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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名作《围城》给大多数读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恐怕要属那一句关于结婚的名言：婚姻仿佛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在小说中，这句话是留学女博士苏文纨所引用的法国谚语。此前，与其闲聊的半吊子哲学家褚慎明表示，自己曾听大名鼎鼎的罗素引用过一句英国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两句话的意思大体相似，为何钱锺书要做如此重复？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钱锺书主要以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名世。《围城》在普通读者范围内的名声大噪，与上世纪90年代的“钱学”热潮密切相关。因此，彼时对于钱锺书的接受与解读，都脱不开90年代的文化环境。当然，對于《围城》而言，更广泛的影响或许源自上世纪90年由黄蜀芹导演、陈道明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充满性别关怀、曾导演过被学者戴锦华称为“中国唯一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人·鬼·情》的黄蜀芹，自然倾向于将电视剧的重点放在方鸿渐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四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上。方鸿渐的三心二意与1990年中国已初露苗头的离婚潮相呼应，于是，男女婚姻问题成了《围城》在大众读者心中几乎唯一的关注点。
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围城》主要完成于上海沦陷时期。除去三闾大学一段之外，小说主要写的是方鸿渐等人在上海全面沦陷前夕的“孤岛”时期的生活。钱锺书看似借苏文纨之口将“围城”落实为婚姻家庭的隐喻，或许其实是为有关上海临危、家国围困的真实意图做了障眼法。否则，同为西方古谚，为何钱锺书选择的书名是苏文纨口中的“围城”，而非褚慎明口中的“鸟笼”？“鸟笼”意象连带起的故事是“娜拉出走”，是作为金丝雀的女性要不要离开牢笼的故事。这是五四时代的热门主题。而写于1944年-1946年的《围城》，更关心的显然是作者身边正在发生的上海沦陷与抗日战争。对于在小说表层展开的婚恋家庭主题而言，是战争而非娜拉式的自由思想与激烈言辞，才构成了影响幸福的决定性力量。小说后半部分转向写方鸿渐和孙柔嘉在婚姻里的一地鸡毛，正是抗战时期上海经济困顿的真实写照。
不过，沦陷区的种种文化管制，使得钱锺书对于战争的关切只能呈现为小说中的种种曲笔。学者吴晓东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围城》中存在着大量与战争有关的比喻。小说虽然并未直书战争，但这种“战争话语修辞术”却营造出“战争背景从未离场的总体感受”。在《围城》中，这种“战争话语修辞术”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婚恋与家庭的层面。比如，方鸿渐面对苏文纨的恋爱手段决定“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李梅亭则对孙柔嘉“像望远镜侦察似的细看”；比如，在褚慎明的“鸟笼”和苏文纨的“围城”两大比喻之后，针对褚慎明在婚姻问题上的故作超脱，方鸿渐则以“反正你会摆空城计”一语作答；再比如，方遯翁有感于方孙两亲家间的冲突不断，以“世缔婚姻，而世寻干戈”来解释“结为秦晋”，等等。根据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的理论，爱欲与战争都是力比多冲突的表现形式。既然现实中的战争无法直写，那么小说中所着意描写的婚恋家庭，未尝不可被视为现实战争的另一种表达。
