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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基德是韩国电影界新近崛起的一名年轻导演,不仅其设计奇特的故事、边缘的人物形象、优美的影像呈现赢得了人们的关注,而且他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让人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折服。在金基德电影的一系列标志性元素中,妓女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甚至构成了金基德电影中的一个情结。
关键词 妓女 底层 等级
一
“妓女”这一职业在影视作品中是一个特别暧昧且又让人存有无限遐想的边缘身份,它在被敏锐的创作者捕捉到的同时也承担着一种制造“奇观”的独特叙事功能。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妓女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变形化”表现,确实给了这一银幕形象一个大量地亮相的机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开始真正关心这一批特殊的社会人群,也不意味着妓女形象(边缘人形象)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出现在银幕之上。这是一种虚幻的、涂上了一层光亮诱人的油彩后才终于登场的形象,她们也许应该说是一种“伪妓女”,她们在完成了边缘身份的猎奇出场之后,她们作为妓女的真实存在本身倒是更容易被遗忘了。但问题恰恰在于,当“妓女”只是作为一种影视作品的戏剧性元素被广泛而又毫无节制的利用之时,影视创作者们在无限商机的利诱下乐此不疲的表现,倒使我们更容易发现其中“剥削女性”的秘密把女性形象作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资源充分(或者说过度地)加以利用。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发现并相当成功地利用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秘密”,或者说,一条生财之道的黄金律,这件事情确实具有戏剧性。
在金基德迄今为止的十三部作品中,有六部涉及妓女或者说这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因为早年混迹底层的经历,金基德对那些边缘女人有所了解,并成为他日后言说的对象。而且我们如果细心的话,可以发现在他的《野兽》和《坏家伙》中都出现过画家埃贡·希勒的画,很显然金基德是他的追慕者。后者是一名有独特风格的奥地利画家,主题人物多为妓女和“堕落的女人”,类似于《漂流欲室》、《收信人不明》和《坏家伙》里面的女性形象。金基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起:“我在《坏家伙》里放入他的画(他的作品集)是因为第一眼扫过这些画会让人觉得很粗俗,看上去像是淫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凑近一点看,却是非常纯净的。它们展现出那些被欲望包裹着的人们的形象。”这是就他眼中的妓女来说的,他意图抛开道德判断,在妓女这一被社会日常遮蔽的职业中挖掘纯净。但就卖淫来说,无论是乐观地认为这是各取所需,还是悲观地解释为存在即合理的一桩营生,它都是一处藏污纳垢的所在。金基德不是不明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所附着在任何职业上的沉重评判,但恰恰就是因为懂得,所以要言说。但是金基德对妓女的描述不仅仅是亲近,而是就其本质给予世人意想不到的猛烈一击。应该说他作品中的妓女担当了远高于性的角色和身份,韩国的社会状况在这些女人的身上有了清晰的映照。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而不平等则是绝对的。虽然社会等级是人们不情愿承认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韩国是个十分讲究等级和尊卑的社会,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夫妻有别等观念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中也表现出来。不久前,在韩国漫画界有着“现实主义作家”之称的李焙宰推出的《招牌明星》一书就指出了家庭在韩国社会中功能的变异,因为韩国等级制度的森严,名目繁多,有阶级、性别、年龄等等各种因素。家庭便沦为了这种等级制度之下的缩影和牺牲品。而熟悉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中国观众也一定对韩国社会中处处可见的前辈晚辈级别印象深刻。在学校里论前后辈,老师之间、公司职员之间也都论前后辈:在各种协会里,特别是黑社会里辈份更严重。韩国的前后辈关系就像封建社会的社会等级关系一样,要求的是人人不可越雷池一步。前辈帮助后辈,要教好后辈一起共同生活的规矩常识:教育前辈可开后辈的玩笑,后辈做错事,做前辈的可像家长一样批评、训斥,甚至打骂。