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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回老家，我在整理旧物时，又见到了当年做公社报道员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数本新闻用稿剪贴和广播电台的几叠用稿通知单，尽管这些东西有些泛黄，但当我一页页翻阅时，仍感觉到沉甸甸的。这些旧物，不仅是一个地方历史的印证，更是我自己人生历程中的一段青春记忆和难忘的岁月。
一
197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恢复高考已有两年，作为文科生，我因数学不好，高考落榜。以后，我经历过回乡务农、船员、代课教师等职业后，于1981年3月被聘为浙东穿山半岛上一个叫白峰公社的报道员。开始时，是公社的“半脱产干部”，即一半时间在公社采写新闻稿，一半时间回乡务农，工资按半月计是15元。
能成为“半脱产干部”公社报道员，某种意义上，我要感谢前任公社报道员，也是我的竞争者。半年前，当时的公社党委因宣传工作急需配一名专职报道员，物色推荐后，确定两名候选人，一位是某大队文书，另一位是我，最后经“研究决定”，选了那位文书。理由一是他年纪近40岁了，“老道”有工作经验;二是文书是队里的文化人，做公社报道员更合适;三是文书也是队干部，需要照顾。而我则高中毕业不久，“需要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好好锻炼”，于是落选了。走上社会不久，我经受了高考落榜后的第二次打击。这样，过了半年后，有一天公社叫人带口信，让我去一趟。到了才知是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找我谈话，说是让我担任公社报道员，“半脱产干部”性质。原因是我的那位前任，工作半年没播出一条新闻，于是调离了岗位。
这样，我就有幸成为公社的“半脱产报道员”。
二
做公社报道员前，爱好写作的我已在自己的老家——白峰公社小门生产大队采写过多篇新闻稿，算是业余通讯员了。新闻处女作是写于1979年9月的一篇题为《汪红光勇救落水儿童》的小通讯，新闻线索是当时担任生产大队支书的父亲告诉我的。内容是：小门生产大队郑家有位汪姓少年，见到一名儿童玩耍时失足掉入河中，才读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汪红光，衣服未脱跳入河中救起儿童。刚高中毕业的我，马上去了解情况，回来后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小通讯，审稿盖章后投寄县广播站。大约过了三天，县广播站在“本县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稿子。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是一位姓王的女播音员用地方话播音的“下面播送由白峰公社小门大队石志藏采写的小通讯《汪红光勇救落水儿童》……”。当年才18岁的我，第一次听到自己采写的稿子上了县广播站，着实激动了一番。当时县广播站有线广播的“本县新闻节目”一日早中晚重播三次，我蹲在离家不远的高音喇叭下收听，一次也没拉下。
过了十来天，我的家门口来了一位穿橄榄色衣服的邮递员，叫了我的名字后，拿出本子叫我签字并递过来一张汇款单，只见上面汇款金额是四角，汇款人是县广播站新闻部，附言处注明稿费，我知道这是“汪红光救人”的那篇。虽然只有四角钱，但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收到的第一笔稿费，很有意义，另外四角钱可以去文化用品商店买两本稿纸。
初次写稿投中后，我的积极性也得到了调动，此后，生产大队发生的一些好人好事，即现在所说的“正能量”题材，都成为我采写的素材，一年中县广播站上了六七篇稿子，我十分高兴。
那时是物质贫乏年代，东西一是紧张，二是舍不得，所以，省吃俭用式的节约，是那代人的传统美德。作为业余通讯员，方格稿和信封都是自己去文化用品商店买的，方格稿有三种规格：每页400字、500字、600字，为了能多利用，我买的多是600字的那种。有一次，我用半张稿纸写了一则简讯，县广播站一位姓洪的编辑老师见了大为感动，专门给我寄来两本方格稿，给予鼓励。事后的培训班上，我向洪老师表示感谢，洪老师风趣地说：“小石你作为业余通讯员，‘小本经营’不容易，应该鼓励和表扬。”听了他这么一说，别人“轰”地一声笑了，我的脸则“刷”地红到了脖子根……
三
