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什么大事小情，难免会被问及“是什么单位的”。单位无所不在，正因为此，当刘震云将单位文化描述成“一地鸡毛”时，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我曾说，一人即一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疆土，它区别于自己所属的疆土。同样，区别于“你属于某个单位”，每个人更应该回答的是“自己是什么单位”，“人是什么单位”。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单位之中”，道出了人类的困境或者人性的弱点。比如说，发明了汽车方向盘，司机的手就被绑在方向盘上，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翻看《猫和老鼠》。单位同样，在意识到单位可以并可能像工具般更换以前，人所受到的这种“奴役”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每个人只对自己的时间负责
　　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故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是“人是时间单位”、“人是时间的尺度”。
　　為什么“人是时间单位”？且不说“时间就是生命”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不妨找些其他论据。比如，为什么我们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正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71年。
　　如丹东临死前所哀叹，没有谁可以把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然而，即使我们被送到月球上去，我们同样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时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非“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即使你穷尽有生之年仍不能像梵高那样获得死后的哀名，或者像华盛顿一样收获永恒的荣耀，但是，它至少可以使你不至于沦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只知按部就班被动奉献（工作）的螺丝钉。
　　“我是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并非忠诚于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
　　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值得后世怀念的人，其所创造的，多是“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或“划种族意义”、“划单位意义”。
　　人应该爱时间，而不是爱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
　　正因为此，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绝非空间意义上逆来顺受的，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与政治之热爱。
　　所以我说，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