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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10月，随着碌曲县、玛曲县、积石山县、东乡县“两基”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甘肃省完全实现了“两基”目标。这标志着我省“两基”攻坚取得最后胜利，使我省义务教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陇原大地上掀起的 “两基”大会战如同一幅历史画卷，各级领导、普通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这幅画卷增颜着墨，才使得它如此艳丽和光彩照人。如今，回望二十多年来走过的“两基”之路，为的是记住那些在“两基”攻坚中感动过我们的人和事，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和取得的成绩一样，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激励人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马背小学，帐蓬小学，窑洞小学……
这些特殊称谓的小学对现在的师生来说，似乎已非常遥远了，有些人或许都不知道它们指什么。
但是，它真的离现在远吗？
其实一点也不远，这只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年纪稍大一点的教师在这样的学校里上过学，或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过。在他们的记忆中，它依然清晰。但无论如何，都永远成为了回忆。
二三十年，悄然变样，这是何等的速度。
而这一切变化的始未就是一条“普九”之路，一曲“普九”之歌。
篇一 “土房子，黑房子，土台子”
对生活在陇东的人来说，窑洞小学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80年代，环县774所中小学中，633所是新中国成立前修建的破庙和村民遗弃的旧窑洞。
学校最基础的条件如此，其他条件就可想而知。
与环县相似，宁县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小学是由破庙改建而成，窑洞小学就达294所，占全县小学总数的50%。夏天，窑洞里阴暗潮湿，学生趴在土台子上看书，写作业，冬天，师生坐在一个被窝里上课，连粉笔都没法用。
全国劳动模范冉树苍正是当时为了改变简陋的办学条件而涌现出来的教育工作者之一。从他的事迹当中不难看出当时农村学校的情形。
1992年秋，冉树苍从会宁县回到穷乡僻壤的头寨乡任教，成为中湾小学唯一的一名公派教师。
当时的中湾小学只有86名学生，3名民办教师，年办公费用不足百元。6间低矮的土房年久失修，其中4间屋顶已透风漏雨，裂缝有一指宽；四五个学生围着一个桌子上课。全校唯一的教学工具是一副三角尺。学生上课缺桌少凳，老师无处办公，学校眼看就要关门了。
面对这一切，身为校长的冉树苍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他拿出刚刚补发的1100元工资，购置了一些桌凳，让孩子们先有个地方读书写字。
为了建校，他用自家的12亩地兑了别人的山地，解决了建校的用地困难。1994年5月1日，新学校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了，可依然困难重重。
没地，冉树苍让出自家的9亩地；没水，他把自家集雨窖里的水担到工地；没钱，他搭进了自己的工资，卖了家里的粮食、耕牛、羊，甚至贴出了卖房告示。在会宁县城、在定西，凡是能借钱的地方，凡是能赊材料的地方，他都跑遍了……
1997年6月，6栋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教室终于在山顶上立起来了。修学校花了近20万元，而欠在冉树苍名下的债达8万元之多。
基础设施匮乏，教学设备不足，教学条件简陋，当时人们这样形容学校的条件：土房子，黑房子，土台子。这大概就是甘肃“普九”前各个地区的基本写照。
学生入学率低，师资力量的不足，教育经费投入少。这些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坎……
被誉为“教坛保尔”的张学成是一名民办教师，18岁那年，他怀揣着大红聘书，紧张而惶恐地只身一人来到离家15公里外的杏树沟创办学校。只有一个破破的窑洞，没有桌子，他垒起了泥台；没有黑板，他用家里的小木板亲手改造；没有学生，他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不到10天就招了12个孩子，分了三个班级，他一个人包揽语文、数学、唱歌（音乐）、体育课。
师生的生活条件如何呢？
范智科是镇原县孟坝中学的教师，他回忆自己从师范毕业后到任教学校的情形时说，当时学校里学生宿舍少，住校男生挤在一间大教室里。顺墙搭着两层大通铺，并排住二十多人，连翻身都要喊口号一齐动，否则就没有位置了。而全校老师的宿舍只是一幢木结构二层小楼，上下两层共48个房子，学校76位教职工多一半住在这里。
据会宁县退休教师李维国回忆，全校师生的吃水是个老大难问题，夏、秋两季还可以接些雨水储存到水窖里，可一到冬天，水窖的水干了，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要么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要么就等下雪，消融雪水做饭、饮用。每次一下雪，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高兴，主动地跑到操场上去铲雪，用簸箕端的，用筐子抬的，用桶子担的，甚至有些老师和学生没工具的时候就直接用手掬。
