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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当下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对中华振兴与富强路径的探索，揭示了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继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任务，则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作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乃始自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蕴酿和开始构建，当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二十年间的事。几代先进的中国人经过长达180年的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复兴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
关键词：
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一、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对救亡途径的思考和实践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铜关铁锁，把“天朝上国”的彩色梦幻撕成片片过眼云烟。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处于第一次“最危险的时候”，面对“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谱写出一曲曲令天地惊、鬼神泣的悲壮旋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不幸局面，乃是封建统治者们一手酿制成的。他们（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在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的时代（从15世纪末开始的三四百年间），当着西方的欧洲从中世纪黑暗的禁锢里大踏步地走出来，并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相继叩响东方文明古国——埃及、印度、中国的大门的时候，仍昏聩颟顸，自我封闭，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可以追上西方的宝贵机遇，拉大了和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他们执拗地将那些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列强视为“化外蠢愚”，不肯睁眼面对鼓噪而进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潮，不愿也不屑于了解与认识外部世界。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便是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清朝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直至1842年5月，自己的国家已与英国干了近两年的仗，打了200来年的交道，竟连这敌国有多大、位处何方、是岛国还是陆国等等基本情况一概莫知。至于对俄国、美洲、菲律宾乃至于西邻葱岭（帕米尔）的情况，满朝君主更是昏昏噩噩，懵懵懂懂。就连林则徐初到广东（1839年3月）后的一段时间，也还误认为土耳其是美国的一部分;并上书皇帝，称英军“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且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倘若开战，中方必胜无疑云云。[1]一代出类拔萃的经世英才，竟也如此昧于外情，闹出笑话，可见当时闭关锁国主义误人至深，祸国至烈！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曾痛心地指出：口喊“制夷”而不问“夷情”，打起仗来，“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2]姚莹则叹息道：战争之败，就败于对“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厥也！”[3]乾隆以降的三代皇帝死抱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和“从贵奇巧”[4]的自大心态不放，既不学习也不愿接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以至鸦片战争爆发时，吴淞口要塞竟还在使用300年前明朝嘉靖年间铸造的铳炮（佛郎机铳）。关天培指挥的虎门靖远炮台，也因火炮陈旧，致使交仗中“火门透水，炮不得发”，并时有炮身发红炸裂者。[5]诚如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6]。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搅乱了已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的运行机制，也深深地刺痛了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心。林则徐不愧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的首倡者。他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广州不久，即迅速地意识到并反省了鄙视远夷、不谙世情之误，认为要成功地组织起对“侵略的西方”的有效抵抗，就首先得向“先进的西方”学习。1939—1840年，他在广东领导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的同时，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搜集和翻译外国快报，广泛了解英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各种情况，积极接触与认识近代世界。他任用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毕业生袁德辉和梁发（我国的第一个传教士）的独生子梁进德为自己的英文译员，设立译馆，翻译出《广州周报》（经林则徐亲自整理加工成《澳门月报》五辑）、《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在向道光帝的奏折中，首次批判了“封關禁海”的顽固思想，主张在禁烟的同时积极开展正当的中外贸易，“藏富于民”，让商民自由开发利源。林则徐以国家对外开放首创者的姿态，向传统的闭关观念大胆宣战，倡行“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的方针，注目全球，探求新知，使广州一时“海外图说毕集”，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窗口。更为可贵的是，林则徐在对西方各国情况及其“长技”进行了解的同时，又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改革家的气魄，把“向西方学习”的课题紧罗密鼓地付诸实践，带头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设法购买英、葡等国制造的大炮;又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货船改装为兵船，并配置英制大炮和新式炮车。他还捐资仿造了两艘欧式双桅战船，并搜集、绘制了8种战船图式，还提出一个建设一支拥有大船百只、中小船五十、大小炮千位、水军一千、舵工水手一千的新式海军的先进构想。
尽管林则徐由于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残酷迫害，未能最终完成宏图大业，然而他在探求西方先进知识方面的努力，却打破了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带动了那时一批素抱“经世济国”之志而又目光敏锐的封建士大夫（如魏源、姚莹、徐继畬、汪文泰）接踵效法。其中最突出的是魏源。他受林则徐的委托，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当年（1842年），便正式整理刊行出《海国图志》50卷。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世界特别是近代世界的扛鼎之作，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追赶世界先进大潮而提交出的第一份关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变革开放的蓝图。《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倡导为“制夷”（抵抗西方侵略）而“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即“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设计出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官办工业和商办工业的具体方案。从此，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 林则徐、魏源喊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无疑打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的闸门。这个历史潮流，随着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而在《南京条约》以后的近代中国史上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轩然大波。作为这个潮流第一波的便是19世纪50—60年代的那场太平天国运动。笔者之所以把太平天国运动举为近代中国变革开放潮流的第一波，是基于下列四点理由：
第一，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同尔后的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一样，“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7]洪秀全借助西方基督教而创立的“拜上帝教”的理论核心，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西方文化思想来反对中国的传统宗教、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
第二，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改变了中国“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传经观念，既反对崇洋媚外，又反对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一贯主张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交往，包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正当的通商。
第三，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为推行变革开放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尝试。突出者如洪秀全在1859年批准颁布干王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搞全方位近代化的政纲。它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强烈要求。