而后辈则要处处尊敬前辈,不可开前辈的玩笑,在前辈面前,不经允许不能抽烟喝酒。军队里更是如此,老兵与新兵其实就是前后辈关系。金基德对此一定印象深刻。“追求地位的韩国传统本身是韩国社会分层与等级分化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成为更大的社会分化与等级差异的原因。”韩国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同时表现在当代社会对地位的认同方式和追求地位的方式方法上。根据调查,大部分韩国人都表示出对中产阶级的向往和追求。而韩国中产阶级追求地位最明显的传统色彩,莫过于对文化的重视。由于这种传统的延续,在韩国,大专或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虽然在90年代教育与职业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大多数韩国人追求高等教育的基本动机不是找到安全可靠的好工作。韩国人追求教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追求地位。
虽然称全民性的地位追求有点夸张之嫌,但这种大流趋势已足够将金基德等人可怜的出身划为低贱异类。他甚至中学都未毕业,三十岁之前一直混迹于底层,对高等教育是望尘莫及。对于别人将他作品中的人物归为边缘一群,金基德曾发难:“……什么是主流,难道是汉城那些中产阶级吗?”其不平和不屑溢于言表。金基德的整个作品系列构成一个等级的批判——来自边缘的反击,让主流人群不得不注视他所处的世界。但这是宽泛的,也是粗糙的,金基德真正细致地表达自己对等级不平的愤恨和发泄是在他两部妓女题材的影片之中《雏妓》和《坏家伙》,虽然这两部作品在时间上整整隔了五年之久,但在内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金基德关于社会隔阂的姊妹篇。
二
《雏妓》的故事源于金基德的亲身经历,他说起:“多年前,我曾住在东海岸日州某个极小的旅店里,那里有很多暗娼出没,为我引路的女人肯定也是。可是,第二天我知道那个女人的女儿是名大学生,母亲用出卖身体的钱供女儿念大学……”。在故事的原型中,母亲所从事的职业是低贱且堕落的,但这种低却是要成全一种高来,除去母女亲缘,金基德完全可以将这种极不相称的身份改置成底层对上层的一种“饲养”,事实也的确如此。但《雏妓》的故事抽掉了母亲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和女儿同龄的妓女形象贞花。设想一下金基德的思路:女儿对母亲的道德评价因为牵涉太多血亲和哺育肯定会是模棱的和感情用事的,而且会使故事走上悲情模式。但金基德要的是明明白白的清醒和彻底,他让两个毫不相干的身份悬殊的年轻女孩碰头了大学生慧美和妓女贞花。慧美看不起妓女,并不耻父母为了蝇头小利而收留妓女在家中接客,贞花努力经营的好意也被拒绝。情况在不断恶化,因为来找贞花的男人太多,令慧美在男友面前,在学校抬不起头来。但当她知道贞花令人羡慕的过去后,她慢慢接纳了她。而且贞花同样美的身体和灵魂让慧美自惭形秽,她由同情到慢慢欣赏,最后竟用自己的身体
关键词 妓女 底层 等级
一
“妓女”这一职业在影视作品中是一个特别暧昧且又让人存有无限遐想的边缘身份,它在被敏锐的创作者捕捉到的同时也承担着一种制造“奇观”的独特叙事功能。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妓女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变形化”表现,确实给了这一银幕形象一个大量地亮相的机会,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开始真正关心这一批特殊的社会人群,也不意味着妓女形象(边缘人形象)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出现在银幕之上。这是一种虚幻的、涂上了一层光亮诱人的油彩后才终于登场的形象,她们也许应该说是一种“伪妓女”,她们在完成了边缘身份的猎奇出场之后,她们作为妓女的真实存在本身倒是更容易被遗忘了。但问题恰恰在于,当“妓女”只是作为一种影视作品的戏剧性元素被广泛而又毫无节制的利用之时,影视创作者们在无限商机的利诱下乐此不疲的表现,倒使我们更容易发现其中“剥削女性”的秘密把女性形象作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资源充分(或者说过度地)加以利用。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发现并相当成功地利用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秘密”,或者说,一条生财之道的黄金律,这件事情确实具有戏剧性。
