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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原的《虚构》和残雪的《雾》皆刻画了一种“怪诞行为”,本文以自然意象的阐述为基点,从畸变的“性替代”和人的本质“隔离”这两大方面,对两部先锋小说所存差异进行解读,并试图构建其先锋意义。
关键词:光与雾;怪诞行为;性替代;隔离
由于无法砸碎模式化观念,当代小说在广度、力度似乎尚存某些缺陷,譬如复杂人性的潜在、变质以及畸形都远没有被发掘透彻,给读者以振聋发聩之新响,这是先锋作家所希冀能填补的。因此,为了制造惊奇效果,马原、残雪在《虚构》和《雾》中皆注入西方现代主义的精髓,先是对自然现象有所抉择,即“光”与“雾”,并借其掩护,不约而同地给人物披上怪诞化的“行为”外衣。此外,他们在新题旨的拥趸上也是共通的,即深层探索人性,只不过前者着眼于变异了的性替代,而后者则提出个体精神交互的“隔离”命题。正因如此,光与雾下的荒谬行为自然也应区别解读。
一.畸变的“性替代”
当“光”被置于《虚构》的高原意象群中,耐人寻味的象征化就悄然裸现了。这里所谓的光,内含有与无的两极状态,怪诞行为不但由此拥有其赖以发生的环境,且都不同程度抹上“性”的色彩,而诉诸于寻求替代物的方式获取畸形性欲的满足。
故事伊始,马原便将一幕奇异的静态影像首映在读者眼前,即三个女人都敞开胸脯、特意裸下体晒太阳。为防止读者遗忘,马原在后话又用动态细绘的方式重现此怪状,刻画病体如何迷恋“阳光尽情抚摸”。它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麻风病女性无论丧失多少生理机能,原始欲求是不受个体所控的,加之小说环境已被预设为以性为生存动力的病村,这便向作者抛出一个创作难题,如何展示她们作为人所同享的性欲,并隐晦对其有所指涉?显然,“强光”这一自然现象在与荒诞行为联结时,被提取了出来并“喻体化”,作为性冲动的对象而存在(而在《雾》中“雾”并非具体的对立物)。
不过,必须要指出,麻风病女人对这种自我满足是无意识的,且是本能的异化形式,正如文中所谓的“没有人知道谁为什么晒太阳”。这不管是在性对象的获取上,还是行为特征上,自然跟卡都卫欧族女性都截然不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类印第安妇女“人脸化妆的色情效果从来没有被如此有系统、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过”。
回到《虚构》,与裸身在光下的女性相比,男性(爬山老哑巴)对欲望对象的渴求,却被置于另一极的无光的存在形态里。前者诉诸于生活在楼上的女性“走出”房间,接受中午阳光的抚慰,性的异化得以委婉、内隐的呈现;后者恰恰相反,空间已被压缩为矮小、无窗的黑暗小屋子,由老哑巴“进入”小屋,用手指引发老母狗的发情这怪诞情节,给予读者明显、强烈的性暗示。
二.人的本质“隔离”
《虚构》那种曝晒的太阳光,在残雪的《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者在浓雾的笼罩下,太阳已“变成淡蓝色”“像一弯明月”。与此同时,区别于《虚构》的逻辑生活,《雾》试图筑构一个荒诞化、蕴含超现实主义意味的观念世界。在这个观念世界里,很明显,作者虽诉诸于“雾”意象的运用,但并不甘心仅仅让其作为环境渲染的单一目而存在,因此她努力将小说旨归“打碎”、零散地揉進因这特殊气候所引发的奇异事件里,譬如母亲找幻相当中的鸡蛋。换言之,“雾”始终与小说的荒诞行为发生联结,一旦消除了前者,后者也就丧失了意义基础,小说自然沦为故弄玄虚的呓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恰恰是这些“荒诞行为”被披上迷雾,以致它们真正传达的主旨不再明朗,充满了多解性。随着“雾”的到处弥漫,一种极具感染性的,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质疑、焦虑情绪不断渗出文本,向读者愈加猛烈地袭来。
实际上,残雪虽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熏染,但《雾》对我们的心灵触动是后者远不可及的,原因是它构建了一个可怖的家庭:两个哥哥仇视并逼得“我”躲进衣柜、父亲发狂追打哥哥、父母毫无爱情相互猜疑、“我”扯断母亲的一根肋骨。学者梁漱溟曾说:
残雪将荒唐行为移植于此,难免让读者作如是思考:既然“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那么这些荒谬背后的伦理意义,当然也就超越家人,适用于社会的全部关系。因此,全部个体的最终归属或许是孤存,即永恒陷于精神交际中的一种“隔离”态,至于自我到底是否能融入他人的观念世界,同样都充满了可疑性。很明显,人不可理喻的行为,在这里饱含寓意,己然被抽象化为人的本质“隔离”。
为了增强焦虑感的渗透力度,残雪在行为和怪诞变形的天枰上,有意向后者添加砝码,这也是与《虚构》对殊异行为刻画的不同之处。譬如二十年不养鸡的母亲却永远在外寻白母鸡,“我吃惊地看着她朝我伸出空无所有的细爪”,最后“她的蓝脸上爬满了黑虫子”。
三.结语
