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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如果能适当进行补充，你的观点会更完美……”在汉川市华严农场中学九（1）班语文课上，“飞翔组”小组长夏小宇的发言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镜头只是汉川市课改的一个掠影。出现这种可喜的局面，得益于该市教育局于2014年启动的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课改。而推动这场“马拉松式”课改的背后，有一位甘当幕后“推手”的“耕耘者”。他，就是曾多年担任初高中毕业班英语教师，现任汉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张建安。
《湖北教育》：汉川课改走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并且把着力点放在“自下而上”的基层学校课堂建设上。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路？
张建安：从根本上来说，课改的动因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变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当中，知识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在增加和更新，我们若不想被淘汰，就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曾经“万校一书”的课程体系、“千人一面”的培养方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课堂所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严重脱节，这可以说是课改前很多学校和老师的“通病”。
从现实原因看，是回应来自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四方诉求的需要。传统的课堂，学生累，家长忧，教师苦，校长“压力山大”。那几年，与基层干部、师生的每一次交谈，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课改的热切呼唤。这种呼唤，发自内心，出于真心。抓住这个“心”，就抓住了“自下而上”的“根”。
让我痛下决心呼吁并积极参与课改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源于我对当今农村教育的长期探索与思考;二是我在农村学校的两次听课。一次，我到一所小学听了一节三年级数学课，教师完全是满堂讲、满堂练，而当堂作业的全对率不足50%，合格率不足60%。另一次是到一所农村初中听了一节英语课，一个班34名学生，有12名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而教师依然“口若悬河”。
《湖北教育》：在“自上而下”方面，汉川有哪些具体的推动措施？
张建安：自汉川启动课改以来，我们共调研出台了7个规范性文件，修订了18项与课改不相适应的评价制度，搭起了我市生本课堂建设的“四梁八柱”。这些政策出台后，没有出现半点“中梗阻”，并且从上而下呈现出“叫好又叫座”的可喜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站在改变师与生、教与学关系上。
对中小学校而言，课改的关键是改课;改课的实质是改变师与生、教与学的关系;而课改背景下的这两种关系，我认为其实质就是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关系。我们没有直奔主题来谈“顶层设计”，就在于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这六个字上做文章，做大文章。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有了“吹皱”汉川课改“一池春水”到“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巨变。
“自主、合作、探究”，从学习方式的角度理解，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有机统一;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就是“尊重自主、平等合作、共同探究”的共生共荣。如果单从课堂层面或单从“生生”层面来落实“自主、合作、探究”，那只能是“舍本逐末”，或者叫“本末倒置”。这个“本”，就是保障改革推进的体制、机制，就是课改背景下机关与基层之间、校际之间、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新型关系。
