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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皇室与达摩
少林寺初创的时间，权威的说法是北魏太和20年，也就是公元496年，这也是少林寺在1995年庆祝建寺1500周年的缘由。《魏书·释老志》在讲述徐州白塔寺道登法师的故事时，有这样的表述：“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时沙门道登，稚有义业，为高祖所眷顾，恒侍讲设，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仰，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
这是有关少林寺最早的文字记载。尽管跋陀的故事，只是出现在对道登法师的追忆中，但是这段故事还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少林寺最初的创立，是和魏孝文帝有关。跋陀和皇帝的关系很好，而且，在最初，少林寺就获得了皇室的供养。
根据《续高僧传》的说法，跋陀是天竺人，在天竺时交了六个朋友，一起修习禅法，其余五人都成功了，只有他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后有人告诉他，他的机缘应该在中国，“到中国去，度两个弟子，应该大有好处”。跋陀来到中国，中原正是北魏孝文帝的天下，孝文帝是个佛教徒，非常欣赏跋陀，在云冈石窟开了一窟，专门让他修行，一切费用由朝廷供养。从云冈石窟到少林寺，跋陀的事业都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少林寺建立后，跋陀声名远播，求教者络绎不绝，听他讲佛者常常有数百人，但是这些人，甚至包括跋陀本人，都不太为人所知。
在少林寺的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其实是达摩。 如今，在少林寺的山门两侧，赫然写着8个大字：“大乘胜地，禅宗祖庭”，它告诉人们，在中国传承了一千多年的禅宗，其祖庭就在这座寺庙里。佛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禅宗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注重冥想、顿悟和苦行的流派，也是最有魅力的流派之一。
禅宗的初祖，被认为是达摩。如果说跋陀是少林寺物质意义上的创立者，达摩则是少林寺精神意义上的创立者。
达摩的故事，在少林寺可谓人人皆知：达摩渡海来到中国，先在广州落脚，后来到南京见到了推崇佛教的梁武帝，但是未能得到欣赏，双方谈不到一起。达摩踏着一枝芦苇渡过长江，在少室山五乳峰下的山洞里面壁九年，最终成就一代宗师。尽管杨衒之的《洛阳珈蓝记》中已经有关于达摩的记载，杨衒之还声称见过达摩本人，但是他见到的达摩，“自云年一百五十岁”，明显不符合现代科学所认可的人的寿命。
如今看来，达摩的形象，是一种文化创造的结果，从唐到北宋，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苦行”和“神功”一直是最核心的要素。这种对苦行的强调，还体现在禅宗二祖慧可的身上。慧可在山洞外拜达摩为师，达摩最初并不答应，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砍下自己的一条手臂，达摩才答应收他为徒。
如果说跋陀代表的是一种和朝廷合作、得到朝廷支持的传统的话，达摩代表的则是强调修行的吃苦传统。少林寺把自己的武术传统追溯到达摩那里，据比较科学的看法，是因为达摩在山洞修行时，为了保证自己身体的健康，自己创了一些体操，经过演化，就成为少林武术的种种招式。少林武术套路多样，但大都要求在狭小的面积（比如一匹马的阴影）内完成，或许和当初达摩祖师所在的山洞空间狭小有关，这些体操都是在非常局促的环境中操练而成的。
十三棍僧救唐王：武术的道德升华
如果你去少林寺参观，导游一定会领你到钟楼旁边的一座巨碑前，碑上刻着李世民给少林僧人的嘉奖令：
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众及军民首领士庶等：
比者天下丧乱，万方乏主，世界倾沦，三乘道绝。遂使阎浮荡覆，戎马载驰，神州糜沸，群魔竞起。我国家膺图受箓，护持正谛，驭舄飞轮，光临大宝。故能德通黎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王世充叨窃非据，敢逆天常，窥觎法境，肆行悖业。今仁风远扇，慧炬照临，开八正之途，复九宇之迹。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方著阙庭；证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观。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供养优赏，理殊恒数。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各安旧业，永保休祐。
故遣上柱国德广郡开国公安远往彼指宣所怀，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相见，不复多悉。四月三十日。
