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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既然是政治博弈的手段，那就有必要不断通过后续行动保证达到意图目的。蔡元培在胡适等好友的帮助下拟定了辞职步骤，其中当然包括左右事后舆论的计划。他们希望呼唤出关于辞职正义性的有益评论，扩大辞职的社会影响，以便对政府当局施加更大压力，扭转彭允彝干涉司法的现状。
蔡元培一生辞职多达二十余次，后来他总结自己经历时曾说“一生难进易退”， 大概可以作为多次辞职的真实写照。而1923 年蔡元培辞职是历次辞职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因为自此之后他再未回到北大。当时各路人马纷纷发表对辞职的看法和成见，借此阐述自己的信念和主张；而蔡元培身份又极具特殊性，他横跨政学两界，因辞职而导致的学潮把学生和政府两方均牵扯在内，声势浩大又情形复杂，称得上是民国波诡云谲政治局势的缩影。
辞职始末
1923 年蔡元培辞职的导火索为“罗文干案”。1922 年11 月，因军阀政治争斗，曹锟指使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当时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胁迫总统黎元洪将其逮捕。经地方检察厅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随后1923 年1 月11 日无罪释放。而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在众议院筹到足够同意票，便迎合议长，提议对罗案进行复议，于是1 月15 日，司法总长程克下令将罗再次逮捕。
罗文干与蔡元培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 年4 月，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罗文干等共16 人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好人参加政府以促进政治改革。该年9 月由王宠惠任国务总理而组建的这届内阁，就属于这一“好人政治”的实践， 罗文干在内阁中担任财务总长。蔡元培面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被军阀政权践踏而破灭，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恶人不惜公然违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监狱， 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抚平内心的愤激。于是，1 月17 日，蔡元培向总统府递交了辞呈。
事实上，蔡元培得知罗文干再度入狱的新闻并非通过报纸，乃是好友邵飘萍告知。1923 年1 月17 日，邵飘萍邀请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三人一起在北京东华饭店吃午饭，席间邵飘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蔡元培听到后很愤激，因此主张邀集国立各校长中之可与共事者，以辞职为抗议， 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在做出辞职决定之后， 蔡元培在周围好友帮助下，精心设计了辞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辞呈竟然不是蔡元培亲自写的。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说，17 日四人在东华饭店听到消息后，蔡元培先请邵飘萍草拟一份辞呈，然而大家对邵稿不甚满意，于是只好先散了，带着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议。到蔡家后， 经过再次商议，决计不用邵稿，由胡适另外起稿， 在胡稿上蔡元培又进行删改并邀请了汤尔和再加商议。商议之后决定了两处重要的细节：“①初稿为‘元培等’，决改为一人出名，不邀各校长了； ②我们初议蔡先生不出京，尔和（汤尔和，蔡元培好友）劝他即日出京，蔡先生也依了。”
1 月18 日早晨，蔡元培即离京前往天津。这封辞呈究竟怎么曝光以导致天下皆知如今已经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从事后政府的敷衍塞责态度可以推断不太可能是政府方面主动泄露消息，因此更可能是蔡元培这边主动把此事捅给《晨报》以广而告之的。可作为旁证的是1 月18 日的《晨报》除了报道蔡元培辞职消息并登出辞呈全文外， 还接连三天（18、19、20 日）刊登了《蔡元培启事》， 声明其“为保持独立人格”，已呈请总统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启事既然是蔡元培主动去宣称的， 那无疑可以说明辞呈文本也是他自己透漏的。
