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国百年现代化的伟大复兴，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深刻、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社会大变革
一条色彩斑斓的蟒龙在宝石蓝的面料上盘绕而上，昂然欲起的龙头逼射出万乘之尊的威严，明黄色的领口和袖口展示着皇族的华贵。
“重磅真丝，杭州老工匠手工绣制，上品中的上品，老布什买走的就是这件‘龙袍’。”在为记者介绍这件充满了皇权威仪气质的睡袍时，兴奋依然闪现在夏雪梅的眼神中。8月11日，秀水街三楼的丝绸店里，老布什和女儿多萝西从夏雪梅的手中一口气买走了7件丝绸睡袍。
“也就是半卖半送吧。”这个精明的农村女孩很有“国际战略眼光”，“一是为了中美友谊，其次老布什来秀水街的机会实在难得，能来我们店买东西就更难得，说什么也不能赚他的钱。”老布什高兴地告诉夏，回国后会把这些睡袍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
显然，这位美国前总统和现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有足够的资格穿这件“龙袍”，而选择其作为高贵的礼品，表示着在当今西方第一政治精英家族的圈子中，“龙”已经不再是过去300年基督教世界描绘的“喷火的邪恶怪兽”，而是能够带来财富和尊贵的吉祥物。
2008年的8月，布什家族来到北京观看奥运会的同时，像任何一位来华的外国人一样在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基地“淘宝”。尽管布什父子先后以美国总统身份多次访华，但总统家族倾巢而动赶赴东方世界观光度假，美国历史上可能就此一家。
不过，这看上去太像一次家族纪念旅行。33年前，正是从北京，布什家族踏上了美国第一家庭的崛起道路，并因此有机会亲身感受和全程目击了一个封闭大国在开放中崛起的划时代事件。
1975年夏天，布什家族的假期就是在北京渡过的。那时的老布什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小布什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6个星期的暑假里，小布什在“北京烤鸭”的美味中度过29岁生日，妹妹多萝西在崇文门教堂接受了三位中国牧师的洗礼。小布什曾不无自豪地回忆，“我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全北京”。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窒息封锁着中国，老布什仍然收获众多。13个月的任期内，他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在网球场上结识了万里，在谈判桌外与邓小平建立了友谊。1975年底，中国变革的前夜，老布什接到白宫调令赴仟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切充满了预言式的暗示，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破格在人民大会赏设宴为只是准大使身份的老布什饯行，并告诉他，中国欢迎他再次来访，“即使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老布什当时可能想不到，两年后的1978年，正是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组成的最高决策层，在中国开辟了一场世纪性的历史巨变——迄今30年生生不息的改革开放。这30年里，老布什完成了22次访华旅程，亲身感受了中国打开国门求富求强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一个简单佐证是：从新中国成立至2007年的58年间，中国人民共创造了183.586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其中改革开放前30年创造了5.0847万亿元，改革开放后28年创造了178.5015万亿元，其中人世后的6年创造了99.395万亿元。这意味着，58年累计的GDP中，前30年只占3.8％，后28年占了97.2％。尤其是入世6年占了54.1％，竟然创造了全部58年中国财富的一半还多。
尽管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数字比较抹杀新中国成立后30年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但至少可以得出两条经验：对外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爆发出了惊人的发展动力，而且开放愈是深化，这种动力就愈是强劲。对此，老布什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有人跟我说，中国30多年后会取得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定说他是个疯子。”
天朝衰落
开放带给中国的发展奇迹，西方政治领袖们想不到，以邓小平为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们也始料未及。因为在1978年的世界面前，中国的落后境况完全是用“世纪”这个时间量才能描述的断裂和鸿沟。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局第22次就对外开放集体学习的“经筵”者之一。在接受采访时，这位专攻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学者，建议把眼界向后放宽到欧洲海权开始向全球扩张的16世纪。
“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1559年也即明嘉靖三十八年12月25日，杭州官港口法场，王直，一个被正史斥为“倭寇首领”的“汉奸”、“海盗”、“武装走私集团头领”，被斩首示众。王直，歙县柘林人，号五峰船主，年轻时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捎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
嘉靖三十年，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王直完全取得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控制权，“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成为东亚海域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的葡萄牙见之都要退避三舍。王直甚至在日本长崎裂土封疆自号“徽王”，通过贸易在日本战国之乱中大发战争财。
16世纪正是欧洲海权开始向全球扩张的时候。海上力量都是首先在民间崛起，然后获得政府背书。比如与王直同时代、出生于英国德文郡贫苦农民家庭的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就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全力支持，通过贸易和战争，不但帮助女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还帮助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了英国海上霸权，并最终封为勋爵、海军中将。
作为当时全球最强的海上力量之一，王直也在努力想获得明政府的承认。所以，早年他主动和明朝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剿灭海盗以及真正的倭寇，维护海上秩序，保护正常的海洋贸易。然而，这与明帝国“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格格不入。1552年，新任地方政府官员恢复强硬政策，利用王直的信任，偷袭了其贸易基地，惹火了这个“武装走私集团头领”，其复仇之作就是史书所载的“壬子之变”。对此，当时就有清醒的大臣反思说，“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地方政府举措失当，不敢实情上报，于是谎称倭寇入侵。这一唱一和，造成了历史上的大误会。因此有史学家称，嘉靖年间的倭乱与其说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中国海上力量与农耕力量的一场内战。
此时王直仍然是以战谋和，希望通过军事上的优势，迫使明帝国开放自由贸易。而军事上无法获胜的明朝，利用王直的这种心理诱捕了他。据记载，王直甚至在狱中临死前仍试图说服朝廷认识对外贸易的好处。
王直的人头落地，不但使东南海域的海上贸易秩序崩溃并最终导致大规模倭乱真正开始，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史的一 道分水岭：在欧洲人迈向海洋，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曙光到来的时刻，明帝国主动扼杀了自己的海上力量。
历史仍然给了中华帝国第二次机会。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康熙再开海禁，但33年后却因为海上贸易影响生产而草草收场。甚至还有第三次机会，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请求自由通商，但目光已停滞在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能有无”为由，拒绝了人类第一次全球化“盛宴”的邀请。
此后，全球近代化的步伐彻底将“天朝大国”甩到世界的边缘。1840年，占世界GDP三分之一的大清，被GDP不足自己九分之一的英国打败了(麦迪逊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估算)。
其后，无论是清王朝的企图“中兴天朝”的“洋务运动”，还是19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单枪匹马追求现代化的“黄金十年”，所有的努力都因为一直没有摆脱枪炮刺刀下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被动开放而惨遭失败。100年里，世界的正面是西方国家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辉煌史，背面就是中国这样的所谓“后发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血泪史。
再破“围城”
内忧外患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后，1949年，共和国成立，救亡任务完成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道路实现中国求富求强的现代化。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选择，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
“一边倒”对前苏联模式的选定，通过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迅速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础，实现了李鸿章、张之洞、张骞和孙中山们未能完成的“工业梦”，这些基础工业甚至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然而，这种道路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天然拒绝。
前苏联模式的封闭性，以及国际环境、思想观念和“文革”爆发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建国十年后，新中国又逐渐将国门紧闭起来，不仅绝对地排斥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1960年代以后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差不多断绝了关系。政治上站了起来的中国，在经济上仍然未能真正改变百年积贫。
“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感慨无限，“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这20年不是一般的20年，而是西方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革命”大行其道的时期。中国再次成为时代的“弃儿”。
有两组数字，可以深刻地展示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经济发展的危急境况：1978年，全中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有1/3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1930年代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7％，甚至远低于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经济9％的世界份额。