这段碑文的背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唐朝建立，而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废掉隋越王杨侗，自称“大郑皇帝”，盘踞在山东一带的窦建德和王世充遥相呼应。李渊父子要统一全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敌人，就是王世充。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包围洛阳城。王世充守御极严，李世民久攻不下。洛阳城被围困很久，城内的人们陷入饥饿之中，王世充焦急地等待窦建德援军的到来。
此时的少林寺，已在隋末的动乱中陷入困境，遭到山贼的抢掠，塔院被焚，其他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寺僧只好到少林寺西北的柏谷坞居住，这里有隋文帝赐给少林的一百顷地，是一个庄园。
柏谷坞在少林寺背面的山后，属于偃师县，在当时，这是一个战略要地。王世充废掉隋越王后，派自己的侄子王仁则占领柏谷坞，筑城设防。少林寺的僧人在此也受到王仁则的欺侮，唐军的到来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四月二十七日夜，少林僧在上座寺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瑒和大将军僧昙宗的组织和带领下，联系王仁则手下的官兵作为内应，对王仁则突然袭击，大获全胜，并捉住了王仁则，归顺了唐军。正在虎牢关前线指挥作战的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因为除去王仁则就除去了一个后顾之忧，而且这对守卫洛阳的王世充的士气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世民马上（四月三十日）给少林寺写了一封信，就是本节开头的嘉奖令。
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窦建德正率兵增援王世充。五月一日，也就是写完信的第二天，李世民放出一千匹马引诱窦建德，待窦建德追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正中李世民的埋伏，虎牢关大战，李世民打败并活捉了窦建德。王世充陷入绝望，一周后就投降了。因此，少林寺僧人救唐王的故事，后来在文学作品中虽然多有演绎，但其核心事实是成立的，少林寺的出手，确实在历史的关头给予李世民以很大的帮助。 李世民在给少林寺写信后，还许诺有一些奖励，但当时忙于战事，并没有兑现落实。第二年，少林寺还因为曾属于王世充的地盘，被地方政府要求“僧徒还俗，各从徭役”。少林寺僧人不服， “不肯服减，上表申诉”。武德8年（公元625年）二月二十日，京都秦王府下牒，“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并申明过去没收的隋文帝所赐之地及水碾“一并奉还”。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在贞观6年（公元632年），再次评价少林寺说：“若论少林寺功绩，与武牢不殊”，就是说他们活捉王仁则的功绩，和活捉窦建德是一样的。这样，少林寺的功绩，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十三棍僧救唐王，成为少林寺又一精神支柱之源，这就是深悟机变、护国佑民、行道报国的精神。在这个故事中，习武与正义结合起来，把武术这一强身健体的体操升华了。
皇恩浩荡：到过少林寺的皇帝
从创立开始，少林寺就和皇帝联系紧密，因此少林寺的命运，也和朝代更迭的大势联系在一起。国泰民安的时候，少林寺往往兴旺，而天下动荡的时候，尽管有武僧护法，少林寺也难逃厄运。
元末，少林寺经受战乱的洗劫，许多寺僧外逃避难，寺院建筑遭到部分损坏，佛像上的饰金也被人刮去。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也写到这一时期的少林，明教教主张无忌在少林寺和破坏少林的恶人成昆有几场恶战。但是，历史的真相看起来就没那么传奇了，正是起义军红巾军的骚扰，让少林寺陷入了困境。这一时期的少林寺的恢复，靠老僧觉定艰难维持，率领僧众白天耕田，夜晚参禅，逃走的僧人后来又慢慢重新回来，少林寺才逐渐恢复元气。明末，天下再次大乱，起义军占领了南山，一些人想强占少林寺，当时的住持海宽法师积极应变，做了不少工作，起义军才未能入寺破坏。
武则天的生母杨氏礼佛，这对她的影响很大。公元671年，91岁的母亲去世，武则天非常悲痛，她把自己的住宅捐出，设太原寺。武则天的地位随着唐高宗一步步上升，公元674年，唐高宗被尊为“天皇”，武则天也就成了“天后”。唐高宗崇信道教，当时著名的道士潘师正在嵩山逍遥谷修炼，公元680年，唐高宗带着武则天和太子到逍遥谷拜见潘师正，之后到少林寺参观，武则天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她在少林寺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当即提出要为父母在少林寺建两座塔。但在立碑的过程中，可能进度较慢，武则天又一次路过这里时，看到塔还没有建成，有些着急，回去后就派武三思拿着她亲笔写的一封十分谦虚的信，带着黄金和绢丝到了少林寺。3年后，武则天又随高宗去已经建成的隋唐观拜见潘师正后，回途中又来到少林寺，看到塔已经建成，就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武则天后来当了皇帝，到少林寺的次数比任何一位皇帝都多。值得关注的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分别喜欢道教和佛教，但能一视同仁，互相包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其统治者开阔的胸怀，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