第四，太平天国政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军事装备和军事人才，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早在1853年，太平军一次就向西方买进洋枪200杆以及火药、手枪等物。仅在李秀成的部队里，就聘请了数以百计的富有军事才干的洋兵洋将为其效力。1863年10月李秀成部解天京之围时，就携有多尊洋炮及2万杆洋枪。其火器之精良，远胜于湘军，成为当时中国军队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部队。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变革求新，则迫使湘军、淮军，特别是淮军加速了武器更新，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趋势。正如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容闳所评论的：太平天国“唯一良好的后果，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一种动力，打破一个偉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1894年、1898年、1900年、1901年到190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8]尽管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相当多数（以洪秀全、杨秀清为代表）在后期走向奢靡、腐化、堕落，令学者多有诟病，但从历史的长河审视，其毕竟是一场进步的群众革命运动，属于近代中国人为寻找救国路径而进行艰辛探索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的近代化实践，刺激和催生出以从恭亲王奕到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等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对立面的满汉大臣们为主将的一场以“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变革开放潮流的第二波。这场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模式为指导，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等形式，举企业、办工厂、开矿山、筑铁路、立电讯、兴学堂、置报馆、编练军队、筹建海军和海防、设外文学馆、参加国际展出、派遣留学生和驻外使节……从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强行楔入中国，商战、兵战纷至沓来之际，在客观效果上大大迟滞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
但是，当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跨出国门，转身于欧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商货辐辏的街区以及气宇轩昂的工厂、剧院、斗兽场、法庭、议会之间（有的先进的中国人虽未踏出国门，且不通西文，但却经常置身于各种翻译介绍过来的西书和时论之间），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乃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与改造;换言之，要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取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样，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又形成了中国的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贯穿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长达三四十年的改良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既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效法西政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之间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媒体或桥梁;尽管辛亥革命在内容上是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次根本否定。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代新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摈弃“中体西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改良主义模式，公开宣称用“欧洲思潮”来武装自己。他们仰慕西方文明，主张对其“采取开放态度”，但却反对“全盘照搬”，并通过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解决大众温饱等弊端的审视，提出民主、民权、民生三项革命并行的纲领——就孙中山及其伙伴们看来，这应当是一个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而制定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纲领。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苦难的中国旧貌未改;它广袤的躯体上依旧黑夜如磐，风雨如晦……
辛亥革命的失败，孕育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代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执着地向着西方寻求真理;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所接过的西方“火种”，不仅要烧掉旧的封建经济结构和制度，而且要烧掉“不适于现代生活”的旧的封建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他们高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热烈地呼唤着民主和科学在中华大地上驻足、扎根、开花、结果！一时各种新思潮、新社团、新的社会改造方案如雨后春笋，此伏彼起，使得20世纪10至20年代之交的中国大地，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
二、五四运动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在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长达80年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变革开放的思想武器和治国方案时，大多“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9]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来之际，恰以“破壁”“蹈海”决心寻求新的救国方略而又苦于无路的一批中国先进分子，便自然地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当然，“走俄国人的路”——这毕竟不是所有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一年，曾经打出过社会主义旗号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借英国“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者、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向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他们提出三个极耐人寻味的问题。其一，中国有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们从多方面论证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甚至说，只有首先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为实行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其二，就发展大工业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他们强调说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他们的结论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因此振振有辞地“提醒”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须有自知之明”：你们“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你们不应当宣传社会主义，而应当“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对社会主义“当有极长期之耐性。”[10]其三，中国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他们的回答是不能，并且说，“这是马克思教我们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了坚定而富有理性的正确回答。第一，他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不解决独立问题便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而经验却告诉他们：中国资产阶级异常软弱，不仅没有使中国独立的能力，也没有这种勇气，有时还可能开门揖盗。所以他们对中国是否有搞资本主义的条件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甚至明确地说，中国不配讲资本主义。第二，他们肯定中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并不完全以工人的数量为前提，而中国工人受压迫极深，一旦觉悟其气焰绝不减于东欧、西欧。其次，马克思主义原理允许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借助政治的优越权去建立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三，他们经过全面对比，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更好的路径，就不必再走欧美日本的歧途了。因此，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五四”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一下子同时广泛流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界普遍注目的重大问题，因而这场关于真假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便具有了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更多的先进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取得胜利。这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决条件，是建党的决定性的思想基礎。
不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尚不能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更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封建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中间站”。这样，便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导致出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的恰好一年，即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上海召开。“二大”的伟大贡献在于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决定第一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而纠正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在这以前，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80多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却没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能够真正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提出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的重大标志，表明了共产党对中国情况了解的加深。