有意思的是，当蔡元培到达天津几日后，《晨报》刊登了他与友人在车站的谈话，“蔡元培离京后，其友人某君，遇之于天津车站，两人略有问答”，按理这番谈话实属偶然，并未事前准备。然而谈话末尾，当友人问及辞职真意时，蔡回答说“即有宣言发表”，读后“当自知之”。因此其实宣言也早就事先拟定了，而那番车站谈话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以友人谈话口吻道明辞职的真实意图，借机平息坊间诸多繁杂议论罢了，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希望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宣言发表的时间也很讲究，蔡元培18 日到达天津，19 日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彭允彝教育部长之职，因此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至关重要。蔡元培选择到23 日才发表宣言，是因为24 日即是参议院投阁员同意票的时间，他希望宣言的发表能引起巨大反对彭允彝的呼声，对于议员投票产生影响，阻止彭允彝当选。
蔡元培辞职之后，顿时舆论哗然。很多人议论蔡元培辞职事实上有与彭允彝争意气且袒护罗文干的嫌疑。为了表明自己辞职不是出于跟彭允彝的私人政治恩怨，更非单纯偏袒好友罗文干， 所以蔡元培在《不合作宣言》中引用《易传》语“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形容彭允彝等人贪恋权位而酿成许多纠纷的事情。他阐述辞职理由时，指出亦是出于“不敢放弃国民天职”，之所以告退乃是怕“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
多年之后蔡元培曾经透漏过，“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 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亲密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 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麟） 诸君会商，均认为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对他而言，从一开始辞职就不仅仅是无奈而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以辞职为抗议，意图通过辞职达到自己预定目的，辞职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社会反应
辞职既然是政治博弈的手段，那就有必要不断通过后续行动保证达到意图目的。蔡元培在胡适等好友的帮助下拟定了辞职步骤，其中当然包括左右事后舆论的计划。他们希望呼唤出关于辞职正义性的有益评论，扩大辞职的社会影响，以便对政府当局施加更大压力，扭转彭允彝干涉司法的现状。 胡适前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发表在1923 年1 月21 日的第38 期《努力周报》上。仅仅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影响力不够，胡适动用人际关系网络， 希望借助朋友之力更大范围内掀起舆论影响。
蔡元培辞呈见报的第二天，胡适给任鸿隽写了封信。第三天（1 月20 日）给朱经农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希望两人帮助联络上海文化界名流，写文章呼应蔡元培辞职，扩大影响力。接到信后两人分头联系，朱经农找黄炎培和张东荪，任鸿隽找章太炎和汪精卫。汪精卫因为生病没有见到面，章太炎则明显倾向于支持彭允彝，对于任鸿隽让他撰文批评国会和政府则拖延推诿。因此最后的结果很惨淡，只有《时事新报》发表了些许文字， 影响力很微弱，没有达到胡适开始的期望。
情况直到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之后方才改变。然而蔡元培自己从未提及“不合作主义” 这样的名字，宣言的标题是由晨报记者加上的， 原为《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宣言后并附上简短解释，进一步阐释了不合作主义的内涵。晨报记者审阅此篇宣言，认为蔡元培想用印度甘地抵抗英国政府的“不合作主义”（Non-cooperation） 方法打破如今的恶人政治。这样的提法引爆了这场“不合作主义”的争论。
胡适和徐志摩立刻发文表示赞同，两人文章均发在第39 期《努力周报》上。胡适《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 》，徐志摩《 “就使打破了头， 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胡适在文中照例先肯定蔡元培举动的正义性，同时他肯定蔡元培此举的确如印度甘地不合作主义一样，是相当有必要的。徐志摩则对蔡元培这种理想精神大为赞扬，他认为理想主义的行为总被卑污苟且的社会所不能容忍，并且对其拳打脚踢和冷嘲热讽。但蔡元培就是这“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每个有道德的同志都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然而由于陈独秀的介入，双方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但当陈独秀2 月7 日发表《再论不合作主义》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如火如荼展开。舆论界都开始响应工人罢工，蔡元培辞职引发的舆论之争渐渐退到幕后。
而当北京大学学子知道蔡元培辞职消息之后， 开始行动起来，向黎元洪和国会请愿，以达到 “驱逐彭允彝”并“挽留蔡元培”的目的。然而学生请愿的结果也未收到预期效果，彭允彝1 月30 日正式就任教育总长职位。
