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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本文旨从社会交往角度,通过探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社会交往的相关性来揭示社会交往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动力。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两者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其社会交往呈正相关。
[关键词]农民收入 社会交往
毫无疑问,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而农民的社会交往将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注入动力。本文着重研究民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其社会交往的相关性。本项调查研究在2009年1月至12月进行。在青岛地区的农村居民中间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67份,运用SPSSv17.0软件对定量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对样本数据资料进行交互分类,归纳得出结论当前农村居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农民的社会交往成正相关性。
一、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交往的需求呈正相关性
农民对社会交往有怎样的需求呢?据调查发现,农民在“想弄清楚某件事”、“有问题找人交流”、“有困难需要帮助”和“有高兴的事找人分享”时对社会交往有非常高的需求,而“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技术或参加某个组织和培训班”和“想表达自己对村务或其他社会现象的观点或建议”的情况下,虽也有社会交往的渴求,但渴求程度不高。人在急难或极度兴奋时,非常渴求交往,这是对交往的浅层次的自发的渴求;人在平常状态时,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或表达观点、建议,这显然对自身的需求有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体现出对交往的深层次的自觉的渴求。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0.5-1万元、1-2万元、2-3万元、3-4万元、4-5万元、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在急难和兴奋时,对交往的自发的渴求都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分别为72.8%、83.2%、85.3%、84.3%、81.9%、75%、68.1%,而且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而超过3元时,比例呈明显的下降态势。而在平常状态时,对交往的渴求的都不大,且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超过3元时,所占百分比由15.7%开始上升到18.1%、25%,直到31.8%,呈明显的上升态势。这充分表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3万元能使农民的交往心理由自发转向自觉,当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低于3万时,主要侧重于对交往的自发的需求,而当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超过3万时,对交往的自觉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可见,收入越高,农民对社会交往的认识越清醒,因而就越能自觉地意识地自己对社会交往的需求。
农民对交往的主观感受也能反映出农民的交往的需求。就人们对交往的主观感受来看,“非常喜欢”和“喜欢”这两项表明人们对交往有好感,愿意进行交往,主观上主动进行社会交往;而“不得不”和“讨厌”这两项表明人们对交往没有好感,不愿意进行交往,主观上排斥社会交往。由于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普遍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动态表现和人类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之一。在社会实践中,人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必然要进行社会交往。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对交往的好感所占百分比分别为69.9%、78.5%、78.7%、84.4%、68.2、87.5%、68.2%,且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低于3万元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表明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不超过3万范围内,收入是影响农民主动喜欢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收入对农民喜欢社会交往的影响不大。
农民为某种需要而进行社会交往,那么在社会交往中,他们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吗?“基本能满足”和“完全满足”这两项尽管在满足程度上有差异但都表现出满足的心理,而“不能满足”这一项则清楚地表明不满足。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的社会交往“满足”其需要的程度是很高的,分别为84.5%、84.6%、85.2%、86.7%、90.9%、87.5%、100%,“不能满足”只占很小的比例。可见交往作为人类本身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生存必须进行的物质、精神、情感等方面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对农民来说,丝毫也不例外,而且农民的社会交往对其需要的满足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大致增加,当然满足感越强,就越愿意通过社会交往提高收入。
二、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农民的交往范围成正相关性
交往范围包括交往的对象范围和空间范围。从农民交往的对象范围看,在农民的七类交往对象中,“亲戚”表明的血缘关系,“邻里”表明地缘关系。我们知道,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层面的交往对象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交往对象停留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层面所占的百分比随收入的增加而大致降低(分别为56.3%、49.2%、51.8%、43.4%、50%、37.5%、36.4%)。可见,随收入的增加,农民的交往对象范围越来越突破血缘和地缘关系,到更大的范围去拓展。
从农民交往的空间范围看,从“本村”、“本乡镇”到“本县市”、“跨县市”再到“跨省”,空间不断扩大。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从农民的外出范围超出本乡镇的所占的百分比大致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54.3%、66.1%、67.6%、66.3%、72.8%、75%、91%),而通话范围超过本县市的所占的百分比随收入的增加而也大致提高(26.3%、35.4%、29.6%、31.4%、40.9%、50%、59.1%)。可见,收入越高,农民越容易到更大的范围去拓展的交往空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其交往范围扩大,而农民交往范围的扩大,必然有利于农民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的一切人的发展”。
三、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农民的交往频率成正相关性
农民的社会交往“非常多”和“比较多”意味着交往频率高,“一般”“不太多”“偶尔”则意味着交往频率不高,甚至很低。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年均家庭收入在2万元以下,收入与交往的关系不大,但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超过2万元后,交往频率高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32.4%、43.3%、54.6%、62.5%、63.7%)。可见,农民收入越高,就容易越多地进行社会交往,当然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也必然会带给更多的与提高收入有关的信息。
四、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交往费用的承担成正相关性
毫无疑问,交往是需要一定费用的。农民对承担上网费用和话费的感受如何呢?据调查,农民一年的交往费用大都在1000元以内。在交往费用1000-2000元这一档上,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交往费用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10.7%、13.1%、14.8%、19.3%、22.7%、37.5%、40.9%)。农民的月话费一般在50元左右,当超过50元时,农民的月话费超过50元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18.5%、25.4%、25.9%、30.1%、40.9%、50%、77.2%)。