由此，我们建构出我市课改的基本路径：分步走（先试点，后普及），自主走（鼓励学校自主探究，百花齐放），往里走（追求个性化，力戒同质化）。2014—2016年为试点先动阶段，全市确定了26个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2016—2018年为整体联动阶段，所有学校全部发动;同期，我们及时启动示范带动工程，在全市中小学开展第一轮“争创生本课堂示范（合格）学校、争当生本课堂示范（合格）教师”（简称“双争”）的活动。2018年秋，在第一轮“双争”活动即将结束时，我们又吹响了纵深推动的号角，在全市中小学全面开展“深化生本课堂建设，深度推进素质教育”（简称“双深”）活动，并于年底启动了第二轮“双争”活动。尽管去年底局领导班子发生调整，但新局长上任后，就作出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郑重承诺。这些举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既让参与课改的基层吃了“定心丸”，又让一线教师体验到在课改中成长的快乐。
《湖北教育》：课改整体思路进入执行层面，更需要结合每所学校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各自学校的课改之路。具体到一所学校，又是如何落实？
张建安：对每所学校的课改，我们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四步，即临模—入模—出模—建模。对于学校操作的指导，我们相应的策略是“临模各取所需，入模多维打磨，出模验收考核，建模评价推介”。
在临模阶段，我们提供了多种“模式”供选择：一是编印了得到广泛认可的课程改革“七大范式”供借鉴;二是选取宜昌市天问学校、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等四所学校作为样本校;三是鼓励学校根据自身特点选取适合自己的模式。比如汉川二中选取的是昌乐二中模式，他们请昌乐二中派一线教师团队到学校演练指导，手把手地教，点对点地学，校长带头，全员参与，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出模到建模的华丽转身;垌冢中学地处我市西北边陲，他们与夷陵区分乡初中结对子，相互学习，共同探讨，摸索出了具有鲜明校本特色的“三环六步”幸福课堂模式，教育教学质量跻身于我市乃至孝感市前列，成为校际合作共赢的典范;新堰吕巷小学是汉川最边远的小学之一，他们不甘落后，主动拜本镇中心小学为师，采取细化每一步、步步抓落实的办法，通过两年努力，成为我市农村小学课改的示范点。
《湖北教育》：课改初期，部分老师、管理者可能会产生很多不适应。汉川是如何引导学校、教师自主自发参与课改，产生“自下而上”联动效应的？
张建安：自2001年国家启动第八轮课改后，我们也在课改上花了很多精力，但收效不大。经历了诸多尝试之后推行的“自主、合作、探究”模式，让基层尝到了“甜头”，所以大家参与的热情很高。
有两个例子让我记忆深刻：一是“一言九鼎”变成了“一言九顶”。在起草第一个文本即《汉川市生本课堂实施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基层意见，让基层敢“頂”。按惯例，这种政策文件一般由专人起草，然后象征性地征求意见，稍作修改，就下发实施。这次在征求基层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定调“领导只听不解释、不发表意见;发言者什么都可以说，甚至可以跳出征求意见稿来说”。有了这样的要求，讨论结果出乎意料，推翻一稿后，接着又是二稿、三稿，历经8次修改，最后才形成达成广泛共识的第一个文本。二是“领导变学生，校长变组员，教师唱主角”。对生本课堂的定位是基于小组合作学习前提下的生本课堂。而小组合作，一线教师最有发言权。我们组织了很多活动，如拜市内外的一线教师为师，以小组模拟“实战”的形式对学校校长和教育局领导干部进行“头脑风暴”“变脸”。这类活动让决策者变成了“合作者”“协奏者”。角色变了，底气足了，地气就自然而然接上了。 《湖北教育》：在推动和深化汉川课改的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化解的？
张建安：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经费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但这些困难好解决，因为我们有个好班子，两任领导班子都给了我强力支持，那就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力出力”。最大的困难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困难，理念更新上的困难。
汉川启动生本课堂建设时，在真学与应付学之间，我们选择了真学。我先后20多次带队外出学习考察，每月下校、进课堂时间不少于10天，近五年累计作专题讲座40多场，与一线管理干部、教师交心谈心近千人次。基层学校不论大小远近，只要是事关生本课堂的研讨活动，我都参加。近五年来，汉川外派学习近3000人次，达到在岗教师总数的五分之二，外派校长挂职培训60余人次，达到校长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回顾参与主持的课改历程，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从2009年起，我們将重点高中的招生计划指标100%分配到乡镇和局直初中，并且将义教阶段考试的“三率”（即均分、优质率、合格率）评价调整为“四率”（即均分、合格率、后20%均分、巩固率），取消了优质率评价，加大合格率评价的比重。这些重大调整引起的震荡持续了五六年。其中的阻力和艰难可谓“一言难尽”，但我们坚持不变，毫不动摇。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汉川没有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有分快慢班或变相分快慢班的行为。2016年，启动“双争”活动时，我们又修订了落实“全面发展”推进生本课堂的18项评价制度，并且态度坚决，一抓到底。