在此期间，蔡元培一直在天津观察形势，等到辞职效果失败之后，他开始部署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的2 月底，他确定了前往欧洲的计划。3 月2 日在他的日记中，他详细记下了往欧洲船票的价格，已拿定主意不再返回北京大学出任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多达二十余次，后来他总结自己经历时曾说“一生难进易退”， 大概可以作为多次辞职的真实写照。而1923 年蔡元培辞职是历次辞职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因为自此之后他再未回到北大。当时各路人马纷纷发表对辞职的看法和成见，借此阐述自己的信念和主张；而蔡元培身份又极具特殊性，他横跨政学两界，因辞职而导致的学潮把学生和政府两方均牵扯在内，声势浩大又情形复杂，称得上是民国波诡云谲政治局势的缩影。
辞职始末
1923 年蔡元培辞职的导火索为“罗文干案”。1922 年11 月，因军阀政治争斗，曹锟指使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当时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胁迫总统黎元洪将其逮捕。经地方检察厅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随后1923 年1 月11 日无罪释放。而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在众议院筹到足够同意票，便迎合议长，提议对罗案进行复议，于是1 月15 日，司法总长程克下令将罗再次逮捕。
罗文干与蔡元培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 年4 月，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罗文干等共16 人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好人参加政府以促进政治改革。该年9 月由王宠惠任国务总理而组建的这届内阁，就属于这一“好人政治”的实践， 罗文干在内阁中担任财务总长。蔡元培面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被军阀政权践踏而破灭，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恶人不惜公然违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监狱， 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抚平内心的愤激。于是，1 月17 日，蔡元培向总统府递交了辞呈。
事实上，蔡元培得知罗文干再度入狱的新闻并非通过报纸，乃是好友邵飘萍告知。1923 年1 月17 日，邵飘萍邀请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三人一起在北京东华饭店吃午饭，席间邵飘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蔡元培听到后很愤激，因此主张邀集国立各校长中之可与共事者，以辞职为抗议， 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在做出辞职决定之后， 蔡元培在周围好友帮助下，精心设计了辞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辞呈竟然不是蔡元培亲自写的。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说，17 日四人在东华饭店听到消息后，蔡元培先请邵飘萍草拟一份辞呈，然而大家对邵稿不甚满意，于是只好先散了，带着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议。到蔡家后， 经过再次商议，决计不用邵稿，由胡适另外起稿， 在胡稿上蔡元培又进行删改并邀请了汤尔和再加商议。商议之后决定了两处重要的细节：“①初稿为‘元培等’，决改为一人出名，不邀各校长了； ②我们初议蔡先生不出京，尔和（汤尔和，蔡元培好友）劝他即日出京，蔡先生也依了。”
1 月18 日早晨，蔡元培即离京前往天津。这封辞呈究竟怎么曝光以导致天下皆知如今已经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从事后政府的敷衍塞责态度可以推断不太可能是政府方面主动泄露消息，因此更可能是蔡元培这边主动把此事捅给《晨报》以广而告之的。可作为旁证的是1 月18 日的《晨报》除了报道蔡元培辞职消息并登出辞呈全文外， 还接连三天（18、19、20 日）刊登了《蔡元培启事》， 声明其“为保持独立人格”，已呈请总统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启事既然是蔡元培主动去宣称的， 那无疑可以说明辞呈文本也是他自己透漏的。
有意思的是，当蔡元培到达天津几日后，《晨报》刊登了他与友人在车站的谈话，“蔡元培离京后，其友人某君，遇之于天津车站，两人略有问答”，按理这番谈话实属偶然，并未事前准备。然而谈话末尾，当友人问及辞职真意时，蔡回答说“即有宣言发表”，读后“当自知之”。因此其实宣言也早就事先拟定了，而那番车站谈话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以友人谈话口吻道明辞职的真实意图，借机平息坊间诸多繁杂议论罢了，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希望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宣言发表的时间也很讲究，蔡元培18 日到达天津，19 日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彭允彝教育部长之职，因此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至关重要。蔡元培选择到23 日才发表宣言，是因为24 日即是参议院投阁员同意票的时间，他希望宣言的发表能引起巨大反对彭允彝的呼声，对于议员投票产生影响，阻止彭允彝当选。
