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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国当代艺术大师、艺术教育家潘天寿先生，出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上任后，他抱着捍卫民族传统的决心，誓将中国画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潘院长在1961年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育会议时，首倡中国画三科（人物、山水、花鸟）独立教育，他指出三科的学习基础，各有它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为了专精地培养人才，三科必须分开教育，会上展示了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育方案和实施成果，得到了上级首肯和兄弟院校的响应。我是当时经历这次分科教育的学生之一，感到此举确实非常必要，并且受益终身。
我是1959年进入浙江美院求学的，按照潘院长的教学思路，1961年分科时我入选人物画专科，心想毕业后回部队当一名军事画家。1963年夏月，我已是国画系大四学生，又是国画系团支部书记，班级唯一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在国画系办公室，刘江老师叫我和章培筠老师（国画系1961届毕业生，后留校任教），给我们布置一项任务，说新华社要报道潘院长倡议的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的情况，明天记者来系里拍照，其中还有潘院长亲自授课的场景，由我们二人分头负责准备工作。具体分工是：章培筠负责准备笔、墨、纸、水、色、毡毯，并请潘院长授课；我负责召集1963届即将毕业的花鸟科学生，于第二天上午10时在国画系教育大楼三楼教室集合。
当时我考虑花鸟科学生不多，又没有女生，便增加了即将毕业的人物科学生汤起康，山水科的李棣生、崔昌石和1961级的女同学李元珠参加。
次日，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天高气爽，真是拍摄的大好时机。章培筠老师早已把笔、墨、纸、水、色、毡毯等物品准备完毕，一张四尺宣纸被裁成三开，放在桌台上。新华社记者忙着摄影安排，同学们个个满面红光、衣容整洁，均准时到达。当时出席听课的有：卞克智（卞文瑀）、祝庆友、汤起康、李棣生、陈正治、李元珠、崔昌石、陈金木，加上我和章培筠老师共计10人。阳光穿过窗户照亮了整间教室，记者根据摄像的角度、光线、人员穿插、高低疏密、男女搭配等，作了细心的安排。潘院长胸有成竹走到画桌前，温和地对同学们说：“画之前脑子里事先要考虑好画什么，这样你就不会束手无策。画时，气要盛、势要旺，力求在画上展现蓬勃生机和节奏韵味，以达到中国画绘画特有的生动性。”言毕，潘院长便拿起毛笔，蘸了焦墨，在白盘上撇了几下，再蘸浓墨，落笔纸上，笔力雄健，来去自在，好似横扫千军，收拾笃定，鸡的翅、背、尾渐现在眼前。潘院长说：“中国画用笔运墨很讲究，笔有中锋、侧锋、逆锋、拖锋，墨有焦浓、深淡、清和干湿之分，一笔中含有多种墨色，所谓墨分五色，看你如何正确去运用。”画到鸡嘴、头部和点睛时，潘院长特别指出，“要注重形神兼备，画时胆大落笔、细心收入，还要注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疏密关系。”在画鸡肚前，他看了多时，用淡墨画笔勾出了公鸡鸡肚的雄壮姿态，最后用比较深的浓墨勾画出坚实的龙爪。同学们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专心看潘院长作画，新华社记者忙着抓镜头，潘院长边作画边讲解，学术气氛十分和谐，一幅笔墨雄浑、气势磅礴、布局别具一格的雄鸡图呈现在同学们眼前，大家赞叹不已，千钧笔墨中带着自然生命的意象，也是画者胸襟的自然流露。
潘院長接着说：“一幅画画好之后，只是成功的一半，中国文人画，还有赋诗、题跋、印章等，如果题款不妥，这幅作品将前功尽弃，有时候作品画好后，推敲几天还是题不上款，这就是中国画的深奥之处。”
潘院长搓着双手，认真地观察画面之后，顺手握起毛笔在右上方题写“偶然落笔，略似个山僧矣，奈何！大颐寿”字样，当时未带印章，只好作罢，于是指定了盖印名字章和押角章的位置。
