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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而承担社会责任是否必然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这是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了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度量、基本关系、作用途径以及异质性研究等内容进行综述，同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绩效 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揭示了二者的关系，还对其中的作用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对于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20世紀初，随着资本的发展，西方出现许多社会矛盾，企业社会责任（CSR）据此提出。尽管人们对该概念有较直观的认识，但其确切定义至今尚无定论。Bowen（1953）认为CSR指商人按照社会目的和价值观进行决策与行动的义务；英国董事学会（2002）则认为CSR是指企业和其他组织超越法律义务管理他们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
在国内，袁家方（1990）提出CSR是企业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所必须承担的义务；高尚全（2004）将CSR分成基础责任与其他责任，前者指能使企业良性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的责任，后者指解决企业外部性的责任；沈维涛等（2005）则认为CSR是企业因影响到他人、社会、环境所应承担的义务，是企业社会契约的核心内容。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可认为是企业的一种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符合制度基础观与企业合法性要求，有助于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目标。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度量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
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是进行实证分析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学者使用的度量方式不尽相同。目前国际通用的CSR评价标准主要有SA8000和ISO26000。而在国内，肖海林等（2014）在参考 1995 年我国财政部提出的考核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计算方法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的CSR贡献率为“客户责任贡献率 + 供应商责任贡献率 + 员工责任贡献率 + 政府责任贡献率 + 股东责任贡献率”；王文成等（2014）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CSR发展指数进行研究；杜小艳（2016）将CSR分为战略性CSR（SSD）和利他性CSR（ASD），其中SSD包括企业对消费者、供应链与员工承担的社会责任，ASD包括企业对环境、社区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此分类基础上，结合Beresford（1979）创立的内容分析法与KLD指数法来对CSR进行度量。具体做法为通过统计财务报表、网页等方式查找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对每一条企业积极履行SSD或ASD的记录赋值1分，从而得到SSD与ASD的总分；董淑兰（2017）在研究制度环境对CSR与FP关系的调节作用时，参考了上交所发布的对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定义以及相关研究，提出了CSR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企业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捐赠支出+环保支出+分配股利、利润或尝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平均总资产”。显然，该公式中的指标多为现金流量指标。
除上述提及的CSR度量方式以外，其他研究还有众多不同的度量方式。由此可见，不同学者对于CSR的度量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具体问题选择恰当的CSR度量指标。
（二）企业绩效的度量
企业绩效（FP）的度量指标有很多，而多数研究使用总资产报酬率（ROA）或净资产收益率（ROE），还有研究采用托宾Q或经济增加值率（EVAR）来计量。冯贞（2013）认为ROA内涵广泛，概括性强，能对企业销售效率、财务杠杆等进行有效衡量，因而采用ROA来度量企业绩效；肖海林和薛琼（2014）则同时采用ROA与ROE对企业绩效进行计量；张完定等（2014）在对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托宾Q来度量企业绩效；王文成和王诗卉（2014）认为，ROE和销售利润率等指标只是单纯地反映企业创造的利润，因此他们提出能同时反映企业利润与市场价值的经济增加值率（EVAR）来度量企业绩效，其中EVAR等于经济增加值（EVA）除以投入资本；陈西婵（2018）则选择ROA来度量企业绩效，同时选择ROE与托宾Q进行稳健性检验。
尽管不同研究选择的企业绩效度量指标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在研究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时，学者们对其争议不大。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一）基本关系
1.正相关论。目前多数研究发现，CSR对FP具有正向效应。冯贞（2013）通过研究国内1000家上市公司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优化其财务绩效；张完定等（2014）发现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影响，且内部责任比外部责任更大程度地影响FP；王文成等（2014）通过研究国企发现国企CSR与FP具有联动效应，且二者相互促进；陈西婵（2018）亦发现CSR信息披露正向影响FP。
2.负相关论与无关联论。提出CSR对FP影响 “负相关论”或“无关联论”的研究较少，但仍有部分研究持此结论。Davidson和Worrell（1988）研究发现CSR与FP之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McWilliams 和Siegel（2000）等研究发现CSR与FP无显著相关性；郑海东（2007）亦提出CSR对FP并无显著影响。
3. 其他关系。部分学者研究发现，CSR与FP之间并非总是呈现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还会呈现其他关系。温素彬和方苑（2008）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CSR对当期FP的影响为负，但长期来看影响为正；朱乃平、朱丽等（2014）提出，CSR能直接促进企业长期FP，但短期来看CSR对FP无显著影响。此外他们还发现，技术创新投入与CSR在正向影响企业长期绩效上具有协同效应。 另外，CSR还可能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来对FP产生影响。吴蓓蓓（2017）基于“高管异质性-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实证发现CSR信息披露是高管团队综合异质性与FP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且当采用ROA与托宾Q来分别衡量企业的短期和长期FP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1.34%与38.21%；卢正文等（2017）则以沪深两市235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CSR作为调节变量，其履行水平越高，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越显著。
（二）作用途径