做公社报道员后，参加了县里的几次新闻写作培训班，又经过公社前任报道员老师的辅导指点，再加上采写的面也宽了，我的采写热情很高，有题材时一天会写三五篇，一年中有三四十篇，多时有五十几篇稿件上了县广播站，连年被评为积极或优秀通讯员。后来，我又大胆往宁波市广播（电台）站、《宁波报》（后扩版为《宁波日报》）投寄稿件，竟也投中不少。
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浙东穿山半岛上白峰公社的乡村田间，常可见到一位骑自行车拿采访本的腼腆的小伙子穿梭其中，问东问西，了解情况，他就是我。
《她为什么把大肥猪卖掉》是我做公社报道员所采写稿件中，称得上是“真短快活强”的一篇。1980年代初，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全国推行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政策进入顶峰，各级政府包括农村里的生产大队，都有专门的计生组织和人员，连每一自然村，也有计生联络员。1982年12月，我所在的公社召开年末计划生育工作联队干部汇报会，会上小门生产大队的联队干部汇报一户叫周秀清的社员，为了响应党委、政府号召，已符合结婚年龄且已选好婚期的儿子，决定推迟结婚。会上，党委书记对我说：“小石，这是一个好题材，你去写个报道宣传宣传。”我接到任务后，立即骑上自行车上门采访。一路上，我在想，事情虽好，但写作角度选不好，容易写成一篇平庸的稿件，教育意义也就一般。一见“公社干部”上门，主人很热情，又是倒茶又是敬烟，我拿出采访本问了大致情况，记了几页，写一篇稿件的基本素材也就齐了。正要离开，这时，主人家的院子里，突然传来猪的叫声，几个大男人正在捆绑一头大肥猪。主人见我的目光移到院子里，就解釋说：“这头猪，原来是养着准备儿子结婚用的，现在婚期推迟了，就拉到食品站把它卖了。”听了此话，我的眼睛一亮，心里说：“这不是一个极好的新闻写作切入点吗？”于是，回到公社后，《她为什么把大肥猪卖掉》这篇260多字的小通讯一写而就。我赶紧装进信封，分别投寄《宁波报》和县广播站，快得很，三天后两家单位都用了。要知道，当时稿件在邮路上要走一二天，《宁波报》还发在1982年12月12日的头版。
四 最难忘的一次是给《浙江日报》投稿。那是1981年，我采写了一篇《他发挥了一技之长》的小通讯，说的是当时白峰公社轮江生产大队社员邬云华“以前因病动过手术，在生产队田间劳动吃不消，他就成了队里的一个‘包袱’，他家也因此成为‘困难户’。1979年，生产队考虑到邬云华有近十年的近海张网经验，就让他专门承包队里的张网作业。这一年，邬云华发挥了一技之长，年终收入达800元，相当于生产队最好劳力的收入水平。第二年，队里又将张网作业全部承包给邬云华一家，全年收入达到3000多元，除去上交队里的500元承包费和生产成本，他家人均收入达600元。原来是全大队的‘困难户’，如今却建造起了三间瓦房”。稿子投寄《浙江日报》后，刊发在1981年6月17日报纸的二版二条并配图，同日二版版首还加有一段黑体字“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助。引自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鼓励农村、农民开展多种经营，这是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开始。我写的这篇稿子，正是报纸宣传最需要的。
五
1983年的时候，公社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化120元钱买了一台双镜头海鸥120相机，化这笔钱购相机，还是要下大决心的，因为，当时公社正式在编干部，每月办公经费只有8元。后来，我还专门去县里学习拍摄、冲印照片的技能，特别是暗房冲洗技术，十几个人聚在没有灯光、又充斥着酸味的小小暗房内，充满了神秘感。
那年代做公社报道员，通讯极不发达，我所在的白峰公社离县城有60多公里，所以新闻稿件不可能自己送达，多是通过邮局寄出的，邮寄稿件那时可以不贴邮票，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稿件”两字，塞进邮筒就可以了。为了节约成本，我还利用完整的旧信封贴上白纸作封皮，重新寄送。那时，包括《浙江日报》《宁波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勤俭办报，相当长一段时间，多是用通讯员寄稿的旧信封，贴上一张印有单位落款的封皮纸，重复使用。那时，年轻的我好奇信封的来源，封皮慢慢撕开后察看，拆开封皮后看到好几位当时大名鼎鼎的通讯员的单位和名字。当然，有时看到的竟是自己寄出去的信封，真是有趣。