从对少林寺的重视程度来讲，清朝皇帝并不亚于武则天。康熙皇帝为少林寺题写的匾额，至今仍悬在少林寺的山门。从顺治到康熙的数十年间，少林寺许多殿堂屋舍在风雨中遭侵，战乱中破坏的房舍也未完全修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官员张思明来祭中岳，他看到的是：少林寺“已久经劫火，法堂草长，宗徒雨散矣。慨然久之。偶步千佛殿西，见榛莽荒秽中，散瓦数椽，风雨不蔽。僧允石咨叹，指余曰：‘此白衣大士殿也，昔创于魏孝文帝，规制宏敞，中更寇乱，荒废至此！’”
这白衣大士殿，在清代已算文物，但残破至此，不禁令人唏嘘。张思明当即提出要捐建重修，得到不少官员支持，到第二年冬天就宣告完工。当时，去少林寺参观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参与了募资修缮。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组织对少林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现在少林寺的全部建筑形式，就是雍正十三年重建后的格局。
18世纪中叶，少林寺最值得一书的，是乾隆皇帝到少林寺一住，这是唐高宗、武则天以来，又一个来到少林寺的皇帝，其间相距已千余年。1750年9月30日，乾隆皇帝和皇太后一行，浩浩荡荡登上嵩山，参观、祭祀山川，乾隆在少林寺方丈室住了一个晚上，批阅奏章，并为少林寺题写了几幅匾额。在封建时代，这是少林寺与朝廷关系最后达到的高峰。
乾隆之后，清王朝走向衰落，而少林寺的走势曲线图，也和国势相吻合。
两场辩论
少林寺有两种意义上的存在：作为物质意义的寺庙，和作为精神传统的少林文化。少林寺能超越其他寺庙，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和它在精神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少林武术天下尽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林寺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地位，有过两次大型的辩论。
第一次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南北朝时期崇尚佛教，南方、北方竞相建寺，耗尽资财，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有在诗人的眼中才是浪漫的。当时，大量的劳动者为避赋税入寺为僧为尼，大量的土地被寺院所占，已经影响了国家的财力、人力、兵力。据《释老志》所记，当时全国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人数占全国的十六分之一，这还可能只是北朝的情况。如此，反佛之声不断响起。北周武帝要统一北方，富国强兵，自然要打寺庙的主意，他采取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决于塔庙之下”的政策。当时的名士卫元嵩向武帝进言，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平延大寺”，把资源集中起来。
北周武帝要削弱宗教力量，也想尽量取得合法性，他多次举行儒、释、道的辩论大会，从天河二年（公元567年）起，一共7次，在有意无意的安排下，佛教和道教开始针锋相对。公元573年，周武帝直接为三教定了座次，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第二年，又让佛道两家辩论，这次佛教赢了，但是周武帝已经没有耐心，在第二天就宣布佛教道教都属非法，下令取缔，并命沙门、道士还俗。
在几次大辩论中，少林寺的慧远（523-592年）在大殿上与周武帝曾进行了抗旨争辩，虽然未能挽回周武帝灭佛的决心，但却得到了“护法菩萨”的美誉。在周武帝的废佛运动中，少林也在毁坏之列，但毁到什么程度，则缺乏有效的记载。一直到公元578年，周武帝死去，毁寺现象才得以停止。
第二次辩论是在元朝，当时，少林寺一代名僧福裕和尚，因为和忽必烈的特殊关系，力挫道教。福裕自幼父母双亡，拜当时的著名僧人休林为师，而休林和耶律楚材、元好问等都是好友，正是这一层关系，让福裕得以结识忽必烈，1245年，忽必烈成为太子，立即起用福裕，让他到少林寺主持超大规模的法会，后来，又授予他都僧省之职，相当于全国佛教事务的总管。福裕提出恢复和修缮战时毁坏的寺庙237所，这让他在全国佛教界威望大增。福裕成为少林寺、万寿寺等几座著名寺庙的住持，其声势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人、道士聚集京师，进行了佛道大辩论，福裕此时是少林寺主，又是全国佛教领袖，他以皇室为后盾，成功说服了朝廷。忽必烈在1280年下诏，焚毁道教经义，佛教在10余年的争辩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样的辩论，不仅仅是为佛教而辩，还是为寺庙的生死存亡辩论，为经济利益和财产辩论，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佛教的地位一直很高，这和福裕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本文参考资料有《少林历史与文化》等）
