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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9 月初，钱振文给我打来一个长长的电话，其中的一件事情是说他开始兼任《博览群书》编辑。他问我手头有无存货，能否给他写稿。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了。
为什么我答应得如此痛快？这得从我与钱振文的关系说起。钱振文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毕业之后长期在河北一家报纸当差。2002 年我刚逃出“狼窝”，他就进了“虎口”——赴京攻读博士学位来了。大概是为了摸一摸狼窝虎口的行情或险情，我就成了他访贫问苦的第一个对象。正好我也苦大仇深，那天我就既当小常宝，又演参谋长，先是“字字血，声声泪”吓唬他，接着讲“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的道理，最后“常青指路”，说要想好好混，就得“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那个时候的钱振文正处在“听老婆的话，跟党走”的状态，于是就多吃菜，少喝酒，频频点头，三年后果然修成正果。随即又折腾一番，落脚到鲁迅博物馆供职，情绪基本稳定。当年我们恰同学少年，就是感情深一口闷的弟兄；后来他做报纸编辑，又约我写过豆腐块文章；如今他重操旧业，我岂能不舍命陪君子？
于是我找出三年前的一篇旧作《说说〈不朽〉的漏译》，请他过目。不久他答复我说：此文推荐上去，主编不同意用。他希望我再换一篇，我便立即交上6 月写的《文坛媒介化：从文坛事件看文学场的位移》。这篇文章却一路绿灯，刊发于当年的第11 期杂志。
那是我在《博览群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如今，我像萨义德那样回溯这个“开端”，一是感谢钱振文拉我入伙；二是感慨我那时深挖洞，广积粮，居然还有存货；三是觉得《说说〈不朽〉的漏译》虽然没有面世，但我最终还是让它借尸还魂了。记得七年之后的那个春夏之交，我忽然心血来潮，遂在课堂上认真讲了一次昆德拉，紧接着又写出一篇《好吧，今天就讲昆德拉》。此文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交给钱振文，听从《博览群书》发落更为合适。这样，它就在2015 年第9期上亮相了。萨特曾经说过：“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我固然并非作家，但是不是因为对萨特的活学活用，才不像当年为文时那样直眉愣眼了？此文不仅顺利面世，而且还“骗”来了新任主编董山峰先生的表扬。此为后话，这里暂时不表。
话说钱振文拉我入伙之后，我算是上了贼船。有好几年时间，振文的积极性蛮高，干劲颇大，于是他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发邮件，聊选题，说想法。他不但催我写稿，有时还让我帮他组稿。记得有一次，我甚至组到了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那里。因为钱振文，我与这本杂志的交往越来越稠，打交道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一晃已是十年，我发现，我与《博览群书》已度成了一个漫长的蜜月。
说一说打过交道的几位编辑吧。
虽然我与振文打交道时间最长，但其实他并非正式编辑。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在编辑部的真实身份。按我思维习惯，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算作“监外执行”？钱振文做学问是把好手——这是我后来读其博士论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忍不住大肆吹捧的原因之一；做编辑更是老手，同时写文章也是巧手。这三只手加起来，他琢磨出来的一些道道就既有水准，又接地气，還能挠到读书人的痒处。于是，尽管他常常黏黏糊糊，磨磨叽叽，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但只要他是与我商量《博览群书》的事情，我基本上有求必应。我的一些“短打”文章，就是他哼哼唧唧唤出来的。您还别说，他这一招还真管用。