當然，也有抢新闻赶时间的时候，一是通过人工电话口述，但成本高不常用;二是通过邮政支局赶时间，邮政专车一般每日下午三时到达，只要赶在那个时间前稿件装入邮袋，第二天就可寄达。有几次，邮袋的铅封都已封好，因与工作人员熟悉，他们就拆封帮我装入，也算是“走后门”。
当时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严谨。写好的稿件，一般要做到“三见面”，即被采写对象要见面，被采写对象的领导要见面，发出前公社党委负责宣传的领导要审稿，并在稿首空白处签署“情况如实，同意”字样的意见，再加盖公章。新闻单位，尤其是报社对重要稿件，出清样后，再寄回核实审稿，一些稿件尽管出了清样，最后由于时间推移情况有变，不得不忍痛割爱，被“枪毙”（这是当时备用稿件最后没用的俗称）。因此，尽管那时宣传稿件不乏有“高大空”的遗风，但严重失实的稿件极少。
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收获》杂志发表了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我记得我读《人生》是在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拿起一读就放不下。母亲在一旁催我吃晚饭，我草草扒了几口后，钻进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读完。书中的高加林、刘巧珍，乃至黄亚萍们，都似曾相识，似乎我身上也有高加林的“影子”，坦白地说，感情纠葛的故事是没有的。
路遥在《人生》一书的扉页，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做公社报道员这段时间，为了配合诸如春耕生产、夏收夏种、计划生育等工作，所在的公社广播站还自办专题节目，我边采写稿件，还用地方话“客串”男播音员，在专门的播音房里，听着磁带“沙沙”作响的录音机录制节目，刚开始心情紧张，老出错，后来就习惯了。想当年，我的声音传遍公社的角角落落，叫“报上有名，广播有声”，性格内向的我也暗自得意过，父母亲更觉儿子出息了脸上有光。
公社报道员当然也是公社干部，我的另外一个工作任务是担任联队干部。多数情况下，是跟在老同志后面联队入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我记得那段时间，先后担任过白峰公社轮江、山防、外峙、司前等十几个生产大队的联队干部。联队干部，对我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成长，很有帮助，由此也积累了做群众工作的一些经验。
这段时间，我还被选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兼机关团支部书记，后来又任团委书记，几乎每周都有团组织活动，我的妻子那时是公社信用社的会计，也是活动的青年骨干，以团组织活动为平台结缘，在那个时代我俩算得上是真正的“自由恋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农村选拔优秀青年做正式公社干部比较多，其中，通过公社报道员途径成为党委宣传委员、甚至党委书记的也很多。这一通道，对农村青年来说是很有期盼的。当我成为公社报道员后，骑着公家配的自行车到田埂村头，常常会引来一片目光，年长的会说：“小伙子，好好干，以后会‘吃谷’变成‘吃米’穿皮鞋的。”这里所说的“吃谷”是指农村户口，“吃米”就成为国家干部了。
做公社报道员，不仅是我人生的印记，也成了老家人给我起外号的一个由头，他们见到我常常会说“石志藏报道”，以至以后我不再从事公社报道员工作，仍然有人这么调侃我。虽然，我的工作岗位、单位几经变动，写新闻稿的“旧业”一直没有终止过。
七
现在回想起来，农村的有线广播和县广播站，是我人生起点最重要的平台。
1997年我写了一篇《广播情深》给当地的广播站年庆征文，得了个二等奖。我是这样写的：
在我个人的档案里，至今还珍藏着十五六年前镇海县广播站（北仑区广播电台）发的新闻用稿通知单，每当我翻阅过去的资料，看到这些用回形针扣起来的薄纸片时，往事就会历历在目…… 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放下书包走进了广阔的农村天地。新的生活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感到充实，又感到失落。熟悉的是自己从小生长在农村吃五谷杂粮，识村俗民风，陌生的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还是刚刚起步;充实的是在生我养我的故土实践先辈们“种田财主万万年”古训，那种春寒料峭里插秧，炎炎烈日下夏收，秋意袭人中收种，天寒地冻里劳作……，失落的是“十年寒窗梦落空”，高考落榜。