少林寺初创的时间，权威的说法是北魏太和20年，也就是公元496年，这也是少林寺在1995年庆祝建寺1500周年的缘由。《魏书·释老志》在讲述徐州白塔寺道登法师的故事时，有这样的表述：“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时沙门道登，稚有义业，为高祖所眷顾，恒侍讲设，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仰，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
这是有关少林寺最早的文字记载。尽管跋陀的故事，只是出现在对道登法师的追忆中，但是这段故事还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少林寺最初的创立，是和魏孝文帝有关。跋陀和皇帝的关系很好，而且，在最初，少林寺就获得了皇室的供养。
根据《续高僧传》的说法，跋陀是天竺人，在天竺时交了六个朋友，一起修习禅法，其余五人都成功了，只有他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后有人告诉他，他的机缘应该在中国，“到中国去，度两个弟子，应该大有好处”。跋陀来到中国，中原正是北魏孝文帝的天下，孝文帝是个佛教徒，非常欣赏跋陀，在云冈石窟开了一窟，专门让他修行，一切费用由朝廷供养。从云冈石窟到少林寺，跋陀的事业都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少林寺建立后，跋陀声名远播，求教者络绎不绝，听他讲佛者常常有数百人，但是这些人，甚至包括跋陀本人，都不太为人所知。
在少林寺的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其实是达摩。 如今，在少林寺的山门两侧，赫然写着8个大字：“大乘胜地，禅宗祖庭”，它告诉人们，在中国传承了一千多年的禅宗，其祖庭就在这座寺庙里。佛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禅宗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注重冥想、顿悟和苦行的流派，也是最有魅力的流派之一。
禅宗的初祖，被认为是达摩。如果说跋陀是少林寺物质意义上的创立者，达摩则是少林寺精神意义上的创立者。
达摩的故事，在少林寺可谓人人皆知：达摩渡海来到中国，先在广州落脚，后来到南京见到了推崇佛教的梁武帝，但是未能得到欣赏，双方谈不到一起。达摩踏着一枝芦苇渡过长江，在少室山五乳峰下的山洞里面壁九年，最终成就一代宗师。尽管杨衒之的《洛阳珈蓝记》中已经有关于达摩的记载，杨衒之还声称见过达摩本人，但是他见到的达摩，“自云年一百五十岁”，明显不符合现代科学所认可的人的寿命。
如今看来，达摩的形象，是一种文化创造的结果，从唐到北宋，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苦行”和“神功”一直是最核心的要素。这种对苦行的强调，还体现在禅宗二祖慧可的身上。慧可在山洞外拜达摩为师，达摩最初并不答应，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砍下自己的一条手臂，达摩才答应收他为徒。
如果说跋陀代表的是一种和朝廷合作、得到朝廷支持的传统的话，达摩代表的则是强调修行的吃苦传统。少林寺把自己的武术传统追溯到达摩那里，据比较科学的看法，是因为达摩在山洞修行时，为了保证自己身体的健康，自己创了一些体操，经过演化，就成为少林武术的种种招式。少林武术套路多样，但大都要求在狭小的面积（比如一匹马的阴影）内完成，或许和当初达摩祖师所在的山洞空间狭小有关，这些体操都是在非常局促的环境中操练而成的。
十三棍僧救唐王：武术的道德升华
如果你去少林寺参观，导游一定会领你到钟楼旁边的一座巨碑前，碑上刻着李世民给少林僧人的嘉奖令：
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众及军民首领士庶等：
比者天下丧乱，万方乏主，世界倾沦，三乘道绝。遂使阎浮荡覆，戎马载驰，神州糜沸，群魔竞起。我国家膺图受箓，护持正谛，驭舄飞轮，光临大宝。故能德通黎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王世充叨窃非据，敢逆天常，窥觎法境，肆行悖业。今仁风远扇，慧炬照临，开八正之途，复九宇之迹。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方著阙庭；证果修真之道，更宏像观。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供养优赏，理殊恒数。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各安旧业，永保休祐。
故遣上柱国德广郡开国公安远往彼指宣所怀，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相见，不复多悉。四月三十日。