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二大”有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没有提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二是在提出的关于革命转变理论中设想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民主革命成功，“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11]“二大”的这两种设想，带有“二大”前夕陈独秀的相关认识的重大痕迹，甚至可以说与之同出一辙。而第一种设想本质上即属于后来人们所说的“二次革命论”;第二种设想则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翻版。“二大”后，两种设想曾长时间地体现在党的领导思想内，并直接影响到党的“三大”“四大”。在党的三大（1923年6月）前后，作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提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12]。陈独秀的这种“二次革命论”在本质上是要无产阶级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显然构成其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为什么以“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最高纲领的中国共产党，竟会提出实际主张实现资本主义前途的“二次革命论”呢？过去人们大多把这种怪异现象同陈独秀的世界观联系起来看。其实，“二次革命论”的出现，主要应是幼年党对当时国情实际把握不够及认识摇摆的产物。比如，当时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便处在感性阶段，并没有从理论上弄清其产生的根源和表现规律。又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而且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原理，但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很快就获得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战胜了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摇摆。1927年2月，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二次革命论”，坚定地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仍然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式束缚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是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结论一度动摇之后再次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它虽然与党的“一大”“二大”宣言并无二致，却是建立在更高级、更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富有理性的科学结论。可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却未能理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阶段的关系问题，而强调两种革命“一气呵成”;会后不久，作为党的中执委委员、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便提出了“‘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这个主张正式形成“一次革命论”，成为“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基础。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再次肯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13]但由于“六大”直接处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因而又把列宁根据俄国情况提出的革命转变的模式照搬到中国。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等等，都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不过，即使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一味照搬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他们就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对民主革命成功后的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某些不同于苏俄和欧美各国以及近代中国的改革设想。比如1922年9月和1927年4月，陈独秀就曾再次提出：虽然中国革命只能“行向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经济落后，社会主义又不能“建设在现状之上”，所以民主革命胜利后，是否可以先实行一个时期“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的经济制度，不要“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他认为在四种经济成分之中占主要地位的应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样才能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14]对于上述问题考虑最多和最成熟的则是毛泽东。1926年初，毛泽东就曾以“子任”的笔名在广州《政治周报》第4期著文分析说，企图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不过，民主革命胜利之后，首先应当“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实现“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15]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提出了我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他一方面强调必须保护私营工商业，认为在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地方，相当长的时间内私人经济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一方面强调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使之逐步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以“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6]
1935年12月，党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全面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提出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民主共和国”。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至于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人民共和国以工农为主体，同时也向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开放，向“一切其他阶级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开放，“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17]党的瓦窑堡会议说明，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党已冲破了苏俄模式的束缚，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途径。
党的瓦窑堡会议以后，随着全民族抗战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先后开展，在党内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关于两个中国、两种前途的斗争不仅没有止息，而且更加尖锐、激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同党内的错误思想、社会上“第三种势力”（所谓“中间派”）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将已初步形成的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正确认识，逐步上升为一种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即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文化上实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还详尽地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客观要求虽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廓清出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造出必要的前提，从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8]中国革命其实正是沿着毛泽东揭示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前进的。
縱观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形成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论述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才作出只有社会主义方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正确选择，并设计出与此相关的一整套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以应对、践行的圆满方案。
三、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和成熟
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并把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视作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前提。1956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遂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以苏为戒”的思想指导下，蕴酿并开始构建有别于苏联、东欧的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套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即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这个理论的最初建构（雏形）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于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年8—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对调整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等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党的“八大”决议则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更具体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由阶级斗争引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时期”。为了少走弯路，少付代价，“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就意味着，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掌握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前提下，正准备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睁眼看世界”了。他们在这一阶段的路径探索，是建立在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基础之上的，与苏东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已经有所不同。