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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中国“民族歌剧”再掀新浪潮的发轫之年。
作为其铺垫，由文化部组织重排的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在全国十个城市进行了巡演。
该年年初，我到海口观看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的首演。在研讨会上听说，日前文化部召开了“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座谈会”，董伟副部长在会上讲：“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歌剧艺术，是各级文化部门和广大歌剧工作者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个提法，显然是把民族歌剧这个艺术门类、这项创作任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我从未想到、从未敢想的高度。为什么这样说？首届中国歌剧节期间，我与几位同仁应召参与一篇关于繁荣歌剧的大文章的起草。2015年5月，《中国文化报》和《光明日报》都发表了同一篇文章，题为《全面促进中国歌剧艺术繁荣发展》，作者蔡武，职务是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尽管那篇文章中也提到“民族的”和“民族化”，但还没有仅就民族歌剧而言和“神圣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提法。近举文化部座谈会上王祖皆的发言为例，他说：“这些年，歌剧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从数量上来说，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民族歌剧的参与者还比较少，大家关心得不够。本来在多元化的发展中，这一元应该成为重要的一元，但现在有点失衡。还有就是，歌剧创作存在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现象，不大顾及群众的审美，不大观照今天这个时代。”以王祖皆目前的身份（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和专业（作曲家，作品多为民族歌剧），他所说的“参与者比较少”“有点失衡”以及“不大观照今天这个时代”，都是相当准确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使民族歌剧“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绝不仅是领导发号召、经费有保障，即能一蹴而就的。以2016年6月中宣部召开的民族歌剧创作发展座谈会为例，到会者虽然人数不多，观点却也不一，仅笔者的某一个观点，就有当场赞同与反对的鲜明对比。与会的文化部艺术司负责人表示：不争论，是近期扶持、推广民族歌剧过程中的一个“原则”。体会其中的潜台词，可见歌剧观念的争论，多年以后仍有争而未决的问题。这个“不争论”，我理解其主要含义还是为了发展，但“不争论”的前提是要心中有数、有史、有目标。故此，我有《“民族歌剧”之问——中国歌剧创作现状纵论之四》一文（2016年3、4月间撰文，2017年2月改定）刊于《歌剧》杂志。题中之“问”，含：民族歌剧的概念从哪里来？民族歌剧要不要走进新时代？强调传承和发展的意义何在？
座谈会后，文化部成立了“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指导委员会。2017年，该“工程”指导的9部歌剧，除《英·雄》因故延迟排演之外，其他8部均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歌剧节。此项工作有序进行，直至今日。略早数年，“国家艺术基金”启动，逐年资助的项目中，歌剧创作包括于“大型舞台剧创作”一项之中。一个“工程”，一个“艺术基金”，从国家层面对歌剧创作予以了有力的、持续的支持。此外，地方政府的“文化基金”或其他名目的资助，也为歌剧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之后，又诞生了一批新剧目。近距离的“回望”显然有难度，本篇只能略微介绍数部已获高度赞誉的剧目及我个人认为较有特色的剧目。既然已是“近距离”，不妨从“近”中的最“近”说起。
福建省歌舞剧院的《与妻书》，2018年首演，然后修改調整，2020年12月再度公演。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就义前写下的绝笔家信《与妻书》，至今仍为人称道。以林觉民、陈意映夫妇生死离别的故事为主线的这部歌剧，以西方正歌剧的结构为音乐模本，注入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多种民族音乐和戏曲元素。音乐中既有燃烧的激情，又有民族的韵味，更有款款的爱意。主题歌的有机贯穿与咏叹调的各具特色，使之形成鲜明的福建风格。
追求福建风格，唱响福建故事，编写福建戏剧，是该院自《土楼》以来的明确发展目标，所以才有《松毛岭之恋》《虎门长啸》《与妻书》等剧目的不断出现。来福州旅游的人，大多要去三坊七巷走一走，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南后宫那条主干街，全长不过几百米的一条街，这头是林觉民纪念馆，那头是林则徐纪念馆。虽说三坊七巷居住过很多近代史上的名人，“二林”纪念馆却如牵线人般遥相呼应，成为两处耀眼的亮点。守着这样的历史，抓住这样的题材，福建省歌舞剧院福莫大焉。