这段碑文的背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唐朝建立，而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废掉隋越王杨侗，自称“大郑皇帝”，盘踞在山东一带的窦建德和王世充遥相呼应。李渊父子要统一全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敌人，就是王世充。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包围洛阳城。王世充守御极严，李世民久攻不下。洛阳城被围困很久，城内的人们陷入饥饿之中，王世充焦急地等待窦建德援军的到来。
此时的少林寺，已在隋末的动乱中陷入困境，遭到山贼的抢掠，塔院被焚，其他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寺僧只好到少林寺西北的柏谷坞居住，这里有隋文帝赐给少林的一百顷地，是一个庄园。
柏谷坞在少林寺背面的山后，属于偃师县，在当时，这是一个战略要地。王世充废掉隋越王后，派自己的侄子王仁则占领柏谷坞，筑城设防。少林寺的僧人在此也受到王仁则的欺侮，唐军的到来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四月二十七日夜，少林僧在上座寺善护、寺主僧志操、都维那僧惠瑒和大将军僧昙宗的组织和带领下，联系王仁则手下的官兵作为内应，对王仁则突然袭击，大获全胜，并捉住了王仁则，归顺了唐军。正在虎牢关前线指挥作战的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因为除去王仁则就除去了一个后顾之忧，而且这对守卫洛阳的王世充的士气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世民马上（四月三十日）给少林寺写了一封信，就是本节开头的嘉奖令。
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窦建德正率兵增援王世充。五月一日，也就是写完信的第二天，李世民放出一千匹马引诱窦建德，待窦建德追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正中李世民的埋伏，虎牢关大战，李世民打败并活捉了窦建德。王世充陷入绝望，一周后就投降了。因此，少林寺僧人救唐王的故事，后来在文学作品中虽然多有演绎，但其核心事实是成立的，少林寺的出手，确实在历史的关头给予李世民以很大的帮助。 李世民在给少林寺写信后，还许诺有一些奖励，但当时忙于战事，并没有兑现落实。第二年，少林寺还因为曾属于王世充的地盘，被地方政府要求“僧徒还俗，各从徭役”。少林寺僧人不服， “不肯服减，上表申诉”。武德8年（公元625年）二月二十日，京都秦王府下牒，“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并申明过去没收的隋文帝所赐之地及水碾“一并奉还”。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在贞观6年（公元632年），再次评价少林寺说：“若论少林寺功绩，与武牢不殊”，就是说他们活捉王仁则的功绩，和活捉窦建德是一样的。这样，少林寺的功绩，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十三棍僧救唐王，成为少林寺又一精神支柱之源，这就是深悟机变、护国佑民、行道报国的精神。在这个故事中，习武与正义结合起来，把武术这一强身健体的体操升华了。
皇恩浩荡：到过少林寺的皇帝
从创立开始，少林寺就和皇帝联系紧密，因此少林寺的命运，也和朝代更迭的大势联系在一起。国泰民安的时候，少林寺往往兴旺，而天下动荡的时候，尽管有武僧护法，少林寺也难逃厄运。
元末，少林寺经受战乱的洗劫，许多寺僧外逃避难，寺院建筑遭到部分损坏，佛像上的饰金也被人刮去。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也写到这一时期的少林，明教教主张无忌在少林寺和破坏少林的恶人成昆有几场恶战。但是，历史的真相看起来就没那么传奇了，正是起义军红巾军的骚扰，让少林寺陷入了困境。这一时期的少林寺的恢复，靠老僧觉定艰难维持，率领僧众白天耕田，夜晚参禅，逃走的僧人后来又慢慢重新回来，少林寺才逐渐恢复元气。明末，天下再次大乱，起义军占领了南山，一些人想强占少林寺，当时的住持海宽法师积极应变，做了不少工作，起义军才未能入寺破坏。
武则天的生母杨氏礼佛，这对她的影响很大。公元671年，91岁的母亲去世，武则天非常悲痛，她把自己的住宅捐出，设太原寺。武则天的地位随着唐高宗一步步上升，公元674年，唐高宗被尊为“天皇”，武则天也就成了“天后”。唐高宗崇信道教，当时著名的道士潘师正在嵩山逍遥谷修炼，公元680年，唐高宗带着武则天和太子到逍遥谷拜见潘师正，之后到少林寺参观，武则天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她在少林寺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当即提出要为父母在少林寺建两座塔。但在立碑的过程中，可能进度较慢，武则天又一次路过这里时，看到塔还没有建成，有些着急，回去后就派武三思拿着她亲笔写的一封十分谦虚的信，带着黄金和绢丝到了少林寺。3年后，武则天又随高宗去已经建成的隋唐观拜见潘师正后，回途中又来到少林寺，看到塔已经建成，就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武则天后来当了皇帝，到少林寺的次数比任何一位皇帝都多。值得关注的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分别喜欢道教和佛教，但能一视同仁，互相包容，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其统治者开阔的胸怀，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