光与雾下的不同语境,赋予了怪诞行为不同的意义粘附。抛开这两篇作品语言的先锋性,在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正隐藏着人性深层的潜在因子。性、物欲、精神饥渴,一切原始本能都压抑地存在,亟需个体重获对自身的本质认知。
关键词:光与雾;怪诞行为;性替代;隔离
由于无法砸碎模式化观念,当代小说在广度、力度似乎尚存某些缺陷,譬如复杂人性的潜在、变质以及畸形都远没有被发掘透彻,给读者以振聋发聩之新响,这是先锋作家所希冀能填补的。因此,为了制造惊奇效果,马原、残雪在《虚构》和《雾》中皆注入西方现代主义的精髓,先是对自然现象有所抉择,即“光”与“雾”,并借其掩护,不约而同地给人物披上怪诞化的“行为”外衣。此外,他们在新题旨的拥趸上也是共通的,即深层探索人性,只不过前者着眼于变异了的性替代,而后者则提出个体精神交互的“隔离”命题。正因如此,光与雾下的荒谬行为自然也应区别解读。
一.畸变的“性替代”
当“光”被置于《虚构》的高原意象群中,耐人寻味的象征化就悄然裸现了。这里所谓的光,内含有与无的两极状态,怪诞行为不但由此拥有其赖以发生的环境,且都不同程度抹上“性”的色彩,而诉诸于寻求替代物的方式获取畸形性欲的满足。
故事伊始,马原便将一幕奇异的静态影像首映在读者眼前,即三个女人都敞开胸脯、特意裸下体晒太阳。为防止读者遗忘,马原在后话又用动态细绘的方式重现此怪状,刻画病体如何迷恋“阳光尽情抚摸”。它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麻风病女性无论丧失多少生理机能,原始欲求是不受个体所控的,加之小说环境已被预设为以性为生存动力的病村,这便向作者抛出一个创作难题,如何展示她们作为人所同享的性欲,并隐晦对其有所指涉?显然,“强光”这一自然现象在与荒诞行为联结时,被提取了出来并“喻体化”,作为性冲动的对象而存在(而在《雾》中“雾”并非具体的对立物)。
不过,必须要指出,麻风病女人对这种自我满足是无意识的,且是本能的异化形式,正如文中所谓的“没有人知道谁为什么晒太阳”。这不管是在性对象的获取上,还是行为特征上,自然跟卡都卫欧族女性都截然不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类印第安妇女“人脸化妆的色情效果从来没有被如此有系统、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过”。
回到《虚构》,与裸身在光下的女性相比,男性(爬山老哑巴)对欲望对象的渴求,却被置于另一极的无光的存在形态里。前者诉诸于生活在楼上的女性“走出”房间,接受中午阳光的抚慰,性的异化得以委婉、内隐的呈现;后者恰恰相反,空间已被压缩为矮小、无窗的黑暗小屋子,由老哑巴“进入”小屋,用手指引发老母狗的发情这怪诞情节,给予读者明显、强烈的性暗示。
二.人的本质“隔离”
《虚构》那种曝晒的太阳光,在残雪的《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者在浓雾的笼罩下,太阳已“变成淡蓝色”“像一弯明月”。与此同时,区别于《虚构》的逻辑生活,《雾》试图筑构一个荒诞化、蕴含超现实主义意味的观念世界。在这个观念世界里,很明显,作者虽诉诸于“雾”意象的运用,但并不甘心仅仅让其作为环境渲染的单一目而存在,因此她努力将小说旨归“打碎”、零散地揉進因这特殊气候所引发的奇异事件里,譬如母亲找幻相当中的鸡蛋。换言之,“雾”始终与小说的荒诞行为发生联结,一旦消除了前者,后者也就丧失了意义基础,小说自然沦为故弄玄虚的呓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恰恰是这些“荒诞行为”被披上迷雾,以致它们真正传达的主旨不再明朗,充满了多解性。随着“雾”的到处弥漫,一种极具感染性的,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质疑、焦虑情绪不断渗出文本,向读者愈加猛烈地袭来。
实际上,残雪虽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熏染,但《雾》对我们的心灵触动是后者远不可及的,原因是它构建了一个可怖的家庭:两个哥哥仇视并逼得“我”躲进衣柜、父亲发狂追打哥哥、父母毫无爱情相互猜疑、“我”扯断母亲的一根肋骨。学者梁漱溟曾说:
残雪将荒唐行为移植于此,难免让读者作如是思考:既然“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那么这些荒谬背后的伦理意义,当然也就超越家人,适用于社会的全部关系。因此,全部个体的最终归属或许是孤存,即永恒陷于精神交际中的一种“隔离”态,至于自我到底是否能融入他人的观念世界,同样都充满了可疑性。很明显,人不可理喻的行为,在这里饱含寓意,己然被抽象化为人的本质“隔离”。
为了增强焦虑感的渗透力度,残雪在行为和怪诞变形的天枰上,有意向后者添加砝码,这也是与《虚构》对殊异行为刻画的不同之处。譬如二十年不养鸡的母亲却永远在外寻白母鸡,“我吃惊地看着她朝我伸出空无所有的细爪”,最后“她的蓝脸上爬满了黑虫子”。
三.结语
光与雾下的不同语境,赋予了怪诞行为不同的意义粘附。抛开这两篇作品语言的先锋性,在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正隐藏着人性深层的潜在因子。性、物欲、精神饥渴,一切原始本能都压抑地存在,亟需个体重获对自身的本质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