在民族地区，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碌曲县一个叫尕尔娘的村庄，1987年1月才办起了一所牧读小学，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放假，只有冬季才开学。学校总共有学生27名，3名教师。每年10月10日到次年6月10日在牧民较为集中的草场冬房开学授课。每年的7月16到9月4日放假，6月到10月是牧民搬迁的频繁时期，教师跟帐辅导，就是所谓的帐篷小学。
一支粉笔，一本书，教学资料匮乏……
“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在现在看来这样低层次的要求，竟成了那时教师和学生追求的最大目标。
二十多年后，人们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学校：土凳泥桌不见了，电视电脑进校了，要问学校什么样了，地绿花香红旗飘了。
篇二 “先让学生进教室学习”
“普九”之初，甘肃省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很多父母无力承担孩子的入学费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的观念。家长宁肯让孩子上山放羊，也不愿将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学生流失的现象很常见。因此，怎样让流失的学生返回校园，成了一大难题。
有这么一组数字，或许能说明甘肃教育的发展情况。2006年，甘肃全省有3.8万多名辍学学生重返校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8.89%，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9.61%。成绩十分显著，但路走得却非常艰难，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会了解这一组简单的数字背后，隐藏了多少教育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和不懈努力。
镜头一
环县的老百姓都会唱这样一首歌：“昨天牧羊女，都成学生妹，打工少年郎，如今返学堂。”
环县自古贫困，孩子不论男女，从七八岁开始就不吃“闲饭”，上山放羊，下田犁地，样样都得干。这里山大沟深，“隔山能喊喘，见面十里翻”，学生放学回家，每天都得步行二三十里；即便克服了这些困难上了学，很多学生也会因为家境困难而辍学。学生流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2005年，环县采取“两免一补”措施，实现了“应免尽免，应补全补”，各学校想方设法多方募捐，设立救助基金，动员和吸引外出打工的初中学生返校复学。在政府的努力下，环县的小学辍学率大大降低了。
镜头二
“普九”道路上，人们也看到了法律的力量。
2003年春季开学，肃州区总寨镇人民政府对12名流失学生监护人依法起诉，镇长马建斌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
开庭那天，本来冷清的法院大门前围满了来看“热闹”的群众，“自古只晓得民不饶，哪有官不依的！”总寨镇人民法庭对“官告民”一案进行审理后，依法判令被告人应尽到监护人的义务，送子女上学。
第二天，12名监护人先后将孩子送到了学校，人民政府用法律捍卫了12名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镜头三
合水县的“普九”之路离不开教育局局长王建勋的努力。朴实又勤恳的“老王”在谈到“普九”取得的成绩时，只是憨厚地一笑：“我实在没啥，还是那句老话，一靠政府，二靠群众，没有他们啥事都做不成。”
普教办司机小张说出了老王的艰辛：“那时候，最忙的要数王局长和那辆老北京吉普，它伴着王局长跑遍了咱合水的山山水水、沟沟洼洼……‘普九’的一大任务就是动员娃娃回来上学。王局长为叫学生回校可费了事，在杨坪乡的段家峁，为叫5个学生，王局长一天翻过5座山，跑了几十里山路……”
镜头四
每年开学前的一段日子，是和政县新营、梁家寺、卜家庄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校长和老师们最犯愁的日子。这里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95%，群众生活困难，文化落后，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仅87%，少数民族女童入学率只有43%。
而新营大庄小学是适龄儿童入学率最低的学校。2004年9月开学，经过乡村干部和教师十几天的动员，一下子来了60多名学生，可是其中40多名学生分文未带。校长只说了一句话：“先让学生进教室学习！”随即，学校用仅有的一点办公经费给学生买了课本和作业本。
开学伊始，学校很多事情需要用钱，但学校能省则省，能欠则欠，年轻的校长成了“欠账大户”。为了学生，他毫无怨言。
篇三 “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实现“普九”目标的关键。为此，各县区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和新的教师补充机制，在保证教师队伍数量的同时，进行师德师风建设，全省广大教师也积极自觉地参与各类培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
镜头一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增强教师队伍活力，促进校际优势学科互补，满足城乡学生和家长对名师的渴求，建立了骨干教师跨校兼课制度，把骨干教师支教或兼课经历作为评优晋级的条件之一，并鼓励教师进行自修、离职进修和“岗位练兵”，大力开展继续教育活动，使全县教师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目前，全县有省、市、县级骨干教师200名，小学、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7.81%和88.91%。
镜头二
传统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是制约校长、教师队伍建设的围城，为打破教育管理体制的僵局，兰州市城关区采取了“三制”改革。
