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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这样的结局，我竟真被我极其歹毒的前妻翟欣欣给逼死了。”这是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发布的最后一份网帖。2017年9月7日凌晨5点，他从楼顶天台跃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苏享茂口中的前妻翟欣欣是他于今年3月在相亲网站世纪佳缘上认识的相亲对象，在短暂的交往以及婚姻存续期间，苏为翟购置房产、汽车、奢侈品，花费超过1300万元。
二人最终协议离婚，翟欣欣以偷税漏税、WePhone网络电话功能可能涉嫌灰色运营为要挟，向苏享茂索要1000万元以及三亚一处房产。资金链断裂、身心俱疲的他同意了前妻的要求，却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彻底崩 溃。
这是一桩令人惋惜、同情且充满疑问的事件：苏享茂本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也应该早就明白，一味的物质索取并不是健康的情感关系；更应该想到，自己有一万种方式可以了结与前妻的纠葛，除了自杀。
后续的媒体报道给出了关于受害者更详细的信息：37岁、性格内向、长年单身，除了工作赚钱，几乎没什么更多的爱好。这一形象正符合外界对程序员的普遍印象，虽然这些并不是导致这桩悲剧的直接原因，但程序员群体特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享茂的判断。
“我的程序员朋友，包括我自己都非常理解受害者。”计算机专业毕业，从事了将近5年技术开发的黎志伟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
从程序员的角度看，苏享茂已经算是取得了成功，产品、用户、收入都非常可观，但是他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黎志伟说：“程序员喜欢自己在计算机世界中掌控一切的状态，最在意的是自己在技术界的权威。”但是社会对程序员的评价，包括衣着品位、说话谈吐、人际交往等方面，往往让他们感觉被看低。“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漂亮女性出现，认可他的成功，对程序员来说就是对他整个世界的认可，这种认可给了他极大的幸福感。”黎志伟认为这或许也苏享茂没有看清对方真实目的的原因。
澎湃关于此事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苏享茂的好友王冉，王冉提到，早些年他曾经和苏同时到纽约出差，苏享茂住在长岛一栋别墅的佣人房里，还对王说：“我觉得挺好，就是孤独。”
这种孤独或许很多程序员都能够体会。工作时间长、社交圈子小、与人相处经验不够等都是导致孤独的原因。据黎志伟介绍，程序员的工作通常以周为单位分配，任务量非常饱和，即使任务做完还要花大量时间处理bug，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达到14到18个小时。
这种状态决定了他们并没有更多时间与人交往，尤其是与异性交往。心理咨询师史秀雄认为，越是长期处于孤独状态，越是渴望爱和幸福，但这种渴望很可能会被绑架和利用，“人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尤其是对某些东西有强烈需求的时候。”史秀雄推断苏享茂的事件可能存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操纵，“受害者对于对方的顺从会超过合理的限度，当他意识到已经对自己失去掌控，就可能会导致抑郁、自杀的结果。”这种操纵通常存在于亲密关系中，而且很难被界定，也很难被察觉。
“程序员的本质就是‘幼稚’，比如相信好人有好报，比如认为一件事会出现就一定有某个原因（调bug的思路），这是群体的共性。”另一位做過开发，也带过开发团队的程序员王东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黎志伟不认为应该标签化地看待程序员群体，但当他从技术开发岗转到产品运营岗，他确实发现程序员处理问题时有不同的逻辑和视角。
“根据冯·诺依曼理论，计算机世界是由0和1编码组成的。所以程序员的世界观也是非黑即白的。”黎志伟说，因为机器是可以信赖的，输入正确的数值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这是程序员长期养成的思维习惯。
“人首先创造和使用工具，工具反过来再塑造人，包括思维方式。不同的工作，回报激励的逻辑和方式不同，都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或者筛选出那种人，并且强化那种思维方式。”王东认为，就程序员这份工作的奖励机制来说，增加社会交往对于提升收入并没有明显的短期效果，程序员们自然不愿意多花时间去琢磨。
但是，现实世界远比机器复杂，人性远比二进制难以捉摸。前妻的步步相逼让苏享茂困惑无助，当他走入最终的困境时，非0即1的思维让他没有意识到在向前妻妥协和毁掉自己之间，还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
员工援助计划（EAP）服务机构易普斯曾经服务过西门子、eBay等IT技术企业，其咨询部负责人宋仪征认为，程序员在人际交往中时常表现为敏感、爱较真，有些时候过分严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容易受伤。
“由于程序员大部分时间与机器沟通，会觉得跟人沟通没有跟机器沟通容易，所以会有逃避的心理，”宋仪征说，“如果在人际交往中受挫，可倾诉的人很少，他们趋向于否定一些东西，包括否定自己、否定他人。”而且遇到压力或挫折时，程序员很少会主动寻求帮助。