1978年10月下旬，也就是在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两个月，邓小平东行日本进行一周的考察访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个月，邓小平又跨过太平洋，西行美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两次主动走出去，这位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见到的，以及通过对他出访的新闻报道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顿时激发出了越来越澎湃、乃至最后万众一心的强大民族变革推动力。
按照黄卫平的理解，一国改变自身的发展差距，不外乎改革和开放两大举措。改革是内部运作体制上的讯整，开放则是与外界的对比与联系。但是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爆发出惊人的伟力，完全在于其不但超越了苏东诸国“关起门”来搞改革的思维局限，更在于聚合了百余年来中国屡次改革和开放不具备的所有有效条件。
事实上，1842年知识分子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放思想；1898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策略；1913年实业家张骞在《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中，不但提出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外商承包和招商引资等具体办法，更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原则——“惟发展之权，操之我手则存，操之人手则亡”，中外合作者必须“遵正当途径”、“履行义务”以保障平等互利，发展生产、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必须用于生产项目以改造国内落后的手工生产，在对外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掌握学习先进技术……
诸如此类开放策略百年前不得施行，百年后大放异彩，在黄卫平看来，除了当年主权不完整造成中国命运“操之人手”外，“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少数先进国人的奔走呼告，完全淹没在当政者的不以为然和广大民众的不理解中”。
与1949年前100年的开放不同，此时中国的开放是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与1949年后30年的封闭也不同，此时的中国在维护国家丰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又是开放的。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奋斗，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终于把一个多世纪都形不成气候的“小支流”，汇聚成了全民族共同思想和行动的浩浩荡荡的“大洪流”。
融入世界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与会代表的文件袋中多了三份特别的参考文件：《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半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充当大会“侦察兵”赴西欧五国考察的成果。
最近，谷牧向媒体回忆说，临行前，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一个多月的考察强烈地震撼了“取经团”，谷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汇报时说：“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沿，但我看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有很多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
一位老帅感慨到，“都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只有谷牧敢讲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
老帅其实说出了大多数决策者的心声。对这段历史做过仔细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虹告诉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后，次年7月8日就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后是1986年4月通过的《外资企业法》，10月国务院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决策者通过法律法规“发出了中国加大引进外资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信号”。
这位与黄卫平一起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中讲课的学者介绍说，这一阶段，开放政策的具体行动迈出了“三大步”，首先是四大特区的建立，而后是14个沿海开 放城市的建设，最后是珠三角区域开放的形成，及至海南省大特区的设立，“最关键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当时的主管决策者形成了中国‘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的开放战略”。
今年初，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文章中写到，“1987年，赵紫阳同志担任总理和代理总书记期间，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等具体的战略举措。
他回忆：“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赵紫阳报送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迅速贯彻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裴长虹也认为，正是这一步，不但有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蓬勃而起，而且带动促成了令决策者也意想不到的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异军突起”，让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率先发展了起来。
然而，尽管早在1984年9月中国政府就明确地向世界宣布，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在思想认识上仍然还没有放弃可能重新关“门”拘准备。这集中体现在《中外合资企业法》中。
1990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对《中外合资企业法》修正，对原法第二条加了新补充：“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这至少说明，在刚刚宣布对外开放和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践效果不好，特别是真的“危及”了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有可能像建国初期那样遭遇“国有化”的命运。
真正在思想认识和观念上形成一去不返的局面，裴长虹认为是“开放型经济”这一体制的建立。“‘发展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开放型经济。”他说，“此后，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规划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重复使用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新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做出明确判断：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开放型经济”的思想终于将中国推向了世界。
决断“入世”
“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加入WTO的过程。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复关第二任代表团团长佟志广在接受采访时笑日，转机是由一场危机创造出来。
1989年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陷入“冰封期”。正在此时，美国商务部1990年突然因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怒气冲冲”要求与中国谈判。决策者当即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用贸易问题打破当时中美外交关系的僵局，并开始积极推动中国过去一直不太主动的复关谈判。
“其实，1986年，当时的关贸组织干事长来华要求中国复关，我们自己还有点不理解。” 黄卫平解读说，最初不是中国主动要进去，而是人家逼着要求进去，“道理很简单，就像猴子变人，如果只是猴子，可以不守观矩，但也没什么实力，至多在地里摘个桃子、撅个玉米；如果进化成了人，可以改天换地‘高峡出平湖’，但也会守规矩。”
“最怕什么?猴子变人变一半还不想再变了，孙悟空有能耐又不守规矩，天下都怕他。怎么办?就得送一个‘紧箍咒’。”黄卫平说，西方发达国家清楚，不受约束的中国其实力足以破坏现有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希望用WTO约束中国。而中国搞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也逐步认识到WTO的“紧箍咒”能从外部推动国内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是，全球化下的开放绝非加入一个国际组织那样简单。1997年，中美入世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外资能否吞并中国》的“中国企业家必读”书，具体地列出了外资占据或垄断中国市场的情况，如“外国公司之大举进入我国电子市场，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市场的75％—80％，程控交换机市场的50％，卫星通讯市场的90％，移动通讯的95％，已破外资产品所占领……三资企业占了轿车市场的68％，电梯的70％，彩电显像管的65％”。该书最后借一位拉美人士的评述暗示了中国发展“拉美化”风险。
“人世前，就有人明确预言汽车、出口、农业和金融‘四大完蛋’。”当时经常参与决策层对外经济政策研讨的黄卫平回忆，中央为了搞清楚人世的利害，在组建谈判团的同时，由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和北大法学院院长吴志攀牵头，2000年组织了一个由经济学家、法学家构成的20人考察团，共赴日内瓦WTO总部考察。
“当时住在日内瓦中国外交使团5号公寓，白天两三人一组分头去WTO总部和他们的行政官员、经济学家和律师谈话。晚上回来，搬张桌子在使馆公寓的走廊里汇总。一直把WTO总部处级以上官员全部谈完了。”最后，考察团的报告直接上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我们的基调是第一，不会有伤筋动骨的冲击；第二，就是主要是制度建设；第三，乘人世东风，中国的经济会上一个台阶。结论是，没事。”
但即便如此，记者了解到，最后中央政治局就人世投票，并没有全票通过，出现了两票弃权。这说明在关乎中国巨轮未来航向的命运时刻，且不说普通民众，即使最高领导层中也存在担忧。
2000年6月1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题为《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的康乾盛世》的编辑部文章，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江泽民批示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阅读这篇文章，就“康乾盛世”这段历史，强调指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就要导致落后，要求全党牢记这个教训。