一旦建立起婚恋家庭与现实战争之间的这种隐喻等式，《围城》中的不少细节便呈现出意味深长的样态。在小说中，方鸿渐终于鼓起勇气向苏文纨表示自己另有爱人。一经苏文纨逼问，方鸿渐便不敢再言，“急得说抽去了脊骨的法文”：“我——我爱一个人，——爱一个女人另外，懂？原谅，我求你一千个原谅。”同样，当陆太太劝告方鸿渐不许欺负孙柔嘉之时，“仿佛本国话力量不够，她订外交条约似的，来个华洋两份”：“你再Bully她，我不答应的。”而孙柔嘉在与方鸿渐吵架时，到最气愤之处，也“嘶声”叫道：“你是个Coward！ Coward！COWARD！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方鸿渐、陆太太和孙柔嘉仿佛都要借助外文才能加强自己的言辞能量，“孤岛”上海在婚恋与政治两个领域的势力抗衡中，都分享着同样的逻辑。
对于《围城》，在组成小家庭的男女故事之外，读者也不能忽略父辈与子辈的这一条线索。最值得玩味的是方鸿渐的发家史。方家本是江南小县城的绅士，父母做主为方鸿渐与在上海开小银行的周家女儿订婚。周小姐早逝后，周家有感于方鸿渐唁信的“情词深挚”，出资让方鸿渐留学。而方鸿渐留学回国后，也是托周家求职并住在周家。于是，小说为我们呈现的是，对于方鸿渐而言，上海没有“父亲”，可以凭靠的势力只有周经理这位“前岳父”——“岳父”已比“父亲”隔了一层，方鸿渐和周小姐从未实现的婚姻关系让这位“前岳父”显得更为生疏。他与苏文纨和唐晓芙的情感纠葛，也发生在寄宿周家的时段中。既住在“岳父”的公馆，享有女婿之名，又与其他女性纠缠不清，种种尴尬和讽刺于焉浮现。方鸿渐在“父亲”或“岳父”问题上的疑难，正对应着“孤岛”上海这块飞地里民族国家认同的失落。在各方势力混杂的“孤岛”中，什么才是那个民族国家的“父亲”？显然不是租界当局和“汪伪”政权，而迁往内地的国民政府也显得太远。方鸿渐与周经理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岳父”之间的关系，正像是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依附的“孤岛”上海的写照。
周经理这位上海“岳父”的强势地位，让人联想到《围城》中上海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小说写道：“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写到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的部分时，男性之间的争斗是故事的主体。然而，在关于上海的部分中，总是女性占尽上风。在方鸿渐归国初期的上海生活中，他牢牢受控于“岳父”周经理和爱而不得的女性唐晓芙，在从三闾大学返回上海之后的婚姻生活里，除了强势的姑母陆太太，就连在内地时显得内敛和谨慎的孙柔嘉和家里的佣人李妈也变得锋芒毕露起来。小说中的上海女性为何如此厉害？首先大概是写实。孙柔嘉说：“我孙柔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们方家来当不付工钱的老妈子！哼，你们家里没有那么阔呢。”不过，小说中上海男性形象的无能，或许更指涉着“孤岛”上海里民族国家认同的摇摆不定。作者讽刺南京沦陷后的上海风气：
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
抗战动员的宣传往往使用的词语是“炎黄子孙”，其背后隐藏了一种宗法制式的前提：“子孙”必须肩负起为父辈祖辈复仇的责任，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然而，上海租界寓公们的自我认知却不过是“未亡人”——寡妇。寡妇尽可以为亡夫悲痛，但之后可以守寡亦可以改嫁（在写作《围城》的上世纪40年代上海，改嫁恐怕才是更顺理成章的选择），更没有复仇的义务。“孤岛”上海在小说中的女性化，影射着“租界寓公”们在救亡责任上的某种逃避。
