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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如果有人辞掉工作，背上家当出门长期旅行，一定会被绝大多数人看作是“不务正业”的疯狂举动。而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大学毕业后暂缓进入社会的脚步，或是辞掉城市里繁忙的工作，了无牵绊地踏上一段长长的旅程。这样的举动，已经从不被多数人所理解的“逃避现实”的荒唐行为，变成了时下逐渐被世人接受的“间隔年旅行”。而孙东纯，绝对算得上是中国推动“间隔年（Gap Year）”旅行概念的标志性人物。
网络上对“间隔年”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指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指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在旅途中，年轻人通常也会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通过长时间的旅行，人们有机会暂时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到陌生的新环境中体验新的生活，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并且更好地迎接未来。
怀揣着同样的“间隔年”主题，孙东纯在2006年12月走出了中国，踏上了一段长达13个月的漫长旅途，并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一记录，结集成一册《迟到的间隔年》。时隔四五年，一本《间隔年之后》再次将这位酷爱旅行的年轻人的旅行故事带到了众人眼前。不同于前者，这本《间隔年之后》是孙东纯为了“分享回归后的生活”而写，是为了告诉大家怎么回来。
在“间隔年”中学会爱
在间隔年刚开始的几个月，孙东纯只是在东南亚各国漫无目的地游荡。虽然在最初计划间隔年旅行的时候，去国际非政府组织里从事义工工作就已被列为此次旅行的主要活动内容，但也许是太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和洒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辗转于泰国、老挝、缅甸，在曼谷考山路被卖春女子纠缠，在老挝廊开寄住在热情的Nut家中，在缅甸以2.2美元资助淳朴的叶先生重开面店……
旅途中，孙东纯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但在这悠闲的旅途中，他依然会不时想起自己此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做义工。这似乎是孙东纯所理解的“间隔年”中必须要包含的部分，对此他有着近乎偏执的信念。他说，想要做旅行义工，“不是仅仅由一个因素决定的”，“接触到旅行义工的过程，有着很多偶然性”。第一次听到“义工”是在柬埔寨，孙东纯遇到了一个在金边一家收养小孩的非政府组织里做义工的英国女孩，也就跟着去做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义工工作。后来从许多外国朋友口中也听到了更多的义工经历，对旅行义工的兴趣也渐长。后来一位伊朗朋友给了他一本书，《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的《The gap year》（《间隔年》），那是孙东纯第一次接触到“间隔年”的概念，“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也就决定了旅行中一定要有义工的经历。”
经过几番波折，孙东纯终于在间隔年开始的三个月后，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仁爱之家”，服务于“垂死之家”的病人们。“垂死之家”，顾名思义，这里的病人都处于弥留之际，死亡随时可能发生。而在此工作的义工们，见多了生命的脆弱和转瞬即逝，便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统一的观念：对于垂死的人，能做的也许就是让他们活得稍微开心点。但孙东纯认为，对于义工工作，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内容，都会带来不同的感悟，而对于他来说，从义工工作中学到的，就是“开始懂得尝试去‘关爱’身边的人，人间要充满‘爱’，生命才会美好。”这是义工经历带给他的最大改变，在各类采访中，孙东纯也一直都在强调“爱”，强调将这份“爱”带给自己的妻子、家人、朋友。旅程结束后，他在《迟到的间隔年》一书中写到：“再也没有我非要去的地方、非要看到的东西、非要做的事情了”，也许在间隔年中收获的“爱”的信仰，对于孙东纯来说，已是一生中最至关重要的收获，“我在间隔年的路上学习了爱，所以在我往后的日子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了。”