在那个没有电视，少有电影，难见书报的年代里，我爱上了有线广播。那是一个至今仍回响在耳边的“铮铮有力”的女播音员用地方话播出的声音：“镇海县人民广播站，本站今天早上播音开始了，下面预告节目……”。
终于有一日，我在当时乡报道组一位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开始学写广播稿。几经努力，我采写的稿件或以消息，或以“小通讯”、“小故事”形式，在有线广播里转换成声音在城镇村岙里传播。
成为广播站的通讯员后，广播喇叭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每到新闻节目时间，便专心守着听节目，一则从广播上领领“市面”，二则听听别人怎样写稿子。于是村子里的一些先进典型人物成了我的写作对象，如“好社员”“五好家庭”“种（养）植专业户”等等。投递员送来用稿通知单，成了我人生的一大乐趣，一张一张地仔细保存起来，直至今日。
以后，我成了半脱产报道员、文化专职干部，后调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现在又在北仑建设银行工作。这样十多年下来，我与广播的情谊一直未断，这期间被县（区）广播站评为优秀（积极）通讯员。粗略估算一下，自己成为广播站通讯员以來，至少有400篇稿件经编辑之手播音员之口为电波所传送。
在辞别丁丑、迎来戊寅的时候，边写“我与广播”征文稿，边回味人生历程，我由衷地感到，广播是我人生的阶梯，如果不当广播站的通讯员，很难说有今天的这份工作。因此，我要感谢广播，感谢关心爱护我成长的广播站编辑记者。虽然，在新闻传递手段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的今天，广播不再像昔日“一霸称雄”，但我仍将热爱广播，以“工作不息，为广播写稿不止”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广播——我人生的领路人。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调到建行宁波分行从事宣传工作，又操旧业，似乎成为一个轮回。
当2019年新一年来临之际，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当行文收尾后，我踱步来到老家的小院，周边的山峦和小院已被白雾包裹，我回想自己在祖国温暖怀怉里的成长历程，不禁充满感叹。
于是，我拿起手机连发两组以“公社报道员”为题的“报纸剪贴”微信，好友圈竟然评论得十分热烈……
一
197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恢复高考已有两年，作为文科生，我因数学不好，高考落榜。以后，我经历过回乡务农、船员、代课教师等职业后，于1981年3月被聘为浙东穿山半岛上一个叫白峰公社的报道员。开始时，是公社的“半脱产干部”，即一半时间在公社采写新闻稿，一半时间回乡务农，工资按半月计是15元。
能成为“半脱产干部”公社报道员，某种意义上，我要感谢前任公社报道员，也是我的竞争者。半年前，当时的公社党委因宣传工作急需配一名专职报道员，物色推荐后，确定两名候选人，一位是某大队文书，另一位是我，最后经“研究决定”，选了那位文书。理由一是他年纪近40岁了，“老道”有工作经验;二是文书是队里的文化人，做公社报道员更合适;三是文书也是队干部，需要照顾。而我则高中毕业不久，“需要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好好锻炼”，于是落选了。走上社会不久，我经受了高考落榜后的第二次打击。这样，过了半年后，有一天公社叫人带口信，让我去一趟。到了才知是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找我谈话，说是让我担任公社报道员，“半脱产干部”性质。原因是我的那位前任，工作半年没播出一条新闻，于是调离了岗位。
这样，我就有幸成为公社的“半脱产报道员”。
二
做公社报道员前，爱好写作的我已在自己的老家——白峰公社小门生产大队采写过多篇新闻稿，算是业余通讯员了。新闻处女作是写于1979年9月的一篇题为《汪红光勇救落水儿童》的小通讯，新闻线索是当时担任生产大队支书的父亲告诉我的。内容是：小门生产大队郑家有位汪姓少年，见到一名儿童玩耍时失足掉入河中，才读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汪红光，衣服未脱跳入河中救起儿童。刚高中毕业的我，马上去了解情况，回来后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小通讯，审稿盖章后投寄县广播站。大约过了三天，县广播站在“本县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稿子。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是一位姓王的女播音员用地方话播音的“下面播送由白峰公社小门大队石志藏采写的小通讯《汪红光勇救落水儿童》……”。当年才18岁的我，第一次听到自己采写的稿子上了县广播站，着实激动了一番。当时县广播站有线广播的“本县新闻节目”一日早中晚重播三次，我蹲在离家不远的高音喇叭下收听，一次也没拉下。