《湖北教育》：课改之后，汉川教育呈现出哪些新面貌？
张建安：课改后的新面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概述：一是“百花齐放”的局面初步形成。教育局举行的各类传统赛事如田径运动会、经典诵读比赛、中小学生足球比赛、书法比赛等，不再“花开富贵”，集中在城区学校或重点学校，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农村学校、边远学校时不时有“黑马”出现;近两年实施的重点高中特长生招生，城区农村占比适当，充分说明课改让农村学校不再落后，农村的孩子也能自信、从容地与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二是聚焦主业的热情持续高涨。外出观摩，基层的要求不是减人而是加人;市内研讨，实际参加人数大大多于规定人数。有的老教师为了学习电子导学案制作，春晚也顾不上看。三是呈现出教育质量逐年提升的可喜态势。我市的中考、高考质量年年有提高，年年有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湖北教育》：从一所学校，一位老师，甚至到一名学生身上产生的变化，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课改带来的影响。您能否给我们谈谈他们的变化？
张建安：在汉川近五年的改课实践中，涌现出很多鲜活的案例。马鞍乡八一小学，课改前，教师“人心思走”，学校班子精神面貌不振，质量综合评价一直居全市靠后位置，教育局组织的各类检查，该校总有问题或情况被通报。课改启动后，该校各项工作都摆脱了末位，有的工作在全市还处于靠前位次;学校凝聚力大大增强，推选出了全市的师德标兵参加巡回演讲，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获全省一等奖，今年又将代表孝感市参加全省比赛。
再如汉川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李平芳。课改前，她加班加点成常态，但课堂效果并不理想。参与课改后，她大胆求变：一是努力落实“兵管兵”，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把自己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专长充分运用于小组建设，科学组建小组，培训组员，明确职责。二是大胆尝试“兵教兵”，让学生走上讲台。她的课堂上，每一位学生都愿意跟同学分享，许多学生为了能给其他同学讲清楚自己做错的题或感兴趣的题，会想方设法查找资料，甚至和家长、同学一起讨论。到九年级复习的最后阶段，李老师所带的学生基本上不怎么需要老师讲题了，而是自发地要求到黑板上给同学们讲题。她所任的学科，合格率达到96%以上，总分120分的数学，均分超过100分，高于全市校际综合评比最高值10分左右。
《湖北教育》：汉川课改走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并且把着力点放在“自下而上”的基层学校课堂建设上。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路？
张建安：从根本上来说，课改的动因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变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当中，知识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在增加和更新，我们若不想被淘汰，就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曾经“万校一书”的课程体系、“千人一面”的培养方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课堂所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严重脱节，这可以说是课改前很多学校和老师的“通病”。
从现实原因看，是回应来自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四方诉求的需要。传统的课堂，学生累，家长忧，教师苦，校长“压力山大”。那几年，与基层干部、师生的每一次交谈，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课改的热切呼唤。这种呼唤，发自内心，出于真心。抓住这个“心”，就抓住了“自下而上”的“根”。
让我痛下决心呼吁并积极参与课改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源于我对当今农村教育的长期探索与思考;二是我在农村学校的两次听课。一次，我到一所小学听了一节三年级数学课，教师完全是满堂讲、满堂练，而当堂作业的全对率不足50%，合格率不足60%。另一次是到一所农村初中听了一节英语课，一个班34名学生，有12名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而教师依然“口若悬河”。
