人群的共同指代。
黄牛党市场渐成细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物资丰富、交通信息发展，倒爷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特别是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市场经济运行更加规范，对于黄牛党来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需要细化的市场。于是，21世纪来临后“医院黄牛”、“电影票黄牛”、“演出票黄牛”、“商场黄牛”、“月饼黄牛”、“奥运黄牛”、“手机黄牛”、“房号黄牛”、“年夜饭黄牛”、“信用卡积分黄牛”、“司法黄牛”……凡此种种，层出不穷，渗透至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一些黄牛开始了“术业有专攻”的时代。
以流派众多的商场黄牛为例，他们盘踞在各大商场、超市附近，成熟的黄牛已形成“收卡、售卡、代交款、获积分”等系列运作，他们会依据商家的活动特点，及时推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低吸高抛赚取“返券”利差、网上征集现场“团购”、散单凑整套取返利、积分换礼等等。
而黄牛党中的佼佼者——火车票黄牛更是在长期与铁路公安的周旋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应对办法。例如黄牛内部素有“倒票的不拿票、拿票的不倒票”一说，并且内部大都实行单线联系，排队购票、网络发帖、电话联络、送票都由不同的人进行，即便被公安部门现场抓住，也有诸多理由可以推脱，即便被抓了一两个人，整个倒票系统的运作也不受大的影响。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北京曾查处了一起专门倒卖北京至上海火车票的黄牛团伙，查获了900多张票，几乎垄断了整条线路。 黄牛们显然也在“与时俱进”。即便是手段相对简单、以倒卖专家号为主的医院黄牛，在网络环境下，也发展出了专门用于网上挂号抢挂的黑客软件。医院黄牛的另一大发明是率先成立了“挂号公司”，将黄牛党的发展向有组织、有制度的方向推进了。
哪些人正在成为黄牛党
2012年1月13日，“黄牛党”再次震惊了媒体和大众。当日，苹果4S在中国大陆首发，超过万人在西单和三里屯苹果专卖店门口排队一夜等待，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黄牛。而三里屯店的黄牛之间甚至发生冲突，上演全武行，导致该店宣布当天暂停销售，引来轩然大波。此事之后，苹果公司心有戚戚焉，新版iPad在香港首发之日，为防止大陆黄牛党出现干脆出台了禁止排队的规定。
时至今日，中国到底有多少黄牛党也没有个官方统计。据某西方媒体估计，中国的黄牛党及其家属有百万人之多。
绝大多数黄牛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于是，长期从事倒票活动，便成了一种职业选择，甚至成为一些人赖以谋生的唯一途径。有相当数量的黄牛接受过行政处罚乃至是刑事处罚之后，仍然重操旧业。二进宫、三进宫的黄牛不在少数。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这一部分黄牛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初中、小学等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例外。秦建明就回忆他办理过一起白领倒票案：犯罪嫌疑人是月入超过2万元的高级白领，因为过年回家购票发现黄牛利益极高，于是通过排队的方式购买了数十张票准备转手倒卖，孰料第一次便被抓个正着。
与此同时，专门黄牛内部也产生了分化：低端黄牛通常通过多次排队购票或者雇人排队购票的方式囤积火车票，高端黄牛或者有组织的黄牛团伙往往利用与铁路部门、火车站的关系，借“团体票”等名义批量获取车票。另外，一些旅行社和宾馆利用其购票的便利条件，为黄牛提供票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的“业务”范围比较广泛，在倒卖火车票的同时也从事倒卖体育赛事、演唱会门票的活动。在陆某等人涉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一案中，犯罪嫌疑人陆某不仅倒卖火车票，还跨省倒卖体育赛事门票及演唱会门票。
低端黄牛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以苹果4S首发时的排队黄牛为例，他们受雇于手握资金、有营销渠道的高端黄牛，在零下10度的瑟瑟寒风中冻了一夜之后，最多能挣到一百元。而这钱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只有那些机灵的、排进队伍的才有可能将钱塞进口袋。而高端黄牛每台则能挣上500-1000元不等。
黄牛党打赢了实名制这场仗？
黄牛党的全面开花，令深受其苦的医院、商场、公安、铁路等部门绞尽脑汁。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各种实名制。于是乎，去医院挂个号要身份证、在商场办个卡要身份证、买张演唱会门票要实名制……最终2012年元旦开始买火车票也要身份证了。
有西方媒体认为，实名制令数十万的黄牛下岗。但就官方数据而言，似乎黄牛因此失业的并不算多。
以火车票黄牛为例，铁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共抓获倒票人员5418名，打掉团伙123个，端掉倒票窝点970个。而推行实名制的第一年，2012年1月8日至2月16日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共查破倒票案件3794起，抓获倒票人员4365名，打掉倒票窝点、团伙1531个。人员数量虽有明显下降，但就团伙数量来说不降反升。
秦建明向记者介绍，实名制之后，黄牛倒卖火车票的两类常见方式：一类是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直接拿客户的身份证或是通过传统的一些渠道，如代售点、旅游公司等等购票；另一类是规避了实名的问题，使用伪造的公安部门出具的临时身份证明（每张5-10元），由于上车后查票一般不会验证身份证也可以顺利过关。
有网友于是感叹：“即使有了网络售票、即使有了实名制，黄牛党仍然是最靠谱的票源，没有之一。”
五花八门的黄牛党
婚宴黄牛：指炒卖婚宴席位以获取利润的人。他们把各大酒店好日子的婚宴都抢订光了，然后再倒卖给真正需要办婚宴的新人，狠赚一把转让费。婚宴黄牛，曾被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评选为2008年年度新词语。
电影票黄牛：一些电影院门前活跃着一群电影票黄牛，他们主要凭借关系获取一些低价电影团体票，然后以低于市场价转售给前来看电影的观众。但当有诸如《阿凡达》这样的热片上映时，他们也会选择加价出售。
加油卡黄牛：由于油价上涨等因素，目前各单位下发的加油卡成为黄牛党的“新宠”。不少黄牛表示目前加油卡销量极佳，因此高价收购。
信用卡积分黄牛：一部分银行采用了信用卡积分换航空里程的奖励，随之而来的，市场上出现了黄牛党（收购积分方）利用信用卡积分套利的现象。持卡人通过电话将自己的信用卡积分兑换成里程到黄牛党的航空公司会员账号中，“黄牛党”会按照分的多少付给持卡人现金。而当“黄牛党”的航空公司会员号累计的航空里程达到一定数量时，“黄牛党”就将其兑换成机票，然后在市场上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