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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传统的协同创新模式由于其静态和不稳定的特点，较难以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引入生态学理论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创新研究范式。因此，系统性地梳理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主要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助于丰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并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及其绩效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协同创新;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C935;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2-0055-06
引言
受新产业革命的影响，国际竞争格局和创新技术路径正悄然变革，全球政治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信息规模和交换速度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单一层面的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难以产生革命性的创新，传统的创新模式和创新结构亟待优化，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解决此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生态系统理论由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于1935年提出，他指出生态系统是“一个包含有机体的复杂组成，以及环境的复杂组成而共同形成的物理系统。”①尔后，学者们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创新研究范畴（Moore，1993;Ander&Kapoor，2010）[1，2]，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应运而生。完整意义上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由Moore（1993）提出，他将创新生态系统定义为一种“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并进一步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利益相关主体构成的动态系统。”②此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创新环境的重要性逐步凸显。与创新系统理论不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强调创新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各主体的参与合作，各创新主体间不再无视系统的整体利益，而是有意识地组成利益链条，将自身利益与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努力实现共生演化（Iansiti&Levien，2004）[3]。
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增长模式也朝着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黎友焕，韩树宇，2018）[4]，传统的创新研究范式亟待完善和优化。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如梅亮等（2014），陈建等（2016），刘钒、吴晓烨（2017）以及武建龙等（2017）分别探讨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源起、演进和框架，内涵与治理模式及其实践应用[5-8]，但缺乏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动因、运行机制以及绩效的深入辨析和讨论。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不同研究视角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构建动因与运行机制及其绩效的测度与评价，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国外文献回顾
1977年Cloud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产业研究领域，为理论界研究创新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9]。2004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正式提出构建国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目标[10]。此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内涵与主要特征，根据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分为四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为基于网络系统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企业与影响该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所有个人用户和政府、高校或科研机构等组织构成的以松散性和开放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系统，系统内部的各主体彼此影响、相互依赖、共同存亡”。主要特征是松散性与开放性（Iansiti& Levien，2004;Durst&Poutanen，2013）[3，11]。第二类为基于组织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政府、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等多个创新主体之间基于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市场资源、运作模式、创新文化等创新要素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共生共赢的系统”。它的主要特征是相互依赖性与共生共赢性（Hannan&Freeman，1977;Markkula，2012）[12，13]。第三类为基于商业环境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在一个动态、可持续发展且共生演化的商业环境中，不同类别的创新主体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本构建知识框架，推动思想在不同的商业模式下转变成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出，但受到政策、法规、政府治理行为和文化的限制。”它的主要特征是动态性、可持续性以及共生演化性（Spolidoro，2011;Rabelo&Bernus，2015;Walrave et al，2017）[14-16]。第四类为基于生态环境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把行动和过程、战略资源及文化资源作为地基性载体，人力、物质和金融作为生物群落，政策、趋势以及市场作为日照降雨等自然供给，将资源和行动有機地统一起来的生态系统。”它的主要特征是聚合性与协调性（David，2009;Mercanb&Goktad，2011）[17，18]。
（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运作机制决定着系统运作的成效，国外学者主要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主要有：（1）不确定性管理动因。创新活动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是通过让一些原本职能独立的创新主体开展全方位合作，使得创新灵感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可持续地涌现。这种可持续性或者稳定性，就是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动机，或者说是对创新的极大不确定性的管理（Pisano，2006;Jackson，2016）[19，20]。（2）最优路径控制动因。面对多目标，非中心化的创新发展，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较单一主体而言可有效节约创新资源并简化创新路径，因此被认为具有最优控制的功能（Kapoor，2006）[21]。（3）竞争战略动因。基于开放式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企业可通过外部技术并购和技术开发、技术交易等路径从而有效整合内外部创新研发资源，以便提升产品研发和推广效率（Ander&Kapoor，2010;Hung&Chou，2013）[2，22]。