遗憾的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由于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包围封锁（1958年以后又有苏东国家的渐次隔绝封锁）下，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未能坚持贯彻下去;再加上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邓小平后来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19]正是在这十一二年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沧桑巨变，世界兴起一场广泛、深刻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尚与中国大陆处于同一水平甚或还落后于大陆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已迅速实现经济起飞，步入世界先进工业国或先进经济地区之列。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烧灼着广大爱国人民的心。其时的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来，再一次面临“最危险的时候”;而中华振兴与腾飞的机遇则与之相伴而行，藏蕴其间。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曾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在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结束了十年“内乱”之后，又一次需要作出严肃而艰难的历史选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了对我国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认识和探索。在这次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以睿智的头脑大胆提出中国必须改革的紧迫任务。他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主流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紧接着，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具体情况出发，而且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代表全党在开幕式上正式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开幕式上，邓小平还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22]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从建设实践本身延伸到其前提即延伸到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认识与研究上;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具体措施。这也表明我们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确立。
党的“十二大”以后，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途径。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表明我们党在对外经济开放方面，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逐渐清晰。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中国共产党在高度概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有认识和总结长期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勾画。作为这个理论框架完成的标志，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化、“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六条长远指导方针的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提出的十二条科学理论观点的建立。
党的“十三大”以后，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国际政治格局亦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大变化。值得欣慰的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更加走向成熟，党的领导集体也由第二代向第三代转换。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党在回顾和思考过去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更加坚定地去完善和丰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邓小平则是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他在“文革”结束而百废待兴之际，带领党的领导集体，及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外严峻形势下，运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要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途径的探索与实践跃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已臻成熟与完备。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推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已届“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关头，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更为宏大而深入的探索，创新式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诸多重大历史课题予以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更为雄阔壮丽的诱人前景。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还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迈出了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一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它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成了党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已开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挺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成功实践，是中国人民180年来（特别是百年来）艰辛的路径探索在新时代的一次辉煌胜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振兴中华而求学于西方所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方案，几乎囊括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的从文化物质层面到理论、制度层面再到心理层面的由表及里的各个部分;但是，却都如昙花一现般地相继零落。无数志士仁人含辛茹苦，殚精竭虑，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却未能使近代中国的航船真正驶入世界近代化社会的大洋。在长达80年的历史岁月里，近代中国的自救、自强之路始终举步维艰，以一种鹅行鸭步式的姿态蹒跚而行，最终也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羁绊。这是因为，驾驶近代中国航船的舵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属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太孱弱了，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而它的直接对手却是联合起来的两支强大的力量：一支是腐而未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一支是一心想把中国变做商品推销市场和原料采集加工地、却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事实教育人们：中国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全面实现能使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复兴之梦，首先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就是民族的独立自主。而指导解决这一课题的思想武器，却不能向西方资产阶级去讨;换言之，不能靠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就这样，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23]，找到了能正確驾驭中国巨轮的掌舵者——中国共产党;又于党成立后的100年间，在它的英明指引和英明领导下，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之路、振兴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中国人自古就崇尚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吃苦耐劳，勤奋智慧，不怕牺牲，勇于探寻真理，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富有革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当这些民族品质、性格与集体潜意识（群体心理）被中国共产党引入并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洪流之中后，则势必释放出核子反应般的倒海翻江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并可以而且现在也正在世界东方托起一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光芒万丈的鲜红太阳！
注释：
[1]《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67页。
[3]（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清同治六年安福县署刊本。
[4]（清）朱寿鹏：《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百一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343页。
[6]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7][9][2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第1470页，第1470页。
[8]（清）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0][11][17]转引自林茂生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第109页，第275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13]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14]《陈独秀文章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册，第206页;下册，第410页。