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11月7日，作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定制剧目，歌剧《听见索玛》首演。凉山文旅集团下的凉山歌舞团或因实力不足，所以只冠名“荣誉出品”，演出单位则是：五彩云霞歌舞团、凉山交响乐团、大凉山合唱团。与三年前中央歌剧院创演的歌剧《玛纳斯》相比，可以这样说：《玛纳斯》是根据民族史诗编写的歌剧，《听见索玛》则是反映彝民族历史性跨越的史诗歌剧。频繁出现在剧中的彝族原生态民歌，使其成为民族音乐元素在新创作的歌剧中占比例最大的戏之一。在讨论“民族歌剧”概念时，我曾提出：少数民族题材的歌剧，在“民族歌剧”中占什么位置？难道还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吗？为什么芭蕾、话剧、交响乐这些艺术门类不冠以“民族”呢？只好不争论，就如《玛纳斯》问世时，有人问我这是“民族歌剧”吗？我说：当然是；而在《听见索玛》的首演现场，这样的疑问几乎不成问题了。
广州，11月初，广东省首部民族歌剧《红流澎湃》首演。11月20日，《红流澎湃》作为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开幕大戏，再度亮相，并且在艺术节中获得一等奖。这部歌剧的演出单位是从未接触过歌剧的南方歌舞团和珠影乐团。这个戏以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彭湃为主角，展示了他及其一批追随者们，对于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的追求。本剧编剧游之，作曲杜鸣。杜鸣近年来相继有《天下黄河》《英·雄》《陈家大屋》等多部歌剧问世，在我的评价中，他的《英·雄》是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之后最先出现的优秀剧目。他在广州生活、工作多年，谙熟南粤民间音乐，写到《红流澎湃》，已是得心应手。疫情的侵扰反倒使他更能潜心创作，专注于斯。 《天使日记》10月中旬首演于疫情焦点城市武汉。老牌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与《呦呦鹿鸣》的主创人员（编剧、作曲、导演）联手，为战胜病毒的中国献上了一曲深情的“天使之歌”。持续演出十余场后，该院继续到合肥、广州等地演出经典保留剧目《洪湖赤卫队》。
在《天使日记》首演的一个半月前，由该剧的编剧王勇、作曲孟卫东合作的另一部大戏《红船》试演于嘉兴。红船与嘉兴密不可分，浙江歌舞剧院制作的《红船》，中共“一大”代表尽数登场，风云世纪风流人物，首次汇聚于一台歌剧中。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的特殊时刻，这部“不忘初心”的戏，格外引人关注和热议。孟卫东无疑是本年度最热门的歌剧作曲家，《红船》和《天使日记》之外，他的另一部歌剧、歌颂当年被誉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盼你归来》，也在修改后再度公演于北京。由此回溯，2018年12月首演于重庆的《尘埃落定》，也是他近年间的歌剧力作。《尘埃落定》表现的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康巴藏族土司少爷的传奇故事。以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貌似“非正常人”）与土司制社会的格格不入为切入点，揭示出进步取代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土司制（奴隶制）终将消亡的历史必然性。重庆市歌剧院关注川藏题材，看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是一个经过了理性分析的艺术选择、人文选择、历史选择和最佳选择。
2019年8月，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天地神农》首演，从歌剧表现神农寻找草药抗击瘟疫这样的题材和内容来说，如果能在今年开展巡演可谓正当其时，但恐怕还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该剧院原本的巡演计划，加之该院今年又将力量集中于另外两部作品，所以原本即时即景的《天地神农》，今年却没有机会再度登上舞台。该院2018年首演的《晨钟》、2019年试演的《田汉》，经过大幅度的修改，均于2020年以新的面貌亮相。这三部歌剧的作曲：金复载、许舒亚、吴粤北，在各自的歌剧音乐创作中均有可圈可点、可评可赞的表现。
音乐特色个性鲜明的歌剧，还应提到郝维亚的《萧红》和金培达的《林徽因》。
这几年，演出场次最多的《马向阳下乡记》和《沂蒙山》分别获得“文华大奖”（文旅部）和“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
要指出的是，从2017年到2020年的这三年是中国歌剧百年史上剧目创作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民族歌剧创作成果最丰盛的一个时期，民族歌剧再度掀起歌剧的新浪潮。马上来临的2021年，我们将继续享受这个时段的丰盛成果，并看到一批新作的密集問世。
百年之际，按说该有歌剧理论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乃至文化主管部门一同参与的纪念活动，或因疫情，无法进行，连仅有的一个研讨会都延迟到了2021年。《歌剧》杂志确有先见之明，于疫情暴发之前的2019年年末就与我订下了这个“百年回望”的连载，否则，大概我也只会以一篇纪念文章来表达我对中国歌剧的一番衷情。最后要说的是，“百年”虽是节点，却不是中国歌剧画句号的结点，未来的一年，仍然会在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前行，绝对不是“而今迈步从头越”。于此意义上当指出，这三年的歌剧创作速度偏快了，剧目数量偏多了，同质化的现象已隐隐出现了，一蹴而就、演罢一轮即匆匆收场的新戏也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但愿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这些问题能有所调整，让我的不安不致发展成悲哀，让“优秀剧目”名副其实地立起来、传播开、传下去。这也是我对中国歌剧的衷心祝福！