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主要有：（1）自组织机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自组织系统，系统内各创新主体在创新环境的刺激和约束下，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资源和信息，不断完善自身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形成连锁反应，从而形成利于各主体协同发展的有序系统（Li，2009;Groth&Esposito，2015）[23，24]。（2）耦合机制。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要求各创新主体产生互动耦合，通过系统的要素耦合机制，加速创新的扩散效应。创新主体产生耦合效应的前提是要素耦合、观念耦合、环境耦合以及理念耦合（lansiti&Richard，2006;Davis，2016）[25，26]。（3）非线性驱动机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各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互动，以追求利益追大化为出发点，构建共同利益叠加平台，从而促进创新资源有效流动以及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内各主体的互动耦合以及技术刚性也会促使各主体产生复杂的产业关联、要素整合、协同合作的非线性关系，并且系统的稳定性也依赖于创新主体间的非线性合作，这将进一步增强系统的非线性驱动机制（Clarysse et al，2014;Oh&Phillips，2016）[27，28]。（4）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制度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制度协调机制的执行主体是政府部门，主要是对协同创新行为进行战略引导、政策服务和激励，并通过制度协调起到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市场分割障碍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等作用;市场协调机制是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非均衡状态下的自我调节机制，即通过市场经济的供求价格机制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Smorodinskaya et al，2017）。[29]
（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
由于学科层次及研究对象的差异，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绩效评价，根据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将评价模式分为动机——期望评价模式、平衡记分卡评价模式以及系统评价模式。动机——期望模式由Bonaccorsi&Piccaluga（1994）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期望效益是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的基础，进行绩效评价时应与企业预期收益进行比对[30]。Etzkowitz&Leydesdorffx（2000）认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必须考虑组织战略，因此设计了基于组织战略的平衡记分卡模式[31]。由于前两种评价模式不能全面地反映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系统模式应运而生。根据评价指标的侧重可将系统模型分为结果导向、过程导向以及过程与结果综合导向。例如，Paci&Usai（1999）等采用结果导向的方式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绩效进行评价，并使用创新产出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32];Philbin（2009）及Maghsoudi（2015）基于过程导向，利用科技创新投入指标衡量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33，34];Fan等（2009）以及Coenenetal（2017）认为，结合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指标能更有效地测度创新绩效，并从环境、投入、产出、合作机制和效应等方面入手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35，36]。此外，Poti（2001）認为，研究层次的差异也会导致创新绩效的内涵发生改变：宏观层面的创新绩效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中观层面的创新绩效指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微观层面的创新绩效即企业效益的提升[37]。
二、国内文献回顾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于创新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地升级，研究热点由独立的创新个体过渡为包含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以及创新环境在内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2011年中国科技部举行“创新圆桌会议”，讨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议题;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创新，势在必行”为主题，提出构建移动互联、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和探讨。
（一）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国内学者对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从最初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过渡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如今转向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李文娟，朱春奎，2018）[38]。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科院联合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此后，随着国内学者的深入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也愈发清晰。根据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形态不同，可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4种模式：（1）点对点模式，即“某一特定企业与某一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的一对一合作创新关系”，主要特征为直接性，参与主体少;（2）点对链模式，即“一个企业与多个高校/科研机构或一个高校/科研机构与多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开展合作创新”，主要特征为协作性、互补性，且对单个研究机构或企业有较高要求;（3）网络模式，内涵为“行业内或产业链上多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合作创新模式”，主要特征为复杂性、主体数量较多，合作规模较大（王娟茹，潘杰义，2002;朱桂龙，彭有福，2003;王文岩，等，2008）[39-41];（4）中介协调型模式，内涵为“以中介服务机构为纽带，广泛收集产学研合作的供需信息，多形式传播信息，主动促成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主要特征为媒介性与间接性（谢开勇，等，2002）[42]。然而，陈红喜（2009）及饶燕婷（2012）认为，政府在协同创新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引入三重螺旋理论，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做出界定：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及政府之间通过组织合作，加强三者资源与信息的沟通共享，提高科技资源的运用效率与效能，主要特征为互动性与自反性[43，44]。在此基础上，宋晶等（2017）以及董凯军（2018）通过引入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并界定其内涵：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研发主体、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等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创新主体，以及各类创新环境和资源要素共同形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主要特征为主体多样性、共生性、复杂性以及动态性[45，46]。 （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构建阶段、成长阶段以及成熟阶段，不同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运作机制也不同。在构建阶段中起主导作用的机制为动力机制以及资源整合机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的激励、政府政策的引导、中介机构的服务以及用户需求的导向（孙源，2017;詹志华，2018）[47，48]，动力机制的存在促进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产生和构建;资源整合机制即整合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人力、财力、物力、信息及技术等资源，使创新资源在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有效共享（张利飞，2009;林健，倪渊，2014）[49，50]。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長阶段发挥主要作用的机制为复制机制、变异机制及重组机制。复制机制即借鉴和学习已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基础加以吸收利用。变异机制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构成要素和性质的改变，从而导致系统产生变异。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变异具有双向性，既有可能促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可能导致系统崩溃解体。重组机制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结合方式以及组合关系的变化，重组机制可能是内外部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的结果（刘志峰，2010）[51]。在成熟阶段，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已基本成型，各主体的职能基本可以有效发挥。为了更好地掌握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变异和重组情况，尽可能引导变异重组驱动系统向好发展，需要定期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实施绩效评价，以便准确识别系统的潜在风险。评价机制在此阶段占据主导地位（郝向举，薛琳，2018;杨玉桢，李姗，2019;汤临佳等，2019）[52-54]。此外，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拥有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能力，因此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全生命周期中稳定机制必不可少。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机制主要有冗余度调节、抵抗力调节以及恢复力调节，稳定机制可让系统在受到一定程度的外界扰动时保持或自动恢复稳态，保障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完整（黄鲁成，2003）[55]。
（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
关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第一种是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等;另一种是结合研究对象的属性信息，并借助数学模型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如数据包络法、因子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以及云理论等。具体而言，余建清、吕拉昌（2011）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创新实力和创新绩效进行比较研究[56]。姜庆国（2018）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中国省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省级层面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的发展趋势[57]。赵增耀等（2015）采用数据包络法构建两阶段非合作博弈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模型，测度中国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知识创新、产品创新以及整体创新效率[58]。沙巨山、刘洪久（2018）等采用数据包络法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构建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进行实证研究[59]。孙善林、彭灿（2017）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基于“显性绩效”、“隐性绩效”以及“协同绩效”三个维度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60]。杨玉桢、李姗（2019）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绩效评价[53]。程慧平（2015）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中国30个省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发和转化效率[61]。刘志华（2014）等认为，指标体系存在多层次性、模糊性和随机性等特点，常见的指标体系赋权方法无法较好地体现这些特点，因此提出基于云理论的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62]。
三、结论与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传统的创新模式面临边际效能逐渐衰弱的困境，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创新研究范式。本文系统性地梳理和评述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的相关文献，具体而言：
第一，现有文献基于网络、组织、商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视角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进行界定，并业已总结出不同研究视角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
第二，现有文献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最优路径控制理论以及竞争战略理论总结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并采用静态视角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第三，现有文献根据研究层次和对象的差异，采用不同研究方法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创新绩效进行界定时采用结果导向、过程导向及结果与过程综合导向的方式三种方式，并使用主观和客观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第一，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国家层面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对特定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仅辜胜阻等（2018），薛楠、齐严（2019）以及龚常（2019）等学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长株潭城市群以及雄安新区等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问题[63-65]。因此，结合特定区域的经济、产业、文化、政策及科技基础，开展基于该区域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可成为学者们未来重点突破方向。
第二，现有文献主要采用静态视角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往往忽略了其动态演化的特性。因此，结合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特征，考察演化路径中各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运行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国内现有文献缺乏针对特定区域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因此，总结和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打造和优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黎友焕，廖子灵，2017;费艳颖，凌莉，2019）[66，67]，构建客观、全面、多层次、可量化的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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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同创新;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C935;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2-0055-06