[15]子任（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载广州《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16]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67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20][21][2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第149页，第372页。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当下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对中华振兴与富强路径的探索，揭示了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继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任务，则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作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乃始自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蕴酿和开始构建，当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二十年间的事。几代先进的中国人经过长达180年的前仆后继，不懈努力，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复兴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
关键词：
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一、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对救亡途径的思考和实践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铜关铁锁，把“天朝上国”的彩色梦幻撕成片片过眼云烟。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处于第一次“最危险的时候”，面对“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谱写出一曲曲令天地惊、鬼神泣的悲壮旋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不幸局面，乃是封建统治者们一手酿制成的。他们（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在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动的时代（从15世纪末开始的三四百年间），当着西方的欧洲从中世纪黑暗的禁锢里大踏步地走出来，并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相继叩响东方文明古国——埃及、印度、中国的大门的时候，仍昏聩颟顸，自我封闭，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可以追上西方的宝贵机遇，拉大了和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他们执拗地将那些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列强视为“化外蠢愚”，不肯睁眼面对鼓噪而进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潮，不愿也不屑于了解与认识外部世界。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便是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清朝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直至1842年5月，自己的国家已与英国干了近两年的仗，打了200来年的交道，竟连这敌国有多大、位处何方、是岛国还是陆国等等基本情况一概莫知。至于对俄国、美洲、菲律宾乃至于西邻葱岭（帕米尔）的情况，满朝君主更是昏昏噩噩，懵懵懂懂。就连林则徐初到广东（1839年3月）后的一段时间，也还误认为土耳其是美国的一部分;并上书皇帝，称英军“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且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倘若开战，中方必胜无疑云云。[1]一代出类拔萃的经世英才，竟也如此昧于外情，闹出笑话，可见当时闭关锁国主义误人至深，祸国至烈！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曾痛心地指出：口喊“制夷”而不问“夷情”，打起仗来，“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2]姚莹则叹息道：战争之败，就败于对“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厥也！”[3]乾隆以降的三代皇帝死抱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和“从贵奇巧”[4]的自大心态不放，既不学习也不愿接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以至鸦片战争爆发时，吴淞口要塞竟还在使用300年前明朝嘉靖年间铸造的铳炮（佛郎机铳）。关天培指挥的虎门靖远炮台，也因火炮陈旧，致使交仗中“火门透水，炮不得发”，并时有炮身发红炸裂者。[5]诚如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6]。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搅乱了已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的运行机制，也深深地刺痛了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心。林则徐不愧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的首倡者。他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广州不久，即迅速地意识到并反省了鄙视远夷、不谙世情之误，认为要成功地组织起对“侵略的西方”的有效抵抗，就首先得向“先进的西方”学习。1939—1840年，他在广东领导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的同时，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搜集和翻译外国快报，广泛了解英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各种情况，积极接触与认识近代世界。他任用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毕业生袁德辉和梁发（我国的第一个传教士）的独生子梁进德为自己的英文译员，设立译馆，翻译出《广州周报》（经林则徐亲自整理加工成《澳门月报》五辑）、《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在向道光帝的奏折中，首次批判了“封關禁海”的顽固思想，主张在禁烟的同时积极开展正当的中外贸易，“藏富于民”，让商民自由开发利源。林则徐以国家对外开放首创者的姿态，向传统的闭关观念大胆宣战，倡行“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的方针，注目全球，探求新知，使广州一时“海外图说毕集”，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窗口。更为可贵的是，林则徐在对西方各国情况及其“长技”进行了解的同时，又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改革家的气魄，把“向西方学习”的课题紧罗密鼓地付诸实践，带头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设法购买英、葡等国制造的大炮;又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货船改装为兵船，并配置英制大炮和新式炮车。他还捐资仿造了两艘欧式双桅战船，并搜集、绘制了8种战船图式，还提出一个建设一支拥有大船百只、中小船五十、大小炮千位、水军一千、舵工水手一千的新式海军的先进构想。
尽管林则徐由于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残酷迫害，未能最终完成宏图大业，然而他在探求西方先进知识方面的努力，却打破了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带动了那时一批素抱“经世济国”之志而又目光敏锐的封建士大夫（如魏源、姚莹、徐继畬、汪文泰）接踵效法。其中最突出的是魏源。他受林则徐的委托，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当年（1842年），便正式整理刊行出《海国图志》50卷。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世界特别是近代世界的扛鼎之作，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追赶世界先进大潮而提交出的第一份关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变革开放的蓝图。《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倡导为“制夷”（抵抗西方侵略）而“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即“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设计出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官办工业和商办工业的具体方案。从此，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 林则徐、魏源喊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无疑打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的闸门。这个历史潮流，随着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而在《南京条约》以后的近代中国史上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轩然大波。作为这个潮流第一波的便是19世纪50—60年代的那场太平天国运动。笔者之所以把太平天国运动举为近代中国变革开放潮流的第一波，是基于下列四点理由：
第一，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同尔后的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一样，“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7]洪秀全借助西方基督教而创立的“拜上帝教”的理论核心，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西方文化思想来反对中国的传统宗教、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
第二，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改变了中国“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传经观念，既反对崇洋媚外，又反对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一贯主张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交往，包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正当的通商。
第三，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为推行变革开放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尝试。突出者如洪秀全在1859年批准颁布干王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搞全方位近代化的政纲。它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强烈要求。
第四，太平天国政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军事装备和军事人才，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早在1853年，太平军一次就向西方买进洋枪200杆以及火药、手枪等物。仅在李秀成的部队里，就聘请了数以百计的富有军事才干的洋兵洋将为其效力。1863年10月李秀成部解天京之围时，就携有多尊洋炮及2万杆洋枪。其火器之精良，远胜于湘军，成为当时中国军队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部队。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变革求新，则迫使湘军、淮军，特别是淮军加速了武器更新，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趋势。正如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容闳所评论的：太平天国“唯一良好的后果，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一种动力，打破一个偉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1894年、1898年、1900年、1901年到190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8]尽管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相当多数（以洪秀全、杨秀清为代表）在后期走向奢靡、腐化、堕落，令学者多有诟病，但从历史的长河审视，其毕竟是一场进步的群众革命运动，属于近代中国人为寻找救国路径而进行艰辛探索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的近代化实践，刺激和催生出以从恭亲王奕到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等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对立面的满汉大臣们为主将的一场以“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变革开放潮流的第二波。这场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模式为指导，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等形式，举企业、办工厂、开矿山、筑铁路、立电讯、兴学堂、置报馆、编练军队、筹建海军和海防、设外文学馆、参加国际展出、派遣留学生和驻外使节……从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强行楔入中国，商战、兵战纷至沓来之际，在客观效果上大大迟滞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