课程结束后，章培筠老师安排两位同学陪送潘院长回景云邨居室，我陪同新华社记者到办公室与刘江老师（章培筠丈夫，得校长潘天寿教授书法、篆刻，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书法、篆刻等课程）交谈，可惜我未问记者大名。章培筠老师负责收拾画具。潘校长的这幅作品后存放入国画系资料室，现入选在《潘天寿全集》第二集中。潘院长的作品，有一种浩然之气和奇异构图，让你慢慢感悟到清净之意境。
新华社记者拍完照之后，从此杳无音讯。后经过“四清运动”和“文革”，直到2002年5月，我在上海金茂大厦新华书店看到《文化人影记丛书：潘天寿》（卢炘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32开本），书中收录了这张珍贵的师生创作照，已过49年，今观之高兴万分、如获珍宝，当即购买了数册，回单位后，还请了摄影师进行翻拍放大，陈列家中。这张历史照片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它不仅记录了潘院长出色履职浙江美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的历史，还记录了他作为教育家、艺术家在繁忙工作之余坚持为全系五十余名学生亲自授课的风范。他的“开合”“承转”“虚实”“疏密”“破框框立三角”“空白也是画”等经典构图思路，指导并影响了我们，至今仍觉受用无穷。在课堂上他强调画画“研墨要浓”、所用之笔与水要清，以清水纯笔蘸浓墨调用，即“无灰暗乏彩之病”，还教导我们画要有霸气，不能俗气，要有自己的面目和风格……
潘院长为我们授课这张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放大喷绘陈列在浙江杭州潘天寿纪念馆入口处的大墙上，见证着潘院长和青年学生们的师生之情；照片上的10人，现分布在上海、杭州、台州、温州和青田，其中两位同学已不在人世。
回想起我在浙美院中国画系五年的大学生涯，能有幸跟上潘院长大刀改革的浪潮，受益无可估量。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毕业创作的《海上南泥湾》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选用对开年画出版，后分配到上海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三十余年，深感潘天寿、陆俨少、陆维钊等恩师对我的辛勤教导，温暖在心。
2019年3月15日于上海
（作者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64届毕业生，工作单位为上海书画出版社）
潘院长在1961年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育会议时，首倡中国画三科（人物、山水、花鸟）独立教育，他指出三科的学习基础，各有它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为了专精地培养人才，三科必须分开教育，会上展示了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育方案和实施成果，得到了上级首肯和兄弟院校的响应。我是当时经历这次分科教育的学生之一，感到此举确实非常必要，并且受益终身。
我是1959年进入浙江美院求学的，按照潘院长的教学思路，1961年分科时我入选人物画专科，心想毕业后回部队当一名军事画家。1963年夏月，我已是国画系大四学生，又是国画系团支部书记，班级唯一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在国画系办公室，刘江老师叫我和章培筠老师（国画系1961届毕业生，后留校任教），给我们布置一项任务，说新华社要报道潘院长倡议的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的情况，明天记者来系里拍照，其中还有潘院长亲自授课的场景，由我们二人分头负责准备工作。具体分工是：章培筠负责准备笔、墨、纸、水、色、毡毯，并请潘院长授课；我负责召集1963届即将毕业的花鸟科学生，于第二天上午10时在国画系教育大楼三楼教室集合。
当时我考虑花鸟科学生不多，又没有女生，便增加了即将毕业的人物科学生汤起康，山水科的李棣生、崔昌石和1961级的女同学李元珠参加。