引言
受新产业革命的影响，国际竞争格局和创新技术路径正悄然变革，全球政治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信息规模和交换速度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单一层面的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难以产生革命性的创新，传统的创新模式和创新结构亟待优化，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解决此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生态系统理论由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于1935年提出，他指出生态系统是“一个包含有机体的复杂组成，以及环境的复杂组成而共同形成的物理系统。”①尔后，学者们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创新研究范畴（Moore，1993;Ander&Kapoor，2010）[1，2]，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应运而生。完整意义上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由Moore（1993）提出，他将创新生态系统定义为一种“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并进一步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利益相关主体构成的动态系统。”②此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创新环境的重要性逐步凸显。与创新系统理论不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强调创新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各主体的参与合作，各创新主体间不再无视系统的整体利益，而是有意识地组成利益链条，将自身利益与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努力实现共生演化（Iansiti&Levien，2004）[3]。
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增长模式也朝着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黎友焕，韩树宇，2018）[4]，传统的创新研究范式亟待完善和优化。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如梅亮等（2014），陈建等（2016），刘钒、吴晓烨（2017）以及武建龙等（2017）分别探讨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源起、演进和框架，内涵与治理模式及其实践应用[5-8]，但缺乏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动因、运行机制以及绩效的深入辨析和讨论。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不同研究视角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构建动因与运行机制及其绩效的测度与评价，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新思路。
一、国外文献回顾
1977年Cloud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产业研究领域，为理论界研究创新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9]。2004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正式提出构建国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目标[10]。此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内涵与主要特征，根据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分为四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为基于网络系统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企业与影响该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所有个人用户和政府、高校或科研机构等组织构成的以松散性和开放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系统，系统内部的各主体彼此影响、相互依赖、共同存亡”。主要特征是松散性与开放性（Iansiti& Levien，2004;Durst&Poutanen，2013）[3，11]。第二类为基于组织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政府、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等多个创新主体之间基于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市场资源、运作模式、创新文化等创新要素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共生共赢的系统”。它的主要特征是相互依赖性与共生共赢性（Hannan&Freeman，1977;Markkula，2012）[12，13]。第三类为基于商业环境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在一个动态、可持续发展且共生演化的商业环境中，不同类别的创新主体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本构建知识框架，推动思想在不同的商业模式下转变成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出，但受到政策、法规、政府治理行为和文化的限制。”它的主要特征是动态性、可持续性以及共生演化性（Spolidoro，2011;Rabelo&Bernus，2015;Walrave et al，2017）[14-16]。第四类为基于生态环境视角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其内涵为“把行动和过程、战略资源及文化资源作为地基性载体，人力、物质和金融作为生物群落，政策、趋势以及市场作为日照降雨等自然供给，将资源和行动有機地统一起来的生态系统。”它的主要特征是聚合性与协调性（David，2009;Mercanb&Goktad，2011）[17，18]。
（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运作机制决定着系统运作的成效，国外学者主要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主要有：（1）不确定性管理动因。创新活动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是通过让一些原本职能独立的创新主体开展全方位合作，使得创新灵感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可持续地涌现。这种可持续性或者稳定性，就是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动机，或者说是对创新的极大不确定性的管理（Pisano，2006;Jackson，2016）[19，20]。（2）最优路径控制动因。面对多目标，非中心化的创新发展，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较单一主体而言可有效节约创新资源并简化创新路径，因此被认为具有最优控制的功能（Kapoor，2006）[21]。（3）竞争战略动因。基于开放式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企业可通过外部技术并购和技术开发、技术交易等路径从而有效整合内外部创新研发资源，以便提升产品研发和推广效率（Ander&Kapoor，2010;Hung&Chou，2013）[2，22]。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主要有：（1）自组织机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自组织系统，系统内各创新主体在创新环境的刺激和约束下，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资源和信息，不断完善自身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形成连锁反应，从而形成利于各主体协同发展的有序系统（Li，2009;Groth&Esposito，2015）[23，24]。