后间隔年，更好地回归
一本《迟到的间隔年》，将这一起源于西方的旅行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纷纷开启了自己的“间隔年”之旅，但是，关于间隔年回归后对现实的不适应、迷茫甚至失落的例子并不少见。各种旅行微博、日志或攻略，都在告诉你怎样走出去，却鲜有人告诉你，怎样从旅行中回来。但事实上，对于多数人来说，旅行只是一小段时间的经历，生活终归要回归到日常的状态。因此，如何回归是间隔年之后的又一个课题，这对于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来说都是一样，即使是被誉为“中国间隔年第一人”的孙东纯，也曾一样面临“如何回归”的困境。“间隔年回归之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没想好，不想过什么生活却心知肚明，觉得过去那种‘苟且偷生’的生活态度未免太过不勇敢，但现实却有现实的残酷。”不管旅途中的经历如何惊心动魄或是刻骨铭心，现实中总还是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自我定位、工作、供房租这些以前算计的问题再次出现，我还是那个我，只是经过了一年，身上揣着间隔年路上的种种感悟，打算将它们融入新生活，心里有憧憬，也有担忧。”
孙东纯说，“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是自己在回归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间隔年的路上，不断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外一种文化，一次次地尝试放下自己的文化习惯、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去适应身处的文化氛围，经历着从新鲜亢奋到文化冲击，又从矛盾抵制到文化适应的过程。而当我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面对自己原来的文化环境，居然也变得需要时间适应起来，在外的时间越长，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能也越强。”在彷徨、焦虑中，孙东纯曾经犹豫自己将来的职业，犹豫自己将来生活的国度，焦虑于长时间异国恋的煎熬……所幸，家人和女友沙弥香的“爱”，让他一步步走了过来。与沙弥香结婚、移居日本之后，后间隔年的平静生活慢慢铺展开来。在暂居日本的四年里，孙东纯当过语言学校的中文老师、日本公司的蹩脚翻译、汽车流水线作业工人、老人院的护理员、城市文化交流协会的有偿义工，还与国内媒体合作，撰写游记和提供摄影作品。从最初几乎不懂日语的异乡人，到后来渐渐适应日本当地的文化，孙东纯将间隔年中的所感所悟应用到了日常的生活、工作中。 在工作之余，孙东纯依然没有停下旅行的脚步，新作《间隔年之后》便是记录他暂居日本期间的一次长达两个多月的环太平洋沿岸单车骑行经历。就像书中的序言所说，“间隔年与其说是让人看到一个新世界，不如说是让人看到新的自己。我们在路上自我认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而回归了才是实践的开始”。旅行亦如是，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的记录，更是间隔年之后的孙东纯继续充实、实践自己感悟的过程。“间隔年是‘在路上’，间隔年之后便是‘回归生活’，心理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此。前者是体验思考，后者是应用实践。”孙东纯说，他一直努力地将旅行中的收获感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好比此次骑行中，曾有多次机会欣赏太平洋绝美的日落，但因为是独自骑行，不免觉得美景也有点索然无味。因此在骑行结束回到家中，孙东纯才会颇有感触地写道：“有个人吵个小架总比一个人看太平洋日落来得实在。姑娘，往后风景还是和你一起看的好！”平实幽默的话语，却道出了此次骑行所带来的另一番感悟。的确，旅行能够让你发现更多的自己。
随心的旅途最美好
《迟到的间隔年》和《间隔年之后》所记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孙东纯独自一人的旅行故事，即使有短时间的同伴，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分道扬镳，甚至孙东纯还会故意制造一些“巧合”来阻碍他人的同行。他承认自己会刻意地追求一个人旅行，“我深信一个人的旅行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而结伴同行，无论是多要好的朋友还是路上的陌生人，都必须扮演一个角色，这种角色无形中会削弱一个旅行者离开原有生活圈子所应该获得的‘自由’。”