一篇描述200多年前中国与时代大机遇失之交臂的文章，在这个特殊时刻受到如此重视，某种程度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在面对世界大转折时，对中国如何抓住大机遇的历史责任感和一往无前的战略决心。
而这一点，在人世前决定中国命运关键的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由中国“和平崛起”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做出了回答：“进入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一个在世界市场扩展深化和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日趋密切的基础上，参与者间综合国力对比此消彼长的长过程；是一个主导力量盈缩变动以致逐渐移易的长过程；又是一个祸福相因、曲折变幻、不可预 测因素甚多的长过程。”
“这里的关键是，参与这一长过程的诸方，能否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谁家办得好，谁家就往上走，反之则相反。看来这是一条法则。”他说到，“今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和把握经济全球化长过程中力量对比因素的变化，清醒认识和争取经济全球化长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动地位。”
2001年12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签署了中国入世议定书。这个时刻，无论是石广生还是WTO总干事长迈克尔·穆尔，乃至所有关心中国入世的人都没有想到：加入WTO，结局不是世界冲垮了中国，而是中国“冲击”了世界。
沸腾时代
今年年初的一次聊天中，英国《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马珍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马珍每年都会到法国南部的乡下度假，去年一天，住所的下水道堵塞了，她找了一个法国管子工修理。
“当这个修理工得知我在中国工作，就开始大声抱怨，‘中国人爪恐怖了’。”马珍最后才知道，原本收入丰厚、衣食无忧的法国管子工们，这些年突然遭到许多“报酣更低、工作时间更长、技术更娴熟”的中国人竞争，“过去的舒适生活彻底被打破了，他不得不比以前更辛苦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改变世界竞争形态的真人版缩影。长期浸淫在中国市场竞争第一线的长江商学院教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曾鸣对此削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1990年代中期之前，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做农村市场做低端，而跨国公司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但在人世前后，局面改变了，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市场则为价格战中活下来的企业提供足够大的规模。“这个规模令人吃惊。”他举例说，格兰仕生产微波炉，上来就是100万台、500万台、800万台、1200万台，“规模效应带来的是成本的快速大幅度下降，因为不是一个量级，竞争对手往往一下就被打乱了”。
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生存能力一定是最强的。曾鸣用“成本创新”这个新概念描绘了新兴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发动的一场变革——不再是简单地低成本生产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正是中国企业，让手机这个曾经的奢侈品在短短几年间变成了全世界人民的日用品。”曾鸣认为，面对中国企业的进攻，跨国公司这时一般选择往高端退，但越往高端市场规模越小，跨国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除非往高端的创新速度超过中国企业学习的速度，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就像一个拆积木游戏，跨国公司不断往上垒，中国企业却因为占据了更为坚实的底部，可以积蓄足够的力量一块一块从容拆走前者的战果。”他说。
跨国公司在过去20年，反复强调的是聚焦、外包，也即把产业链中越来越多的环节让了出来，中国企业正好把很多这样的产业环节接了下来。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竞争的壁垒由此大大降低。不像当年日本企业的崛起是依靠汽车与电子两个行业的突破，也不是韩国举全国之力集中去拼几个产业，中国企业因为完全适应了全球化的浪潮，顺应模块化和水平分工的变革趋势，轻松地承接了组装和制造环节。
在曾鸣看来，当西方把越来越多的制造环节剥离出来转移到中国，中国就从一个低端的制造业中心变成所有制造业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厂’的称号，既非日本亦非韩国，却独为中国所得的原因”。
“也就是说，当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竞争后，任何一项新技术，只要模块化、标准化，中国企业就能很快掌握，而一家中国企业学会了，全中国的企业很快就会学会，然后会有新的价格战。”结果是“没有人能想到产品可以便宜到这种程度”。
曾鸣说：“存活下来的企业有点像超人，肯定比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要强，然后再回过来挑战跨国公司，这是非常新的生态圈。”比如在通信技术领域，任何一个技术，只要华为、中兴做出来了，跨国公司就大幅度降价，否则他们将失去市场。
这样的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曾鸣的结论是：“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他们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切中了真相，但入世6年，中国带给世界的震撼却是真切的：中国GDP以年均10.4％的增长率，从2002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万亿元，翻了一番；外贸总额以年均27.5％的增长率，从0.62万亿美元增加到2.17万亿美元，翻了近两番；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从2002年的0.29万亿美元增加到眼前的1.81万亿美元。
至于当年“四大完蛋”的预言更被证明是杞人忧天；
粮食不但没有被美国小麦淹没，而且自2004年以来，连续4年粮食增产，连续5年夏粮丰收，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增五丰”，并于2007年重登10000亿斤台阶；
出口贸易则从2002年的0.33万亿美元一路飙升到2007年的1.2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不是“预言家”们的3％—4％，而是28.9％；
赢弱的中国汽车产业没有被打垮，整车出口反倒还高速增长，从2002年的2万辆到2003年的4.8万辆、2004年的7.8万辆、2005年的17.2万辆、2006年的34万辆，直至2007年的61万辆，几乎一年翻一番，并从2005年开始实现了历史性的顺差。
至于金融业，入世前被海外媒体认为即将倒闭的国有商业银行，不但没有倒闭，经过股份制改造，建行、中行和工行无论赢利还是市值，均名列全球金融业前茅，工行甚至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与此同时，倒是大批顶尖的欧美银行纷纷倒在了当前的次贷危机中。
中国优势
回顾过往500年，面对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大转折，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与机遇不断失之交臂到机遇频频垂青，黄卫平认为关键在于执政党在探索中抓住了国家发展成功的真谛。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讲，现代化的过程，必要条件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进入到现代部门，充分条件就是开放市场。英国通过《权利法案》为农民向工厂转移创造了条件，由此开启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通过《联邦宪法》的制定，成为100多年里国际劳动力转移的最大获益者。中国的现代化，同样不可例外。 比如，明帝国晚期“改道为桑”和“土地兼并”造成了大批劳动力脱离土地，却没有转移的出路，最后在“流民”演变成大规模“流寇”的过程中灭亡。尽管晚清政府不遗余力地期望通过“洋务运动”复兴帝国，但束缚在土地上的近4亿农业劳动力，将诸多变革的努力统统消解。
“明朝以来，中国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也就是‘农转非’。前三次分别是明朝一次、清末一次、大跃进一次。”黄卫平认为，这三次“农转非”的尝试都失败了，每一次失败之后不是改朝换代，就是引起社会动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四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十七大以来强调“民生”，并将重点放在农民身上，就是为下一步的人口大迁移做准备。
在这里，中华民族500年兴衰转换的秘密变得简单明了。“无论是自由民主的西方范式的制度建设，还是东方亚细亚范式的制度建设，只要形成有利于开放和劳动力转移的顺利展开，就会创造出成功的发展道路。”在贵卫平看来，“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建立一系列制度，保障了过去30年的持续对外开放，和1.4亿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顺利转移。
黄卫平认为，这套中国模式的制度体系，也即是进一步完善的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我把它总结为：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和谐社会，顺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和平发展”。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劳动力转移，开放以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出路，这是充分条件，“我们没有照抄西方或完全拒绝，而是在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1.4亿劳动力的成功转移，这就是‘中国模式’在当代世界的吸引力所在”。
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的生活，绝不可能是中国明天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发展既不可能像老牌帝国通过殖民、战争等野蛮方式完成财富的积累，也不可能像美国通过对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消耗追求生活的穷奢极欲，资源和环境的约束逼迫中国必须走以“和谐社会”和“和平发展”的“中国模式”。黄卫平认为，要真正将这条道路走成功，就需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巨大生产力。
“我们地球上好玩极了，有人卖东西，有人卖力气。现在很多人瞧不起卖力气的，可是从经济学要素讲，卖东西有枯竭的一天，油可以抽干、树可以砍净、腰包的钱也会流走，唯独力气自身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可以再生，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更绝的是，这种要素的特点是越干熟练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越多。”黄卫平认为，不能小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我们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上提升，我们的劳动者由非熟练变成熟练的时候，中国的国力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叫技术提高”。
在这里，黄卫平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者的研究与曾鸣作为一名商业学者的观察开始契合在了一起，“现在，大家都不齿言‘组装’，错了。上世纪70—80年代谁搞组装?亚洲‘四小龙’。90年代后我们开始组装，‘四小龙’去哪了?高科技不但没有进去，反倒成为中国零部件供应商和金融、贸易服务商。最后被中国挤得围着中国转”。
