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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精神分析批评方法，从三重人格构建理论角度分析《山月记》，以此来阐释中岛敦小说里的对于人性的探索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以及作者本人。
关键词：精神分析批评;三重人格构建;中岛敦;《山月记》
一 精神分析批評概述
精神分析批评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这一理论认为，人的人格是分层次结构的： 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 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 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文试图以人格结构学说来分析山月记中的主人公，探究其心理变化和原因，并且联系作者本身的经历，挖掘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二 山月记的文本意向探究
《山月记》取材于我国唐代李景亮的文言传奇小说《人虎传》，主要讲述了天宝末年孤高自负的博学俊才李徵考取了进士后，不甘于做一名低级官吏，向恶俗高官面前卑躬屈膝，因而辞官，可最终不得志，为生计所迫重返官场做一个小官，终日郁郁寡欢。一日外出深夜突然发狂变作老虎。第二年，昔日友人袁傪出使岭南途经此地，与其相遇。但是李徵以自己现在的模样为耻，躲在树丛中与袁傪对话。二人友情依旧，李徵也动情地述说自己变为老虎后的经历与痛苦的思考，并委托好友记录下自己之前所作的三十篇诗作以传至后代了却自己的心愿，同时把妻儿托付给袁傪照顾。最后劝说友人别再走此地，此生不再相见。在袁傪一行人离开后，化为猛虎的李徵跃出草丛对着月夜咆哮。
先从“本我”说起，李徵放弃官职后企图追求“自我”，希望遵从自己的本心，以作诗扬名四海，却不料整个家庭都快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妥协，回到官场当一个小官。处于人类社会中，由于生存环境的需要，会存在对名利的追求，若是求而不得，面对外来压力，迫于世俗看法，李徵的羞耻心在维持生存的本能的“自我”与追求作诗扬名的价值实现的“本我”的矛盾中演化成了人性的一场悲剧。
对于与人交往未知结果的害怕与恐惧，是人类的本能，是“本我”的一个维度。他渴望功成名就，却又不愿意走与寻常人一样的的现实的道路，心中希望追求“自我”的实现，在转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又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不敢去认真审视自己。他看似选择了道路，然而事实上从未真正作出自己的选择。
“如今想起来，我真是空费了自己那一点仅有的才能，徒然在口头上卖弄着什么‘人生一事不为则太长，欲为一事则太短’的警句，可事实是，唯恐暴露才华不足的卑怯的畏惧，和厌恶钻研刻苦的惰怠，就是我的全部了。”
畏惧和懒惰，是人类的本能，要想实现“本我”，往往需要努力战胜这些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即 “自我”与“本我”的抗争和对立，若是“两我”能达成和解，要么心态坦然的处于“自我”境界，要么超越“自我”，达到“本我”，即使现实中目标没达成，心中仍能达到“本我”境界，悠然处之，悦纳自我。若无法达成和解，最是痛苦，如李徵般，“自我”和“本我”无法调和，肉体的“自我”向现实屈服，精神上却又囿于“本我”的不甘，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崩溃。
那么为何为虎？在原文中，李徵这样说：
“因为害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为有几分相信自己是明珠，而不能与瓦砾碌碌为伍，遂逐渐远离世间，疏避人群，结果在内心不断地用愤懑和羞怒饲育着自己懦弱的自尊心。世上每个人都是驯兽师，而那匹猛兽，就是每人各自的性情。对我而言，猛兽就是这自大的羞耻心了。老虎正是它。我折损自己，施苦妻儿，伤害朋友。末了，我就变成了这副与内心一致的模样。”
在中国，虎的意向往往是勇猛而有力的。在日本，人们对 “虎”也有相同的印象。例如日本战国时期以勇猛著称的两名武将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即被誉为“甲斐之虎”和“越后之虎”。由此可见，变身为虎并非一件“有腼于人”的事。虽然李徵本身认为，老虎体现了自己的羞耻心，但若是出自主人公李徵本身的口中，则大有不同，首先，他以自嘲的口吻说出所想，便是直面了自己的内心与悲哀，羞耻心与自尊心。已然是超出了“自我”阶段，而另一方面，从虎这个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若是化成虎，直面丛林，抛弃作为人类的执念，在丛林之中，作为丛林之王，他便可无所畏惧，甚至超越“本我“，实现“超我” 。