但这并不说明孙东纯就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孤独旅者，在一个人的旅途中，他不断地遇上各种人，自私阴险的人避而远之，善良幽默的人则结伴而行，甚至共同生活，比如在德之岛与太郎“同居”于老屋，而人生的伴侣沙弥香，也是在旅途中结识的，“路上最好的风景是人，我们随时都应该保持与人交流”，“正是同伴的许多异议才会带来更多的反省和思考”。
旅行中的各种“意外”也让孙东纯感到兴奋，“路上的未知性是让旅途保持新鲜的兴奋剂”。也正是因为喜欢这样的“未知性”，他往往不会对旅行做太多具体的计划，“可能是个人性格原因，我比较不喜欢把事情计划得太细，因为旅途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有时因为一个突然蹦出来的想法就改变了整个行程，这样的话许多精心策划的行程便失去了意义。”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孙东纯更偏好“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些“计划外”的行程，让旅行变得更加随意而自由，也有了更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走到喜欢的地方就住久一点，腻了或者对其它地方有兴趣了就上路，一切随心，随心的旅途最美好。”
如今，孙东纯又一次上路了。与前两本书所记录的经历不同的是，这回，他的身边有了妻子沙弥香的陪伴，孙东纯谓之为“迟到的新婚旅行”。他俩计划进行一次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环球旅行，截至目前已经走过了澳门、泰国、印尼、菲律宾、美国、墨西哥，现在中美洲危地马拉，之后的目的地就不得而知了。依照孙东纯一贯的旅行风格，这应该也是一次“随心”的新婚旅行。
孙东纯说他很喜欢与人分享旅行途中的所见所感，而写字与摄影也是他的爱好，因此，即使他现在一直在路上，我们依然能够每隔几天就在他的博客上浏览到他旅途中的最新见闻和图片。对于这次新婚旅行，孙东纯也会继续把它记录下来，“往后要是有机会可以出版，多一个平台和大家分享故事总是好的。”
虽然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旅行达人”，但孙东纯说，旅行于他只是兴趣爱好，始终成不了职业，所以在这次漫长的新婚旅行之后，将来“恐怕不会再有这么长的长途旅行了”。撇开兴趣爱好，生活还要继续，孙东纯也有自己的人生计划，“人在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事要做”，他希望将来能够开一家旅馆，“这样算是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满足自己一直以来会四海友人的愿望，何乐而不为？”在这样一家旅馆里，“和沙弥香生一群孩子，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应该会成为他新的人生旅途上最美丽的风景吧。
网络上对“间隔年”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指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指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在旅途中，年轻人通常也会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通过长时间的旅行，人们有机会暂时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到陌生的新环境中体验新的生活，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并且更好地迎接未来。
怀揣着同样的“间隔年”主题，孙东纯在2006年12月走出了中国，踏上了一段长达13个月的漫长旅途，并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一记录，结集成一册《迟到的间隔年》。时隔四五年，一本《间隔年之后》再次将这位酷爱旅行的年轻人的旅行故事带到了众人眼前。不同于前者，这本《间隔年之后》是孙东纯为了“分享回归后的生活”而写，是为了告诉大家怎么回来。
在“间隔年”中学会爱
在间隔年刚开始的几个月，孙东纯只是在东南亚各国漫无目的地游荡。虽然在最初计划间隔年旅行的时候，去国际非政府组织里从事义工工作就已被列为此次旅行的主要活动内容，但也许是太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和洒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辗转于泰国、老挝、缅甸，在曼谷考山路被卖春女子纠缠，在老挝廊开寄住在热情的Nut家中，在缅甸以2.2美元资助淳朴的叶先生重开面店……
