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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埃塞俄比亚航空空难震惊了整个世界，空难不仅造成了机上149名旅客和8名机组成员罹难，也令波音737MAX型客机遭遇了全球禁飞潮，对美国飞机制造业将造成持续负面影响。空难不常有，但回顾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一些特殊空难对于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的很多故事耐人寻味。
被空难改变的西班牙
翻阅人类航空史，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要速度不要命”的劲头。飞机是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的。而到了1914年，世界首个固定翼民航航班就在美国诞生了，据说当时机票可以卖到上百美元（当时美国普通工人月薪只有5美元），而且乘机者还要签署一份协议书，表示已经充分知晓乘机带来的风险。即便如此，机票还是供不应求，且购买者大多都是商界、政界精英人士。大约这些人身上特有的冒险性格导致了他们对这种新兴事物极为好奇吧。
也正因为这一点，民航史上的早期空难往往因为搭上精英阶层的性命而对一个企业的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国运带来转折。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二战前的西班牙。
众所周知，佛朗哥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政府国民军首领，他最终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却又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让西班牙成为二战中欧洲的特例。殊不知，西班牙历史能这样书写和一次空难不无关系。
1931年西班牙爆发革命后成立了第二共和国。次年8月，著名军事将领圣胡尔霍发动政变，企图推翻第二共和国，但失败入狱，被判无期徒刑。1934年3月获得特赦后，圣胡尔霍流亡葡萄牙。到了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新一轮大选，左翼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对政府心存不满的佛朗哥等人联系上寄居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圣胡尔霍被公推为叛乱的国民军领袖。
1936年7月，踌躇满志的圣胡尔霍带着数以百计的行李登上一架意大利客机，打算飞回西班牙指挥作战。乘务员劝他不要带那么多东西，以免超载，但圣胡尔霍答道：“作为未来西班牙国家领袖，我应该有恰当的装备。”不听劝阻的圣胡尔霍果真在回程途中遇难，事后人们发现飞机失事的原因就是行李超重。就在同一天，佛朗哥也乘飞机前往西属北非，他乘坐的飞机同样超载，可他平安抵达目的地。圣胡尔霍丧命后，佛朗哥毫无争议地坐上了国民军总司令的宝座。
很多学者分析说，如果由圣胡尔霍而不是佛朗哥登上独裁者的宝座，以前者那极端保守主义而又缺乏外交远见的执政风格而论，西班牙在二战中必然加入由德国、意大利、日本为首的轴心国。由于西班牙战略位置极其关键，这种变化将给二战中双方的力量配比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可以说，这起空难间接“拯救”了西班牙，甚至“拯救”了欧洲，当然这些只是假设。
巧合的是，在圣胡尔霍遭遇空难的几个月后，瑞典著名政治家林德曼也死于一场空难。林德曼曾两度出任瑞典首相，并对纳粹主义持激烈的抨击态度，被称为“瑞典的良心”。1936年冬，在战争阴云已经密布欧洲上空时，他毅然前往英国，商讨“英瑞在未来可能的对德战争中结盟”的计划，却不料遭遇空难。这位主心骨一死，瑞典国内中立派立刻占了上风，瑞典最终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这个北方工业强国的置身事外，让希特勒对北欧的进攻变得顺手很多，并大大加快了德国闪电战横扫欧洲的速度。对比看来，似乎真有一个命运之神在用两场接连的空难造就一种平衡。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导火索
二战以后，随着飞机技术的进步，民航变得越发廉价而且普及，不再只是精英人士的专利。不过，由于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对立和地区冲突的频繁，越发交错复杂的民航线路网总是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对立双方的敏感区域，进而引爆双方的冲突，典型的例子就是1973年的西奈半岛空难。
1973年2月21日，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第114次航班（波音727-224机型）从的黎波里起飞，目的地是埃及首都开罗，机上载有机组和乘客113人。当客机飞到埃及北部地区接近开罗的时候，突然遭遇特大风暴，当飞行员终于从风暴中摆脱重新调好飞机位置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位于西奈半岛的上空。
这个坐标让机组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西奈半岛正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冲突的最前沿。以色列刚刚通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从埃及手中占领该区域，任何在此时闯入西奈半岛的飞行物都有可能被当作埃及的军机被击落。机组人员紧急向埃方机场塔台呼救，但为时已晚。迅速赶到的以方两架F4鬼怪Ⅱ战斗机将客机击落在距离埃及实际控制领土仅一分钟之差的大漠里，导致108人死亡，仅5人生还。
由于机上死者大部分为埃及人，埃及的反以民间情绪被迅速点燃。时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本来在打与不打之间犹疑，但该事件的发生及其所产生的民间压力导致其下决心先打一仗再说，遂于同年10月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西奈半岛空难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而更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是，类似的事件本来有可能以更大的规模重演，而这次被推到战争边缘的是美国和苏联。1983年8月31日，大韩航空007航班从美国阿拉斯加飞往韩国汉城。9月1日，客机因驾驶仪设定错误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国土防空军苏-15拦截机击落于库页岛西南方的公海，机上搭载的240名乘客以及29名机组员全部遇难。