但是，当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跨出国门，转身于欧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商货辐辏的街区以及气宇轩昂的工厂、剧院、斗兽场、法庭、议会之间（有的先进的中国人虽未踏出国门，且不通西文，但却经常置身于各种翻译介绍过来的西书和时论之间），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乃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与改造;换言之，要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取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样，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又形成了中国的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他们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贯穿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长达三四十年的改良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既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效法西政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之间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媒体或桥梁;尽管辛亥革命在内容上是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次根本否定。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代新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摈弃“中体西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改良主义模式，公开宣称用“欧洲思潮”来武装自己。他们仰慕西方文明，主张对其“采取开放态度”，但却反对“全盘照搬”，并通过对英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解决大众温饱等弊端的审视，提出民主、民权、民生三项革命并行的纲领——就孙中山及其伙伴们看来，这应当是一个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而制定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纲领。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苦难的中国旧貌未改;它广袤的躯体上依旧黑夜如磐，风雨如晦……
辛亥革命的失败，孕育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代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执着地向着西方寻求真理;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所接过的西方“火种”，不仅要烧掉旧的封建经济结构和制度，而且要烧掉“不适于现代生活”的旧的封建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他们高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热烈地呼唤着民主和科学在中华大地上驻足、扎根、开花、结果！一时各种新思潮、新社团、新的社会改造方案如雨后春笋，此伏彼起，使得20世纪10至20年代之交的中国大地，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
二、五四运动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在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长达80年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变革开放的思想武器和治国方案时，大多“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9]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来之际，恰以“破壁”“蹈海”决心寻求新的救国方略而又苦于无路的一批中国先进分子，便自然地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当然，“走俄国人的路”——这毕竟不是所有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一年，曾经打出过社会主义旗号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借英国“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者、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向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他们提出三个极耐人寻味的问题。其一，中国有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们从多方面论证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甚至说，只有首先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为实行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其二，就发展大工业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他们强调说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他们的结论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因此振振有辞地“提醒”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须有自知之明”：你们“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你们不应当宣传社会主义，而应当“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对社会主义“当有极长期之耐性。”[10]其三，中国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他们的回答是不能，并且说，“这是马克思教我们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了坚定而富有理性的正确回答。第一，他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不解决独立问题便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而经验却告诉他们：中国资产阶级异常软弱，不仅没有使中国独立的能力，也没有这种勇气，有时还可能开门揖盗。所以他们对中国是否有搞资本主义的条件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甚至明确地说，中国不配讲资本主义。第二，他们肯定中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并不完全以工人的数量为前提，而中国工人受压迫极深，一旦觉悟其气焰绝不减于东欧、西欧。其次，马克思主义原理允许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借助政治的优越权去建立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三，他们经过全面对比，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更好的路径，就不必再走欧美日本的歧途了。因此，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可以实现的。
由于“五四”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一下子同时广泛流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界普遍注目的重大问题，因而这场关于真假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便具有了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更多的先进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取得胜利。这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决条件，是建党的决定性的思想基礎。
不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尚不能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更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封建关系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中间站”。这样，便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导致出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的恰好一年，即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上海召开。“二大”的伟大贡献在于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决定第一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而纠正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在这以前，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80多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却没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能够真正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提出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的重大标志，表明了共产党对中国情况了解的加深。