CSR对FP的影响途径是什么？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探索。邓启稳（2009）提出CSR对FP的影响路径为“社会责任→企业目标→企业战略→企业经营行为→企业财务绩效”；蔡月祥等（2015）在问卷调研基础上提出：CSR对企业声誉资本（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形成影响重大，而企业声誉对FP有重要影响，因为企业声誉会显著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李高泰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SR 不仅对 FP 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顾客满意度和员工离职率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其中CSR对顾客满意度有顯著正向影响，对员工离职率则有显著负向影响；陈西婵（2018）提出，媒体关注是CSR信息披露对FP产生正向影响的传导路径，因为媒体可以帮助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从而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异质性研究
关于CSR对FP影响的异质性问题，学者们分别从行业异质性、企业异质性、CSR异质性以及FP异质性等角度展开研究。
具体而言，对于行业异质性，张完定等（2014）发现农、林、牧、渔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其CSR对托宾Q的影响显著，其他行业不显著。对于企业异质性，李建林（2017）在研究不同企业性质下CSR对FP的影响时发现，民营企业与外资参股企业履行CSR能正向影响其财务绩效，而国有控股企业履行CSR则无显著正向效应。对于CSR异质性，王怀明和宋涛（2007）将CSR分为企业对国家、投资者、公益事业以及员工的社会责任，并在对上证180指数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企业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承担CSR与FP呈正相关关系，而对员工承担CSR则与FP呈负相关关系；田虹和王汉瑛（2014）发现，技术性CSR和制度性CSR均对FP有促进作用，且二者具有协同效应。所谓技术性CSR，是指针对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CSR活动，而制度性CSR则指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CSR活动，比如慈善捐款。而对于FP异质性，李乾杰和侯玉曦（2017）发现CSR能直接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无显著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符合社会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的行为，它不仅有助于社会发展，还与企业绩效关系密切。目前，针对CSR与FP关系的研究较为成熟，但仍需进行更多的探索。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1.注重CSR作用机制的揭示。目前多数研究着重揭示CSR与FP的关系，而对其作用机制的揭示相对较少，因此未来应更加重视CSR对FP影响机理与路径的研究。
2.注重CSR对企业短期与长期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CSR对企业短期与长期绩效的影响有无差异，差异的程度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等问题，目前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因而未来可进行该方向的深入探究。
3.注重异质性CSR的研究。目前许多研究将CSR看成一个整体，而企业承担的异质性CSR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这些群体对FP的贡献率不完全相同，因此应对异质性CSR加以区别研究。
此外，学者们还可以深入探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CSR对FP影响的差异性，同时在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应不断完善CSR指标评价体系，以更好地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Bowen，H.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New York：Harpor&Row，1953.
[2] 袁家方.企业社会责任[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3] 高尚全. 企业社会责任和法人治理结构[N]. 学习时报，2004-10-25.
[4] 沈维涛.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A].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5年会会议论文集[C].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2005：11.
[5] 肖海林，薛琼.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J].财经问题研究，2014（12）：91-98.
[6] 王文成，王诗卉.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08）：131-137.
[7] 杜小艳.企业社会责任动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J].财会通讯，2016（09）：28-31.
[8] 董淑兰.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中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会计之友，2017（09）：2-8.
[9] 冯贞.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模型构建与影响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3（20）：179-182.
[10] 张完定，赵淑萍，杨松蓉.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29（12）：44-49.
[11] 陈西婵.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媒体关注与企业绩效[J].财会通讯，2018（03）：31-34.
[12] Wallace N. Davidson， Dan L. Worrell. The Impact of Announcements of Corporate Illegalities on Shareholder Returns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31（1）：195—200.
[13] McWilliams A.， Siegel 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1）.
[14] 郑海东.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维度、影响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D].浙江大学，2007.
[15] 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150-160.
[16] 朱乃平，朱丽，孔玉生，沈阳.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的协同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4（02）：57-63+95.
[17] 吴蓓蓓.高管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析——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中介作用为例[J].人才资源开发，2017（18）：172-174.
[18] 卢正文，刘春林.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J].现代经济探讨，2017（09）：33-40.
[19] 邓启稳.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路径初探[J].商场现代化，2009（07）：316-317.
[20] 蔡月祥，卞继红，孙振华.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声誉与企业绩效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5，29（10）：175-180.