第二位与我打过几次交道的人叫李晓敏，但他好像也不是正式编辑。2012 年9 月底，我接李晓敏电话，他从编发我的《2011 ：我的文学阅读》说起，聊他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又说他与我同龄，当年读硕士班时北师大的老师给他们上过课。有了这次铺垫，几天之后他便给我说事情：刊物计划做一期“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变迁”的选题，他想让我写一篇，要求是与社会背景结合，注意综合性，5000 字左右，月底交稿，12 期发表。我与钱振文本来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直是单线联系，我也只接受他的指令，如今李编辑插一杠子，显然不讲规矩。对此做法，我当然可以婉拒，但又想到他也是为《博览群书》做事，便冒着被上线批评的风险，不按常理出牌了。那一阵子我特别忙乱，但还是提神运气一番，写出了《从“老板”到“叫兽”：新世纪学院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演变》。李编辑很敬业，随后他又返回校样稿和编者按，让我提意见。那时我才知道，我这篇东西发在“本期关注”栏目之中，这个话题下还组过来曾镇南和远人的两篇文章。
李编辑后来编发过我的《2012：不成样子的阅读》，还让我找人写过知识女性形象变迁的文章。再后来，他似乎就离开编辑部，蒸发得无影无踪。2017 年6 月的一天，他突然请求加我微信，接着转来一个颁奖词，然后便问：这里的赵勇是你吧？我赶快回：请问您是……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说：我是李晓敏，曾在《博览群书》兼职时编过（其实是拜读过）您的作品。他这么一说，我的记忆才开始复苏。
第三位与我打交道者一下子升级了，他就是业内大名鼎鼎的董山峰主编。2015 年8 月底，我正带着儿子办卡办证换欧元，准备打发他出国留学，一个陌生电话反复拨打过来。等我回家喘匀气回过去，才知道原来是董主编。董主编先提我那篇关于昆德拉的文章，劈头盖脸夸我一通，搞得我老脸通红。随后解释说，他是吃过这颗蛋后，萌生了联系老母鸡的想法。接着他梳理自己简历，说原在《光明日报》经济部供职，调至《博览群书》才两个多月。他希望我把这个刊物当成一个平台，多写多发，更希望我组织优秀学者，把话题做大做好，做出轰动效应。“不能吸引人，怎能影响人？”董主编此言一出，又如此礼贤下士，不由得让我诚惶诚恐，但我依然没忘记组织纪律。我说，您跟钱振文联系过吗？他是我上线。他说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啊。我说，那您得赶快礼贤一下他。把钱振文搞定，就搞定了《博览群书》的半壁江山。紧接着我以牙还牙，隔山打牛，恶狠狠地夸起了钱振文。
从此往后，董主编每年都要给我打几次电话，聊选题，谈策划，未雨绸缪，体现了一个主编的战略眼光。他的总体思路是要让杂志有事件意识，借某个节点之到来，某个名人之诞辰、之辞世，拉起一哨人马写文章，这样就既有了社会效应，也有了新闻效应，甚至还经常引来“好事者”因看中某个选题而加印大量杂志赠送相关读者，岂非名利双收？说实在话，他的这种思路有的我能认同，有的又不以为然，于是我向上线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人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嘀咕吐槽瞎琢磨。但嘀咕之后我又常常自我批评：引导大众阅读，不动脑筋怎么行？不讲方式方法怎么行？人家董主编是带着《博览群书》同人在期刊大海击浪弄潮，其用意哪是你这种冒着傻气酸气书生气的人能想到的？以后能不能别给我妄议了，嗯？ 董主编是记者出身，眼光敏锐。有一天他见我公号推出一篇关于书信的答问录，便立刻私信于我：能否组来几篇关于书信的文章，把这个话题做出影响力？我当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董主编又是职业编辑，敬业敬得我无地自容。有一天，小谢把某期目录发朋友圈，发出一声“这酸爽”的感叹。我仔细瞧，发现目录满纸飘红，惊问道：你改的？她说：主编啊。我说：董主编还是个标题党？哈哈。我这句话过去，吓得小谢大气不敢吭，抱头鼠窜。想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董主编转来《博览群书》微信公众号推文，并发私信：赵老师，此文影响很好，这在演艺界叫作反串，是创新之举。我打开推文瞧，只见标题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不超过40 岁读不懂此文，这是著名文学教授赵勇首次为养生著作写评论，因为养生专家郭志宏说：把健康托付给医生是最大错误》。艾玛！我大叫一声，那一刻突然感觉好酸爽。