过了十来天，我的家门口来了一位穿橄榄色衣服的邮递员，叫了我的名字后，拿出本子叫我签字并递过来一张汇款单，只见上面汇款金额是四角，汇款人是县广播站新闻部，附言处注明稿费，我知道这是“汪红光救人”的那篇。虽然只有四角钱，但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收到的第一笔稿费，很有意义，另外四角钱可以去文化用品商店买两本稿纸。
初次写稿投中后，我的积极性也得到了调动，此后，生产大队发生的一些好人好事，即现在所说的“正能量”题材，都成为我采写的素材，一年中县广播站上了六七篇稿子，我十分高兴。
那时是物质贫乏年代，东西一是紧张，二是舍不得，所以，省吃俭用式的节约，是那代人的传统美德。作为业余通讯员，方格稿和信封都是自己去文化用品商店买的，方格稿有三种规格：每页400字、500字、600字，为了能多利用，我买的多是600字的那种。有一次，我用半张稿纸写了一则简讯，县广播站一位姓洪的编辑老师见了大为感动，专门给我寄来两本方格稿，给予鼓励。事后的培训班上，我向洪老师表示感谢，洪老师风趣地说：“小石你作为业余通讯员，‘小本经营’不容易，应该鼓励和表扬。”听了他这么一说，别人“轰”地一声笑了，我的脸则“刷”地红到了脖子根……
三
做公社报道员后，参加了县里的几次新闻写作培训班，又经过公社前任报道员老师的辅导指点，再加上采写的面也宽了，我的采写热情很高，有题材时一天会写三五篇，一年中有三四十篇，多时有五十几篇稿件上了县广播站，连年被评为积极或优秀通讯员。后来，我又大胆往宁波市广播（电台）站、《宁波报》（后扩版为《宁波日报》）投寄稿件，竟也投中不少。
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浙东穿山半岛上白峰公社的乡村田间，常可见到一位骑自行车拿采访本的腼腆的小伙子穿梭其中，问东问西，了解情况，他就是我。
《她为什么把大肥猪卖掉》是我做公社报道员所采写稿件中，称得上是“真短快活强”的一篇。1980年代初，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全国推行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政策进入顶峰，各级政府包括农村里的生产大队，都有专门的计生组织和人员，连每一自然村，也有计生联络员。1982年12月，我所在的公社召开年末计划生育工作联队干部汇报会，会上小门生产大队的联队干部汇报一户叫周秀清的社员，为了响应党委、政府号召，已符合结婚年龄且已选好婚期的儿子，决定推迟结婚。会上，党委书记对我说：“小石，这是一个好题材，你去写个报道宣传宣传。”我接到任务后，立即骑上自行车上门采访。一路上，我在想，事情虽好，但写作角度选不好，容易写成一篇平庸的稿件，教育意义也就一般。一见“公社干部”上门，主人很热情，又是倒茶又是敬烟，我拿出采访本问了大致情况，记了几页，写一篇稿件的基本素材也就齐了。正要离开，这时，主人家的院子里，突然传来猪的叫声，几个大男人正在捆绑一头大肥猪。主人见我的目光移到院子里，就解釋说：“这头猪，原来是养着准备儿子结婚用的，现在婚期推迟了，就拉到食品站把它卖了。”听了此话，我的眼睛一亮，心里说：“这不是一个极好的新闻写作切入点吗？”于是，回到公社后，《她为什么把大肥猪卖掉》这篇260多字的小通讯一写而就。我赶紧装进信封，分别投寄《宁波报》和县广播站，快得很，三天后两家单位都用了。要知道，当时稿件在邮路上要走一二天，《宁波报》还发在1982年12月12日的头版。