2001年，城关区12所中小学进行了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改革“三制”试点。2003年又进行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人事改革，在全省首开教师招考聘用合同制的先河，开始了教师队伍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的进程。“三制”改革“聘香了优秀的，聘慌了平庸的，聘掉了不中用的”，形成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局面。
镜头三
会宁教育以“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家长苦供，亲友苦帮，学生苦学”的“五苦”精神享誉陇原大地，但是教师队伍建设仅靠“苦”是不够的，县长常守远说：“如果连教师数量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提高质量，今后要下决心增加教师数量。”
2002—2005年，在县上其他部门不新增加人员的情况下，会宁县在全县公开招考聘用教师2094名。“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了10多名本科毕业的外地优秀教师来会宁任教。全县逐步形成了一支爱岗敬业、结构合理、合格稳定的教师队伍。
镜头四
2001年，和政县被列为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县。春节刚过，和政几十名骨干教师便赴临夏师范参加中英项目第一批教师培训。参加培训的老师被专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所震动，这种方式就是参与式教学。
这批教师回到学校后，对自己原有的教育思想、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并纷纷在自己的班上搞起了参与式教学。
如今，各学校课堂教学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在课堂上创造了师生平等、生生平等、共同参与探求的环境，学生们高兴地说：“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
镜头五
近年来，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加速了计算机普及的进程。定西安定区虽然地处穷乡僻壤，但那里的教师自费购置电脑上网学习形成了热潮。
陈刚作为安定区表彰的38个课改先进个人中的一员，对教师专业化成长反思的表述令人耳目一新，他说：“我个人受到很大鼓舞，周末时间全部用来上教育在线论坛，和名师零距离交流，一年来坚持写了20万字的教育随笔。我明显感觉到，以前许多感性的东西渐渐有了理性的成分，我的教学思想也不断成熟起来了。”陈刚从教6年，已经在专业化发展上出现跃升。
他说：“我所理解的教育，就是领着孩子们寻找生命的幸福。” 这何尝不是每个老师都追求的呢？
编辑：董向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陇原大地上掀起的 “两基”大会战如同一幅历史画卷，各级领导、普通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这幅画卷增颜着墨，才使得它如此艳丽和光彩照人。如今，回望二十多年来走过的“两基”之路，为的是记住那些在“两基”攻坚中感动过我们的人和事，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和取得的成绩一样，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激励人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马背小学，帐蓬小学，窑洞小学……
这些特殊称谓的小学对现在的师生来说，似乎已非常遥远了，有些人或许都不知道它们指什么。
但是，它真的离现在远吗？
其实一点也不远，这只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年纪稍大一点的教师在这样的学校里上过学，或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过。在他们的记忆中，它依然清晰。但无论如何，都永远成为了回忆。
二三十年，悄然变样，这是何等的速度。
而这一切变化的始未就是一条“普九”之路，一曲“普九”之歌。
篇一 “土房子，黑房子，土台子”
对生活在陇东的人来说，窑洞小学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80年代，环县774所中小学中，633所是新中国成立前修建的破庙和村民遗弃的旧窑洞。
学校最基础的条件如此，其他条件就可想而知。
与环县相似，宁县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小学是由破庙改建而成，窑洞小学就达294所，占全县小学总数的50%。夏天，窑洞里阴暗潮湿，学生趴在土台子上看书，写作业，冬天，师生坐在一个被窝里上课，连粉笔都没法用。
全国劳动模范冉树苍正是当时为了改变简陋的办学条件而涌现出来的教育工作者之一。从他的事迹当中不难看出当时农村学校的情形。
1992年秋，冉树苍从会宁县回到穷乡僻壤的头寨乡任教，成为中湾小学唯一的一名公派教师。
当时的中湾小学只有86名学生，3名民办教师，年办公费用不足百元。6间低矮的土房年久失修，其中4间屋顶已透风漏雨，裂缝有一指宽；四五个学生围着一个桌子上课。全校唯一的教学工具是一副三角尺。学生上课缺桌少凳，老师无处办公，学校眼看就要关门了。
面对这一切，身为校长的冉树苍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他拿出刚刚补发的1100元工资，购置了一些桌凳，让孩子们先有个地方读书写字。