在金基德迄今为止的十三部作品中,有六部涉及妓女或者说这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因为早年混迹底层的经历,金基德对那些边缘女人有所了解,并成为他日后言说的对象。而且我们如果细心的话,可以发现在他的《野兽》和《坏家伙》中都出现过画家埃贡·希勒的画,很显然金基德是他的追慕者。后者是一名有独特风格的奥地利画家,主题人物多为妓女和“堕落的女人”,类似于《漂流欲室》、《收信人不明》和《坏家伙》里面的女性形象。金基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起:“我在《坏家伙》里放入他的画(他的作品集)是因为第一眼扫过这些画会让人觉得很粗俗,看上去像是淫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凑近一点看,却是非常纯净的。它们展现出那些被欲望包裹着的人们的形象。”这是就他眼中的妓女来说的,他意图抛开道德判断,在妓女这一被社会日常遮蔽的职业中挖掘纯净。但就卖淫来说,无论是乐观地认为这是各取所需,还是悲观地解释为存在即合理的一桩营生,它都是一处藏污纳垢的所在。金基德不是不明白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所附着在任何职业上的沉重评判,但恰恰就是因为懂得,所以要言说。但是金基德对妓女的描述不仅仅是亲近,而是就其本质给予世人意想不到的猛烈一击。应该说他作品中的妓女担当了远高于性的角色和身份,韩国的社会状况在这些女人的身上有了清晰的映照。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而不平等则是绝对的。虽然社会等级是人们不情愿承认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韩国是个十分讲究等级和尊卑的社会,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夫妻有别等观念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中也表现出来。不久前,在韩国漫画界有着“现实主义作家”之称的李焙宰推出的《招牌明星》一书就指出了家庭在韩国社会中功能的变异,因为韩国等级制度的森严,名目繁多,有阶级、性别、年龄等等各种因素。家庭便沦为了这种等级制度之下的缩影和牺牲品。而熟悉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中国观众也一定对韩国社会中处处可见的前辈晚辈级别印象深刻。在学校里论前后辈,老师之间、公司职员之间也都论前后辈:在各种协会里,特别是黑社会里辈份更严重。韩国的前后辈关系就像封建社会的社会等级关系一样,要求的是人人不可越雷池一步。前辈帮助后辈,要教好后辈一起共同生活的规矩常识:教育前辈可开后辈的玩笑,后辈做错事,做前辈的可像家长一样批评、训斥,甚至打骂。而后辈则要处处尊敬前辈,不可开前辈的玩笑,在前辈面前,不经允许不能抽烟喝酒。军队里更是如此,老兵与新兵其实就是前后辈关系。金基德对此一定印象深刻。“追求地位的韩国传统本身是韩国社会分层与等级分化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成为更大的社会分化与等级差异的原因。”韩国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同时表现在当代社会对地位的认同方式和追求地位的方式方法上。根据调查,大部分韩国人都表示出对中产阶级的向往和追求。而韩国中产阶级追求地位最明显的传统色彩,莫过于对文化的重视。由于这种传统的延续,在韩国,大专或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虽然在90年代教育与职业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大多数韩国人追求高等教育的基本动机不是找到安全可靠的好工作。韩国人追求教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追求地位。
虽然称全民性的地位追求有点夸张之嫌,但这种大流趋势已足够将金基德等人可怜的出身划为低贱异类。他甚至中学都未毕业,三十岁之前一直混迹于底层,对高等教育是望尘莫及。对于别人将他作品中的人物归为边缘一群,金基德曾发难:“……什么是主流,难道是汉城那些中产阶级吗?”其不平和不屑溢于言表。金基德的整个作品系列构成一个等级的批判——来自边缘的反击,让主流人群不得不注视他所处的世界。但这是宽泛的,也是粗糙的,金基德真正细致地表达自己对等级不平的愤恨和发泄是在他两部妓女题材的影片之中《雏妓》和《坏家伙》,虽然这两部作品在时间上整整隔了五年之久,但在内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金基德关于社会隔阂的姊妹篇。
二
《雏妓》的故事源于金基德的亲身经历,他说起:“多年前,我曾住在东海岸日州某个极小的旅店里,那里有很多暗娼出没,为我引路的女人肯定也是。可是,第二天我知道那个女人的女儿是名大学生,母亲用出卖身体的钱供女儿念大学……”。在故事的原型中,母亲所从事的职业是低贱且堕落的,但这种低却是要成全一种高来,除去母女亲缘,金基德完全可以将这种极不相称的身份改置成底层对上层的一种“饲养”,事实也的确如此。但《雏妓》的故事抽掉了母亲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和女儿同龄的妓女形象贞花。设想一下金基德的思路:女儿对母亲的道德评价因为牵涉太多血亲和哺育肯定会是模棱的和感情用事的,而且会使故事走上悲情模式。但金基德要的是明明白白的清醒和彻底,他让两个毫不相干的身份悬殊的年轻女孩碰头了大学生慧美和妓女贞花。慧美看不起妓女,并不耻父母为了蝇头小利而收留妓女在家中接客,贞花努力经营的好意也被拒绝。情况在不断恶化,因为来找贞花的男人太多,令慧美在男友面前,在学校抬不起头来。但当她知道贞花令人羡慕的过去后,她慢慢接纳了她。而且贞花同样美的身体和灵魂让慧美自惭形秽,她由同情到慢慢欣赏,最后竟用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