（2）耦合机制。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要求各创新主体产生互动耦合，通过系统的要素耦合机制，加速创新的扩散效应。创新主体产生耦合效应的前提是要素耦合、观念耦合、环境耦合以及理念耦合（lansiti&Richard，2006;Davis，2016）[25，26]。（3）非线性驱动机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各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互动，以追求利益追大化为出发点，构建共同利益叠加平台，从而促进创新资源有效流动以及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内各主体的互动耦合以及技术刚性也会促使各主体产生复杂的产业关联、要素整合、协同合作的非线性关系，并且系统的稳定性也依赖于创新主体间的非线性合作，这将进一步增强系统的非线性驱动机制（Clarysse et al，2014;Oh&Phillips，2016）[27，28]。（4）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制度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制度协调机制的执行主体是政府部门，主要是对协同创新行为进行战略引导、政策服务和激励，并通过制度协调起到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市场分割障碍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等作用;市场协调机制是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非均衡状态下的自我调节机制，即通过市场经济的供求价格机制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Smorodinskaya et al，2017）。[29]
（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
由于学科层次及研究对象的差异，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绩效评价，根据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将评价模式分为动机——期望评价模式、平衡记分卡评价模式以及系统评价模式。动机——期望模式由Bonaccorsi&Piccaluga（1994）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期望效益是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的基础，进行绩效评价时应与企业预期收益进行比对[30]。Etzkowitz&Leydesdorffx（2000）认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必须考虑组织战略，因此设计了基于组织战略的平衡记分卡模式[31]。由于前两种评价模式不能全面地反映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系统模式应运而生。根据评价指标的侧重可将系统模型分为结果导向、过程导向以及过程与结果综合导向。例如，Paci&Usai（1999）等采用结果导向的方式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绩效进行评价，并使用创新产出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32];Philbin（2009）及Maghsoudi（2015）基于过程导向，利用科技创新投入指标衡量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33，34];Fan等（2009）以及Coenenetal（2017）认为，结合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指标能更有效地测度创新绩效，并从环境、投入、产出、合作机制和效应等方面入手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35，36]。此外，Poti（2001）認为，研究层次的差异也会导致创新绩效的内涵发生改变：宏观层面的创新绩效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中观层面的创新绩效指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微观层面的创新绩效即企业效益的提升[37]。
二、国内文献回顾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于创新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地升级，研究热点由独立的创新个体过渡为包含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以及创新环境在内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2011年中国科技部举行“创新圆桌会议”，讨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议题;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创新，势在必行”为主题，提出构建移动互联、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和探讨。
（一）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国内学者对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从最初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过渡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如今转向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李文娟，朱春奎，2018）[38]。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科院联合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此后，随着国内学者的深入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也愈发清晰。根据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形态不同，可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4种模式：（1）点对点模式，即“某一特定企业与某一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的一对一合作创新关系”，主要特征为直接性，参与主体少;（2）点对链模式，即“一个企业与多个高校/科研机构或一个高校/科研机构与多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开展合作创新”，主要特征为协作性、互补性，且对单个研究机构或企业有较高要求;（3）网络模式，内涵为“行业内或产业链上多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合作创新模式”，主要特征为复杂性、主体数量较多，合作规模较大（王娟茹，潘杰义，2002;朱桂龙，彭有福，2003;王文岩，等，2008）[39-41];（4）中介协调型模式，内涵为“以中介服务机构为纽带，广泛收集产学研合作的供需信息，多形式传播信息，主动促成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主要特征为媒介性与间接性（谢开勇，等，2002）[42]。然而，陈红喜（2009）及饶燕婷（2012）认为，政府在协同创新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引入三重螺旋理论，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做出界定：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及政府之间通过组织合作，加强三者资源与信息的沟通共享，提高科技资源的运用效率与效能，主要特征为互动性与自反性[43，44]。在此基础上，宋晶等（2017）以及董凯军（2018）通过引入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并界定其内涵：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研发主体、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等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创新主体，以及各类创新环境和资源要素共同形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主要特征为主体多样性、共生性、复杂性以及动态性[45，46]。 （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构建阶段、成长阶段以及成熟阶段，不同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运作机制也不同。