三 《山月记》中作者的精神再现
从中岛敦的身世来看，他与文中的李徵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作者从小在一种不安的生活中长大，父亲的离婚与再婚，使他缺失母爱，再加上父亲的工作频繁调度，生活极不稳定。同时，伴随着他哮喘病情的发展，他如李徵一样，孤独、苦闷、无人理解，于是把苦闷与悲戚藏于内心，将情感注入文章。
1942 年，中岛敦的系列短篇小说《光与风与梦》一度被推选为第 15 回芥川奖候补作品，却最终与之失之交臂。那一年受到青睐的作品更多的是涉及战争时局元素，而中岛敦的大部分作品是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这与日本自明治以来汉学就被抑制并且地位逐渐衰弱的主流趋势是相悖的，尤其是在敏感的侵华战争期间。在《山月记》中，好友袁傪对李徵即兴所做的诗，所发出的疑惑“某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其实就是暗指自己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悲哀。这个时候已经是高官的好友袁傪的视角，即为大众的视角，映射在中岛身上，意欲成名却不得成名。中岛敦就是以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了日本现代作家中特殊的一派。
可见，利用精神文学分析中的人格结构分析说，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深入的解读作品当中的人物意向，还更加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羁绊。
参考文献：
[1]庆奇昊.中岛敦《山月记》与卡夫卡《变形记》比较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S1）：312-314.
[2]马英萍.论日本战时体制下中岛敦的文学者姿态——再读《山月记》[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4（02）：68-75.
[3]山名 順子 中島敦『山月記』を読む：時代を見つめる作者の眼（2）
[4]何爱平.谈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理论在文学批评的运用[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1（02）：98-99.
关键词：精神分析批评;三重人格构建;中岛敦;《山月记》
一 精神分析批評概述
精神分析批评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这一理论认为，人的人格是分层次结构的： 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 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 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文试图以人格结构学说来分析山月记中的主人公，探究其心理变化和原因，并且联系作者本身的经历，挖掘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二 山月记的文本意向探究
《山月记》取材于我国唐代李景亮的文言传奇小说《人虎传》，主要讲述了天宝末年孤高自负的博学俊才李徵考取了进士后，不甘于做一名低级官吏，向恶俗高官面前卑躬屈膝，因而辞官，可最终不得志，为生计所迫重返官场做一个小官，终日郁郁寡欢。一日外出深夜突然发狂变作老虎。第二年，昔日友人袁傪出使岭南途经此地，与其相遇。但是李徵以自己现在的模样为耻，躲在树丛中与袁傪对话。二人友情依旧，李徵也动情地述说自己变为老虎后的经历与痛苦的思考，并委托好友记录下自己之前所作的三十篇诗作以传至后代了却自己的心愿，同时把妻儿托付给袁傪照顾。最后劝说友人别再走此地，此生不再相见。在袁傪一行人离开后，化为猛虎的李徵跃出草丛对着月夜咆哮。
先从“本我”说起，李徵放弃官职后企图追求“自我”，希望遵从自己的本心，以作诗扬名四海，却不料整个家庭都快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妥协，回到官场当一个小官。处于人类社会中，由于生存环境的需要，会存在对名利的追求，若是求而不得，面对外来压力，迫于世俗看法，李徵的羞耻心在维持生存的本能的“自我”与追求作诗扬名的价值实现的“本我”的矛盾中演化成了人性的一场悲剧。
对于与人交往未知结果的害怕与恐惧，是人类的本能，是“本我”的一个维度。他渴望功成名就，却又不愿意走与寻常人一样的的现实的道路，心中希望追求“自我”的实现，在转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又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不敢去认真审视自己。他看似选择了道路，然而事实上从未真正作出自己的选择。