我该说说小谢了。
小谢姓谢名宁。我与钱振文打交道期间，就总听他小谢长小谢短的，便意识到小谢是钱振文的上线。有一回，我觉得拐弯抹角太麻烦，就冲冠一怒为红颜，说，你连个微信都不用，怎能当好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把接头暗号交出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振文只好嗫喏道，她问“脸红什么”，你就“精神焕发”。
2016 年2 月26 日15 时24 分，我与小谢开通了微信。她一露面就说：赵老师好！以后您有什么选题或大作，直接微信跟我联系就可以。我大喜，心想，钱振文指挥得我团团转，现在终于把他甩出八条长安街，我也可以“深山见太阳”了。但没成想，后来与小谢微信两年，才意识到我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钱振文成天懒洋洋的，动不动就“葛优躺”，是“丧文化”的“60 后”代表。小谢不一样，她快人快语，青春泼辣，风风火火，人勤春早。自从我们互加微信后，她就三天两头给我发指示，说事情。通常她会先来一句：赵老师好！然后暂不吱声，等我接诏。一旦我说在线，请讲，她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了：赵老师好！《一嘴泥土》的书影您有吗？赵老师好！你们这组关于《一嘴泥土》的文章起个什么栏头好？赵老师好！曹文轩新得奖，要是约您写写成吗？赵老师好！童先生小集如果我们再做，能不能换个别的角度？赵老师好！茅盾马上诞辰120 周年了，请问您对他有研究吗？赵老师好！网上有篇《鲁迅终于滚蛋了》，请问这篇文章您看过吗？能请您写一篇回应文章吗？赵老师好！请问您的研究领域，最近有什么值得做的选题吗？对了，您能看看约一篇傅雷逝世50周年的文章吗？赵老师好！您那篇《在李老师家客厅》的文章，与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冲突能不能稍微展开点？赵老师好！忙过这段，您还帮我们写篇年终阅读回顾吧？赵老师好！请问我标红的“的地得”就是原文的使用方法吗？赵老师好！《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篇书评，您咋还兜个大圈给我们？赵老师好！三八节那个组稿，您文章收齐了吗？赵老师好！董老师想问问您，女性文学那一组，您能帮我们写个编者按吗？赵老师好！我们去年发一组关于秋的选题，现在想做一组关于夏的，能不能请您写一篇？赵老师好！香港回归20 年，我们想做一组有关香港文学的专题，可不可以请您帮忙推荐几位相关作者？赵老师好！今年是恢复高考40 年，您看您能不能写一篇您的高考记忆？赵老师好！最近没收到您大作哈，如果有适合我们的文章，还请赐稿哈。赵老师好！董老师想问问您，有关文学作品中的开国大典，您看有没有可能请您或您的学生写一组？赵老师好！我们想做一组“世界目光中的中国作家”，不知能否请您写一篇？赵老师好！钱谷融老不知您是否熟悉，可否请您写篇文章怀念下？赵老师好！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约一组“名家名作中的春节”选题文章，找您的博士生们写一写？赵老师好！您周围有研究诗歌的专家朋友吗？我想把屠岸余光中组成一组。赵老师好！……
那什么……小谢……咱们商量下……您行行好……赵老师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这样，小谢毕恭毕敬，笑容可掬，甜言蜜语，主动出击。在她的强大攻势下，我的马其诺防线一溃千里，只好坦白从宽，因陋就简，充当万金油，使劲挤牙膏，千年铁树开红花，万年枯藤发新芽。但我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得出几颗铆钉呢？这样，我就只好请朋友，找学生，他们便也成了我不时骚扰的对象。
现在我要说，振文的上线厉害，小谢是位好员工。
记得钱振文曾经转述，我的一篇文章虽经修改，小谢还是发不出来。她便心怀忐忑，向老下线探问：这样是不是会惹了赵老师？以后还能向他约稿吗？老下线很会做思想工作，说，赵老师可不是惹不起，常有理，他脾气好着呢。小谢耶地一声，立刻多云转晴，一转身就大呼小叫：赵老师好！
回顾我与《博览群书》近十年的交往，我约过的稿子没数过，组过的选题好像有三五次，自己发在这个刊物上的文章达二十五六篇之多。滥竽充数者众，我是不是已享受着重点作者待遇？为什么忙得焦头烂额，我却一直乐此不疲？自己不但深陷其中，缘何还要拉着越来越多的人下水遭罪？思前想后，原因如下：