在构建阶段中起主导作用的机制为动力机制以及资源整合机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的激励、政府政策的引导、中介机构的服务以及用户需求的导向（孙源，2017;詹志华，2018）[47，48]，动力机制的存在促进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产生和构建;资源整合机制即整合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人力、财力、物力、信息及技术等资源，使创新资源在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有效共享（张利飞，2009;林健，倪渊，2014）[49，50]。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長阶段发挥主要作用的机制为复制机制、变异机制及重组机制。复制机制即借鉴和学习已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基础加以吸收利用。变异机制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构成要素和性质的改变，从而导致系统产生变异。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变异具有双向性，既有可能促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可能导致系统崩溃解体。重组机制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结合方式以及组合关系的变化，重组机制可能是内外部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的结果（刘志峰，2010）[51]。在成熟阶段，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已基本成型，各主体的职能基本可以有效发挥。为了更好地掌握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变异和重组情况，尽可能引导变异重组驱动系统向好发展，需要定期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实施绩效评价，以便准确识别系统的潜在风险。评价机制在此阶段占据主导地位（郝向举，薛琳，2018;杨玉桢，李姗，2019;汤临佳等，2019）[52-54]。此外，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拥有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能力，因此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全生命周期中稳定机制必不可少。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机制主要有冗余度调节、抵抗力调节以及恢复力调节，稳定机制可让系统在受到一定程度的外界扰动时保持或自动恢复稳态，保障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完整（黄鲁成，2003）[55]。
（三）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
关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第一种是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等;另一种是结合研究对象的属性信息，并借助数学模型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如数据包络法、因子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以及云理论等。具体而言，余建清、吕拉昌（2011）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创新实力和创新绩效进行比较研究[56]。姜庆国（2018）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中国省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省级层面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的发展趋势[57]。赵增耀等（2015）采用数据包络法构建两阶段非合作博弈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模型，测度中国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知识创新、产品创新以及整体创新效率[58]。沙巨山、刘洪久（2018）等采用数据包络法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构建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进行实证研究[59]。孙善林、彭灿（2017）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基于“显性绩效”、“隐性绩效”以及“协同绩效”三个维度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60]。杨玉桢、李姗（2019）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绩效评价[53]。程慧平（2015）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中国30个省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发和转化效率[61]。刘志华（2014）等认为，指标体系存在多层次性、模糊性和随机性等特点，常见的指标体系赋权方法无法较好地体现这些特点，因此提出基于云理论的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62]。
三、结论与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传统的创新模式面临边际效能逐渐衰弱的困境，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创新研究范式。本文系统性地梳理和评述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及其绩效的相关文献，具体而言：
第一，现有文献基于网络、组织、商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视角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进行界定，并业已总结出不同研究视角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
第二，现有文献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最优路径控制理论以及竞争战略理论总结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并采用静态视角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第三，现有文献根据研究层次和对象的差异，采用不同研究方法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创新绩效进行界定时采用结果导向、过程导向及结果与过程综合导向的方式三种方式，并使用主观和客观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第一，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国家层面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对特定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仅辜胜阻等（2018），薛楠、齐严（2019）以及龚常（2019）等学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长株潭城市群以及雄安新区等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问题[63-65]。因此，结合特定区域的经济、产业、文化、政策及科技基础，开展基于该区域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可成为学者们未来重点突破方向。
第二，现有文献主要采用静态视角研究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往往忽略了其动态演化的特性。因此，结合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特征，考察演化路径中各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运行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国内现有文献缺乏针对特定区域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因此，总结和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打造和优化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黎友焕，廖子灵，2017;费艳颖，凌莉，2019）[66，67]，构建客观、全面、多层次、可量化的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绩效评价体系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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