[21] 李高泰，王尔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5，29（09）：59-62.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绩效 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揭示了二者的关系，还对其中的作用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对于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20世紀初，随着资本的发展，西方出现许多社会矛盾，企业社会责任（CSR）据此提出。尽管人们对该概念有较直观的认识，但其确切定义至今尚无定论。Bowen（1953）认为CSR指商人按照社会目的和价值观进行决策与行动的义务；英国董事学会（2002）则认为CSR是指企业和其他组织超越法律义务管理他们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
在国内，袁家方（1990）提出CSR是企业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所必须承担的义务；高尚全（2004）将CSR分成基础责任与其他责任，前者指能使企业良性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的责任，后者指解决企业外部性的责任；沈维涛等（2005）则认为CSR是企业因影响到他人、社会、环境所应承担的义务，是企业社会契约的核心内容。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可认为是企业的一种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符合制度基础观与企业合法性要求，有助于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目标。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度量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
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是进行实证分析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学者使用的度量方式不尽相同。目前国际通用的CSR评价标准主要有SA8000和ISO26000。而在国内，肖海林等（2014）在参考 1995 年我国财政部提出的考核企业对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计算方法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的CSR贡献率为“客户责任贡献率 + 供应商责任贡献率 + 员工责任贡献率 + 政府责任贡献率 + 股东责任贡献率”；王文成等（2014）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CSR发展指数进行研究；杜小艳（2016）将CSR分为战略性CSR（SSD）和利他性CSR（ASD），其中SSD包括企业对消费者、供应链与员工承担的社会责任，ASD包括企业对环境、社区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此分类基础上，结合Beresford（1979）创立的内容分析法与KLD指数法来对CSR进行度量。具体做法为通过统计财务报表、网页等方式查找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并对每一条企业积极履行SSD或ASD的记录赋值1分，从而得到SSD与ASD的总分；董淑兰（2017）在研究制度环境对CSR与FP关系的调节作用时，参考了上交所发布的对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定义以及相关研究，提出了CSR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企业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捐赠支出+环保支出+分配股利、利润或尝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平均总资产”。显然，该公式中的指标多为现金流量指标。
除上述提及的CSR度量方式以外，其他研究还有众多不同的度量方式。由此可见，不同学者对于CSR的度量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具体问题选择恰当的CSR度量指标。
（二）企业绩效的度量
企业绩效（FP）的度量指标有很多，而多数研究使用总资产报酬率（ROA）或净资产收益率（ROE），还有研究采用托宾Q或经济增加值率（EVAR）来计量。冯贞（2013）认为ROA内涵广泛，概括性强，能对企业销售效率、财务杠杆等进行有效衡量，因而采用ROA来度量企业绩效；肖海林和薛琼（2014）则同时采用ROA与ROE对企业绩效进行计量；张完定等（2014）在对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托宾Q来度量企业绩效；王文成和王诗卉（2014）认为，ROE和销售利润率等指标只是单纯地反映企业创造的利润，因此他们提出能同时反映企业利润与市场价值的经济增加值率（EVAR）来度量企业绩效，其中EVAR等于经济增加值（EVA）除以投入资本；陈西婵（2018）则选择ROA来度量企业绩效，同时选择ROE与托宾Q进行稳健性检验。
尽管不同研究选择的企业绩效度量指标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在研究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时，学者们对其争议不大。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一）基本关系
1.正相关论。目前多数研究发现，CSR对FP具有正向效应。冯贞（2013）通过研究国内1000家上市公司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优化其财务绩效；张完定等（2014）发现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影响，且内部责任比外部责任更大程度地影响FP；王文成等（2014）通过研究国企发现国企CSR与FP具有联动效应，且二者相互促进；陈西婵（2018）亦发现CSR信息披露正向影响FP。
2.负相关论与无关联论。提出CSR对FP影响 “负相关论”或“无关联论”的研究较少，但仍有部分研究持此结论。Davidson和Worrell（1988）研究发现CSR与FP之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McWilliams 和Siegel（2000）等研究发现CSR与FP无显著相关性；郑海东（2007）亦提出CSR对FP并无显著影响。
3. 其他关系。部分学者研究发现，CSR与FP之间并非总是呈现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还会呈现其他关系。温素彬和方苑（2008）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CSR对当期FP的影响为负，但长期来看影响为正；朱乃平、朱丽等（2014）提出，CSR能直接促进企业长期FP，但短期来看CSR对FP无显著影响。此外他们还发现，技术创新投入与CSR在正向影响企业长期绩效上具有协同效应。 另外，CSR还可能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来对FP产生影响。吴蓓蓓（2017）基于“高管异质性-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实证发现CSR信息披露是高管团队综合异质性与FP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且当采用ROA与托宾Q来分别衡量企业的短期和长期FP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1.34%与38.21%；卢正文等（2017）则以沪深两市235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CSR作为调节变量，其履行水平越高，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越显著。
（二）作用途径
