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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申报》的言论和史量才的办报活动进行梳理，考察民国时期报人办报活动与政府言论政策的博弈进程，探究民国时期民营报人和报纸的生存状态。国民政府在与史量才的博弈中，曾以“禁邮”和“暗杀”为手段却未达到目的，而史量才则通过个人活动和《申报》的言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博弈 史量才 国民政府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的“报业巨子”，关于史量才及其经营的《申报》的研究一直都是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学界有“谈旧中国报纸必谈《申报》，谈《申报》必谈史量才”①之说。对史量才及其办报活动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新闻学的理论角度和报刊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史量才及其办报实践来进行历时性考察，而忽略了对其所处的时代及当局政府言论政策大背景的考察。
鉴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割裂报人办报活动与当局政府言论政策相互关系的不足，本文提出在博弈论的视角下考察民国时期，报人办报活动与政府言论政策的博弈进程。通过对《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办报活动进行逻辑推理，分析、探究其在国难深重的19世纪30年代初的办报活动和策略。本文还希望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政治等大背景下来探究民国政府统治下民营报人及报纸的生存状态。
一、博弈论视角下的新闻史
博弈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理性决策人之间，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决策选择过程。博弈论（game theory）假定要做出决策的各利益方都是理性与智性的，为了使利益双方或多方在竞争活动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最优化的策略与行动。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②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窗口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有助于扩展新闻学的理论视野。
民国时期，政治言论是报纸品格最重要的体现，言论也是报纸最能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利器。有影响力的报纸采用何种言论政策，对国民政府产生何种影响，国民政府针对这些言论采取何种策略回应；双方的博弈如何进行，所采取的策略对时局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在博弈论的视角下关照的问题。
二、民国政府与报人的博弈
博弈须有规则，政府与报纸和报人的博弈也要遵从客观规律与规则。国民政府与史量才既需要相互认同各自的存在和影响力，又要维护各自的利益和价值。一方面，史量才在承认国民政府的现有统治的前提下，通过《申报》发表抗日民主言论，以此来影响国民政府的政治进程。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摄于由《申报》引来的巨大舆论压力，通过收买、恐吓等手段对报纸言论进行钳制，维护其统治权威。
1、“九一八事变”后的转折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改变了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的营业性质，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民主。事变后，《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陷落的情况，并连续发表时评指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同年12月20日，《申报》独家发表了其他报纸避之不及的《宋庆龄之宣言》，对邓演达在被国民党杀害等一系列事实作了连续报道。1932年，史量才推出《申报》二次创业计划，吸收了黄炎培、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参与到办报中来。正是在与这些进步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史量才逐渐树立起了他本人和《申报》的正义形象。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国民政府没有余力应付《申报》要求抗日民主的言论，再加上此时的史量才和《申报》言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统治权威。因此，国民政府选择“容忍”的策略，一方面在舆论表面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借以显示出其所谓的新闻自由。
2、“一二八”事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申报》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日军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申报》连续发表时评陈述此事。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史量才坚定地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并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
《申报》的激进言论和史量才的抗日活动，使得国民政府陷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3月底，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邀请史量才等众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员参加，以此来表明抗日态度和决心。在确认不能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史量才等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事后，针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向国人揭示了国民政府的虚伪和独裁。
3、“禁邮”事件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申报》连续发表三篇题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与以往的一般批评不同，三论《剿匪与造匪》激化了《申报》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7月初，南京发生“中大学潮”，进一步激怒了国民政府当局。至此，《申报》开始被“禁止邮递”。
面对令其措手不及的“禁邮”策略，史量才进行了回击。他首先采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同时，派人去摸清蒋介石的意图。经过疏通，国民政府提出《申报》“解禁”的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接受了前两条，断然拒绝了第三条，否则宁可停刊。国民政府也作了妥协，以《申报》办理第一和第二项条件为前提，恢复《申报》邮递。
《申报》的办公地点在上海租界,国民政府想取缔却势不能及，只好以禁邮为手段，来压制《申报》日益激进的言论。《申报》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是在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此时，双方的博弈为合作博弈，充分体现了博弈论中“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的道理。但史量才和国民政府的此次“合作”只是浅层次的。利益和目的的不同，使两者无法真正做到博弈论所强调的“理性且直接的交流”。
4、拉拢与决裂
作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蒋介石对有影响的报纸和报人皆以拉拢为主。1932年10月，蒋介石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在蒋的示意下，国民政府先后授予史量才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务。面对政府的一连串的拉拢策略，史量才始终不为所动。此时，双方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随着时间的推进，双方的矛盾终将激化。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持，《申报》也陆续大量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以扩大其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下令准备暗杀史量才。1934年夏秋间，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在公债问题上与国民政府相抗，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权基础。该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于沪杭公路。
《申报》在国内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史量才本人在舆论界和金融界的巨大实力，尤其是史量才对国民政府的不顺从态度，使得国民政府不能容忍存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舆论和金融力量与之抗衡。舆论上的“唱反调”及经济上的“不合作”，成为政府采取规则之外的暗杀策略除掉史量才的两个重要原因。
国民政府通过“禁邮”和“暗杀”来压制国内舆论和民族资本，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但是其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如果说之前的“禁邮”事件，是史量才与国民政府博弈进程中的拐点，那么暗杀史量才则是这场博弈临近终结的拐点。“禁邮”事件后，《申报》言论的态度虽有所缓和，改版后的《自由谈》却采用更灵活、更隐蔽的方式对政府进行批评。甚至在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在其经理马荫良等人的管理下，仍旧继续运营。换句话说,就是国民政府还是不能彻底压倒《申报》。③
参考文献
①②龚际平，《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新闻爱好者》，2009（12）
③刘永生，《申报禁邮及<自由谈>改版事件》，《史学月刊》，2008（11）