次日，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天高气爽，真是拍摄的大好时机。章培筠老师早已把笔、墨、纸、水、色、毡毯等物品准备完毕，一张四尺宣纸被裁成三开，放在桌台上。新华社记者忙着摄影安排，同学们个个满面红光、衣容整洁，均准时到达。当时出席听课的有：卞克智（卞文瑀）、祝庆友、汤起康、李棣生、陈正治、李元珠、崔昌石、陈金木，加上我和章培筠老师共计10人。阳光穿过窗户照亮了整间教室，记者根据摄像的角度、光线、人员穿插、高低疏密、男女搭配等，作了细心的安排。潘院长胸有成竹走到画桌前，温和地对同学们说：“画之前脑子里事先要考虑好画什么，这样你就不会束手无策。画时，气要盛、势要旺，力求在画上展现蓬勃生机和节奏韵味，以达到中国画绘画特有的生动性。”言毕，潘院长便拿起毛笔，蘸了焦墨，在白盘上撇了几下，再蘸浓墨，落笔纸上，笔力雄健，来去自在，好似横扫千军，收拾笃定，鸡的翅、背、尾渐现在眼前。潘院长说：“中国画用笔运墨很讲究，笔有中锋、侧锋、逆锋、拖锋，墨有焦浓、深淡、清和干湿之分，一笔中含有多种墨色，所谓墨分五色，看你如何正确去运用。”画到鸡嘴、头部和点睛时，潘院长特别指出，“要注重形神兼备，画时胆大落笔、细心收入，还要注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疏密关系。”在画鸡肚前，他看了多时，用淡墨画笔勾出了公鸡鸡肚的雄壮姿态，最后用比较深的浓墨勾画出坚实的龙爪。同学们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专心看潘院长作画，新华社记者忙着抓镜头，潘院长边作画边讲解，学术气氛十分和谐，一幅笔墨雄浑、气势磅礴、布局别具一格的雄鸡图呈现在同学们眼前，大家赞叹不已，千钧笔墨中带着自然生命的意象，也是画者胸襟的自然流露。
潘院長接着说：“一幅画画好之后，只是成功的一半，中国文人画，还有赋诗、题跋、印章等，如果题款不妥，这幅作品将前功尽弃，有时候作品画好后，推敲几天还是题不上款，这就是中国画的深奥之处。”
潘院长搓着双手，认真地观察画面之后，顺手握起毛笔在右上方题写“偶然落笔，略似个山僧矣，奈何！大颐寿”字样，当时未带印章，只好作罢，于是指定了盖印名字章和押角章的位置。
课程结束后，章培筠老师安排两位同学陪送潘院长回景云邨居室，我陪同新华社记者到办公室与刘江老师（章培筠丈夫，得校长潘天寿教授书法、篆刻，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书法、篆刻等课程）交谈，可惜我未问记者大名。章培筠老师负责收拾画具。潘校长的这幅作品后存放入国画系资料室，现入选在《潘天寿全集》第二集中。潘院长的作品，有一种浩然之气和奇异构图，让你慢慢感悟到清净之意境。
新华社记者拍完照之后，从此杳无音讯。后经过“四清运动”和“文革”，直到2002年5月，我在上海金茂大厦新华书店看到《文化人影记丛书：潘天寿》（卢炘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32开本），书中收录了这张珍贵的师生创作照，已过49年，今观之高兴万分、如获珍宝，当即购买了数册，回单位后，还请了摄影师进行翻拍放大，陈列家中。这张历史照片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它不仅记录了潘院长出色履职浙江美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的历史，还记录了他作为教育家、艺术家在繁忙工作之余坚持为全系五十余名学生亲自授课的风范。他的“开合”“承转”“虚实”“疏密”“破框框立三角”“空白也是画”等经典构图思路，指导并影响了我们，至今仍觉受用无穷。在课堂上他强调画画“研墨要浓”、所用之笔与水要清，以清水纯笔蘸浓墨调用，即“无灰暗乏彩之病”，还教导我们画要有霸气，不能俗气，要有自己的面目和风格……
潘院长为我们授课这张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放大喷绘陈列在浙江杭州潘天寿纪念馆入口处的大墙上，见证着潘院长和青年学生们的师生之情；照片上的10人，现分布在上海、杭州、台州、温州和青田，其中两位同学已不在人世。
回想起我在浙美院中国画系五年的大学生涯，能有幸跟上潘院长大刀改革的浪潮，受益无可估量。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毕业创作的《海上南泥湾》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选用对开年画出版，后分配到上海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三十余年，深感潘天寿、陆俨少、陆维钊等恩师对我的辛勤教导，温暖在心。
2019年3月15日于上海
（作者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64届毕业生，工作单位为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