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永远地离开我们竟然已经19年了。这好像刚刚发生不久的事。
　　父亲出身贫寒，苦难的经历，时代的召唤，促使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扛起了枪杆子，有的跟随着三五九旅奔向了抗日的战场；有的雄赳赳、气昂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父亲则为了人民的解放，转战南北，浴血疆场。攻克太原，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南，改造起义部队……打遍了大半個中国。新中国组建人民空军时，父亲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入选人民空军部队。
　　解放太原战役时，父亲带领的连队参加了攻守牛驼寨的激战，父亲所在部队原为晋绥六分区二十团二营六连，后为第一野战军七纵队（七军）20师59团2营5连，他担任指导员，独臂将军彭绍辉曾任军长。父亲带一个连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父亲是幸存者；忻口战斗，追击敌人一口气跑出十几里，敌人重兵反扑，一枪打穿了父亲的大腿，他硬是拄着一支步枪，随部队回撤了十几里，鲜血把一条棉裤都湿透了。一次战斗，悬崖下有60多名敌人在顽抗，他独自一个人跳下十几米高的崖头，把手上紧握的步枪上的刺刀都弯了回去，望着父亲手上随时准备拉响的手榴弹，敌人被吓呆了，乖乖地缴枪做了俘虏。在父亲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每一处伤疤，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都是一枚大功勋章。父亲参加战斗61次，负伤3次，我知道的立大功就有两次，一次是1948年2月在忻县战斗中立大功，由晋绥六分区颁发。一次是1949年解放西北战役时立大功，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人民功臣”奖章，这枚大功奖章与习近平总书记表彰的战斗英雄张富清那枚大功奖章一模一样。至今我仍珍藏着父亲那几枚立大功勋章和解放纪念章。父亲后来转业地方后，身体一直不好，肯定是负伤几次，失血过多伤了身体的缘故。

　　父亲一辈子澹泊名利，他从未向组织向领导伸手索取过什么，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县区，从工厂到院校，任劳任怨，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从小时候起，就记得父亲经常变动工作岗位，而且都是棘手难办的工作。一走就是很长时间，而后，就不知什么时候，疲惫不堪、劳累患病的父亲就被送回来或抬回来住进了医院。
　　父亲是1965年由雁北行署人事局副局长、雁北地委“四清”办副主任岗位上调任右玉县委副书记的。当时，右玉县是雁北地区13个县里条件最艰苦的县。据母亲回忆，那年在地委开会时，地委书记问在场的干部谁去右玉县工作，没人吭声。书记说，让王云山去。当时父亲还在住院期间来参加会议，说自己还在因病住院吃药。书记说，把药带上到右玉去边工作边吃药。父亲就去右玉县工作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当时的右玉县委政府还在右玉老城（现在的右卫镇）一个大院子里办公。院子里是一排排平房，还有一个建筑样式像教堂一样的大房子，是县委县政府的食堂，食堂门前有一棵很高很大的老榆树，树上还挂着一口钟。我放假去右玉探望父亲时，特别喜欢到吃饭时帮食堂炊事员去敲钟，招呼人们吃饭。感觉像电影《地道战》里高老忠敲钟一样。院子里还有一个几十米深的辘轳井，印象特别深。吃水都得来辘轳井打水。跟着母亲来井边打水，母亲直担心我掉井里。住的平房后面还有一片地，现在想起来也很神奇！记得父亲把一个草袋子苫在地上，几天后，掀起草袋子就出现了几朵大蘑菇，采下来熬汤吃莜面，感到无比鲜美。
　　文革开始后，父亲也被打成了走资派。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和姐姐妹妹们随同母亲去右玉探望父亲，进了右玉老城里，只见城里街道两旁都是大字报，说父亲是走资派。记忆最深的是城门楼上挂下来的两条大标语：“炮打罗中云，火烧王云山”（罗中云好像是武装部政委）。吓得我们躲在屋子里连门也不敢出。我还悄悄地问母亲，他们为啥要火烧我爸爸？有一次批斗是在大雨中进行，批斗后，父亲感冒发烧，引起了肺炎，被送回地区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小时候，总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含辛茹苦地生活着。能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带着我们去探望，送饭，陪床服伺。那时候，母亲在家弄好饭菜，推一辆破飞鸽自行车，妹妹坐前边大梁上，我站在脚蹬子上，二姐坐后支架上，大姐手抓紧后支架跟在自行车后面，一家人去医院给父亲送饭探望。