《湖北教育》：在“自上而下”方面，汉川有哪些具体的推动措施？
张建安：自汉川启动课改以来，我们共调研出台了7个规范性文件，修订了18项与课改不相适应的评价制度，搭起了我市生本课堂建设的“四梁八柱”。这些政策出台后，没有出现半点“中梗阻”，并且从上而下呈现出“叫好又叫座”的可喜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站在改变师与生、教与学关系上。
对中小学校而言，课改的关键是改课;改课的实质是改变师与生、教与学的关系;而课改背景下的这两种关系，我认为其实质就是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关系。我们没有直奔主题来谈“顶层设计”，就在于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这六个字上做文章，做大文章。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有了“吹皱”汉川课改“一池春水”到“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巨变。
“自主、合作、探究”，从学习方式的角度理解，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有机统一;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就是“尊重自主、平等合作、共同探究”的共生共荣。如果单从课堂层面或单从“生生”层面来落实“自主、合作、探究”，那只能是“舍本逐末”，或者叫“本末倒置”。这个“本”，就是保障改革推进的体制、机制，就是课改背景下机关与基层之间、校际之间、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新型关系。
由此，我们建构出我市课改的基本路径：分步走（先试点，后普及），自主走（鼓励学校自主探究，百花齐放），往里走（追求个性化，力戒同质化）。2014—2016年为试点先动阶段，全市确定了26个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2016—2018年为整体联动阶段，所有学校全部发动;同期，我们及时启动示范带动工程，在全市中小学开展第一轮“争创生本课堂示范（合格）学校、争当生本课堂示范（合格）教师”（简称“双争”）的活动。2018年秋，在第一轮“双争”活动即将结束时，我们又吹响了纵深推动的号角，在全市中小学全面开展“深化生本课堂建设，深度推进素质教育”（简称“双深”）活动，并于年底启动了第二轮“双争”活动。尽管去年底局领导班子发生调整，但新局长上任后，就作出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郑重承诺。这些举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既让参与课改的基层吃了“定心丸”，又让一线教师体验到在课改中成长的快乐。
《湖北教育》：课改整体思路进入执行层面，更需要结合每所学校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各自学校的课改之路。具体到一所学校，又是如何落实？
张建安：对每所学校的课改，我们提出的总体要求是四步，即临模—入模—出模—建模。对于学校操作的指导，我们相应的策略是“临模各取所需，入模多维打磨，出模验收考核，建模评价推介”。
在临模阶段，我们提供了多种“模式”供选择：一是编印了得到广泛认可的课程改革“七大范式”供借鉴;二是选取宜昌市天问学校、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等四所学校作为样本校;三是鼓励学校根据自身特点选取适合自己的模式。比如汉川二中选取的是昌乐二中模式，他们请昌乐二中派一线教师团队到学校演练指导，手把手地教，点对点地学，校长带头，全员参与，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出模到建模的华丽转身;垌冢中学地处我市西北边陲，他们与夷陵区分乡初中结对子，相互学习，共同探讨，摸索出了具有鲜明校本特色的“三环六步”幸福课堂模式，教育教学质量跻身于我市乃至孝感市前列，成为校际合作共赢的典范;新堰吕巷小学是汉川最边远的小学之一，他们不甘落后，主动拜本镇中心小学为师，采取细化每一步、步步抓落实的办法，通过两年努力，成为我市农村小学课改的示范点。
《湖北教育》：课改初期，部分老师、管理者可能会产生很多不适应。汉川是如何引导学校、教师自主自发参与课改，产生“自下而上”联动效应的？
张建安：自2001年国家启动第八轮课改后，我们也在课改上花了很多精力，但收效不大。经历了诸多尝试之后推行的“自主、合作、探究”模式，让基层尝到了“甜头”，所以大家参与的热情很高。
有两个例子让我记忆深刻：一是“一言九鼎”变成了“一言九顶”。在起草第一个文本即《汉川市生本课堂实施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基层意见，让基层敢“頂”。按惯例，这种政策文件一般由专人起草，然后象征性地征求意见，稍作修改，就下发实施。这次在征求基层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定调“领导只听不解释、不发表意见;发言者什么都可以说，甚至可以跳出征求意见稿来说”。有了这样的要求，讨论结果出乎意料，推翻一稿后，接着又是二稿、三稿，历经8次修改，最后才形成达成广泛共识的第一个文本。二是“领导变学生，校长变组员，教师唱主角”。对生本课堂的定位是基于小组合作学习前提下的生本课堂。而小组合作，一线教师最有发言权。我们组织了很多活动，如拜市内外的一线教师为师，以小组模拟“实战”的形式对学校校长和教育局领导干部进行“头脑风暴”“变脸”。这类活动让决策者变成了“合作者”“协奏者”。角色变了，底气足了，地气就自然而然接上了。 《湖北教育》：在推动和深化汉川课改的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化解的？