“如今想起来，我真是空费了自己那一点仅有的才能，徒然在口头上卖弄着什么‘人生一事不为则太长，欲为一事则太短’的警句，可事实是，唯恐暴露才华不足的卑怯的畏惧，和厌恶钻研刻苦的惰怠，就是我的全部了。”
畏惧和懒惰，是人类的本能，要想实现“本我”，往往需要努力战胜这些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即 “自我”与“本我”的抗争和对立，若是“两我”能达成和解，要么心态坦然的处于“自我”境界，要么超越“自我”，达到“本我”，即使现实中目标没达成，心中仍能达到“本我”境界，悠然处之，悦纳自我。若无法达成和解，最是痛苦，如李徵般，“自我”和“本我”无法调和，肉体的“自我”向现实屈服，精神上却又囿于“本我”的不甘，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崩溃。
那么为何为虎？在原文中，李徵这样说：
“因为害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为有几分相信自己是明珠，而不能与瓦砾碌碌为伍，遂逐渐远离世间，疏避人群，结果在内心不断地用愤懑和羞怒饲育着自己懦弱的自尊心。世上每个人都是驯兽师，而那匹猛兽，就是每人各自的性情。对我而言，猛兽就是这自大的羞耻心了。老虎正是它。我折损自己，施苦妻儿，伤害朋友。末了，我就变成了这副与内心一致的模样。”
在中国，虎的意向往往是勇猛而有力的。在日本，人们对 “虎”也有相同的印象。例如日本战国时期以勇猛著称的两名武将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即被誉为“甲斐之虎”和“越后之虎”。由此可见，变身为虎并非一件“有腼于人”的事。虽然李徵本身认为，老虎体现了自己的羞耻心，但若是出自主人公李徵本身的口中，则大有不同，首先，他以自嘲的口吻说出所想，便是直面了自己的内心与悲哀，羞耻心与自尊心。已然是超出了“自我”阶段，而另一方面，从虎这个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若是化成虎，直面丛林，抛弃作为人类的执念，在丛林之中，作为丛林之王，他便可无所畏惧，甚至超越“本我“，实现“超我” 。
三 《山月记》中作者的精神再现
从中岛敦的身世来看，他与文中的李徵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作者从小在一种不安的生活中长大，父亲的离婚与再婚，使他缺失母爱，再加上父亲的工作频繁调度，生活极不稳定。同时，伴随着他哮喘病情的发展，他如李徵一样，孤独、苦闷、无人理解，于是把苦闷与悲戚藏于内心，将情感注入文章。
1942 年，中岛敦的系列短篇小说《光与风与梦》一度被推选为第 15 回芥川奖候补作品，却最终与之失之交臂。那一年受到青睐的作品更多的是涉及战争时局元素，而中岛敦的大部分作品是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这与日本自明治以来汉学就被抑制并且地位逐渐衰弱的主流趋势是相悖的，尤其是在敏感的侵华战争期间。在《山月记》中，好友袁傪对李徵即兴所做的诗，所发出的疑惑“某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其实就是暗指自己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悲哀。这个时候已经是高官的好友袁傪的视角，即为大众的视角，映射在中岛身上，意欲成名却不得成名。中岛敦就是以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了日本现代作家中特殊的一派。
可见，利用精神文学分析中的人格结构分析说，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深入的解读作品当中的人物意向，还更加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羁绊。
参考文献：
[1]庆奇昊.中岛敦《山月记》与卡夫卡《变形记》比较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S1）：312-314.
[2]马英萍.论日本战时体制下中岛敦的文学者姿态——再读《山月记》[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4（02）：68-75.
[3]山名 順子 中島敦『山月記』を読む：時代を見つめる作者の眼（2）
[4]何爱平.谈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理论在文学批评的运用[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1（02）：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