记忆中，父亲患病毒性痢疾，在解放军三二二医院住过；患肝炎在传染病医院住过；患过胃病、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父亲的工资基本上都交到了医院，一家人就靠母亲每月30元钱工资生活。买粮买菜，交房租费水电费……，我记得每学期交学费也得挪对开，看姐弟几人谁先交谁后交。母亲领着我们在雁北行署大院外边起完菜的菜地里拣过剩菜，在垃圾堆里拾过料炭，大姐穿过的衣服鞋子，二姐再穿，书包换下来弟弟妹妹再接着用……困难年代，母亲总是把仅有的那一点细粮做给了父亲和我。当父亲身体刚刚康复，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一如既往地忙碌工作。再见到他时，又是病倒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1967年3月至1969年12月，父亲担任了右玉县委核心小组组长、县革委会主任。父亲身体不好，一身疾病，特别是胃病多年，身体特别瘦。每次回家或出医院回右玉前，母亲总要用铁锅给炒点面，或蒸点馒头，再烤成馒头干，冬天就在暖气上炕干，用毛巾缝制两个袋子，一个装炒面，一个装馒头干，让父亲胃不舒服时喝点炒面糊糊，嚼点馒头干，说是能治胃病。
　　据右玉县的老同志们讲，父亲可以说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最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也没有停止右玉的植树造林工作。父亲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人，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运用的是部队的做法，集中优势兵力大打全县植树造林歼灭战。每年春季组织领导全县的植树造林活动，对每年的全县大片造林和草木樨的机耕机播都作出规划，并召开全县动员大会进行部署。他提出：“大学解放军，民兵打冲锋，造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宁叫人流汗，不叫树死亡”的口号。以生产队组建民兵连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中优势兵力搞好荒山绿化。在造林中，民兵普遍采取野营方式，扛上红旗，带上毛主席语录、报纸、广播筒、英雄模范书籍、好人好事登记簿，在林地扎营，野外吃饭。造林休息时就学习毛主席著作，重温“老三篇”，学习毛主席有关林业方面的语录，讨论表态。民兵们都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白求恩、老愚公为榜样，不怕山高路远，不怕风沙挡眼，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在植树造林中打头阵、挑重担、抢苦活、带头干！据老同志们回忆，每天天刚发亮，便带上毛主席著作、干粮、工具进入植树造林阵地。小蒋屯大队的革委会主任赵裕，一个人一天挖树坑270个。全县在16个公社95个大队开展杨树插条育苗。对圆满完成造林任务的5个公社在全县通报表扬，对3个造林组织不力的公社予以通报批评。在抓造林的同时狠抓护林工作，专门下发了[1967]右革委林字第17号和[1967]右专字第2号《关于全县护林工作的联合通知》文件，印发护林公告，严防破坏林木行为，确保栽一棵活一棵保一棵，有效地保护了林木。

　　1967年至1969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全县完成大片造林17.99万亩，完成草木樨机耕机播9473亩。
　　父亲在右玉工作时，有时也偶尔对家人说起，“草木上山，粮油下湾”；“穿靴带帽，插杨树条子”等等植树造林的一些做法，但那时我年龄小也记不清楚。父亲患肺癌手术5年后在临终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我晚上陪床，父亲曾和我说起过在右玉工作时的一些人和事，但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治疗父亲的疾病上，对这些事没有留意也没有记录。但记得父亲说过在右玉李达窑公社试种成功苹果的事。父亲去世后，我很注意收集有关右玉植树造林绿化和右玉精神方面的书籍报纸，给我单位党员讲党课，也多次讲右玉精神。后来查了一下，在记录右玉植树造林的报告文学《苍河颂》里，记载了这段历史：

　　“李达窑公社残虎堡大队坐落在海拔1695米高的北岭梁上，位于李达窑公社西北4公里的长城内侧。据堡门碑记载：‘本堡于嘉靖二十三年建设，隆庆六年包修，又于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永固边塞，锁钥一方……”
　　过去，这里的沟壑山坡植被稀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1969年春，右玉县革委会主任王云山决定在具有特殊小气候的村庄试种果树，残虎堡大队被列为试点村之一。
　　大队党支部书记祁三带领社员在村南白庙圪旦平整出15亩土地，县果树站从雁北果树站调回了优种树苗，又派技术员李银厚实地指导试种了黄元帅、红元帅、黄奎、国光、黄太平、宾果等多类果树，经三年的精心管理，试种果树获得成功。全大队400多口人，每人分到6斤自产的各类果子，一下子乐坏了村里人。”