在史秀雄看来，程序员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与整个教育体系对理科生的教育方式是有关系的，“现在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对理科生的教育，对考试成绩、工作成就关注太多，而对人的心理成熟度的关注不够。”史秀雄认为人的社交能力、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是需要不断训练和积累的，如果教育体系中缺乏这样的训练，成年之后人们往往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成长过程中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缺失，加上进入职场后，公司以及社会环境对程序员群体的技术标榜，使得技术成为这群人被关注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心理世界却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就像王东说的，“搞技术的人，收入不错，同时又不用去操心可怕的社会关系，因此群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其实大部分程序员确实生活在一个共同营造的虚幻环境下。”
关于如何帮助程序员群体更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国外的大型技术公司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Google的办公室里有蹦床、树屋、免费的健身房和按摩室，还会组织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活动，比如“探寻内在的自己”，帮助员工用心理学的方式更好地认识自己。
英特尔内部也有个非常受欢迎的活动，每周四下午的几个小时中，参加的员工要远离电脑和手机，面对面沟通，思考自己以及与周围的关系。
宋仪征建议，IT公司可以为员工整体采购心理服务，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让他们知道遇到问题可以找专业的人寻求帮助。程序员群体可能因为本身的性格特点，并不会主动寻求心理方面的指导，因此通常需要公司更主动地提供帮助。比如提供一些可供自助学习、自助调节的知识库，或者人际交往方面的讲座、培训等，还可以多开展一些关爱活动，为程序员提供机会更多地参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扩展他们的人际圈。“公司应该把心理学的技术和方法运用起来，让员工了解自己、感受自己，让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很多，不仅可以靠自己，还可以求助。”宋仪征说。
服务于多家IT公司的杨苏心理咨询机构的咨询师蔡燕苏认为，程序员也好，普通人也好，都应该相信社会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家人、朋友、爱人、亲人、老师、同事、其他关系人构成了我们的主要社交网络。尽管这些人有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冲突情境，但更多时候，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资源，是可以在很多时候支持我们的力量。”
据了解，苏享茂的好友王冉已经和苏享茂的家人商量，计划将WePhone公司继续运营下去，他们还计划将公司收入的一部分拿给苏享茂的父母，另一部分成立一个“关爱程序员”基金。
苏享茂口中的前妻翟欣欣是他于今年3月在相亲网站世纪佳缘上认识的相亲对象，在短暂的交往以及婚姻存续期间，苏为翟购置房产、汽车、奢侈品，花费超过1300万元。
二人最终协议离婚，翟欣欣以偷税漏税、WePhone网络电话功能可能涉嫌灰色运营为要挟，向苏享茂索要1000万元以及三亚一处房产。资金链断裂、身心俱疲的他同意了前妻的要求，却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彻底崩 溃。
这是一桩令人惋惜、同情且充满疑问的事件：苏享茂本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也应该早就明白，一味的物质索取并不是健康的情感关系；更应该想到，自己有一万种方式可以了结与前妻的纠葛，除了自杀。
后续的媒体报道给出了关于受害者更详细的信息：37岁、性格内向、长年单身，除了工作赚钱，几乎没什么更多的爱好。这一形象正符合外界对程序员的普遍印象，虽然这些并不是导致这桩悲剧的直接原因，但程序员群体特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享茂的判断。
“我的程序员朋友，包括我自己都非常理解受害者。”计算机专业毕业，从事了将近5年技术开发的黎志伟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
从程序员的角度看，苏享茂已经算是取得了成功，产品、用户、收入都非常可观，但是他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黎志伟说：“程序员喜欢自己在计算机世界中掌控一切的状态，最在意的是自己在技术界的权威。”但是社会对程序员的评价，包括衣着品位、说话谈吐、人际交往等方面，往往让他们感觉被看低。“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漂亮女性出现，认可他的成功，对程序员来说就是对他整个世界的认可，这种认可给了他极大的幸福感。”黎志伟认为这或许也苏享茂没有看清对方真实目的的原因。
澎湃关于此事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苏享茂的好友王冉，王冉提到，早些年他曾经和苏同时到纽约出差，苏享茂住在长岛一栋别墅的佣人房里，还对王说：“我觉得挺好，就是孤独。”
这种孤独或许很多程序员都能够体会。工作时间长、社交圈子小、与人相处经验不够等都是导致孤独的原因。据黎志伟介绍，程序员的工作通常以周为单位分配，任务量非常饱和，即使任务做完还要花大量时间处理bug，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达到14到18个小时。