CSR对FP的影响途径是什么？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探索。邓启稳（2009）提出CSR对FP的影响路径为“社会责任→企业目标→企业战略→企业经营行为→企业财务绩效”；蔡月祥等（2015）在问卷调研基础上提出：CSR对企业声誉资本（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形成影响重大，而企业声誉对FP有重要影响，因为企业声誉会显著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李高泰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SR 不仅对 FP 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顾客满意度和员工离职率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其中CSR对顾客满意度有顯著正向影响，对员工离职率则有显著负向影响；陈西婵（2018）提出，媒体关注是CSR信息披露对FP产生正向影响的传导路径，因为媒体可以帮助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从而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异质性研究
关于CSR对FP影响的异质性问题，学者们分别从行业异质性、企业异质性、CSR异质性以及FP异质性等角度展开研究。
具体而言，对于行业异质性，张完定等（2014）发现农、林、牧、渔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其CSR对托宾Q的影响显著，其他行业不显著。对于企业异质性，李建林（2017）在研究不同企业性质下CSR对FP的影响时发现，民营企业与外资参股企业履行CSR能正向影响其财务绩效，而国有控股企业履行CSR则无显著正向效应。对于CSR异质性，王怀明和宋涛（2007）将CSR分为企业对国家、投资者、公益事业以及员工的社会责任，并在对上证180指数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企业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承担CSR与FP呈正相关关系，而对员工承担CSR则与FP呈负相关关系；田虹和王汉瑛（2014）发现，技术性CSR和制度性CSR均对FP有促进作用，且二者具有协同效应。所谓技术性CSR，是指针对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CSR活动，而制度性CSR则指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CSR活动，比如慈善捐款。而对于FP异质性，李乾杰和侯玉曦（2017）发现CSR能直接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无显著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符合社会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的行为，它不仅有助于社会发展，还与企业绩效关系密切。目前，针对CSR与FP关系的研究较为成熟，但仍需进行更多的探索。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1.注重CSR作用机制的揭示。目前多数研究着重揭示CSR与FP的关系，而对其作用机制的揭示相对较少，因此未来应更加重视CSR对FP影响机理与路径的研究。
2.注重CSR对企业短期与长期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CSR对企业短期与长期绩效的影响有无差异，差异的程度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等问题，目前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因而未来可进行该方向的深入探究。
3.注重异质性CSR的研究。目前许多研究将CSR看成一个整体，而企业承担的异质性CSR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这些群体对FP的贡献率不完全相同，因此应对异质性CSR加以区别研究。
此外，学者们还可以深入探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CSR对FP影响的差异性，同时在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应不断完善CSR指标评价体系，以更好地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Bowen，H.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New York：Harpor&Row，1953.
[2] 袁家方.企业社会责任[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3] 高尚全. 企业社会责任和法人治理结构[N]. 学习时报，2004-10-25.
[4] 沈维涛.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A].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5年会会议论文集[C].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2005：11.
[5] 肖海林，薛琼.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J].财经问题研究，2014（12）：91-98.
[6] 王文成，王诗卉.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08）：131-137.
[7] 杜小艳.企业社会责任动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J].财会通讯，2016（09）：28-31.
[8] 董淑兰.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中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会计之友，2017（09）：2-8.
[9] 冯贞.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模型构建与影响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3（20）：179-182.
[10] 张完定，赵淑萍，杨松蓉.企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29（12）：44-49.
[11] 陈西婵.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媒体关注与企业绩效[J].财会通讯，2018（03）：31-34.
[12] Wallace N. Davidson， Dan L. Worrell. The Impact of Announcements of Corporate Illegalities on Shareholder Returns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31（1）：195—200.
[13] McWilliams A.， Siegel 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1）.
[14] 郑海东.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维度、影响因素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D].浙江大学，2007.
[15] 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150-160.
[16] 朱乃平，朱丽，孔玉生，沈阳.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的协同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4（02）：57-63+95.
[17] 吴蓓蓓.高管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析——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中介作用为例[J].人才资源开发，2017（18）：172-174.
[18] 卢正文，刘春林.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J].现代经济探讨，2017（09）：33-40.
[19] 邓启稳.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路径初探[J].商场现代化，2009（07）：316-317.
[20] 蔡月祥，卞继红，孙振华.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声誉与企业绩效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5，29（10）：175-180.
[21] 李高泰，王尔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5，29（09）：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