一、与其他读书类刊物相比，《博览群书》办得更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也更接地气，朴实无华。想当年，赵树理想让他的文章走上“文摊”，我这些年每每提笔，往往又土得掉渣，“行文简显浅”。《博览群书》不希望文章装腔作势，三纸无驴，我这些年正好又启用了“山药蛋”风味的随笔体或论笔体。这种一拍即合的感觉并不是在所有的刊物那里都能找到的，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二、这十年接触下来，我觉得《博览群书》的编辑都是“做事诚平恒”。钱振文我知根知底，自然已不必多言。董主编、谢编辑、李编辑至今虽未谋一面，但他们约我写稿，让我组稿，也全都透着“你办事，我放心”的信任。这种诚心让我感动，这种真心让我受用，这种恒心让我暖意融融。与他们合作，我可以肆无忌惮，畅所欲言，可以感受到扎心了老铁。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三、实际上，在如今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他们拉着我、拽着我、催着我、逼着我写出的那些东西，既不算科研成果，更無法拿到科研奖励。许多时候，我当然也不得不功利；但许多时候，非功利一把又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博览群书》给我提供了非功利写作的宽阔平台，让我静下了心，稳住了神，这是多么大的厚爱与馈赠！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想到好久没向钱振文汇报工作了，春节前夕，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博览群书》400 期约稿函收到了吗？何时开写？他说收到了，还没写。我说，最近带着学生做了一期“名家名作中的春节”，感觉怎样？他说，那个曾子涵是谁？她怎么把我一直想写的一篇文章写了？我说，哈哈，好！让你磨叽！她在你们博物馆当了四年讲解员，也成鲁迅专家了。我逼住了她，她就写出了鲁迅过年。他说，其实文章就是逼出来的。
如今，董主编和小谢再一次逼住了我，我便写出这篇小东西，借此向他们表达谢意和敬意。我愿《博览群书》越办越好，做强做大！同时我也决定，干脆向董主编学习，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弄得浩荡一些，花哨一些，暧昧一些，冷艳一些，这样就有了点知音体的味道，也省得他老人家再亲自操刀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为什么我答应得如此痛快？这得从我与钱振文的关系说起。钱振文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毕业之后长期在河北一家报纸当差。2002 年我刚逃出“狼窝”，他就进了“虎口”——赴京攻读博士学位来了。大概是为了摸一摸狼窝虎口的行情或险情，我就成了他访贫问苦的第一个对象。正好我也苦大仇深，那天我就既当小常宝，又演参谋长，先是“字字血，声声泪”吓唬他，接着讲“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的道理，最后“常青指路”，说要想好好混，就得“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那个时候的钱振文正处在“听老婆的话，跟党走”的状态，于是就多吃菜，少喝酒，频频点头，三年后果然修成正果。随即又折腾一番，落脚到鲁迅博物馆供职，情绪基本稳定。当年我们恰同学少年，就是感情深一口闷的弟兄；后来他做报纸编辑，又约我写过豆腐块文章；如今他重操旧业，我岂能不舍命陪君子？
于是我找出三年前的一篇旧作《说说〈不朽〉的漏译》，请他过目。不久他答复我说：此文推荐上去，主编不同意用。他希望我再换一篇，我便立即交上6 月写的《文坛媒介化：从文坛事件看文学场的位移》。这篇文章却一路绿灯，刊发于当年的第11 期杂志。
那是我在《博览群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如今，我像萨义德那样回溯这个“开端”，一是感谢钱振文拉我入伙；二是感慨我那时深挖洞，广积粮，居然还有存货；三是觉得《说说〈不朽〉的漏译》虽然没有面世，但我最终还是让它借尸还魂了。记得七年之后的那个春夏之交，我忽然心血来潮，遂在课堂上认真讲了一次昆德拉，紧接着又写出一篇《好吧，今天就讲昆德拉》。此文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交给钱振文，听从《博览群书》发落更为合适。这样，它就在2015 年第9期上亮相了。萨特曾经说过：“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我固然并非作家，但是不是因为对萨特的活学活用，才不像当年为文时那样直眉愣眼了？此文不仅顺利面世，而且还“骗”来了新任主编董山峰先生的表扬。此为后话，这里暂时不表。