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二大”有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没有提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二是在提出的关于革命转变理论中设想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民主革命成功，“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随之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11]“二大”的这两种设想，带有“二大”前夕陈独秀的相关认识的重大痕迹，甚至可以说与之同出一辙。而第一种设想本质上即属于后来人们所说的“二次革命论”;第二种设想则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翻版。“二大”后，两种设想曾长时间地体现在党的领导思想内，并直接影响到党的“三大”“四大”。在党的三大（1923年6月）前后，作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提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12]。陈独秀的这种“二次革命论”在本质上是要无产阶级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显然构成其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为什么以“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最高纲领的中国共产党，竟会提出实际主张实现资本主义前途的“二次革命论”呢？过去人们大多把这种怪异现象同陈独秀的世界观联系起来看。其实，“二次革命论”的出现，主要应是幼年党对当时国情实际把握不够及认识摇摆的产物。比如，当时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便处在感性阶段，并没有从理论上弄清其产生的根源和表现规律。又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而且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原理，但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很快就获得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战胜了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摇摆。1927年2月，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二次革命论”，坚定地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仍然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式束缚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是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结论一度动摇之后再次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它虽然与党的“一大”“二大”宣言并无二致，却是建立在更高级、更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富有理性的科学结论。可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却未能理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阶段的关系问题，而强调两种革命“一气呵成”;会后不久，作为党的中执委委员、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便提出了“‘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这个主张正式形成“一次革命论”，成为“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基础。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再次肯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13]但由于“六大”直接处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因而又把列宁根据俄国情况提出的革命转变的模式照搬到中国。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等等，都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不过，即使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一味照搬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他们就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对民主革命成功后的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某些不同于苏俄和欧美各国以及近代中国的改革设想。比如1922年9月和1927年4月，陈独秀就曾再次提出：虽然中国革命只能“行向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经济落后，社会主义又不能“建设在现状之上”，所以民主革命胜利后，是否可以先实行一个时期“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的经济制度，不要“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他认为在四种经济成分之中占主要地位的应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样才能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14]对于上述问题考虑最多和最成熟的则是毛泽东。1926年初，毛泽东就曾以“子任”的笔名在广州《政治周报》第4期著文分析说，企图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不过，民主革命胜利之后，首先应当“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实现“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15]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提出了我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他一方面强调必须保护私营工商业，认为在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地方，相当长的时间内私人经济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一方面强调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使之逐步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以“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6]
1935年12月，党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全面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提出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民主共和国”。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至于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人民共和国以工农为主体，同时也向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开放，向“一切其他阶级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开放，“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17]党的瓦窑堡会议说明，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党已冲破了苏俄模式的束缚，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途径。
党的瓦窑堡会议以后，随着全民族抗战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先后开展，在党内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关于两个中国、两种前途的斗争不仅没有止息，而且更加尖锐、激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同党内的错误思想、社会上“第三种势力”（所谓“中间派”）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将已初步形成的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正确认识，逐步上升为一种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即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文化上实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还详尽地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客观要求虽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廓清出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造出必要的前提，从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8]中国革命其实正是沿着毛泽东揭示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前进的。
縱观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形成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论述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才作出只有社会主义方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正确选择，并设计出与此相关的一整套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以应对、践行的圆满方案。
三、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和成熟
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并把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视作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前提。1956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遂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以苏为戒”的思想指导下，蕴酿并开始构建有别于苏联、东欧的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套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即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这个理论的最初建构（雏形）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于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年8—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对调整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等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党的“八大”决议则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更具体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由阶级斗争引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时期”。为了少走弯路，少付代价，“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就意味着，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掌握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前提下，正准备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睁眼看世界”了。他们在这一阶段的路径探索，是建立在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基础之上的，与苏东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已经有所不同。