“世界经济从来都是高端产业控制低端产业，中国是第一次以组装这个低端把高端控制了。”黄卫平解释说，因为只有组装才知道这个产品需要多少零部件，不做组装就不知道产品到底有多少零部件，“当我们把台湾和韩国挤得是高不成低不就，变成我们的零部件供应商后，我们可以买它们的，也可以买日本的、买马来西亚的，选择性很大，它们反而成了依附型。”
黄卫平强调：“我不反对产业结构调整，但一定要认识到，真正调整完之后，自己能干什么?自己跟谁竞争?要充分认识到其中的不确定性。”在他看来，在目前竞争平台上，中国面对的是乌合之众，而在高科技竞争平台上面对的是欧美“硬茬子”，“欧美企业巴不得中国企业扬短避长与其搞竞争，国际上盲目进行结构调整最后自毁长城的案例不胜枚举”。
“对中国而言，一个最大的国情是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劳动力大军。这是我国发展和升级产业结构永远的比较优势，换言之，在机器人能够彻底代替人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是我国主导产业。”黄卫平指出，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发展资本、知识及技术密集的产业，而是说从全国大局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难以割舍的产业，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唯一可以发挥优势、大量安排劳动力以解决社会安定的产业，也是为提升产业进行熟练工人准备的基地。
他说：“忽视这一点将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歧途。”
在黄卫平看来，中国制造业未来的策略，不是放弃掉低端，而是在不放弃低端的同时占住中端、觊觎高端，在不断把规模做上去的同时，“全系列地占领份额”。“只要把规模做上去，成本做下来，未来不论是纺织品还是汽车，将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他说。
大机遇
“中国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有两件事将毫无疑问地载人世界历史……北京奥运会和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向美国国会提交审议7000亿美元美国金融援助计划的同一天，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在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分析了世界最新大转折下中国可能遭遇的又一个大机遇抑或挑战。
“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表明了中国作为全球一支主要力量仪式化地登上世界舞台。”张宇燕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奥运会成功举办本身，而是此次奥运会所依托、所承载的、所蕴涵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彰显。
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起来的能量，借助奥运会这一出口被释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2008年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走在迅速复兴之路上的中国，其每一步都将对现存世界格局及未来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张字燕指出，这场金融危机的含义是多重的，“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几近竭尽全力的干预行动，强烈显示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出现了重大危机。尽管金融危机的整个路程尚未走完，但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做出如下判断，即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开始从其权势的顶峰平台走上了下坡路。支持这一判断关键证据在于，次贷危机将使美元霸权受到重大打击，美国实体经济亦将受到深远的负面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惊呼“金融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在张宇燕看来，短短几个月内历史大潮就经历了一起一落，2008年很可能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
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瓦尼。阿瑞吉 (Arrighi)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提出，“每个霸权的建立总要确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提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至少出现了三个霸权时期，即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时期，每个时期的霸权都支撑起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导致了生产和贸易的扩张。
在他看来，“随着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资本就开始积累，然后各国之间对资本的争夺总是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有金融和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事实上，当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与黄金脱钩变成了一张由美国霸权支撑的绿纸后，就埋下了今天的“苦果”。
过去35年里，由私人企业和大银行推动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发达国家进入了金融和财政的扩张阶段。财政的扩张在欧洲福利国家导致的危机从1970年代以来就十分明显。进入1990年代后，金融的扩张表现在：货币的贸易已经完全脱离国际贸易，变成一个独立的领域。麦肯锡公司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额与全球GDP相当，1993年上涨为GDP的两倍，2003年增至GDP的3倍，2006年增至GDP的4倍，达到167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2007年3月的季度报告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额为431万亿美元，几乎达到全球GDP总量的10倍。如此庞大的“金融游戏”完全建立在美元信用体系下。
“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世界霸主的衰亡，都表现为对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并最终以金融体系崩溃为标志。”张宇燕认为，尽管美国目前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高科技研发能力和以军工为先导的尖端制造业，还不至于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和两个世纪前的荷兰那样国力迅速衰退，“但其国力要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顶峰状态，可能性很小，或者说难度非常大”。
这个时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大转折可能带来的振荡?如何保卫自己过去30年积累的财富不至因为美元体系崩溃而遭受损伤?如何趋利避害办好自己的事以继续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张宇燕认为，在尽可能做好自己金融资产保护的同时，对次贷危机可能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乃至崩溃，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如果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稳定出现大的问题，国际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便会受到殃及，20余年的全球化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对于高度依赖于国际分工和加速工业化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包括欧美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保持持续繁荣，眼下尤为需要切实保护国民1.8万亿美元的、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的安全。”他说。
张宇燕同时也指出，中国对稳定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做出贡献，既是自愿的，也是有条件的。中国应该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做出实质性改革，尤其是要求以美元体系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做出调整，并实施有中国等多方民主化参与的制度变迁，以使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金融体系更加公平和合理。
张宇燕强调，这次影响深远的次贷危饥蕴含的另一大机遇或挑战是，它为重新定位国际格局、特别是为强化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9月17日，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首先发出了“加强中美合作应对金融市场动荡”的声音。9月22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就美国面对的金融问题通话。在听取了布什的介绍后，胡锦涛希望美国的救市措施能够迅速见到成效，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并提出中方愿同美方继续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彼此利益和重大关切，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黄卫平没有因为目前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产生担忧，反倒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信心。“我经常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能够以7％的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40年。7％的增长，连续增长40年，就是16倍。”黄卫平指出，“中国肯定能够达到这一点，过去30年年均9.4％，后面10年就是睡觉都完成了。”
而且黄卫平认为，还有两个“5亿吨”让中国未来发展底气更足。“一个是5亿吨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稳得住；一个是5亿吨钢，有基础设施现代化做经济增长的后盾。”他分析说，“今天美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在于过去100多年在地下埋了30多亿吨钢，中国才埋了多少?”按照他的判断，现在就凭基础设施投资，不借助消费和出口，中国的速度都慢不下来。
“第四代领导人的思路非常清楚的。未来中国的发展，第一产业，加强农业保稳定；第二产业，大石化、大钢铁、大造船、大汽车保速度；第三产业，服务业保就业。”在黄卫平看来，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力争通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为中国竞争力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完成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转移——15亿人口工业化、信息化的双重现代化使命。他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之日，也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