作为其铺垫，由文化部组织重排的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在全国十个城市进行了巡演。
该年年初，我到海口观看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的首演。在研讨会上听说，日前文化部召开了“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座谈会”，董伟副部长在会上讲：“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歌剧艺术，是各级文化部门和广大歌剧工作者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个提法，显然是把民族歌剧这个艺术门类、这项创作任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我从未想到、从未敢想的高度。为什么这样说？首届中国歌剧节期间，我与几位同仁应召参与一篇关于繁荣歌剧的大文章的起草。2015年5月，《中国文化报》和《光明日报》都发表了同一篇文章，题为《全面促进中国歌剧艺术繁荣发展》，作者蔡武，职务是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尽管那篇文章中也提到“民族的”和“民族化”，但还没有仅就民族歌剧而言和“神圣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提法。近举文化部座谈会上王祖皆的发言为例，他说：“这些年，歌剧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从数量上来说，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民族歌剧的参与者还比较少，大家关心得不够。本来在多元化的发展中，这一元应该成为重要的一元，但现在有点失衡。还有就是，歌剧创作存在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现象，不大顾及群众的审美，不大观照今天这个时代。”以王祖皆目前的身份（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和专业（作曲家，作品多为民族歌剧），他所说的“参与者比较少”“有点失衡”以及“不大观照今天这个时代”，都是相当准确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使民族歌剧“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绝不仅是领导发号召、经费有保障，即能一蹴而就的。以2016年6月中宣部召开的民族歌剧创作发展座谈会为例，到会者虽然人数不多，观点却也不一，仅笔者的某一个观点，就有当场赞同与反对的鲜明对比。与会的文化部艺术司负责人表示：不争论，是近期扶持、推广民族歌剧过程中的一个“原则”。体会其中的潜台词，可见歌剧观念的争论，多年以后仍有争而未决的问题。这个“不争论”，我理解其主要含义还是为了发展，但“不争论”的前提是要心中有数、有史、有目标。故此，我有《“民族歌剧”之问——中国歌剧创作现状纵论之四》一文（2016年3、4月间撰文，2017年2月改定）刊于《歌剧》杂志。题中之“问”，含：民族歌剧的概念从哪里来？民族歌剧要不要走进新时代？强调传承和发展的意义何在？
座谈会后，文化部成立了“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指导委员会。2017年，该“工程”指导的9部歌剧，除《英·雄》因故延迟排演之外，其他8部均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歌剧节。此项工作有序进行，直至今日。略早数年，“国家艺术基金”启动，逐年资助的项目中，歌剧创作包括于“大型舞台剧创作”一项之中。一个“工程”，一个“艺术基金”，从国家层面对歌剧创作予以了有力的、持续的支持。此外，地方政府的“文化基金”或其他名目的资助，也为歌剧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之后，又诞生了一批新剧目。近距离的“回望”显然有难度，本篇只能略微介绍数部已获高度赞誉的剧目及我个人认为较有特色的剧目。既然已是“近距离”，不妨从“近”中的最“近”说起。
福建省歌舞剧院的《与妻书》，2018年首演，然后修改調整，2020年12月再度公演。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就义前写下的绝笔家信《与妻书》，至今仍为人称道。以林觉民、陈意映夫妇生死离别的故事为主线的这部歌剧，以西方正歌剧的结构为音乐模本，注入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多种民族音乐和戏曲元素。音乐中既有燃烧的激情，又有民族的韵味，更有款款的爱意。主题歌的有机贯穿与咏叹调的各具特色，使之形成鲜明的福建风格。
追求福建风格，唱响福建故事，编写福建戏剧，是该院自《土楼》以来的明确发展目标，所以才有《松毛岭之恋》《虎门长啸》《与妻书》等剧目的不断出现。来福州旅游的人，大多要去三坊七巷走一走，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南后宫那条主干街，全长不过几百米的一条街，这头是林觉民纪念馆，那头是林则徐纪念馆。虽说三坊七巷居住过很多近代史上的名人，“二林”纪念馆却如牵线人般遥相呼应，成为两处耀眼的亮点。守着这样的历史，抓住这样的题材，福建省歌舞剧院福莫大焉。