回到《围城》最为人称道的讽刺艺术。小说前后似乎存在着某种风格上的差异：在小说前半段，暂时未有“家累”的方鸿渐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讽刺。一方面，这些讽刺显露出对于“孤岛”上海世象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方鸿渐自身的灰色属性和讽刺对象的过于普遍，也使得其中的批判力量有所消减。然而，到了后半段，方鸿渐的讽刺大大减少，他的机锋仿佛被真实的家庭生活压垮。在被大家庭生活训练了一张利嘴的方家嫂子们面前，在熟悉市井生活逻辑的佣人李妈面前，在负担一半家庭开销的孙柔嘉面前，方鸿渐简直毫无还击之力。讽刺的逐渐失效也是批判立场的逐渐失效，步入真实家庭生活的方鸿渐不再享有那个高高在上的讽刺位置。在《围城》中，家庭既是现实权力关系与政治局势的某种隐喻，更直接指涉着“孤岛”上海艰难的日常生活。它构成了小说中现实性的前景，是轻快幽默的讽刺表象下真正的沉重之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钱锺书主要以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名世。《围城》在普通读者范围内的名声大噪，与上世纪90年代的“钱学”热潮密切相关。因此，彼时对于钱锺书的接受与解读，都脱不开90年代的文化环境。当然，對于《围城》而言，更广泛的影响或许源自上世纪90年由黄蜀芹导演、陈道明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充满性别关怀、曾导演过被学者戴锦华称为“中国唯一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人·鬼·情》的黄蜀芹，自然倾向于将电视剧的重点放在方鸿渐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四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上。方鸿渐的三心二意与1990年中国已初露苗头的离婚潮相呼应，于是，男女婚姻问题成了《围城》在大众读者心中几乎唯一的关注点。
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围城》主要完成于上海沦陷时期。除去三闾大学一段之外，小说主要写的是方鸿渐等人在上海全面沦陷前夕的“孤岛”时期的生活。钱锺书看似借苏文纨之口将“围城”落实为婚姻家庭的隐喻，或许其实是为有关上海临危、家国围困的真实意图做了障眼法。否则，同为西方古谚，为何钱锺书选择的书名是苏文纨口中的“围城”，而非褚慎明口中的“鸟笼”？“鸟笼”意象连带起的故事是“娜拉出走”，是作为金丝雀的女性要不要离开牢笼的故事。这是五四时代的热门主题。而写于1944年-1946年的《围城》，更关心的显然是作者身边正在发生的上海沦陷与抗日战争。对于在小说表层展开的婚恋家庭主题而言，是战争而非娜拉式的自由思想与激烈言辞，才构成了影响幸福的决定性力量。小说后半部分转向写方鸿渐和孙柔嘉在婚姻里的一地鸡毛，正是抗战时期上海经济困顿的真实写照。
不过，沦陷区的种种文化管制，使得钱锺书对于战争的关切只能呈现为小说中的种种曲笔。学者吴晓东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围城》中存在着大量与战争有关的比喻。小说虽然并未直书战争，但这种“战争话语修辞术”却营造出“战争背景从未离场的总体感受”。在《围城》中，这种“战争话语修辞术”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婚恋与家庭的层面。比如，方鸿渐面对苏文纨的恋爱手段决定“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李梅亭则对孙柔嘉“像望远镜侦察似的细看”；比如，在褚慎明的“鸟笼”和苏文纨的“围城”两大比喻之后，针对褚慎明在婚姻问题上的故作超脱，方鸿渐则以“反正你会摆空城计”一语作答；再比如，方遯翁有感于方孙两亲家间的冲突不断，以“世缔婚姻，而世寻干戈”来解释“结为秦晋”，等等。根据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的理论，爱欲与战争都是力比多冲突的表现形式。既然现实中的战争无法直写，那么小说中所着意描写的婚恋家庭，未尝不可被视为现实战争的另一种表达。
一旦建立起婚恋家庭与现实战争之间的这种隐喻等式，《围城》中的不少细节便呈现出意味深长的样态。在小说中，方鸿渐终于鼓起勇气向苏文纨表示自己另有爱人。一经苏文纨逼问，方鸿渐便不敢再言，“急得说抽去了脊骨的法文”：“我——我爱一个人，——爱一个女人另外，懂？原谅，我求你一千个原谅。”同样，当陆太太劝告方鸿渐不许欺负孙柔嘉之时，“仿佛本国话力量不够，她订外交条约似的，来个华洋两份”：“你再Bully她，我不答应的。”而孙柔嘉在与方鸿渐吵架时，到最气愤之处，也“嘶声”叫道：“你是个Coward！ Coward！COWARD！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方鸿渐、陆太太和孙柔嘉仿佛都要借助外文才能加强自己的言辞能量，“孤岛”上海在婚恋与政治两个领域的势力抗衡中，都分享着同样的逻辑。
