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其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情怀，在“贴近群众”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关注其言说民族灵魂诉求的成功之余，本文主要关注小说同样不可忽视的叙事成就。小说看似在一层一层的单线语义循环中完成叙事，即“单纯的绕”，其实在“绕”的背后是作者对命运无理爱跟人兜圈、“开玩笑”的深刻体认。细读文本可见，作家表面的不厌其烦的“绕”，其实是精心结构和组织的，如：选择民间叙事视角、采取封闭对称的文本结构、灵活转换叙事时空、简练直接的叙述话语等。于此看来，实在是“复杂的说”。
　　关键词：民间叙事；封闭对称结构；叙事时空；话语；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50-02
　　
　　《一句顶一万句》是作家刘震云潜心酝酿三年，以深厚的思想深度和纯熟的写作技法完成的大作，是作家“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作品自发表以来，获好评乃至获各类文学大奖无数。如：“《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最佳奖”、“《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最佳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致《一句顶一万句》颁奖词说道：“《一句顶一万句》建立了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事形式。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刘震云继承了“五四”的文化反思精神，同时回应着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在向着中国之心和中国风格的不懈探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原创性成就。”正如颁奖词所述，《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形式是“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小说的文本结构足够简约，分为上下两部，分别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但就小说的叙事内容来说，全本沿着故事发展的“出走—回归”线索演绎了杨百顺、杨百利、曹青娥、牛爱国等人追索能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生路上发生的一系列繁琐重复的关于“孤独和寻找”的故事。
　　一部小说的成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确定的理由。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引起文学界评论界乃至大众的争相议赏，不仅是作家本人对“精神孤独”主题的、深具人文关怀情怀的关注，也有作者运笔行文的纯熟艺术技法的因素。具体到《一句顶一万句》的艺术成功之处，本文认为第一当属它的叙事了。
　　一、用平民叙述视角叙述平民的精神境遇
　　纵观刘震云的写作之路，不管是“新写实”时期的《塔铺》《一地鸡毛》，还是“新历史”时的《温故1942》《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还是“影视小说”时期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不管写作对象和风格技法如何转换更新，关注小人物、表现底层人的精神境遇和生活态度，始终是刘震云作品的主题。
　　民间叙事是与庙堂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相对的一种叙事。由于中国历来的经济政治制度，使得经济层面的贫富分化大流引入精神文化领域。长久以来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少数掌握知识的政坛中人、知识分子手中。因此只有知识分子的生命经验、精神境遇得到书写和表达，而更为贴近土地和现实的农民、底层无产劳动者的生命诉求却长久处于被主流话语遮蔽和消解的状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能为底层发声、为弱势争取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刘震云就是这样一位坚持为“小民”奔走、发声的作家。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用平民叙述视角叙述平民的精神境遇”，还原了最真实的平民生活。
　　这一点在作者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种农村才有的职业、生产活动内容的努力中最能体现。全书引述的行业又多又杂，例如：买豆腐顺便卖凉粉的、算命顺便弹三弦的、做醋顺便喊丧的、杀猪的、竹叶社、贩盐的、蒸馒头的、开生药铺的、卖老鼠药的等等。细读这些行业可见，作者并不是信手写来，选取的每一个行业都紧扣“乡村”二字，行业背后指涉的都是真真切切的乡土生活，既典型又生动可感。
　　另外作者用还原生活式的笔调写了一系列“绕”而且“绕”的乡村事件。不同于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的喜剧化娱乐化，作者考虑更多的是书中的“人物本身要说什么”，尊重人物本身的生活逻辑。所以我们会在书中看到很多不和谐的生活事件：父子反目、夫妻吵架、离婚、偷情、朋友断交等等。种种“乡村事件”使得作品生发着浓厚的市井气息，“民风民俗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