张建安：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经费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但这些困难好解决，因为我们有个好班子，两任领导班子都给了我强力支持，那就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力出力”。最大的困难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困难，理念更新上的困难。
汉川启动生本课堂建设时，在真学与应付学之间，我们选择了真学。我先后20多次带队外出学习考察，每月下校、进课堂时间不少于10天，近五年累计作专题讲座40多场，与一线管理干部、教师交心谈心近千人次。基层学校不论大小远近，只要是事关生本课堂的研讨活动，我都参加。近五年来，汉川外派学习近3000人次，达到在岗教师总数的五分之二，外派校长挂职培训60余人次，达到校长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回顾参与主持的课改历程，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从2009年起，我們将重点高中的招生计划指标100%分配到乡镇和局直初中，并且将义教阶段考试的“三率”（即均分、优质率、合格率）评价调整为“四率”（即均分、合格率、后20%均分、巩固率），取消了优质率评价，加大合格率评价的比重。这些重大调整引起的震荡持续了五六年。其中的阻力和艰难可谓“一言难尽”，但我们坚持不变，毫不动摇。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汉川没有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有分快慢班或变相分快慢班的行为。2016年，启动“双争”活动时，我们又修订了落实“全面发展”推进生本课堂的18项评价制度，并且态度坚决，一抓到底。
《湖北教育》：课改之后，汉川教育呈现出哪些新面貌？
张建安：课改后的新面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概述：一是“百花齐放”的局面初步形成。教育局举行的各类传统赛事如田径运动会、经典诵读比赛、中小学生足球比赛、书法比赛等，不再“花开富贵”，集中在城区学校或重点学校，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农村学校、边远学校时不时有“黑马”出现;近两年实施的重点高中特长生招生，城区农村占比适当，充分说明课改让农村学校不再落后，农村的孩子也能自信、从容地与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二是聚焦主业的热情持续高涨。外出观摩，基层的要求不是减人而是加人;市内研讨，实际参加人数大大多于规定人数。有的老教师为了学习电子导学案制作，春晚也顾不上看。三是呈现出教育质量逐年提升的可喜态势。我市的中考、高考质量年年有提高，年年有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湖北教育》：从一所学校，一位老师，甚至到一名学生身上产生的变化，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课改带来的影响。您能否给我们谈谈他们的变化？
张建安：在汉川近五年的改课实践中，涌现出很多鲜活的案例。马鞍乡八一小学，课改前，教师“人心思走”，学校班子精神面貌不振，质量综合评价一直居全市靠后位置，教育局组织的各类检查，该校总有问题或情况被通报。课改启动后，该校各项工作都摆脱了末位，有的工作在全市还处于靠前位次;学校凝聚力大大增强，推选出了全市的师德标兵参加巡回演讲，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获全省一等奖，今年又将代表孝感市参加全省比赛。
再如汉川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李平芳。课改前，她加班加点成常态，但课堂效果并不理想。参与课改后，她大胆求变：一是努力落实“兵管兵”，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把自己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专长充分运用于小组建设，科学组建小组，培训组员，明确职责。二是大胆尝试“兵教兵”，让学生走上讲台。她的课堂上，每一位学生都愿意跟同学分享，许多学生为了能给其他同学讲清楚自己做错的题或感兴趣的题，会想方设法查找资料，甚至和家长、同学一起讨论。到九年级复习的最后阶段，李老师所带的学生基本上不怎么需要老师讲题了，而是自发地要求到黑板上给同学们讲题。她所任的学科，合格率达到96%以上，总分120分的数学，均分超过100分，高于全市校际综合评比最高值10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