旅途中，孙东纯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但在这悠闲的旅途中，他依然会不时想起自己此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做义工。这似乎是孙东纯所理解的“间隔年”中必须要包含的部分，对此他有着近乎偏执的信念。他说，想要做旅行义工，“不是仅仅由一个因素决定的”，“接触到旅行义工的过程，有着很多偶然性”。第一次听到“义工”是在柬埔寨，孙东纯遇到了一个在金边一家收养小孩的非政府组织里做义工的英国女孩，也就跟着去做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义工工作。后来从许多外国朋友口中也听到了更多的义工经历，对旅行义工的兴趣也渐长。后来一位伊朗朋友给了他一本书，《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的《The gap year》（《间隔年》），那是孙东纯第一次接触到“间隔年”的概念，“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也就决定了旅行中一定要有义工的经历。”
经过几番波折，孙东纯终于在间隔年开始的三个月后，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仁爱之家”，服务于“垂死之家”的病人们。“垂死之家”，顾名思义，这里的病人都处于弥留之际，死亡随时可能发生。而在此工作的义工们，见多了生命的脆弱和转瞬即逝，便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统一的观念：对于垂死的人，能做的也许就是让他们活得稍微开心点。但孙东纯认为，对于义工工作，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内容，都会带来不同的感悟，而对于他来说，从义工工作中学到的，就是“开始懂得尝试去‘关爱’身边的人，人间要充满‘爱’，生命才会美好。”这是义工经历带给他的最大改变，在各类采访中，孙东纯也一直都在强调“爱”，强调将这份“爱”带给自己的妻子、家人、朋友。旅程结束后，他在《迟到的间隔年》一书中写到：“再也没有我非要去的地方、非要看到的东西、非要做的事情了”，也许在间隔年中收获的“爱”的信仰，对于孙东纯来说，已是一生中最至关重要的收获，“我在间隔年的路上学习了爱，所以在我往后的日子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了。”
后间隔年，更好地回归
一本《迟到的间隔年》，将这一起源于西方的旅行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纷纷开启了自己的“间隔年”之旅，但是，关于间隔年回归后对现实的不适应、迷茫甚至失落的例子并不少见。各种旅行微博、日志或攻略，都在告诉你怎样走出去，却鲜有人告诉你，怎样从旅行中回来。但事实上，对于多数人来说，旅行只是一小段时间的经历，生活终归要回归到日常的状态。因此，如何回归是间隔年之后的又一个课题，这对于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来说都是一样，即使是被誉为“中国间隔年第一人”的孙东纯，也曾一样面临“如何回归”的困境。“间隔年回归之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没想好，不想过什么生活却心知肚明，觉得过去那种‘苟且偷生’的生活态度未免太过不勇敢，但现实却有现实的残酷。”不管旅途中的经历如何惊心动魄或是刻骨铭心，现实中总还是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自我定位、工作、供房租这些以前算计的问题再次出现，我还是那个我，只是经过了一年，身上揣着间隔年路上的种种感悟，打算将它们融入新生活，心里有憧憬，也有担忧。”
孙东纯说，“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是自己在回归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间隔年的路上，不断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外一种文化，一次次地尝试放下自己的文化习惯、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去适应身处的文化氛围，经历着从新鲜亢奋到文化冲击，又从矛盾抵制到文化适应的过程。而当我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面对自己原来的文化环境，居然也变得需要时间适应起来，在外的时间越长，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能也越强。”在彷徨、焦虑中，孙东纯曾经犹豫自己将来的职业，犹豫自己将来生活的国度，焦虑于长时间异国恋的煎熬……所幸，家人和女友沙弥香的“爱”，让他一步步走了过来。与沙弥香结婚、移居日本之后，后间隔年的平静生活慢慢铺展开来。在暂居日本的四年里，孙东纯当过语言学校的中文老师、日本公司的蹩脚翻译、汽车流水线作业工人、老人院的护理员、城市文化交流协会的有偿义工，还与国内媒体合作，撰写游记和提供摄影作品。从最初几乎不懂日语的异乡人，到后来渐渐适应日本当地的文化，孙东纯将间隔年中的所感所悟应用到了日常的生活、工作中。 在工作之余，孙东纯依然没有停下旅行的脚步，新作《间隔年之后》便是记录他暂居日本期间的一次长达两个多月的环太平洋沿岸单车骑行经历。