为了建校，他用自家的12亩地兑了别人的山地，解决了建校的用地困难。1994年5月1日，新学校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了，可依然困难重重。
没地，冉树苍让出自家的9亩地；没水，他把自家集雨窖里的水担到工地；没钱，他搭进了自己的工资，卖了家里的粮食、耕牛、羊，甚至贴出了卖房告示。在会宁县城、在定西，凡是能借钱的地方，凡是能赊材料的地方，他都跑遍了……
1997年6月，6栋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教室终于在山顶上立起来了。修学校花了近20万元，而欠在冉树苍名下的债达8万元之多。
基础设施匮乏，教学设备不足，教学条件简陋，当时人们这样形容学校的条件：土房子，黑房子，土台子。这大概就是甘肃“普九”前各个地区的基本写照。
学生入学率低，师资力量的不足，教育经费投入少。这些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坎……
被誉为“教坛保尔”的张学成是一名民办教师，18岁那年，他怀揣着大红聘书，紧张而惶恐地只身一人来到离家15公里外的杏树沟创办学校。只有一个破破的窑洞，没有桌子，他垒起了泥台；没有黑板，他用家里的小木板亲手改造；没有学生，他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不到10天就招了12个孩子，分了三个班级，他一个人包揽语文、数学、唱歌（音乐）、体育课。
师生的生活条件如何呢？
范智科是镇原县孟坝中学的教师，他回忆自己从师范毕业后到任教学校的情形时说，当时学校里学生宿舍少，住校男生挤在一间大教室里。顺墙搭着两层大通铺，并排住二十多人，连翻身都要喊口号一齐动，否则就没有位置了。而全校老师的宿舍只是一幢木结构二层小楼，上下两层共48个房子，学校76位教职工多一半住在这里。
据会宁县退休教师李维国回忆，全校师生的吃水是个老大难问题，夏、秋两季还可以接些雨水储存到水窖里，可一到冬天，水窖的水干了，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要么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要么就等下雪，消融雪水做饭、饮用。每次一下雪，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高兴，主动地跑到操场上去铲雪，用簸箕端的，用筐子抬的，用桶子担的，甚至有些老师和学生没工具的时候就直接用手掬。
在民族地区，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碌曲县一个叫尕尔娘的村庄，1987年1月才办起了一所牧读小学，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放假，只有冬季才开学。学校总共有学生27名，3名教师。每年10月10日到次年6月10日在牧民较为集中的草场冬房开学授课。每年的7月16到9月4日放假，6月到10月是牧民搬迁的频繁时期，教师跟帐辅导，就是所谓的帐篷小学。
一支粉笔，一本书，教学资料匮乏……
“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在现在看来这样低层次的要求，竟成了那时教师和学生追求的最大目标。
二十多年后，人们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学校：土凳泥桌不见了，电视电脑进校了，要问学校什么样了，地绿花香红旗飘了。
篇二 “先让学生进教室学习”
“普九”之初，甘肃省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很多父母无力承担孩子的入学费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的观念。家长宁肯让孩子上山放羊，也不愿将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学生流失的现象很常见。因此，怎样让流失的学生返回校园，成了一大难题。
有这么一组数字，或许能说明甘肃教育的发展情况。2006年，甘肃全省有3.8万多名辍学学生重返校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8.89%，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9.61%。成绩十分显著，但路走得却非常艰难，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会了解这一组简单的数字背后，隐藏了多少教育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和不懈努力。
镜头一
环县的老百姓都会唱这样一首歌：“昨天牧羊女，都成学生妹，打工少年郎，如今返学堂。”
环县自古贫困，孩子不论男女，从七八岁开始就不吃“闲饭”，上山放羊，下田犁地，样样都得干。这里山大沟深，“隔山能喊喘，见面十里翻”，学生放学回家，每天都得步行二三十里；即便克服了这些困难上了学，很多学生也会因为家境困难而辍学。学生流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2005年，环县采取“两免一补”措施，实现了“应免尽免，应补全补”，各学校想方设法多方募捐，设立救助基金，动员和吸引外出打工的初中学生返校复学。在政府的努力下，环县的小学辍学率大大降低了。
镜头二
“普九”道路上，人们也看到了法律的力量。
2003年春季开学，肃州区总寨镇人民政府对12名流失学生监护人依法起诉，镇长马建斌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
开庭那天，本来冷清的法院大门前围满了来看“热闹”的群众，“自古只晓得民不饶，哪有官不依的！”总寨镇人民法庭对“官告民”一案进行审理后，依法判令被告人应尽到监护人的义务，送子女上学。
第二天，12名监护人先后将孩子送到了学校，人民政府用法律捍卫了12名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镜头三