从对少林寺的重视程度来讲，清朝皇帝并不亚于武则天。康熙皇帝为少林寺题写的匾额，至今仍悬在少林寺的山门。从顺治到康熙的数十年间，少林寺许多殿堂屋舍在风雨中遭侵，战乱中破坏的房舍也未完全修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官员张思明来祭中岳，他看到的是：少林寺“已久经劫火，法堂草长，宗徒雨散矣。慨然久之。偶步千佛殿西，见榛莽荒秽中，散瓦数椽，风雨不蔽。僧允石咨叹，指余曰：‘此白衣大士殿也，昔创于魏孝文帝，规制宏敞，中更寇乱，荒废至此！’”
这白衣大士殿，在清代已算文物，但残破至此，不禁令人唏嘘。张思明当即提出要捐建重修，得到不少官员支持，到第二年冬天就宣告完工。当时，去少林寺参观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参与了募资修缮。到了雍正时期，朝廷组织对少林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现在少林寺的全部建筑形式，就是雍正十三年重建后的格局。
18世纪中叶，少林寺最值得一书的，是乾隆皇帝到少林寺一住，这是唐高宗、武则天以来，又一个来到少林寺的皇帝，其间相距已千余年。1750年9月30日，乾隆皇帝和皇太后一行，浩浩荡荡登上嵩山，参观、祭祀山川，乾隆在少林寺方丈室住了一个晚上，批阅奏章，并为少林寺题写了几幅匾额。在封建时代，这是少林寺与朝廷关系最后达到的高峰。
乾隆之后，清王朝走向衰落，而少林寺的走势曲线图，也和国势相吻合。
两场辩论
少林寺有两种意义上的存在：作为物质意义的寺庙，和作为精神传统的少林文化。少林寺能超越其他寺庙，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和它在精神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少林武术天下尽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林寺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地位，有过两次大型的辩论。
第一次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南北朝时期崇尚佛教，南方、北方竞相建寺，耗尽资财，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有在诗人的眼中才是浪漫的。当时，大量的劳动者为避赋税入寺为僧为尼，大量的土地被寺院所占，已经影响了国家的财力、人力、兵力。据《释老志》所记，当时全国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人数占全国的十六分之一，这还可能只是北朝的情况。如此，反佛之声不断响起。北周武帝要统一北方，富国强兵，自然要打寺庙的主意，他采取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决于塔庙之下”的政策。当时的名士卫元嵩向武帝进言，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平延大寺”，把资源集中起来。
北周武帝要削弱宗教力量，也想尽量取得合法性，他多次举行儒、释、道的辩论大会，从天河二年（公元567年）起，一共7次，在有意无意的安排下，佛教和道教开始针锋相对。公元573年，周武帝直接为三教定了座次，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第二年，又让佛道两家辩论，这次佛教赢了，但是周武帝已经没有耐心，在第二天就宣布佛教道教都属非法，下令取缔，并命沙门、道士还俗。
在几次大辩论中，少林寺的慧远（523-592年）在大殿上与周武帝曾进行了抗旨争辩，虽然未能挽回周武帝灭佛的决心，但却得到了“护法菩萨”的美誉。在周武帝的废佛运动中，少林也在毁坏之列，但毁到什么程度，则缺乏有效的记载。一直到公元578年，周武帝死去，毁寺现象才得以停止。
第二次辩论是在元朝，当时，少林寺一代名僧福裕和尚，因为和忽必烈的特殊关系，力挫道教。福裕自幼父母双亡，拜当时的著名僧人休林为师，而休林和耶律楚材、元好问等都是好友，正是这一层关系，让福裕得以结识忽必烈，1245年，忽必烈成为太子，立即起用福裕，让他到少林寺主持超大规模的法会，后来，又授予他都僧省之职，相当于全国佛教事务的总管。福裕提出恢复和修缮战时毁坏的寺庙237所，这让他在全国佛教界威望大增。福裕成为少林寺、万寿寺等几座著名寺庙的住持，其声势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人、道士聚集京师，进行了佛道大辩论，福裕此时是少林寺主，又是全国佛教领袖，他以皇室为后盾，成功说服了朝廷。忽必烈在1280年下诏，焚毁道教经义，佛教在10余年的争辩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样的辩论，不仅仅是为佛教而辩，还是为寺庙的生死存亡辩论，为经济利益和财产辩论，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佛教的地位一直很高，这和福裕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本文参考资料有《少林历史与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