话说钱振文拉我入伙之后，我算是上了贼船。有好几年时间，振文的积极性蛮高，干劲颇大，于是他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发邮件，聊选题，说想法。他不但催我写稿，有时还让我帮他组稿。记得有一次，我甚至组到了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那里。因为钱振文，我与这本杂志的交往越来越稠，打交道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一晃已是十年，我发现，我与《博览群书》已度成了一个漫长的蜜月。
说一说打过交道的几位编辑吧。
虽然我与振文打交道时间最长，但其实他并非正式编辑。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在编辑部的真实身份。按我思维习惯，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算作“监外执行”？钱振文做学问是把好手——这是我后来读其博士论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忍不住大肆吹捧的原因之一；做编辑更是老手，同时写文章也是巧手。这三只手加起来，他琢磨出来的一些道道就既有水准，又接地气，還能挠到读书人的痒处。于是，尽管他常常黏黏糊糊，磨磨叽叽，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但只要他是与我商量《博览群书》的事情，我基本上有求必应。我的一些“短打”文章，就是他哼哼唧唧唤出来的。您还别说，他这一招还真管用。
第二位与我打过几次交道的人叫李晓敏，但他好像也不是正式编辑。2012 年9 月底，我接李晓敏电话，他从编发我的《2011 ：我的文学阅读》说起，聊他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又说他与我同龄，当年读硕士班时北师大的老师给他们上过课。有了这次铺垫，几天之后他便给我说事情：刊物计划做一期“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变迁”的选题，他想让我写一篇，要求是与社会背景结合，注意综合性，5000 字左右，月底交稿，12 期发表。我与钱振文本来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直是单线联系，我也只接受他的指令，如今李编辑插一杠子，显然不讲规矩。对此做法，我当然可以婉拒，但又想到他也是为《博览群书》做事，便冒着被上线批评的风险，不按常理出牌了。那一阵子我特别忙乱，但还是提神运气一番，写出了《从“老板”到“叫兽”：新世纪学院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演变》。李编辑很敬业，随后他又返回校样稿和编者按，让我提意见。那时我才知道，我这篇东西发在“本期关注”栏目之中，这个话题下还组过来曾镇南和远人的两篇文章。
李编辑后来编发过我的《2012：不成样子的阅读》，还让我找人写过知识女性形象变迁的文章。再后来，他似乎就离开编辑部，蒸发得无影无踪。2017 年6 月的一天，他突然请求加我微信，接着转来一个颁奖词，然后便问：这里的赵勇是你吧？我赶快回：请问您是……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说：我是李晓敏，曾在《博览群书》兼职时编过（其实是拜读过）您的作品。他这么一说，我的记忆才开始复苏。
第三位与我打交道者一下子升级了，他就是业内大名鼎鼎的董山峰主编。2015 年8 月底，我正带着儿子办卡办证换欧元，准备打发他出国留学，一个陌生电话反复拨打过来。等我回家喘匀气回过去，才知道原来是董主编。董主编先提我那篇关于昆德拉的文章，劈头盖脸夸我一通，搞得我老脸通红。随后解释说，他是吃过这颗蛋后，萌生了联系老母鸡的想法。接着他梳理自己简历，说原在《光明日报》经济部供职，调至《博览群书》才两个多月。他希望我把这个刊物当成一个平台，多写多发，更希望我组织优秀学者，把话题做大做好，做出轰动效应。“不能吸引人，怎能影响人？”董主编此言一出，又如此礼贤下士，不由得让我诚惶诚恐，但我依然没忘记组织纪律。我说，您跟钱振文联系过吗？他是我上线。他说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啊。我说，那您得赶快礼贤一下他。把钱振文搞定，就搞定了《博览群书》的半壁江山。紧接着我以牙还牙，隔山打牛，恶狠狠地夸起了钱振文。