四 最难忘的一次是给《浙江日报》投稿。那是1981年，我采写了一篇《他发挥了一技之长》的小通讯，说的是当时白峰公社轮江生产大队社员邬云华“以前因病动过手术，在生产队田间劳动吃不消，他就成了队里的一个‘包袱’，他家也因此成为‘困难户’。1979年，生产队考虑到邬云华有近十年的近海张网经验，就让他专门承包队里的张网作业。这一年，邬云华发挥了一技之长，年终收入达800元，相当于生产队最好劳力的收入水平。第二年，队里又将张网作业全部承包给邬云华一家，全年收入达到3000多元，除去上交队里的500元承包费和生产成本，他家人均收入达600元。原来是全大队的‘困难户’，如今却建造起了三间瓦房”。稿子投寄《浙江日报》后，刊发在1981年6月17日报纸的二版二条并配图，同日二版版首还加有一段黑体字“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助。引自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鼓励农村、农民开展多种经营，这是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开始。我写的这篇稿子，正是报纸宣传最需要的。
五
1983年的时候，公社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化120元钱买了一台双镜头海鸥120相机，化这笔钱购相机，还是要下大决心的，因为，当时公社正式在编干部，每月办公经费只有8元。后来，我还专门去县里学习拍摄、冲印照片的技能，特别是暗房冲洗技术，十几个人聚在没有灯光、又充斥着酸味的小小暗房内，充满了神秘感。
那年代做公社报道员，通讯极不发达，我所在的白峰公社离县城有60多公里，所以新闻稿件不可能自己送达，多是通过邮局寄出的，邮寄稿件那时可以不贴邮票，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稿件”两字，塞进邮筒就可以了。为了节约成本，我还利用完整的旧信封贴上白纸作封皮，重新寄送。那时，包括《浙江日报》《宁波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勤俭办报，相当长一段时间，多是用通讯员寄稿的旧信封，贴上一张印有单位落款的封皮纸，重复使用。那时，年轻的我好奇信封的来源，封皮慢慢撕开后察看，拆开封皮后看到好几位当时大名鼎鼎的通讯员的单位和名字。当然，有时看到的竟是自己寄出去的信封，真是有趣。
當然，也有抢新闻赶时间的时候，一是通过人工电话口述，但成本高不常用;二是通过邮政支局赶时间，邮政专车一般每日下午三时到达，只要赶在那个时间前稿件装入邮袋，第二天就可寄达。有几次，邮袋的铅封都已封好，因与工作人员熟悉，他们就拆封帮我装入，也算是“走后门”。
当时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严谨。写好的稿件，一般要做到“三见面”，即被采写对象要见面，被采写对象的领导要见面，发出前公社党委负责宣传的领导要审稿，并在稿首空白处签署“情况如实，同意”字样的意见，再加盖公章。新闻单位，尤其是报社对重要稿件，出清样后，再寄回核实审稿，一些稿件尽管出了清样，最后由于时间推移情况有变，不得不忍痛割爱，被“枪毙”（这是当时备用稿件最后没用的俗称）。因此，尽管那时宣传稿件不乏有“高大空”的遗风，但严重失实的稿件极少。
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收获》杂志发表了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我记得我读《人生》是在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拿起一读就放不下。母亲在一旁催我吃晚饭，我草草扒了几口后，钻进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读完。书中的高加林、刘巧珍，乃至黄亚萍们，都似曾相识，似乎我身上也有高加林的“影子”，坦白地说，感情纠葛的故事是没有的。
路遥在《人生》一书的扉页，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做公社报道员这段时间，为了配合诸如春耕生产、夏收夏种、计划生育等工作，所在的公社广播站还自办专题节目，我边采写稿件，还用地方话“客串”男播音员，在专门的播音房里，听着磁带“沙沙”作响的录音机录制节目，刚开始心情紧张，老出错，后来就习惯了。想当年，我的声音传遍公社的角角落落，叫“报上有名，广播有声”，性格内向的我也暗自得意过，父母亲更觉儿子出息了脸上有光。
公社报道员当然也是公社干部，我的另外一个工作任务是担任联队干部。多数情况下，是跟在老同志后面联队入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我记得那段时间，先后担任过白峰公社轮江、山防、外峙、司前等十几个生产大队的联队干部。联队干部，对我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成长，很有帮助，由此也积累了做群众工作的一些经验。