一条色彩斑斓的蟒龙在宝石蓝的面料上盘绕而上，昂然欲起的龙头逼射出万乘之尊的威严，明黄色的领口和袖口展示着皇族的华贵。
“重磅真丝，杭州老工匠手工绣制，上品中的上品，老布什买走的就是这件‘龙袍’。”在为记者介绍这件充满了皇权威仪气质的睡袍时，兴奋依然闪现在夏雪梅的眼神中。8月11日，秀水街三楼的丝绸店里，老布什和女儿多萝西从夏雪梅的手中一口气买走了7件丝绸睡袍。
“也就是半卖半送吧。”这个精明的农村女孩很有“国际战略眼光”，“一是为了中美友谊，其次老布什来秀水街的机会实在难得，能来我们店买东西就更难得，说什么也不能赚他的钱。”老布什高兴地告诉夏，回国后会把这些睡袍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
显然，这位美国前总统和现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有足够的资格穿这件“龙袍”，而选择其作为高贵的礼品，表示着在当今西方第一政治精英家族的圈子中，“龙”已经不再是过去300年基督教世界描绘的“喷火的邪恶怪兽”，而是能够带来财富和尊贵的吉祥物。
2008年的8月，布什家族来到北京观看奥运会的同时，像任何一位来华的外国人一样在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基地“淘宝”。尽管布什父子先后以美国总统身份多次访华，但总统家族倾巢而动赶赴东方世界观光度假，美国历史上可能就此一家。
不过，这看上去太像一次家族纪念旅行。33年前，正是从北京，布什家族踏上了美国第一家庭的崛起道路，并因此有机会亲身感受和全程目击了一个封闭大国在开放中崛起的划时代事件。
1975年夏天，布什家族的假期就是在北京渡过的。那时的老布什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小布什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6个星期的暑假里，小布什在“北京烤鸭”的美味中度过29岁生日，妹妹多萝西在崇文门教堂接受了三位中国牧师的洗礼。小布什曾不无自豪地回忆，“我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全北京”。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窒息封锁着中国，老布什仍然收获众多。13个月的任期内，他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在网球场上结识了万里，在谈判桌外与邓小平建立了友谊。1975年底，中国变革的前夜，老布什接到白宫调令赴仟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切充满了预言式的暗示，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破格在人民大会赏设宴为只是准大使身份的老布什饯行，并告诉他，中国欢迎他再次来访，“即使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老布什当时可能想不到，两年后的1978年，正是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组成的最高决策层，在中国开辟了一场世纪性的历史巨变——迄今30年生生不息的改革开放。这30年里，老布什完成了22次访华旅程，亲身感受了中国打开国门求富求强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一个简单佐证是：从新中国成立至2007年的58年间，中国人民共创造了183.586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其中改革开放前30年创造了5.0847万亿元，改革开放后28年创造了178.5015万亿元，其中人世后的6年创造了99.395万亿元。这意味着，58年累计的GDP中，前30年只占3.8％，后28年占了97.2％。尤其是入世6年占了54.1％，竟然创造了全部58年中国财富的一半还多。
尽管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数字比较抹杀新中国成立后30年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但至少可以得出两条经验：对外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爆发出了惊人的发展动力，而且开放愈是深化，这种动力就愈是强劲。对此，老布什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有人跟我说，中国30多年后会取得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定说他是个疯子。”
天朝衰落
开放带给中国的发展奇迹，西方政治领袖们想不到，以邓小平为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们也始料未及。因为在1978年的世界面前，中国的落后境况完全是用“世纪”这个时间量才能描述的断裂和鸿沟。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局第22次就对外开放集体学习的“经筵”者之一。在接受采访时，这位专攻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学者，建议把眼界向后放宽到欧洲海权开始向全球扩张的16世纪。
“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1559年也即明嘉靖三十八年12月25日，杭州官港口法场，王直，一个被正史斥为“倭寇首领”的“汉奸”、“海盗”、“武装走私集团头领”，被斩首示众。王直，歙县柘林人，号五峰船主，年轻时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捎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
嘉靖三十年，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王直完全取得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控制权，“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成为东亚海域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的葡萄牙见之都要退避三舍。王直甚至在日本长崎裂土封疆自号“徽王”，通过贸易在日本战国之乱中大发战争财。
16世纪正是欧洲海权开始向全球扩张的时候。海上力量都是首先在民间崛起，然后获得政府背书。比如与王直同时代、出生于英国德文郡贫苦农民家庭的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就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全力支持，通过贸易和战争，不但帮助女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还帮助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了英国海上霸权，并最终封为勋爵、海军中将。
作为当时全球最强的海上力量之一，王直也在努力想获得明政府的承认。所以，早年他主动和明朝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剿灭海盗以及真正的倭寇，维护海上秩序，保护正常的海洋贸易。然而，这与明帝国“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格格不入。1552年，新任地方政府官员恢复强硬政策，利用王直的信任，偷袭了其贸易基地，惹火了这个“武装走私集团头领”，其复仇之作就是史书所载的“壬子之变”。对此，当时就有清醒的大臣反思说，“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地方政府举措失当，不敢实情上报，于是谎称倭寇入侵。这一唱一和，造成了历史上的大误会。因此有史学家称，嘉靖年间的倭乱与其说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中国海上力量与农耕力量的一场内战。
此时王直仍然是以战谋和，希望通过军事上的优势，迫使明帝国开放自由贸易。而军事上无法获胜的明朝，利用王直的这种心理诱捕了他。据记载，王直甚至在狱中临死前仍试图说服朝廷认识对外贸易的好处。
王直的人头落地，不但使东南海域的海上贸易秩序崩溃并最终导致大规模倭乱真正开始，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史的一 道分水岭：在欧洲人迈向海洋，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曙光到来的时刻，明帝国主动扼杀了自己的海上力量。
历史仍然给了中华帝国第二次机会。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康熙再开海禁，但33年后却因为海上贸易影响生产而草草收场。甚至还有第三次机会，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请求自由通商，但目光已停滞在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能有无”为由，拒绝了人类第一次全球化“盛宴”的邀请。
此后，全球近代化的步伐彻底将“天朝大国”甩到世界的边缘。1840年，占世界GDP三分之一的大清，被GDP不足自己九分之一的英国打败了(麦迪逊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估算)。
其后，无论是清王朝的企图“中兴天朝”的“洋务运动”，还是19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单枪匹马追求现代化的“黄金十年”，所有的努力都因为一直没有摆脱枪炮刺刀下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被动开放而惨遭失败。100年里，世界的正面是西方国家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辉煌史，背面就是中国这样的所谓“后发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血泪史。
再破“围城”
内忧外患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后，1949年，共和国成立，救亡任务完成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道路实现中国求富求强的现代化。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选择，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
“一边倒”对前苏联模式的选定，通过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迅速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础，实现了李鸿章、张之洞、张骞和孙中山们未能完成的“工业梦”，这些基础工业甚至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然而，这种道路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天然拒绝。
前苏联模式的封闭性，以及国际环境、思想观念和“文革”爆发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建国十年后，新中国又逐渐将国门紧闭起来，不仅绝对地排斥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1960年代以后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差不多断绝了关系。政治上站了起来的中国，在经济上仍然未能真正改变百年积贫。
“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感慨无限，“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这20年不是一般的20年，而是西方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革命”大行其道的时期。中国再次成为时代的“弃儿”。
有两组数字，可以深刻地展示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经济发展的危急境况：1978年，全中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有1/3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1930年代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7％，甚至远低于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经济9％的世界份额。