从此往后，董主编每年都要给我打几次电话，聊选题，谈策划，未雨绸缪，体现了一个主编的战略眼光。他的总体思路是要让杂志有事件意识，借某个节点之到来，某个名人之诞辰、之辞世，拉起一哨人马写文章，这样就既有了社会效应，也有了新闻效应，甚至还经常引来“好事者”因看中某个选题而加印大量杂志赠送相关读者，岂非名利双收？说实在话，他的这种思路有的我能认同，有的又不以为然，于是我向上线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人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嘀咕吐槽瞎琢磨。但嘀咕之后我又常常自我批评：引导大众阅读，不动脑筋怎么行？不讲方式方法怎么行？人家董主编是带着《博览群书》同人在期刊大海击浪弄潮，其用意哪是你这种冒着傻气酸气书生气的人能想到的？以后能不能别给我妄议了，嗯？ 董主编是记者出身，眼光敏锐。有一天他见我公号推出一篇关于书信的答问录，便立刻私信于我：能否组来几篇关于书信的文章，把这个话题做出影响力？我当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董主编又是职业编辑，敬业敬得我无地自容。有一天，小谢把某期目录发朋友圈，发出一声“这酸爽”的感叹。我仔细瞧，发现目录满纸飘红，惊问道：你改的？她说：主编啊。我说：董主编还是个标题党？哈哈。我这句话过去，吓得小谢大气不敢吭，抱头鼠窜。想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董主编转来《博览群书》微信公众号推文，并发私信：赵老师，此文影响很好，这在演艺界叫作反串，是创新之举。我打开推文瞧，只见标题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不超过40 岁读不懂此文，这是著名文学教授赵勇首次为养生著作写评论，因为养生专家郭志宏说：把健康托付给医生是最大错误》。艾玛！我大叫一声，那一刻突然感觉好酸爽。
我该说说小谢了。
小谢姓谢名宁。我与钱振文打交道期间，就总听他小谢长小谢短的，便意识到小谢是钱振文的上线。有一回，我觉得拐弯抹角太麻烦，就冲冠一怒为红颜，说，你连个微信都不用，怎能当好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把接头暗号交出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振文只好嗫喏道，她问“脸红什么”，你就“精神焕发”。
2016 年2 月26 日15 时24 分，我与小谢开通了微信。她一露面就说：赵老师好！以后您有什么选题或大作，直接微信跟我联系就可以。我大喜，心想，钱振文指挥得我团团转，现在终于把他甩出八条长安街，我也可以“深山见太阳”了。但没成想，后来与小谢微信两年，才意识到我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钱振文成天懒洋洋的，动不动就“葛优躺”，是“丧文化”的“60 后”代表。小谢不一样，她快人快语，青春泼辣，风风火火，人勤春早。自从我们互加微信后，她就三天两头给我发指示，说事情。通常她会先来一句：赵老师好！然后暂不吱声，等我接诏。一旦我说在线，请讲，她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了：赵老师好！《一嘴泥土》的书影您有吗？赵老师好！你们这组关于《一嘴泥土》的文章起个什么栏头好？赵老师好！曹文轩新得奖，要是约您写写成吗？赵老师好！童先生小集如果我们再做，能不能换个别的角度？赵老师好！茅盾马上诞辰120 周年了，请问您对他有研究吗？赵老师好！网上有篇《鲁迅终于滚蛋了》，请问这篇文章您看过吗？能请您写一篇回应文章吗？赵老师好！请问您的研究领域，最近有什么值得做的选题吗？对了，您能看看约一篇傅雷逝世50周年的文章吗？赵老师好！您那篇《在李老师家客厅》的文章，与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冲突能不能稍微展开点？赵老师好！忙过这段，您还帮我们写篇年终阅读回顾吧？赵老师好！请问我标红的“的地得”就是原文的使用方法吗？赵老师好！《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篇书评，您咋还兜个大圈给我们？赵老师好！三八节那个组稿，您文章收齐了吗？赵老师好！董老师想问问您，女性文学那一组，您能帮我们写个编者按吗？赵老师好！