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的作品充满了人文的厚度，跨越天南海北的空间和共和国历史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阶级、民族和性别的矛盾尽管压抑至深却无处不在，点点滴滴折射在她带着血色和泪光的文字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她对故乡、对爱情、对亲情等富有矛盾和张力的书写中，这反映了作者对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双重焦虑。刘亮程在给帕蒂古丽散文作序时写道：“同样写新疆，李娟写帐篷外面，是大自然和人类心灵的和谐之美；帕蒂古丽写帐篷里，是人间复杂情感和绵长岁月中的精彩故事。”帕蒂古丽是写乡情、亲情、爱情、友情的好手，然而她的乡土人文叙事从无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隐秘的故乡》中，大梁坡成为一个“原乡”，通过那里人们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混血的村庄”多民族混居的原生状态和区隔共融；在《散失的母亲》中，与母亲的意外失散和对她的经久追忆带给“我”锥心刺骨之痛，在对母亲的找寻中作者试图找回一个未经分裂的自我。
　　著名诗人与批评家郑敏在谈到穆旦的诗歌时曾经认为，“他的诗充满了他的时代（主要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尝到的各种矛盾和苦恼的滋味，惆怅和迷惘，感情的繁复和强烈所形成的语言的缠扭、紧结。”穆旦的诗歌语言体现了新批评学派的追求，诗歌语言是强烈的痛苦和热情的化身，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借此张力和冲突实现艺术的内在协调。我读帕蒂古丽的作品也有这样的感觉，她的文字充满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一个少数民族女孩，一个有清醒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各种矛盾和痛苦，焦虑和扭结。这种痛直抵心扉，她对良知的逼视和审问连自己也不放过。正是心灵的在场和对生命的本真描述，才使得她的叙事感人至深。
　　故乡：出走与回归
　　在帕蒂古丽的散文中，有心理和地理意义上的一个故乡——新疆。然而在新疆，她的生命跨度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留下痕迹，一个是父亲的故乡——南疆的喀什噶尔，这是她认祖归宗叶落归根百年血脉所系；一个是她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北疆沙湾县的大梁坡，那里是她写作的灵感之源和后半生心系之地；另一个是她青年时代工作多年的西北边陲小镇塔城，塔城的红楼白雪，安静的街道、难忘的故人让她无数次午夜梦回。这三个地方都是她精神上的故乡，然而在她成名之前，她的生命轨迹却是一次次从这些精神的故乡逃离，正如鲁迅青年时代的座右铭：走异地、逃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她和父亲一直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大半个世纪以前，是父亲的开明和前卫改变了自己和儿女们的人生轨迹。父亲青年时代适逢江山易代之际，凭着对时代风雨的敏感，他将家里的土地和粮食全部上交给政府，独自一人背井离乡隐姓埋名来到北疆的大梁坡，在這里娶妻生子开拓新的生路，并一直默默耕耘终老至此。正是父亲的眼界和胸怀使得儿女们从小经受的教育和熏陶不同，“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上汉语学校，都心灵手巧聪慧过人，长大后远离故土自谋生路，天各一方。正由于地域、城乡、民族之间的诸多不平衡因素，父亲懂得适者生存，让“我”们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融入主流叙事，他希望把兄弟姐妹几个都培养成“国家的人”。他的决心和试验无疑是成功的，在兄弟姐妹身上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当然，一个人终其一生可以学会多种语言，适应多种生活，甚至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可以改变身体发肤的颜色，然而其精神的血脉却依然留在故土原乡。
　　古丽的书写就是对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深层次思考。她是感性的，母语文化对于她来说是不曾魂牵梦萦但是命中注定的归宿，两代人的漂泊，她和她的父亲，离故乡的方向渐行渐远，然而却最终走不出由土地、语言、血缘构筑的精神牵连，这是大地深处恒久跳动的血脉，对于无论离家多么远的游子，这都是永恒的召唤。她的父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漂泊，魂归故乡。而在四月的喀什噶尔，作者见到她的堂弟，她的亲人，就像回到了童年最初的梦境。“那个养老院里半疯的维吾尔女人，她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呓语，让我在一股莫名引力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她，吸引我不顾一切地投入她的怀抱。她抱住了我，抚摸我的脊背，那种久违的母爱蚀骨穿肉而来，仿佛她宽柔的怀抱，天生就是为安放我缺失的感情而生。她等在那里，多少年来，等着我来找她，等我扑向她，就像扑向我失散多年的母亲，我复活的母亲。”就双语写作而言，哈金或者严歌苓用英语写作和帕蒂古丽用汉语写作，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全球化的时代，汉语是这个国家的主流，英语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为了融入主流文化，所有的族群和母语持有者都在经历这种双语、多语抑或失语的阵痛。
　　也正因如此，在帕蒂古丽这位最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习汉语的维吾尔族孩子心灵深处的感受。在古丽看来，真正的生活是一种习惯和习俗长久的延续，而并非快速地模仿一种习俗和习惯，快速地模仿不可能代替传统。“模仿是中断了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代之以另一种大相径庭的生活，快速地模仿必然导致盲目和仓促，无法细细回望传统。过去的方式被偷换和挪走，就会导致传统被隔断，文化出现断裂而无法延续。人一出生就开始了模仿，但这只是人本能地适应生存的应对方式，肯定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