当时，黑匣子显示苏联空军没有在攻击前对该客机进行任何警告措施，而对侵犯领空的客机必须先予以警告正是西奈半岛空难后西方各国形成的惯例。因此，苏方的行为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一致谴责，而对于这些指责，苏方的回答仅仅是“西方战机往往冒充客机……因此我方有权不经警告击落”。1983年正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007航班被击落险些成为东西方世界開战的导火索，美苏战略导弹部队一度都己进入_级戒备状态。
关键时刻，幸亏时任苏联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保持了冷静，主动拨通了美国总统里根的热线电话，双方最终以秘密和解解决了此事。只不过，此事严重挫伤了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韩国的自尊心，韩国人认为自己同胞的生命被当作了美苏双方的谈判筹码，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在内的韩国左翼政党正是在该事件后在韩国政坛异军突起的。
恐怖主义的最佳舞台？
当冷战终于结束，人们发现空难的悲剧并没有随着大国对抗的阴霾散去而同时减少。相反，空难成为恐怖主义表现的最佳舞台，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9 ·11”事件。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在劫持4架民航客机后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建筑，包括双子塔在内的6座建筑被完全摧毁，事件共造成3201人遇难，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毫无疑问，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9·11”是目前为止最值得被铭记的空难。它的发生彻底改变了美国在冷战后的国家政策，“9·11”事件后不久，美国随即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十余年时间深度介入中东乱局，同时放松了对其他区域的控制，这一策略无疑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为了一场恐袭而调整国家战略是否“反应过度”？如今这一点正在美国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4年的马航MH17空难，在这起空难中，马来西亚一架载有298人的波音777客机在靠近俄乌边境地区坠毁，机上乘客全部罹难。乌克兰和西方指责该事件是受俄罗斯支持的东乌叛军的“恐怖主义行为”一一这一用词一度令外界担心美国是否会借机直接插手乌克兰乱局，就像“9·11”曾经为美国出兵中东提供借口一样。但最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宣布不会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此事遂不了了之。
从个别精英人物的死亡左右一国命运，到一次走火引爆一场战争，再到一次恐袭影响今日世界格局，空难也许是偶发的，但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此次埃航空难引发的全球对波音飞机的“禁飞潮”，或将为空难影响世界的模式提供新的范例，而这种影响最终会导向何方，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被空难改变的西班牙
翻阅人类航空史，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类“要速度不要命”的劲头。飞机是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的。而到了1914年，世界首个固定翼民航航班就在美国诞生了，据说当时机票可以卖到上百美元（当时美国普通工人月薪只有5美元），而且乘机者还要签署一份协议书，表示已经充分知晓乘机带来的风险。即便如此，机票还是供不应求，且购买者大多都是商界、政界精英人士。大约这些人身上特有的冒险性格导致了他们对这种新兴事物极为好奇吧。
也正因为这一点，民航史上的早期空难往往因为搭上精英阶层的性命而对一个企业的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国运带来转折。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二战前的西班牙。
众所周知，佛朗哥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政府国民军首领，他最终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却又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让西班牙成为二战中欧洲的特例。殊不知，西班牙历史能这样书写和一次空难不无关系。
1931年西班牙爆发革命后成立了第二共和国。次年8月，著名军事将领圣胡尔霍发动政变，企图推翻第二共和国，但失败入狱，被判无期徒刑。1934年3月获得特赦后，圣胡尔霍流亡葡萄牙。到了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新一轮大选，左翼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对政府心存不满的佛朗哥等人联系上寄居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圣胡尔霍被公推为叛乱的国民军领袖。
1936年7月，踌躇满志的圣胡尔霍带着数以百计的行李登上一架意大利客机，打算飞回西班牙指挥作战。乘务员劝他不要带那么多东西，以免超载，但圣胡尔霍答道：“作为未来西班牙国家领袖，我应该有恰当的装备。”不听劝阻的圣胡尔霍果真在回程途中遇难，事后人们发现飞机失事的原因就是行李超重。就在同一天，佛朗哥也乘飞机前往西属北非，他乘坐的飞机同样超载，可他平安抵达目的地。圣胡尔霍丧命后，佛朗哥毫无争议地坐上了国民军总司令的宝座。
很多学者分析说，如果由圣胡尔霍而不是佛朗哥登上独裁者的宝座，以前者那极端保守主义而又缺乏外交远见的执政风格而论，西班牙在二战中必然加入由德国、意大利、日本为首的轴心国。由于西班牙战略位置极其关键，这种变化将给二战中双方的力量配比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可以说，这起空难间接“拯救”了西班牙，甚至“拯救”了欧洲，当然这些只是假设。