这段时间，我还被选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兼机关团支部书记，后来又任团委书记，几乎每周都有团组织活动，我的妻子那时是公社信用社的会计，也是活动的青年骨干，以团组织活动为平台结缘，在那个时代我俩算得上是真正的“自由恋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农村选拔优秀青年做正式公社干部比较多，其中，通过公社报道员途径成为党委宣传委员、甚至党委书记的也很多。这一通道，对农村青年来说是很有期盼的。当我成为公社报道员后，骑着公家配的自行车到田埂村头，常常会引来一片目光，年长的会说：“小伙子，好好干，以后会‘吃谷’变成‘吃米’穿皮鞋的。”这里所说的“吃谷”是指农村户口，“吃米”就成为国家干部了。
做公社报道员，不仅是我人生的印记，也成了老家人给我起外号的一个由头，他们见到我常常会说“石志藏报道”，以至以后我不再从事公社报道员工作，仍然有人这么调侃我。虽然，我的工作岗位、单位几经变动，写新闻稿的“旧业”一直没有终止过。
七
现在回想起来，农村的有线广播和县广播站，是我人生起点最重要的平台。
1997年我写了一篇《广播情深》给当地的广播站年庆征文，得了个二等奖。我是这样写的：
在我个人的档案里，至今还珍藏着十五六年前镇海县广播站（北仑区广播电台）发的新闻用稿通知单，每当我翻阅过去的资料，看到这些用回形针扣起来的薄纸片时，往事就会历历在目…… 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放下书包走进了广阔的农村天地。新的生活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感到充实，又感到失落。熟悉的是自己从小生长在农村吃五谷杂粮，识村俗民风，陌生的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还是刚刚起步;充实的是在生我养我的故土实践先辈们“种田财主万万年”古训，那种春寒料峭里插秧，炎炎烈日下夏收，秋意袭人中收种，天寒地冻里劳作……，失落的是“十年寒窗梦落空”，高考落榜。
在那个没有电视，少有电影，难见书报的年代里，我爱上了有线广播。那是一个至今仍回响在耳边的“铮铮有力”的女播音员用地方话播出的声音：“镇海县人民广播站，本站今天早上播音开始了，下面预告节目……”。
终于有一日，我在当时乡报道组一位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开始学写广播稿。几经努力，我采写的稿件或以消息，或以“小通讯”、“小故事”形式，在有线广播里转换成声音在城镇村岙里传播。
成为广播站的通讯员后，广播喇叭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每到新闻节目时间，便专心守着听节目，一则从广播上领领“市面”，二则听听别人怎样写稿子。于是村子里的一些先进典型人物成了我的写作对象，如“好社员”“五好家庭”“种（养）植专业户”等等。投递员送来用稿通知单，成了我人生的一大乐趣，一张一张地仔细保存起来，直至今日。
以后，我成了半脱产报道员、文化专职干部，后调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现在又在北仑建设银行工作。这样十多年下来，我与广播的情谊一直未断，这期间被县（区）广播站评为优秀（积极）通讯员。粗略估算一下，自己成为广播站通讯员以來，至少有400篇稿件经编辑之手播音员之口为电波所传送。
在辞别丁丑、迎来戊寅的时候，边写“我与广播”征文稿，边回味人生历程，我由衷地感到，广播是我人生的阶梯，如果不当广播站的通讯员，很难说有今天的这份工作。因此，我要感谢广播，感谢关心爱护我成长的广播站编辑记者。虽然，在新闻传递手段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的今天，广播不再像昔日“一霸称雄”，但我仍将热爱广播，以“工作不息，为广播写稿不止”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广播——我人生的领路人。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调到建行宁波分行从事宣传工作，又操旧业，似乎成为一个轮回。
当2019年新一年来临之际，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当行文收尾后，我踱步来到老家的小院，周边的山峦和小院已被白雾包裹，我回想自己在祖国温暖怀怉里的成长历程，不禁充满感叹。
于是，我拿起手机连发两组以“公社报道员”为题的“报纸剪贴”微信，好友圈竟然评论得十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