　　尽管如此，帕蒂古丽毕竟通过写作完成了她精神上的还乡。她让北疆天山下的大梁坡和南疆的喀什噶尔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原乡。那混杂着干草的气息、羊儿的秘密、十二木卡姆忧郁的歌唱、大河坝的沉默和荒凉的风景，开始进入陌生人的视野，人们开始了解那里的人们，好奇那里的生活。所有的文化交流都不是单向的，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而古丽的书是一个开始，她是天生负有使命的人，因为语言的天赋，她将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真正的桥梁，让西域以外的人们，通过她走进另一个族群的精神生活，理解他们的苦难和承受，适应和坚守，流浪和皈依，叛逆和深情。
　　母亲：散失与找寻
　　如果说对故乡的出走与回归体现了作者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多重焦虑，与母亲的失散与找寻，则体现了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分裂和危机。在任何一个孩子的记忆中，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故乡，而母亲在塔城的意外走失，则使得“我”和这个边陲小城的缘分似乎走到了尽头。母亲去了，连着母体的脐带断了，握在亲情手中的风筝线断了，我义无反顾离开故土远嫁江南一去几十年，到功成名就之后才在岁月深处蓦然回首。然而与母亲的散失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不管身在何处，“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或独自一人时默念起母亲当年的样子，会恍惚觉得终有一天母亲会在江南找到我，母女会重又相逢拥抱在一起，甚至不知多少次“我”会把街头包着绿格子头巾的老年妇女误认作散失的母亲。 　　“我”也曾一遍一遍猜想母亲当年出走的原因：也许她是在精神分裂的无意识状态中走失的，去寻找她梦想中的生活；也许母亲是在体恤儿女艰辛的清醒状态中走失的，她不愿意自己的存在成为儿女的拖累。她在50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在一个祥和的春节过后的午后神秘走失，自此之后枉顾儿女们撕心裂肺的呼喊和经年的多方找寻，母亲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这使得儿女们的余生沉浸于愧悔和憾恨当中。每到姐妹兄弟相聚，母亲的走失仿佛都是巨大的黑洞，每个人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然而这件事却又像一根长刺扎进儿女们心里。那一刻的疏忽似乎确证了这个家庭一直以来对母亲存在的忽视，一直以来对母亲疾病的歧视。
　　母亲当年是一个从甘肃天水逃荒到新疆北疆大梁坡的回族少女，温柔美丽，心灵手巧，她在18岁时爱上了“我”40岁的维吾尔族父亲，她勇敢地冲破年龄、家庭、种族的重重阻力嫁给了这个多才多艺、富有魅力的老单身汉。“母亲把窈窕的身段、柔软的肩膀、浑圆的腿和修长的手指，都再造一般遗传给了我。”然而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每一位典范女性天使般的谦逊外表之下，都隐藏着无可遁形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以后是怎样的岁月、艰难的日子、残酷的政治运动、错综的世事人情让有缘相遇的人相爱相杀，让母亲在婚后几年就失去了正常的心智。
　　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1936—）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1944—）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中，挖掘出了一种旨在颠覆的女性诗学范式：黑暗与悖反、毁灭与自我毁灭。可以想象，母亲承担着父权、夫权、教权的多重压力，她是阶级、种族、性别多重压迫之下的牺牲品，在她根本无法理解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雙重夹击下，她失去了美貌和理智，走向了毁灭和疯狂，成为“我”们家“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作者看来，精神分裂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她身上不仅寓居着一个母亲，还寄居着一个仇敌。作者痛切地忏悔道：“母亲得了这个病，与其说是治不好的，不如说是我们强加给她的，是我们一直让她停留在这个疾病状态中，没有人试着带她走出来，哪怕用一点点的努力。正是我们的绝望，让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
　　母亲的走失让“我”不断回想起她的温情、她的慈爱、她的体恤，她的那些貌似语出惊人却有着罕见正常人思维的话语，这些生活片段活灵活现如在眼前，时常逼着“我”重新打量我们之间的母女关系，重新认识母亲，从而也重新认识自己。同样经历了不幸的婚姻，经历了天南海北生活的磨难，作者没有成为第二个母亲，她有勇气走出文化与民族上的失语困境，她不仅重新回到了故乡，而且重新做回了自己。正如作者所言：“认同是双方面的，一个人对另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恰恰伴随的是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多年之后，在熟稔多种文化也拥有多种文化的认同之后，“我”替散失的母亲活在人世，和她一起变老，体味她的苦楚，时常不自觉模仿她的样子。“我”试图在逐渐老去的自己身上找回当年的母亲。“这些年，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愤怒的时候是我爹，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反而更像我自己。”母亲通过走失而在“我”的心中涅槃重生，“我”通过追寻母亲而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存在。
　　无疑，矛盾是痛苦的结晶，而张力显示出思辨的高度。帕蒂古丽的散文大多有着精巧的内在结构，而又不动声色地将强烈动荡、矛盾冲突的感情熔铸其中。人与命运、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纠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纸上上演，作者的笔时而力敌千钧，时而举重若轻，而读者却往往在她看似幽默、悲悯、克制、和缓的叙述中找到一种恰当的代入感，这就使得作者的人文叙事能收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而心灵的惊雷又是最能警醒人与社会的。通过对故乡的出走和回归，对母亲的散失和找寻，帕蒂古丽的乡土散文叙事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无论是作为维吾尔语的优秀女儿，还是作为汉语的优秀女儿，在这个变动的大时代，帕蒂古丽和每一个真诚的书写者都将以自己的精神漂泊为代价，在痛苦中开出想象的花朵，让写作成为你的宿命，让你的故乡，成为许多人真正了解的地方，让你的亲人和族群，在这个世界真正的存在中，走出孤独，找到认同。
　　（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