我们去年发一组关于秋的选题，现在想做一组关于夏的，能不能请您写一篇？赵老师好！香港回归20 年，我们想做一组有关香港文学的专题，可不可以请您帮忙推荐几位相关作者？赵老师好！今年是恢复高考40 年，您看您能不能写一篇您的高考记忆？赵老师好！最近没收到您大作哈，如果有适合我们的文章，还请赐稿哈。赵老师好！董老师想问问您，有关文学作品中的开国大典，您看有没有可能请您或您的学生写一组？赵老师好！我们想做一组“世界目光中的中国作家”，不知能否请您写一篇？赵老师好！钱谷融老不知您是否熟悉，可否请您写篇文章怀念下？赵老师好！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约一组“名家名作中的春节”选题文章，找您的博士生们写一写？赵老师好！您周围有研究诗歌的专家朋友吗？我想把屠岸余光中组成一组。赵老师好！……
那什么……小谢……咱们商量下……您行行好……赵老师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这样，小谢毕恭毕敬，笑容可掬，甜言蜜语，主动出击。在她的强大攻势下，我的马其诺防线一溃千里，只好坦白从宽，因陋就简，充当万金油，使劲挤牙膏，千年铁树开红花，万年枯藤发新芽。但我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得出几颗铆钉呢？这样，我就只好请朋友，找学生，他们便也成了我不时骚扰的对象。
现在我要说，振文的上线厉害，小谢是位好员工。
记得钱振文曾经转述，我的一篇文章虽经修改，小谢还是发不出来。她便心怀忐忑，向老下线探问：这样是不是会惹了赵老师？以后还能向他约稿吗？老下线很会做思想工作，说，赵老师可不是惹不起，常有理，他脾气好着呢。小谢耶地一声，立刻多云转晴，一转身就大呼小叫：赵老师好！
回顾我与《博览群书》近十年的交往，我约过的稿子没数过，组过的选题好像有三五次，自己发在这个刊物上的文章达二十五六篇之多。滥竽充数者众，我是不是已享受着重点作者待遇？为什么忙得焦头烂额，我却一直乐此不疲？自己不但深陷其中，缘何还要拉着越来越多的人下水遭罪？思前想后，原因如下：
一、与其他读书类刊物相比，《博览群书》办得更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也更接地气，朴实无华。想当年，赵树理想让他的文章走上“文摊”，我这些年每每提笔，往往又土得掉渣，“行文简显浅”。《博览群书》不希望文章装腔作势，三纸无驴，我这些年正好又启用了“山药蛋”风味的随笔体或论笔体。这种一拍即合的感觉并不是在所有的刊物那里都能找到的，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二、这十年接触下来，我觉得《博览群书》的编辑都是“做事诚平恒”。钱振文我知根知底，自然已不必多言。董主编、谢编辑、李编辑至今虽未谋一面，但他们约我写稿，让我组稿，也全都透着“你办事，我放心”的信任。这种诚心让我感动，这种真心让我受用，这种恒心让我暖意融融。与他们合作，我可以肆无忌惮，畅所欲言，可以感受到扎心了老铁。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三、实际上，在如今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他们拉着我、拽着我、催着我、逼着我写出的那些东西，既不算科研成果，更無法拿到科研奖励。许多时候，我当然也不得不功利；但许多时候，非功利一把又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博览群书》给我提供了非功利写作的宽阔平台，让我静下了心，稳住了神，这是多么大的厚爱与馈赠！既如此，何乐而不为？
想到好久没向钱振文汇报工作了，春节前夕，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博览群书》400 期约稿函收到了吗？何时开写？他说收到了，还没写。我说，最近带着学生做了一期“名家名作中的春节”，感觉怎样？他说，那个曾子涵是谁？她怎么把我一直想写的一篇文章写了？我说，哈哈，好！让你磨叽！她在你们博物馆当了四年讲解员，也成鲁迅专家了。我逼住了她，她就写出了鲁迅过年。他说，其实文章就是逼出来的。
如今，董主编和小谢再一次逼住了我，我便写出这篇小东西，借此向他们表达谢意和敬意。我愿《博览群书》越办越好，做强做大！同时我也决定，干脆向董主编学习，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弄得浩荡一些，花哨一些，暧昧一些，冷艳一些，这样就有了点知音体的味道，也省得他老人家再亲自操刀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