就像书中的序言所说，“间隔年与其说是让人看到一个新世界，不如说是让人看到新的自己。我们在路上自我认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而回归了才是实践的开始”。旅行亦如是，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的记录，更是间隔年之后的孙东纯继续充实、实践自己感悟的过程。“间隔年是‘在路上’，间隔年之后便是‘回归生活’，心理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此。前者是体验思考，后者是应用实践。”孙东纯说，他一直努力地将旅行中的收获感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好比此次骑行中，曾有多次机会欣赏太平洋绝美的日落，但因为是独自骑行，不免觉得美景也有点索然无味。因此在骑行结束回到家中，孙东纯才会颇有感触地写道：“有个人吵个小架总比一个人看太平洋日落来得实在。姑娘，往后风景还是和你一起看的好！”平实幽默的话语，却道出了此次骑行所带来的另一番感悟。的确，旅行能够让你发现更多的自己。
随心的旅途最美好
《迟到的间隔年》和《间隔年之后》所记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孙东纯独自一人的旅行故事，即使有短时间的同伴，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分道扬镳，甚至孙东纯还会故意制造一些“巧合”来阻碍他人的同行。他承认自己会刻意地追求一个人旅行，“我深信一个人的旅行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而结伴同行，无论是多要好的朋友还是路上的陌生人，都必须扮演一个角色，这种角色无形中会削弱一个旅行者离开原有生活圈子所应该获得的‘自由’。”
但这并不说明孙东纯就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孤独旅者，在一个人的旅途中，他不断地遇上各种人，自私阴险的人避而远之，善良幽默的人则结伴而行，甚至共同生活，比如在德之岛与太郎“同居”于老屋，而人生的伴侣沙弥香，也是在旅途中结识的，“路上最好的风景是人，我们随时都应该保持与人交流”，“正是同伴的许多异议才会带来更多的反省和思考”。
旅行中的各种“意外”也让孙东纯感到兴奋，“路上的未知性是让旅途保持新鲜的兴奋剂”。也正是因为喜欢这样的“未知性”，他往往不会对旅行做太多具体的计划，“可能是个人性格原因，我比较不喜欢把事情计划得太细，因为旅途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有时因为一个突然蹦出来的想法就改变了整个行程，这样的话许多精心策划的行程便失去了意义。”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孙东纯更偏好“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些“计划外”的行程，让旅行变得更加随意而自由，也有了更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走到喜欢的地方就住久一点，腻了或者对其它地方有兴趣了就上路，一切随心，随心的旅途最美好。”
如今，孙东纯又一次上路了。与前两本书所记录的经历不同的是，这回，他的身边有了妻子沙弥香的陪伴，孙东纯谓之为“迟到的新婚旅行”。他俩计划进行一次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环球旅行，截至目前已经走过了澳门、泰国、印尼、菲律宾、美国、墨西哥，现在中美洲危地马拉，之后的目的地就不得而知了。依照孙东纯一贯的旅行风格，这应该也是一次“随心”的新婚旅行。
孙东纯说他很喜欢与人分享旅行途中的所见所感，而写字与摄影也是他的爱好，因此，即使他现在一直在路上，我们依然能够每隔几天就在他的博客上浏览到他旅途中的最新见闻和图片。对于这次新婚旅行，孙东纯也会继续把它记录下来，“往后要是有机会可以出版，多一个平台和大家分享故事总是好的。”
虽然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旅行达人”，但孙东纯说，旅行于他只是兴趣爱好，始终成不了职业，所以在这次漫长的新婚旅行之后，将来“恐怕不会再有这么长的长途旅行了”。撇开兴趣爱好，生活还要继续，孙东纯也有自己的人生计划，“人在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事要做”，他希望将来能够开一家旅馆，“这样算是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满足自己一直以来会四海友人的愿望，何乐而不为？”在这样一家旅馆里，“和沙弥香生一群孩子，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应该会成为他新的人生旅途上最美丽的风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