　　建国后，右玉十八任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植树造林绿化右玉。把一个绿化率只有0.3%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了绿化率达53%的“塞上绿洲”，创造出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奇迹！习近平总书记6次讲到右玉精神，最近一次讲右玉精神是在2020年5月视察山西时讲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我为父亲是十八任右玉綠色接力棒中的第八棒而骄傲！为父亲是创造右玉精神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而自豪！
　　父亲一生诚以待人，老实做人，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凡是父亲工作过的单位，父亲的同事，不管是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农民，说起父亲来，无不动容，有口皆碑。有一次，陪父亲去市五医院看病，当父亲听说在右玉县里工作时曾给他开车的老靳师傅住进了市五医院，父亲柱着拐杖，让我搀扶着爬上住院楼病房去探望，靳师傅感动得竟当着病房里十几个病人、家属哭了起来。父亲常教诲我们，要好好做人，要继承祖辈修桥补路，救危济困，助人为乐，“利及民行”（“利及民行”是民国时县长颁给我曾祖父的匾额题词）的优良品德。父亲不仅对自己严要求，对子女和亲友也是要求颇严。他教育我们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他从未为子女的事情去说情求人，要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去体味奋斗与成功的艰辛与快乐。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至父亲去世，家里一直是两张钢管床和一张可能随时掉下床板靠一条长板凳在下面支撑的破木床，几件旧式衣箱、衣柜，以及一动就吱吱作响的快散架的一张破木桌。父母亲都说这床睡得踏实。
　　我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只打过我一巴掌，因为我把一块饼干放进一缸茶水中蘸了一下，这缸茶水是父亲 为刚从右玉乡下回来的司机靳师傅泡的。尽管多少年后，说起此事，父亲始终不承认打过我一巴掌，但我明白，那一巴掌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它使我懂得了如何尊重他人，善待别人的道理。在孩子们眼中，父亲是个很慈祥的人，逢年过节，全家人团聚之时，父亲就成了最忙碌的人。大围裙一系，就一头扎进厨房里，烧出一道道喷香的饭菜。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称赞饭香菜美，吃得有滋有味时，也是父亲最高兴、最开心的时候。
　　最让我抹不去，时刻闪现在眼前的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幕。已经20多天没有进食，早已说不出话来的父亲，突然吃力地举起手，不停地指点着围在床边众多人中的我。我搜肠刮肚地把能想起来父亲可能交待的事情，写满了两张纸，让父亲用手指点是什么事让他放心不下。他最后在“工作的事”，“多动脑子”上停住了手指。就这样，父亲带着他对我的嘱托，带着他对我的期望和牵挂，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父亲从50年代转业到雁北，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了近50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父亲病重期间，我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去世遗体火化后是否送回老家原平的祖坟。父亲说，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你们给我找一块高一些能看见大同市的墓地就行了，将来死了，离孩子们近些，能时时看到大同。
　　让我最遗憾的是，父亲病重躺在病床上说过好多次，等病好些，有了精神，到新拓宽漂亮的新建路、迎宾路看看。可惜，父亲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父亲去世后，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特意让车从迎宾路、新建路缓缓走了一遭，让父亲了却生前没能实现的这点心愿。
　　19年了，父亲在高高的上皇陵园，一定能看见我们在努力地工作着，幸福地生活着。他一定能看见新的高楼在拔地而起，一定能看见丰收的田野，能看见大同正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能看见道路更宽阔，天更蓝，水更清……
　　父亲，您安息吧！
　　——原刊载于《大同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