1978年10月下旬，也就是在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两个月，邓小平东行日本进行一周的考察访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个月，邓小平又跨过太平洋，西行美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两次主动走出去，这位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见到的，以及通过对他出访的新闻报道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顿时激发出了越来越澎湃、乃至最后万众一心的强大民族变革推动力。
按照黄卫平的理解，一国改变自身的发展差距，不外乎改革和开放两大举措。改革是内部运作体制上的讯整，开放则是与外界的对比与联系。但是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爆发出惊人的伟力，完全在于其不但超越了苏东诸国“关起门”来搞改革的思维局限，更在于聚合了百余年来中国屡次改革和开放不具备的所有有效条件。
事实上，1842年知识分子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放思想；1898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策略；1913年实业家张骞在《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中，不但提出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外商承包和招商引资等具体办法，更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原则——“惟发展之权，操之我手则存，操之人手则亡”，中外合作者必须“遵正当途径”、“履行义务”以保障平等互利，发展生产、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必须用于生产项目以改造国内落后的手工生产，在对外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掌握学习先进技术……
诸如此类开放策略百年前不得施行，百年后大放异彩，在黄卫平看来，除了当年主权不完整造成中国命运“操之人手”外，“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少数先进国人的奔走呼告，完全淹没在当政者的不以为然和广大民众的不理解中”。
与1949年前100年的开放不同，此时中国的开放是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与1949年后30年的封闭也不同，此时的中国在维护国家丰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又是开放的。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奋斗，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终于把一个多世纪都形不成气候的“小支流”，汇聚成了全民族共同思想和行动的浩浩荡荡的“大洪流”。
融入世界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与会代表的文件袋中多了三份特别的参考文件：《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半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充当大会“侦察兵”赴西欧五国考察的成果。
最近，谷牧向媒体回忆说，临行前，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一个多月的考察强烈地震撼了“取经团”，谷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汇报时说：“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沿，但我看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有很多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
一位老帅感慨到，“都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只有谷牧敢讲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
老帅其实说出了大多数决策者的心声。对这段历史做过仔细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虹告诉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后，次年7月8日就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后是1986年4月通过的《外资企业法》，10月国务院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决策者通过法律法规“发出了中国加大引进外资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信号”。
这位与黄卫平一起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中讲课的学者介绍说，这一阶段，开放政策的具体行动迈出了“三大步”，首先是四大特区的建立，而后是14个沿海开 放城市的建设，最后是珠三角区域开放的形成，及至海南省大特区的设立，“最关键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当时的主管决策者形成了中国‘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的开放战略”。
今年初，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文章中写到，“1987年，赵紫阳同志担任总理和代理总书记期间，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等具体的战略举措。
他回忆：“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赵紫阳报送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迅速贯彻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裴长虹也认为，正是这一步，不但有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蓬勃而起，而且带动促成了令决策者也意想不到的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异军突起”，让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率先发展了起来。
然而，尽管早在1984年9月中国政府就明确地向世界宣布，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在思想认识上仍然还没有放弃可能重新关“门”拘准备。这集中体现在《中外合资企业法》中。
1990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对《中外合资企业法》修正，对原法第二条加了新补充：“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这至少说明，在刚刚宣布对外开放和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践效果不好，特别是真的“危及”了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有可能像建国初期那样遭遇“国有化”的命运。
真正在思想认识和观念上形成一去不返的局面，裴长虹认为是“开放型经济”这一体制的建立。“‘发展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开放型经济。”他说，“此后，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规划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重复使用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新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做出明确判断：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开放型经济”的思想终于将中国推向了世界。
决断“入世”
“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加入WTO的过程。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复关第二任代表团团长佟志广在接受采访时笑日，转机是由一场危机创造出来。
1989年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陷入“冰封期”。正在此时，美国商务部1990年突然因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怒气冲冲”要求与中国谈判。决策者当即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用贸易问题打破当时中美外交关系的僵局，并开始积极推动中国过去一直不太主动的复关谈判。
“其实，1986年，当时的关贸组织干事长来华要求中国复关，我们自己还有点不理解。” 黄卫平解读说，最初不是中国主动要进去，而是人家逼着要求进去，“道理很简单，就像猴子变人，如果只是猴子，可以不守观矩，但也没什么实力，至多在地里摘个桃子、撅个玉米；如果进化成了人，可以改天换地‘高峡出平湖’，但也会守规矩。”
“最怕什么?猴子变人变一半还不想再变了，孙悟空有能耐又不守规矩，天下都怕他。怎么办?就得送一个‘紧箍咒’。”黄卫平说，西方发达国家清楚，不受约束的中国其实力足以破坏现有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希望用WTO约束中国。而中国搞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也逐步认识到WTO的“紧箍咒”能从外部推动国内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但是，全球化下的开放绝非加入一个国际组织那样简单。1997年，中美入世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外资能否吞并中国》的“中国企业家必读”书，具体地列出了外资占据或垄断中国市场的情况，如“外国公司之大举进入我国电子市场，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市场的75％—80％，程控交换机市场的50％，卫星通讯市场的90％，移动通讯的95％，已破外资产品所占领……三资企业占了轿车市场的68％，电梯的70％，彩电显像管的65％”。该书最后借一位拉美人士的评述暗示了中国发展“拉美化”风险。
“人世前，就有人明确预言汽车、出口、农业和金融‘四大完蛋’。”当时经常参与决策层对外经济政策研讨的黄卫平回忆，中央为了搞清楚人世的利害，在组建谈判团的同时，由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和北大法学院院长吴志攀牵头，2000年组织了一个由经济学家、法学家构成的20人考察团，共赴日内瓦WTO总部考察。
“当时住在日内瓦中国外交使团5号公寓，白天两三人一组分头去WTO总部和他们的行政官员、经济学家和律师谈话。晚上回来，搬张桌子在使馆公寓的走廊里汇总。一直把WTO总部处级以上官员全部谈完了。”最后，考察团的报告直接上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我们的基调是第一，不会有伤筋动骨的冲击；第二，就是主要是制度建设；第三，乘人世东风，中国的经济会上一个台阶。结论是，没事。”
但即便如此，记者了解到，最后中央政治局就人世投票，并没有全票通过，出现了两票弃权。这说明在关乎中国巨轮未来航向的命运时刻，且不说普通民众，即使最高领导层中也存在担忧。
2000年6月1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题为《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的康乾盛世》的编辑部文章，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江泽民批示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阅读这篇文章，就“康乾盛世”这段历史，强调指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就要导致落后，要求全党牢记这个教训。