巧合的是，在圣胡尔霍遭遇空难的几个月后，瑞典著名政治家林德曼也死于一场空难。林德曼曾两度出任瑞典首相，并对纳粹主义持激烈的抨击态度，被称为“瑞典的良心”。1936年冬，在战争阴云已经密布欧洲上空时，他毅然前往英国，商讨“英瑞在未来可能的对德战争中结盟”的计划，却不料遭遇空难。这位主心骨一死，瑞典国内中立派立刻占了上风，瑞典最终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这个北方工业强国的置身事外，让希特勒对北欧的进攻变得顺手很多，并大大加快了德国闪电战横扫欧洲的速度。对比看来，似乎真有一个命运之神在用两场接连的空难造就一种平衡。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导火索
二战以后，随着飞机技术的进步，民航变得越发廉价而且普及，不再只是精英人士的专利。不过，由于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对立和地区冲突的频繁，越发交错复杂的民航线路网总是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对立双方的敏感区域，进而引爆双方的冲突，典型的例子就是1973年的西奈半岛空难。
1973年2月21日，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第114次航班（波音727-224机型）从的黎波里起飞，目的地是埃及首都开罗，机上载有机组和乘客113人。当客机飞到埃及北部地区接近开罗的时候，突然遭遇特大风暴，当飞行员终于从风暴中摆脱重新调好飞机位置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位于西奈半岛的上空。
这个坐标让机组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西奈半岛正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冲突的最前沿。以色列刚刚通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从埃及手中占领该区域，任何在此时闯入西奈半岛的飞行物都有可能被当作埃及的军机被击落。机组人员紧急向埃方机场塔台呼救，但为时已晚。迅速赶到的以方两架F4鬼怪Ⅱ战斗机将客机击落在距离埃及实际控制领土仅一分钟之差的大漠里，导致108人死亡，仅5人生还。
由于机上死者大部分为埃及人，埃及的反以民间情绪被迅速点燃。时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本来在打与不打之间犹疑，但该事件的发生及其所产生的民间压力导致其下决心先打一仗再说，遂于同年10月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西奈半岛空难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而更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是，类似的事件本来有可能以更大的规模重演，而这次被推到战争边缘的是美国和苏联。1983年8月31日，大韩航空007航班从美国阿拉斯加飞往韩国汉城。9月1日，客机因驾驶仪设定错误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国土防空军苏-15拦截机击落于库页岛西南方的公海，机上搭载的240名乘客以及29名机组员全部遇难。
当时，黑匣子显示苏联空军没有在攻击前对该客机进行任何警告措施，而对侵犯领空的客机必须先予以警告正是西奈半岛空难后西方各国形成的惯例。因此，苏方的行为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一致谴责，而对于这些指责，苏方的回答仅仅是“西方战机往往冒充客机……因此我方有权不经警告击落”。1983年正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007航班被击落险些成为东西方世界開战的导火索，美苏战略导弹部队一度都己进入_级戒备状态。
关键时刻，幸亏时任苏联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保持了冷静，主动拨通了美国总统里根的热线电话，双方最终以秘密和解解决了此事。只不过，此事严重挫伤了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韩国的自尊心，韩国人认为自己同胞的生命被当作了美苏双方的谈判筹码，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在内的韩国左翼政党正是在该事件后在韩国政坛异军突起的。
恐怖主义的最佳舞台？
当冷战终于结束，人们发现空难的悲剧并没有随着大国对抗的阴霾散去而同时减少。相反，空难成为恐怖主义表现的最佳舞台，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9 ·11”事件。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在劫持4架民航客机后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建筑，包括双子塔在内的6座建筑被完全摧毁，事件共造成3201人遇难，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毫无疑问，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9·11”是目前为止最值得被铭记的空难。它的发生彻底改变了美国在冷战后的国家政策，“9·11”事件后不久，美国随即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十余年时间深度介入中东乱局，同时放松了对其他区域的控制，这一策略无疑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为了一场恐袭而调整国家战略是否“反应过度”？如今这一点正在美国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4年的马航MH17空难，在这起空难中，马来西亚一架载有298人的波音777客机在靠近俄乌边境地区坠毁，机上乘客全部罹难。乌克兰和西方指责该事件是受俄罗斯支持的东乌叛军的“恐怖主义行为”一一这一用词一度令外界担心美国是否会借机直接插手乌克兰乱局，就像“9·11”曾经为美国出兵中东提供借口一样。但最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宣布不会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此事遂不了了之。
从个别精英人物的死亡左右一国命运，到一次走火引爆一场战争，再到一次恐袭影响今日世界格局，空难也许是偶发的，但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此次埃航空难引发的全球对波音飞机的“禁飞潮”，或将为空难影响世界的模式提供新的范例，而这种影响最终会导向何方，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