遗憾的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由于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包围封锁（1958年以后又有苏东国家的渐次隔绝封锁）下，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未能坚持贯彻下去;再加上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邓小平后来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19]正是在这十一二年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沧桑巨变，世界兴起一场广泛、深刻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尚与中国大陆处于同一水平甚或还落后于大陆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已迅速实现经济起飞，步入世界先进工业国或先进经济地区之列。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烧灼着广大爱国人民的心。其时的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来，再一次面临“最危险的时候”;而中华振兴与腾飞的机遇则与之相伴而行，藏蕴其间。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曾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在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结束了十年“内乱”之后，又一次需要作出严肃而艰难的历史选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了对我国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认识和探索。在这次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以睿智的头脑大胆提出中国必须改革的紧迫任务。他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主流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紧接着，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具体情况出发，而且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代表全党在开幕式上正式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开幕式上，邓小平还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22]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从建设实践本身延伸到其前提即延伸到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认识与研究上;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具体措施。这也表明我们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确立。
党的“十二大”以后，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途径。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表明我们党在对外经济开放方面，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逐渐清晰。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中国共产党在高度概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有认识和总结长期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勾画。作为这个理论框架完成的标志，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化、“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六条长远指导方针的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提出的十二条科学理论观点的建立。
党的“十三大”以后，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国际政治格局亦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大变化。值得欣慰的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更加走向成熟，党的领导集体也由第二代向第三代转换。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党在回顾和思考过去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更加坚定地去完善和丰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邓小平则是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他在“文革”结束而百废待兴之际，带领党的领导集体，及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外严峻形势下，运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要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途径的探索与实践跃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以独立自主为立足点、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已臻成熟与完备。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推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已届“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历史关头，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更为宏大而深入的探索，创新式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诸多重大历史课题予以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更为雄阔壮丽的诱人前景。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还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迈出了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一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它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成了党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已开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挺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成功实践，是中国人民180年来（特别是百年来）艰辛的路径探索在新时代的一次辉煌胜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振兴中华而求学于西方所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方案，几乎囊括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的从文化物质层面到理论、制度层面再到心理层面的由表及里的各个部分;但是，却都如昙花一现般地相继零落。无数志士仁人含辛茹苦，殚精竭虑，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却未能使近代中国的航船真正驶入世界近代化社会的大洋。在长达80年的历史岁月里，近代中国的自救、自强之路始终举步维艰，以一种鹅行鸭步式的姿态蹒跚而行，最终也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羁绊。这是因为，驾驶近代中国航船的舵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属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太孱弱了，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而它的直接对手却是联合起来的两支强大的力量：一支是腐而未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一支是一心想把中国变做商品推销市场和原料采集加工地、却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事实教育人们：中国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全面实现能使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复兴之梦，首先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就是民族的独立自主。而指导解决这一课题的思想武器，却不能向西方资产阶级去讨;换言之，不能靠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就这样，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23]，找到了能正確驾驭中国巨轮的掌舵者——中国共产党;又于党成立后的100年间，在它的英明指引和英明领导下，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之路、振兴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中国人自古就崇尚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吃苦耐劳，勤奋智慧，不怕牺牲，勇于探寻真理，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富有革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当这些民族品质、性格与集体潜意识（群体心理）被中国共产党引入并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洪流之中后，则势必释放出核子反应般的倒海翻江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并可以而且现在也正在世界东方托起一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光芒万丈的鲜红太阳！
注释：
[1]《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67页。
[3]（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清同治六年安福县署刊本。
[4]（清）朱寿鹏：《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百一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343页。
[6]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7][9][2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第1470页，第1470页。
[8]（清）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0][11][17]转引自林茂生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第109页，第275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13]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14]《陈独秀文章选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册，第206页;下册，第410页。
[15]子任（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载广州《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16]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67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20][21][2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第149页，第372页。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