一篇描述200多年前中国与时代大机遇失之交臂的文章，在这个特殊时刻受到如此重视，某种程度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在面对世界大转折时，对中国如何抓住大机遇的历史责任感和一往无前的战略决心。
而这一点，在人世前决定中国命运关键的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由中国“和平崛起”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做出了回答：“进入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一个在世界市场扩展深化和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日趋密切的基础上，参与者间综合国力对比此消彼长的长过程；是一个主导力量盈缩变动以致逐渐移易的长过程；又是一个祸福相因、曲折变幻、不可预 测因素甚多的长过程。”
“这里的关键是，参与这一长过程的诸方，能否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谁家办得好，谁家就往上走，反之则相反。看来这是一条法则。”他说到，“今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和把握经济全球化长过程中力量对比因素的变化，清醒认识和争取经济全球化长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动地位。”
2001年12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签署了中国入世议定书。这个时刻，无论是石广生还是WTO总干事长迈克尔·穆尔，乃至所有关心中国入世的人都没有想到：加入WTO，结局不是世界冲垮了中国，而是中国“冲击”了世界。
沸腾时代
今年年初的一次聊天中，英国《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马珍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马珍每年都会到法国南部的乡下度假，去年一天，住所的下水道堵塞了，她找了一个法国管子工修理。
“当这个修理工得知我在中国工作，就开始大声抱怨，‘中国人爪恐怖了’。”马珍最后才知道，原本收入丰厚、衣食无忧的法国管子工们，这些年突然遭到许多“报酣更低、工作时间更长、技术更娴熟”的中国人竞争，“过去的舒适生活彻底被打破了，他不得不比以前更辛苦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改变世界竞争形态的真人版缩影。长期浸淫在中国市场竞争第一线的长江商学院教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曾鸣对此削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1990年代中期之前，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做农村市场做低端，而跨国公司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但在人世前后，局面改变了，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市场则为价格战中活下来的企业提供足够大的规模。“这个规模令人吃惊。”他举例说，格兰仕生产微波炉，上来就是100万台、500万台、800万台、1200万台，“规模效应带来的是成本的快速大幅度下降，因为不是一个量级，竞争对手往往一下就被打乱了”。
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生存能力一定是最强的。曾鸣用“成本创新”这个新概念描绘了新兴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发动的一场变革——不再是简单地低成本生产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正是中国企业，让手机这个曾经的奢侈品在短短几年间变成了全世界人民的日用品。”曾鸣认为，面对中国企业的进攻，跨国公司这时一般选择往高端退，但越往高端市场规模越小，跨国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除非往高端的创新速度超过中国企业学习的速度，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就像一个拆积木游戏，跨国公司不断往上垒，中国企业却因为占据了更为坚实的底部，可以积蓄足够的力量一块一块从容拆走前者的战果。”他说。
跨国公司在过去20年，反复强调的是聚焦、外包，也即把产业链中越来越多的环节让了出来，中国企业正好把很多这样的产业环节接了下来。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竞争的壁垒由此大大降低。不像当年日本企业的崛起是依靠汽车与电子两个行业的突破，也不是韩国举全国之力集中去拼几个产业，中国企业因为完全适应了全球化的浪潮，顺应模块化和水平分工的变革趋势，轻松地承接了组装和制造环节。
在曾鸣看来，当西方把越来越多的制造环节剥离出来转移到中国，中国就从一个低端的制造业中心变成所有制造业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厂’的称号，既非日本亦非韩国，却独为中国所得的原因”。
“也就是说，当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竞争后，任何一项新技术，只要模块化、标准化，中国企业就能很快掌握，而一家中国企业学会了，全中国的企业很快就会学会，然后会有新的价格战。”结果是“没有人能想到产品可以便宜到这种程度”。
曾鸣说：“存活下来的企业有点像超人，肯定比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要强，然后再回过来挑战跨国公司，这是非常新的生态圈。”比如在通信技术领域，任何一个技术，只要华为、中兴做出来了，跨国公司就大幅度降价，否则他们将失去市场。
这样的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曾鸣的结论是：“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他们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切中了真相，但入世6年，中国带给世界的震撼却是真切的：中国GDP以年均10.4％的增长率，从2002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万亿元，翻了一番；外贸总额以年均27.5％的增长率，从0.62万亿美元增加到2.17万亿美元，翻了近两番；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从2002年的0.29万亿美元增加到眼前的1.81万亿美元。
至于当年“四大完蛋”的预言更被证明是杞人忧天；
粮食不但没有被美国小麦淹没，而且自2004年以来，连续4年粮食增产，连续5年夏粮丰收，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增五丰”，并于2007年重登10000亿斤台阶；
出口贸易则从2002年的0.33万亿美元一路飙升到2007年的1.2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不是“预言家”们的3％—4％，而是28.9％；
赢弱的中国汽车产业没有被打垮，整车出口反倒还高速增长，从2002年的2万辆到2003年的4.8万辆、2004年的7.8万辆、2005年的17.2万辆、2006年的34万辆，直至2007年的61万辆，几乎一年翻一番，并从2005年开始实现了历史性的顺差。
至于金融业，入世前被海外媒体认为即将倒闭的国有商业银行，不但没有倒闭，经过股份制改造，建行、中行和工行无论赢利还是市值，均名列全球金融业前茅，工行甚至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与此同时，倒是大批顶尖的欧美银行纷纷倒在了当前的次贷危机中。
中国优势
回顾过往500年，面对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大转折，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与机遇不断失之交臂到机遇频频垂青，黄卫平认为关键在于执政党在探索中抓住了国家发展成功的真谛。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讲，现代化的过程，必要条件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进入到现代部门，充分条件就是开放市场。英国通过《权利法案》为农民向工厂转移创造了条件，由此开启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通过《联邦宪法》的制定，成为100多年里国际劳动力转移的最大获益者。中国的现代化，同样不可例外。 比如，明帝国晚期“改道为桑”和“土地兼并”造成了大批劳动力脱离土地，却没有转移的出路，最后在“流民”演变成大规模“流寇”的过程中灭亡。尽管晚清政府不遗余力地期望通过“洋务运动”复兴帝国，但束缚在土地上的近4亿农业劳动力，将诸多变革的努力统统消解。
“明朝以来，中国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也就是‘农转非’。前三次分别是明朝一次、清末一次、大跃进一次。”黄卫平认为，这三次“农转非”的尝试都失败了，每一次失败之后不是改朝换代，就是引起社会动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四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十七大以来强调“民生”，并将重点放在农民身上，就是为下一步的人口大迁移做准备。
在这里，中华民族500年兴衰转换的秘密变得简单明了。“无论是自由民主的西方范式的制度建设，还是东方亚细亚范式的制度建设，只要形成有利于开放和劳动力转移的顺利展开，就会创造出成功的发展道路。”在贵卫平看来，“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建立一系列制度，保障了过去30年的持续对外开放，和1.4亿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顺利转移。
黄卫平认为，这套中国模式的制度体系，也即是进一步完善的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我把它总结为：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和谐社会，顺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和平发展”。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劳动力转移，开放以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出路，这是充分条件，“我们没有照抄西方或完全拒绝，而是在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1.4亿劳动力的成功转移，这就是‘中国模式’在当代世界的吸引力所在”。
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的生活，绝不可能是中国明天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发展既不可能像老牌帝国通过殖民、战争等野蛮方式完成财富的积累，也不可能像美国通过对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消耗追求生活的穷奢极欲，资源和环境的约束逼迫中国必须走以“和谐社会”和“和平发展”的“中国模式”。黄卫平认为，要真正将这条道路走成功，就需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巨大生产力。
“我们地球上好玩极了，有人卖东西，有人卖力气。现在很多人瞧不起卖力气的，可是从经济学要素讲，卖东西有枯竭的一天，油可以抽干、树可以砍净、腰包的钱也会流走，唯独力气自身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可以再生，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更绝的是，这种要素的特点是越干熟练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越多。”黄卫平认为，不能小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我们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上提升，我们的劳动者由非熟练变成熟练的时候，中国的国力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叫技术提高”。
在这里，黄卫平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者的研究与曾鸣作为一名商业学者的观察开始契合在了一起，“现在，大家都不齿言‘组装’，错了。上世纪70—80年代谁搞组装?亚洲‘四小龙’。90年代后我们开始组装，‘四小龙’去哪了?高科技不但没有进去，反倒成为中国零部件供应商和金融、贸易服务商。最后被中国挤得围着中国转”。