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11月7日，作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定制剧目，歌剧《听见索玛》首演。凉山文旅集团下的凉山歌舞团或因实力不足，所以只冠名“荣誉出品”，演出单位则是：五彩云霞歌舞团、凉山交响乐团、大凉山合唱团。与三年前中央歌剧院创演的歌剧《玛纳斯》相比，可以这样说：《玛纳斯》是根据民族史诗编写的歌剧，《听见索玛》则是反映彝民族历史性跨越的史诗歌剧。频繁出现在剧中的彝族原生态民歌，使其成为民族音乐元素在新创作的歌剧中占比例最大的戏之一。在讨论“民族歌剧”概念时，我曾提出：少数民族题材的歌剧，在“民族歌剧”中占什么位置？难道还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吗？为什么芭蕾、话剧、交响乐这些艺术门类不冠以“民族”呢？只好不争论，就如《玛纳斯》问世时，有人问我这是“民族歌剧”吗？我说：当然是；而在《听见索玛》的首演现场，这样的疑问几乎不成问题了。
广州，11月初，广东省首部民族歌剧《红流澎湃》首演。11月20日，《红流澎湃》作为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开幕大戏，再度亮相，并且在艺术节中获得一等奖。这部歌剧的演出单位是从未接触过歌剧的南方歌舞团和珠影乐团。这个戏以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彭湃为主角，展示了他及其一批追随者们，对于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的追求。本剧编剧游之，作曲杜鸣。杜鸣近年来相继有《天下黄河》《英·雄》《陈家大屋》等多部歌剧问世，在我的评价中，他的《英·雄》是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之后最先出现的优秀剧目。他在广州生活、工作多年，谙熟南粤民间音乐，写到《红流澎湃》，已是得心应手。疫情的侵扰反倒使他更能潜心创作，专注于斯。 《天使日记》10月中旬首演于疫情焦点城市武汉。老牌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与《呦呦鹿鸣》的主创人员（编剧、作曲、导演）联手，为战胜病毒的中国献上了一曲深情的“天使之歌”。持续演出十余场后，该院继续到合肥、广州等地演出经典保留剧目《洪湖赤卫队》。
在《天使日记》首演的一个半月前，由该剧的编剧王勇、作曲孟卫东合作的另一部大戏《红船》试演于嘉兴。红船与嘉兴密不可分，浙江歌舞剧院制作的《红船》，中共“一大”代表尽数登场，风云世纪风流人物，首次汇聚于一台歌剧中。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的特殊时刻，这部“不忘初心”的戏，格外引人关注和热议。孟卫东无疑是本年度最热门的歌剧作曲家，《红船》和《天使日记》之外，他的另一部歌剧、歌颂当年被誉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盼你归来》，也在修改后再度公演于北京。由此回溯，2018年12月首演于重庆的《尘埃落定》，也是他近年间的歌剧力作。《尘埃落定》表现的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康巴藏族土司少爷的传奇故事。以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貌似“非正常人”）与土司制社会的格格不入为切入点，揭示出进步取代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土司制（奴隶制）终将消亡的历史必然性。重庆市歌剧院关注川藏题材，看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是一个经过了理性分析的艺术选择、人文选择、历史选择和最佳选择。
2019年8月，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天地神农》首演，从歌剧表现神农寻找草药抗击瘟疫这样的题材和内容来说，如果能在今年开展巡演可谓正当其时，但恐怕还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该剧院原本的巡演计划，加之该院今年又将力量集中于另外两部作品，所以原本即时即景的《天地神农》，今年却没有机会再度登上舞台。该院2018年首演的《晨钟》、2019年试演的《田汉》，经过大幅度的修改，均于2020年以新的面貌亮相。这三部歌剧的作曲：金复载、许舒亚、吴粤北，在各自的歌剧音乐创作中均有可圈可点、可评可赞的表现。
音乐特色个性鲜明的歌剧，还应提到郝维亚的《萧红》和金培达的《林徽因》。
这几年，演出场次最多的《马向阳下乡记》和《沂蒙山》分别获得“文华大奖”（文旅部）和“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
要指出的是，从2017年到2020年的这三年是中国歌剧百年史上剧目创作最多的一个时期，也是民族歌剧创作成果最丰盛的一个时期，民族歌剧再度掀起歌剧的新浪潮。马上来临的2021年，我们将继续享受这个时段的丰盛成果，并看到一批新作的密集問世。
百年之际，按说该有歌剧理论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乃至文化主管部门一同参与的纪念活动，或因疫情，无法进行，连仅有的一个研讨会都延迟到了2021年。《歌剧》杂志确有先见之明，于疫情暴发之前的2019年年末就与我订下了这个“百年回望”的连载，否则，大概我也只会以一篇纪念文章来表达我对中国歌剧的一番衷情。最后要说的是，“百年”虽是节点，却不是中国歌剧画句号的结点，未来的一年，仍然会在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前行，绝对不是“而今迈步从头越”。于此意义上当指出，这三年的歌剧创作速度偏快了，剧目数量偏多了，同质化的现象已隐隐出现了，一蹴而就、演罢一轮即匆匆收场的新戏也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但愿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这些问题能有所调整，让我的不安不致发展成悲哀，让“优秀剧目”名副其实地立起来、传播开、传下去。这也是我对中国歌剧的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