蔡元培辞职之后，顿时舆论哗然。很多人议论蔡元培辞职事实上有与彭允彝争意气且袒护罗文干的嫌疑。为了表明自己辞职不是出于跟彭允彝的私人政治恩怨，更非单纯偏袒好友罗文干， 所以蔡元培在《不合作宣言》中引用《易传》语“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形容彭允彝等人贪恋权位而酿成许多纠纷的事情。他阐述辞职理由时，指出亦是出于“不敢放弃国民天职”，之所以告退乃是怕“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
多年之后蔡元培曾经透漏过，“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 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亲密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 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麟） 诸君会商，均认为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对他而言，从一开始辞职就不仅仅是无奈而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以辞职为抗议，意图通过辞职达到自己预定目的，辞职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社会反应
辞职既然是政治博弈的手段，那就有必要不断通过后续行动保证达到意图目的。蔡元培在胡适等好友的帮助下拟定了辞职步骤，其中当然包括左右事后舆论的计划。他们希望呼唤出关于辞职正义性的有益评论，扩大辞职的社会影响，以便对政府当局施加更大压力，扭转彭允彝干涉司法的现状。 胡适前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发表在1923 年1 月21 日的第38 期《努力周报》上。仅仅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影响力不够，胡适动用人际关系网络， 希望借助朋友之力更大范围内掀起舆论影响。
蔡元培辞呈见报的第二天，胡适给任鸿隽写了封信。第三天（1 月20 日）给朱经农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希望两人帮助联络上海文化界名流，写文章呼应蔡元培辞职，扩大影响力。接到信后两人分头联系，朱经农找黄炎培和张东荪，任鸿隽找章太炎和汪精卫。汪精卫因为生病没有见到面，章太炎则明显倾向于支持彭允彝，对于任鸿隽让他撰文批评国会和政府则拖延推诿。因此最后的结果很惨淡，只有《时事新报》发表了些许文字， 影响力很微弱，没有达到胡适开始的期望。
情况直到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之后方才改变。然而蔡元培自己从未提及“不合作主义” 这样的名字，宣言的标题是由晨报记者加上的， 原为《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宣言后并附上简短解释，进一步阐释了不合作主义的内涵。晨报记者审阅此篇宣言，认为蔡元培想用印度甘地抵抗英国政府的“不合作主义”（Non-cooperation） 方法打破如今的恶人政治。这样的提法引爆了这场“不合作主义”的争论。
胡适和徐志摩立刻发文表示赞同，两人文章均发在第39 期《努力周报》上。胡适《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 》，徐志摩《 “就使打破了头， 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胡适在文中照例先肯定蔡元培举动的正义性，同时他肯定蔡元培此举的确如印度甘地不合作主义一样，是相当有必要的。徐志摩则对蔡元培这种理想精神大为赞扬，他认为理想主义的行为总被卑污苟且的社会所不能容忍，并且对其拳打脚踢和冷嘲热讽。但蔡元培就是这“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每个有道德的同志都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然而由于陈独秀的介入，双方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但当陈独秀2 月7 日发表《再论不合作主义》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如火如荼展开。舆论界都开始响应工人罢工，蔡元培辞职引发的舆论之争渐渐退到幕后。
而当北京大学学子知道蔡元培辞职消息之后， 开始行动起来，向黎元洪和国会请愿，以达到 “驱逐彭允彝”并“挽留蔡元培”的目的。然而学生请愿的结果也未收到预期效果，彭允彝1 月30 日正式就任教育总长职位。
在此期间，蔡元培一直在天津观察形势，等到辞职效果失败之后，他开始部署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的2 月底，他确定了前往欧洲的计划。3 月2 日在他的日记中，他详细记下了往欧洲船票的价格，已拿定主意不再返回北京大学出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