（作者：陈桃，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研究生；梁含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博弈 史量才 国民政府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的“报业巨子”，关于史量才及其经营的《申报》的研究一直都是新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学界有“谈旧中国报纸必谈《申报》，谈《申报》必谈史量才”①之说。对史量才及其办报活动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新闻学的理论角度和报刊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进行解读。这些研究，主要针对史量才及其办报实践来进行历时性考察，而忽略了对其所处的时代及当局政府言论政策大背景的考察。
鉴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割裂报人办报活动与当局政府言论政策相互关系的不足，本文提出在博弈论的视角下考察民国时期，报人办报活动与政府言论政策的博弈进程。通过对《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办报活动进行逻辑推理，分析、探究其在国难深重的19世纪30年代初的办报活动和策略。本文还希望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政治等大背景下来探究民国政府统治下民营报人及报纸的生存状态。
一、博弈论视角下的新闻史
博弈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理性决策人之间，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决策选择过程。博弈论（game theory）假定要做出决策的各利益方都是理性与智性的，为了使利益双方或多方在竞争活动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最优化的策略与行动。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②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窗口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有助于扩展新闻学的理论视野。
民国时期，政治言论是报纸品格最重要的体现，言论也是报纸最能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利器。有影响力的报纸采用何种言论政策，对国民政府产生何种影响，国民政府针对这些言论采取何种策略回应；双方的博弈如何进行，所采取的策略对时局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在博弈论的视角下关照的问题。
二、民国政府与报人的博弈
博弈须有规则，政府与报纸和报人的博弈也要遵从客观规律与规则。国民政府与史量才既需要相互认同各自的存在和影响力，又要维护各自的利益和价值。一方面，史量才在承认国民政府的现有统治的前提下，通过《申报》发表抗日民主言论，以此来影响国民政府的政治进程。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摄于由《申报》引来的巨大舆论压力，通过收买、恐吓等手段对报纸言论进行钳制，维护其统治权威。
1、“九一八事变”后的转折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改变了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的营业性质，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民主。事变后，《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陷落的情况，并连续发表时评指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同年12月20日，《申报》独家发表了其他报纸避之不及的《宋庆龄之宣言》，对邓演达在被国民党杀害等一系列事实作了连续报道。1932年，史量才推出《申报》二次创业计划，吸收了黄炎培、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参与到办报中来。正是在与这些进步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史量才逐渐树立起了他本人和《申报》的正义形象。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国民政府没有余力应付《申报》要求抗日民主的言论，再加上此时的史量才和《申报》言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统治权威。因此，国民政府选择“容忍”的策略，一方面在舆论表面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借以显示出其所谓的新闻自由。
2、“一二八”事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申报》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日军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申报》连续发表时评陈述此事。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史量才坚定地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并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
《申报》的激进言论和史量才的抗日活动，使得国民政府陷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3月底，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邀请史量才等众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员参加，以此来表明抗日态度和决心。在确认不能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史量才等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事后，针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向国人揭示了国民政府的虚伪和独裁。
3、“禁邮”事件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申报》连续发表三篇题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与以往的一般批评不同，三论《剿匪与造匪》激化了《申报》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7月初，南京发生“中大学潮”，进一步激怒了国民政府当局。至此，《申报》开始被“禁止邮递”。
面对令其措手不及的“禁邮”策略，史量才进行了回击。他首先采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同时，派人去摸清蒋介石的意图。经过疏通，国民政府提出《申报》“解禁”的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接受了前两条，断然拒绝了第三条，否则宁可停刊。国民政府也作了妥协，以《申报》办理第一和第二项条件为前提，恢复《申报》邮递。
《申报》的办公地点在上海租界,国民政府想取缔却势不能及，只好以禁邮为手段，来压制《申报》日益激进的言论。《申报》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是在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此时，双方的博弈为合作博弈，充分体现了博弈论中“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的道理。但史量才和国民政府的此次“合作”只是浅层次的。利益和目的的不同，使两者无法真正做到博弈论所强调的“理性且直接的交流”。
4、拉拢与决裂
作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蒋介石对有影响的报纸和报人皆以拉拢为主。1932年10月，蒋介石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在蒋的示意下，国民政府先后授予史量才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务。面对政府的一连串的拉拢策略，史量才始终不为所动。此时，双方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随着时间的推进，双方的矛盾终将激化。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持，《申报》也陆续大量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以扩大其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下令准备暗杀史量才。1934年夏秋间，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在公债问题上与国民政府相抗，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权基础。该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于沪杭公路。
《申报》在国内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史量才本人在舆论界和金融界的巨大实力，尤其是史量才对国民政府的不顺从态度，使得国民政府不能容忍存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舆论和金融力量与之抗衡。舆论上的“唱反调”及经济上的“不合作”，成为政府采取规则之外的暗杀策略除掉史量才的两个重要原因。
国民政府通过“禁邮”和“暗杀”来压制国内舆论和民族资本，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但是其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如果说之前的“禁邮”事件，是史量才与国民政府博弈进程中的拐点，那么暗杀史量才则是这场博弈临近终结的拐点。“禁邮”事件后，《申报》言论的态度虽有所缓和，改版后的《自由谈》却采用更灵活、更隐蔽的方式对政府进行批评。甚至在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在其经理马荫良等人的管理下，仍旧继续运营。换句话说,就是国民政府还是不能彻底压倒《申报》。③
参考文献
①②龚际平，《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新闻爱好者》，2009（12）
③刘永生，《申报禁邮及<自由谈>改版事件》，《史学月刊》，2008（11）
（作者：陈桃，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研究生；梁含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