这种状态决定了他们并没有更多时间与人交往，尤其是与异性交往。心理咨询师史秀雄认为，越是长期处于孤独状态，越是渴望爱和幸福，但这种渴望很可能会被绑架和利用，“人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尤其是对某些东西有强烈需求的时候。”史秀雄推断苏享茂的事件可能存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操纵，“受害者对于对方的顺从会超过合理的限度，当他意识到已经对自己失去掌控，就可能会导致抑郁、自杀的结果。”这种操纵通常存在于亲密关系中，而且很难被界定，也很难被察觉。
“程序员的本质就是‘幼稚’，比如相信好人有好报，比如认为一件事会出现就一定有某个原因（调bug的思路），这是群体的共性。”另一位做過开发，也带过开发团队的程序员王东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黎志伟不认为应该标签化地看待程序员群体，但当他从技术开发岗转到产品运营岗，他确实发现程序员处理问题时有不同的逻辑和视角。
“根据冯·诺依曼理论，计算机世界是由0和1编码组成的。所以程序员的世界观也是非黑即白的。”黎志伟说，因为机器是可以信赖的，输入正确的数值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这是程序员长期养成的思维习惯。
“人首先创造和使用工具，工具反过来再塑造人，包括思维方式。不同的工作，回报激励的逻辑和方式不同，都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或者筛选出那种人，并且强化那种思维方式。”王东认为，就程序员这份工作的奖励机制来说，增加社会交往对于提升收入并没有明显的短期效果，程序员们自然不愿意多花时间去琢磨。
但是，现实世界远比机器复杂，人性远比二进制难以捉摸。前妻的步步相逼让苏享茂困惑无助，当他走入最终的困境时，非0即1的思维让他没有意识到在向前妻妥协和毁掉自己之间，还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
员工援助计划（EAP）服务机构易普斯曾经服务过西门子、eBay等IT技术企业，其咨询部负责人宋仪征认为，程序员在人际交往中时常表现为敏感、爱较真，有些时候过分严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容易受伤。
“由于程序员大部分时间与机器沟通，会觉得跟人沟通没有跟机器沟通容易，所以会有逃避的心理，”宋仪征说，“如果在人际交往中受挫，可倾诉的人很少，他们趋向于否定一些东西，包括否定自己、否定他人。”而且遇到压力或挫折时，程序员很少会主动寻求帮助。
在史秀雄看来，程序员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与整个教育体系对理科生的教育方式是有关系的，“现在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对理科生的教育，对考试成绩、工作成就关注太多，而对人的心理成熟度的关注不够。”史秀雄认为人的社交能力、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是需要不断训练和积累的，如果教育体系中缺乏这样的训练，成年之后人们往往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成长过程中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缺失，加上进入职场后，公司以及社会环境对程序员群体的技术标榜，使得技术成为这群人被关注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心理世界却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就像王东说的，“搞技术的人，收入不错，同时又不用去操心可怕的社会关系，因此群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其实大部分程序员确实生活在一个共同营造的虚幻环境下。”
关于如何帮助程序员群体更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国外的大型技术公司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Google的办公室里有蹦床、树屋、免费的健身房和按摩室，还会组织一些心理学相关的活动，比如“探寻内在的自己”，帮助员工用心理学的方式更好地认识自己。
英特尔内部也有个非常受欢迎的活动，每周四下午的几个小时中，参加的员工要远离电脑和手机，面对面沟通，思考自己以及与周围的关系。
宋仪征建议，IT公司可以为员工整体采购心理服务，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让他们知道遇到问题可以找专业的人寻求帮助。程序员群体可能因为本身的性格特点，并不会主动寻求心理方面的指导，因此通常需要公司更主动地提供帮助。比如提供一些可供自助学习、自助调节的知识库，或者人际交往方面的讲座、培训等，还可以多开展一些关爱活动，为程序员提供机会更多地参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扩展他们的人际圈。“公司应该把心理学的技术和方法运用起来，让员工了解自己、感受自己，让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很多，不仅可以靠自己，还可以求助。”宋仪征说。
服务于多家IT公司的杨苏心理咨询机构的咨询师蔡燕苏认为，程序员也好，普通人也好，都应该相信社会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家人、朋友、爱人、亲人、老师、同事、其他关系人构成了我们的主要社交网络。尽管这些人有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冲突情境，但更多时候，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资源，是可以在很多时候支持我们的力量。”
据了解，苏享茂的好友王冉已经和苏享茂的家人商量，计划将WePhone公司继续运营下去，他们还计划将公司收入的一部分拿给苏享茂的父母，另一部分成立一个“关爱程序员”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