“世界经济从来都是高端产业控制低端产业，中国是第一次以组装这个低端把高端控制了。”黄卫平解释说，因为只有组装才知道这个产品需要多少零部件，不做组装就不知道产品到底有多少零部件，“当我们把台湾和韩国挤得是高不成低不就，变成我们的零部件供应商后，我们可以买它们的，也可以买日本的、买马来西亚的，选择性很大，它们反而成了依附型。”
黄卫平强调：“我不反对产业结构调整，但一定要认识到，真正调整完之后，自己能干什么?自己跟谁竞争?要充分认识到其中的不确定性。”在他看来，在目前竞争平台上，中国面对的是乌合之众，而在高科技竞争平台上面对的是欧美“硬茬子”，“欧美企业巴不得中国企业扬短避长与其搞竞争，国际上盲目进行结构调整最后自毁长城的案例不胜枚举”。
“对中国而言，一个最大的国情是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劳动力大军。这是我国发展和升级产业结构永远的比较优势，换言之，在机器人能够彻底代替人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是我国主导产业。”黄卫平指出，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发展资本、知识及技术密集的产业，而是说从全国大局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难以割舍的产业，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唯一可以发挥优势、大量安排劳动力以解决社会安定的产业，也是为提升产业进行熟练工人准备的基地。
他说：“忽视这一点将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歧途。”
在黄卫平看来，中国制造业未来的策略，不是放弃掉低端，而是在不放弃低端的同时占住中端、觊觎高端，在不断把规模做上去的同时，“全系列地占领份额”。“只要把规模做上去，成本做下来，未来不论是纺织品还是汽车，将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他说。
大机遇
“中国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有两件事将毫无疑问地载人世界历史……北京奥运会和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向美国国会提交审议7000亿美元美国金融援助计划的同一天，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在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分析了世界最新大转折下中国可能遭遇的又一个大机遇抑或挑战。
“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表明了中国作为全球一支主要力量仪式化地登上世界舞台。”张宇燕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奥运会成功举办本身，而是此次奥运会所依托、所承载的、所蕴涵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彰显。
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起来的能量，借助奥运会这一出口被释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2008年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走在迅速复兴之路上的中国，其每一步都将对现存世界格局及未来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张字燕指出，这场金融危机的含义是多重的，“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几近竭尽全力的干预行动，强烈显示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出现了重大危机。尽管金融危机的整个路程尚未走完，但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做出如下判断，即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开始从其权势的顶峰平台走上了下坡路。支持这一判断关键证据在于，次贷危机将使美元霸权受到重大打击，美国实体经济亦将受到深远的负面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惊呼“金融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在张宇燕看来，短短几个月内历史大潮就经历了一起一落，2008年很可能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
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瓦尼。阿瑞吉 (Arrighi)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提出，“每个霸权的建立总要确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提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至少出现了三个霸权时期，即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时期，每个时期的霸权都支撑起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导致了生产和贸易的扩张。
在他看来，“随着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资本就开始积累，然后各国之间对资本的争夺总是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有金融和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事实上，当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与黄金脱钩变成了一张由美国霸权支撑的绿纸后，就埋下了今天的“苦果”。
过去35年里，由私人企业和大银行推动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发达国家进入了金融和财政的扩张阶段。财政的扩张在欧洲福利国家导致的危机从1970年代以来就十分明显。进入1990年代后，金融的扩张表现在：货币的贸易已经完全脱离国际贸易，变成一个独立的领域。麦肯锡公司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额与全球GDP相当，1993年上涨为GDP的两倍，2003年增至GDP的3倍，2006年增至GDP的4倍，达到167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2007年3月的季度报告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额为431万亿美元，几乎达到全球GDP总量的10倍。如此庞大的“金融游戏”完全建立在美元信用体系下。
“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世界霸主的衰亡，都表现为对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并最终以金融体系崩溃为标志。”张宇燕认为，尽管美国目前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高科技研发能力和以军工为先导的尖端制造业，还不至于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和两个世纪前的荷兰那样国力迅速衰退，“但其国力要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顶峰状态，可能性很小，或者说难度非常大”。
这个时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大转折可能带来的振荡?如何保卫自己过去30年积累的财富不至因为美元体系崩溃而遭受损伤?如何趋利避害办好自己的事以继续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张宇燕认为，在尽可能做好自己金融资产保护的同时，对次贷危机可能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乃至崩溃，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如果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稳定出现大的问题，国际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便会受到殃及，20余年的全球化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对于高度依赖于国际分工和加速工业化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包括欧美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保持持续繁荣，眼下尤为需要切实保护国民1.8万亿美元的、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的安全。”他说。
张宇燕同时也指出，中国对稳定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做出贡献，既是自愿的，也是有条件的。中国应该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做出实质性改革，尤其是要求以美元体系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做出调整，并实施有中国等多方民主化参与的制度变迁，以使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金融体系更加公平和合理。
张宇燕强调，这次影响深远的次贷危饥蕴含的另一大机遇或挑战是，它为重新定位国际格局、特别是为强化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9月17日，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首先发出了“加强中美合作应对金融市场动荡”的声音。9月22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就美国面对的金融问题通话。在听取了布什的介绍后，胡锦涛希望美国的救市措施能够迅速见到成效，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并提出中方愿同美方继续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彼此利益和重大关切，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黄卫平没有因为目前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产生担忧，反倒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信心。“我经常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能够以7％的年增长速度连续增长40年。7％的增长，连续增长40年，就是16倍。”黄卫平指出，“中国肯定能够达到这一点，过去30年年均9.4％，后面10年就是睡觉都完成了。”
而且黄卫平认为，还有两个“5亿吨”让中国未来发展底气更足。“一个是5亿吨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稳得住；一个是5亿吨钢，有基础设施现代化做经济增长的后盾。”他分析说，“今天美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在于过去100多年在地下埋了30多亿吨钢，中国才埋了多少?”按照他的判断，现在就凭基础设施投资，不借助消费和出口，中国的速度都慢不下来。
“第四代领导人的思路非常清楚的。未来中国的发展，第一产业，加强农业保稳定；第二产业，大石化、大钢铁、大造船、大汽车保速度；第三产业，服务业保就业。”在黄卫平看来，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力争通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为中国竞争力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完成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转移——15亿人口工业化、信息化的双重现代化使命。他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之日，也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