合水县的“普九”之路离不开教育局局长王建勋的努力。朴实又勤恳的“老王”在谈到“普九”取得的成绩时，只是憨厚地一笑：“我实在没啥，还是那句老话，一靠政府，二靠群众，没有他们啥事都做不成。”
普教办司机小张说出了老王的艰辛：“那时候，最忙的要数王局长和那辆老北京吉普，它伴着王局长跑遍了咱合水的山山水水、沟沟洼洼……‘普九’的一大任务就是动员娃娃回来上学。王局长为叫学生回校可费了事，在杨坪乡的段家峁，为叫5个学生，王局长一天翻过5座山，跑了几十里山路……”
镜头四
每年开学前的一段日子，是和政县新营、梁家寺、卜家庄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校长和老师们最犯愁的日子。这里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95%，群众生活困难，文化落后，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仅87%，少数民族女童入学率只有43%。
而新营大庄小学是适龄儿童入学率最低的学校。2004年9月开学，经过乡村干部和教师十几天的动员，一下子来了60多名学生，可是其中40多名学生分文未带。校长只说了一句话：“先让学生进教室学习！”随即，学校用仅有的一点办公经费给学生买了课本和作业本。
开学伊始，学校很多事情需要用钱，但学校能省则省，能欠则欠，年轻的校长成了“欠账大户”。为了学生，他毫无怨言。
篇三 “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实现“普九”目标的关键。为此，各县区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和新的教师补充机制，在保证教师队伍数量的同时，进行师德师风建设，全省广大教师也积极自觉地参与各类培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
镜头一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增强教师队伍活力，促进校际优势学科互补，满足城乡学生和家长对名师的渴求，建立了骨干教师跨校兼课制度，把骨干教师支教或兼课经历作为评优晋级的条件之一，并鼓励教师进行自修、离职进修和“岗位练兵”，大力开展继续教育活动，使全县教师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目前，全县有省、市、县级骨干教师200名，小学、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7.81%和88.91%。
镜头二
传统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是制约校长、教师队伍建设的围城，为打破教育管理体制的僵局，兰州市城关区采取了“三制”改革。
2001年，城关区12所中小学进行了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改革“三制”试点。2003年又进行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人事改革，在全省首开教师招考聘用合同制的先河，开始了教师队伍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的进程。“三制”改革“聘香了优秀的，聘慌了平庸的，聘掉了不中用的”，形成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局面。
镜头三
会宁教育以“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家长苦供，亲友苦帮，学生苦学”的“五苦”精神享誉陇原大地，但是教师队伍建设仅靠“苦”是不够的，县长常守远说：“如果连教师数量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提高质量，今后要下决心增加教师数量。”
2002—2005年，在县上其他部门不新增加人员的情况下，会宁县在全县公开招考聘用教师2094名。“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了10多名本科毕业的外地优秀教师来会宁任教。全县逐步形成了一支爱岗敬业、结构合理、合格稳定的教师队伍。
镜头四
2001年，和政县被列为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县。春节刚过，和政几十名骨干教师便赴临夏师范参加中英项目第一批教师培训。参加培训的老师被专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所震动，这种方式就是参与式教学。
这批教师回到学校后，对自己原有的教育思想、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并纷纷在自己的班上搞起了参与式教学。
如今，各学校课堂教学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在课堂上创造了师生平等、生生平等、共同参与探求的环境，学生们高兴地说：“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
镜头五
近年来，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加速了计算机普及的进程。定西安定区虽然地处穷乡僻壤，但那里的教师自费购置电脑上网学习形成了热潮。
陈刚作为安定区表彰的38个课改先进个人中的一员，对教师专业化成长反思的表述令人耳目一新，他说：“我个人受到很大鼓舞，周末时间全部用来上教育在线论坛，和名师零距离交流，一年来坚持写了20万字的教育随笔。我明显感觉到，以前许多感性的东西渐渐有了理性的成分，我的教学思想也不断成熟起来了。”陈刚从教6年，已经在专业化发展上出现跃升。
他说：“我所理解的教育，就是领着孩子们寻找生命的幸福。” 这何尝不是每个老师都追求的呢？
编辑：董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