对于《围城》，在组成小家庭的男女故事之外，读者也不能忽略父辈与子辈的这一条线索。最值得玩味的是方鸿渐的发家史。方家本是江南小县城的绅士，父母做主为方鸿渐与在上海开小银行的周家女儿订婚。周小姐早逝后，周家有感于方鸿渐唁信的“情词深挚”，出资让方鸿渐留学。而方鸿渐留学回国后，也是托周家求职并住在周家。于是，小说为我们呈现的是，对于方鸿渐而言，上海没有“父亲”，可以凭靠的势力只有周经理这位“前岳父”——“岳父”已比“父亲”隔了一层，方鸿渐和周小姐从未实现的婚姻关系让这位“前岳父”显得更为生疏。他与苏文纨和唐晓芙的情感纠葛，也发生在寄宿周家的时段中。既住在“岳父”的公馆，享有女婿之名，又与其他女性纠缠不清，种种尴尬和讽刺于焉浮现。方鸿渐在“父亲”或“岳父”问题上的疑难，正对应着“孤岛”上海这块飞地里民族国家认同的失落。在各方势力混杂的“孤岛”中，什么才是那个民族国家的“父亲”？显然不是租界当局和“汪伪”政权，而迁往内地的国民政府也显得太远。方鸿渐与周经理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岳父”之间的关系，正像是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依附的“孤岛”上海的写照。
周经理这位上海“岳父”的强势地位，让人联想到《围城》中上海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小说写道：“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写到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的部分时，男性之间的争斗是故事的主体。然而，在关于上海的部分中，总是女性占尽上风。在方鸿渐归国初期的上海生活中，他牢牢受控于“岳父”周经理和爱而不得的女性唐晓芙，在从三闾大学返回上海之后的婚姻生活里，除了强势的姑母陆太太，就连在内地时显得内敛和谨慎的孙柔嘉和家里的佣人李妈也变得锋芒毕露起来。小说中的上海女性为何如此厉害？首先大概是写实。孙柔嘉说：“我孙柔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们方家来当不付工钱的老妈子！哼，你们家里没有那么阔呢。”不过，小说中上海男性形象的无能，或许更指涉着“孤岛”上海里民族国家认同的摇摆不定。作者讽刺南京沦陷后的上海风气：
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
抗战动员的宣传往往使用的词语是“炎黄子孙”，其背后隐藏了一种宗法制式的前提：“子孙”必须肩负起为父辈祖辈复仇的责任，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然而，上海租界寓公们的自我认知却不过是“未亡人”——寡妇。寡妇尽可以为亡夫悲痛，但之后可以守寡亦可以改嫁（在写作《围城》的上世纪40年代上海，改嫁恐怕才是更顺理成章的选择），更没有复仇的义务。“孤岛”上海在小说中的女性化，影射着“租界寓公”们在救亡责任上的某种逃避。
回到《围城》最为人称道的讽刺艺术。小说前后似乎存在着某种风格上的差异：在小说前半段，暂时未有“家累”的方鸿渐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讽刺。一方面，这些讽刺显露出对于“孤岛”上海世象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方鸿渐自身的灰色属性和讽刺对象的过于普遍，也使得其中的批判力量有所消减。然而，到了后半段，方鸿渐的讽刺大大减少，他的机锋仿佛被真实的家庭生活压垮。在被大家庭生活训练了一张利嘴的方家嫂子们面前，在熟悉市井生活逻辑的佣人李妈面前，在负担一半家庭开销的孙柔嘉面前，方鸿渐简直毫无还击之力。讽刺的逐渐失效也是批判立场的逐渐失效，步入真实家庭生活的方鸿渐不再享有那个高高在上的讽刺位置。在《围城》中，家庭既是现实权力关系与政治局势的某种隐喻，更直接指涉着“孤岛”上海艰难的日常生活。它构成了小说中现实性的前景，是轻快幽默的讽刺表象下真正的沉重之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