上网作为农民的新型交往方式,可上网需要支付上网费用,农民能否能轻松承担上网费用呢?感到上网费用“勉强能承受”“能承受”“很低”,这三者尽管在承受程度有差异但都意味着上网费用在农民可支配的收入范围不怎么算问题。调查研究发现,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能承受上网费用所占的百分比,除在2-3万元有所徘徊以外,大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43.6%、51.6%、61.1%、57.8%、59%、75%、85.2%)。显然,收入越高越能轻松承受上网费用。在是否能承担话费方面,感到话费“能承受”和“很低”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41.8%、46.9%、50.9%、55.4%、59.1%、50%、72.7%,除在4万左右有所下降外,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农民的消费主要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等方面。由于“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而根据恩格尔定律,食物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在在总支出所占的百分比明显下降,这就是说当农民收入增加后,他的食物消费支出一般不会大幅增加。这样一来,农民必然就有相对充裕的资金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方面的消费支出,因而收入越高,交往费用也相应地提高,而且承担起交往费用来也感到相对轻松。由于能够轻松承担交往费用,因而必然愿意进行社会交往,从社会交往中获取更多的满足感,其中当然包括收入的提高。
五、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交往工具的选用成正相关性
交往工具包括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前者主要有电话、互联网、书信,后者主要有自驾车和公共交通。
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在进行社会交往时,相对于交通工具而言,更容易选择通讯工具,而且比较普遍地选择“电话”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电话”所占的百分比都比较高,分别为57.3%、60.8%、58.3%、51.8%、54.5%、62.5%、68.2%,而且当收入超过3万元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表明农民收入越高,就愿意用电话这一便捷的交往工具。虽然用电话要花一些费用,但操作简单,更能省去舟车劳顿,这对于收入相对高的农民来讲,花点小钱买个大便捷,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互联网相比电话来说,尽管便捷的优势也很突出,可操作起来需要具备相当的技能,因而农民的交往工具选互联网的所占的百分比不高,但在通讯设施的选择方面,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选择“已经接入互联网的电脑”的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2.6%、13.1%、17.6%、15.7%、36.4%、50%、50%,除在收入2-3万元有所小幅下降外,总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而且,在是否需要网络培训从而提高网络使用技能的选择方面,选“比较需要网络培训”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22.3%、29.2%、27.8%、21.7%、40.9%、50%、63.6%,除在收入1-3万元有所下降外,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可见,尽管由于使用互联网需要相应的费用而且互联网的操作需要相应的技能,使农民选择互联网作为通讯工具的不是很普遍,但是由于互联网在社会交往中的巨大优势使农民对互联网有巨大的渴求,而且收入越高,渴求越大。
就农民外出时的交通工具的选择而言,一般来说,“自驾车”要比“公共交通”便捷,而“自家小汽车”则不仅便捷而舒适,但由于费用较高而选用的不是很多。尽管如此,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但选用“自家小汽车”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9%、2.3%、0.9%、2.4%、13.6%、25%、40.9%,除在收入1-2万元有所下降外,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就表明农民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
总而言之, 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增强农民进行社会交往的欲望。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喜欢社会交往,越愿意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提高社会交往的频率并轻松承担社会的交往费用、灵活选用各种交往工具。而农民社会交往水平的提高,也必然会使从社会交往中获取更多的满足感,其中包括增加收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当代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关键词]农民收入 社会交往
毫无疑问,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而农民的社会交往将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注入动力。本文着重研究民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其社会交往的相关性。本项调查研究在2009年1月至12月进行。在青岛地区的农村居民中间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67份,运用SPSSv17.0软件对定量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对样本数据资料进行交互分类,归纳得出结论当前农村居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农民的社会交往成正相关性。
一、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交往的需求呈正相关性
农民对社会交往有怎样的需求呢?据调查发现,农民在“想弄清楚某件事”、“有问题找人交流”、“有困难需要帮助”和“有高兴的事找人分享”时对社会交往有非常高的需求,而“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技术或参加某个组织和培训班”和“想表达自己对村务或其他社会现象的观点或建议”的情况下,虽也有社会交往的渴求,但渴求程度不高。人在急难或极度兴奋时,非常渴求交往,这是对交往的浅层次的自发的渴求;人在平常状态时,想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或表达观点、建议,这显然对自身的需求有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体现出对交往的深层次的自觉的渴求。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0.5-1万元、1-2万元、2-3万元、3-4万元、4-5万元、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在急难和兴奋时,对交往的自发的渴求都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分别为72.8%、83.2%、85.3%、84.3%、81.9%、75%、68.1%,而且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而超过3元时,比例呈明显的下降态势。而在平常状态时,对交往的渴求的都不大,且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超过3元时,所占百分比由15.7%开始上升到18.1%、25%,直到31.8%,呈明显的上升态势。这充分表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3万元能使农民的交往心理由自发转向自觉,当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低于3万时,主要侧重于对交往的自发的需求,而当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超过3万时,对交往的自觉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可见,收入越高,农民对社会交往的认识越清醒,因而就越能自觉地意识地自己对社会交往的需求。
农民对交往的主观感受也能反映出农民的交往的需求。就人们对交往的主观感受来看,“非常喜欢”和“喜欢”这两项表明人们对交往有好感,愿意进行交往,主观上主动进行社会交往;而“不得不”和“讨厌”这两项表明人们对交往没有好感,不愿意进行交往,主观上排斥社会交往。由于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普遍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动态表现和人类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之一。在社会实践中,人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必然要进行社会交往。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对交往的好感所占百分比分别为69.9%、78.5%、78.7%、84.4%、68.2、87.5%、68.2%,且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低于3万元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表明在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不超过3万范围内,收入是影响农民主动喜欢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收入对农民喜欢社会交往的影响不大。
农民为某种需要而进行社会交往,那么在社会交往中,他们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吗?“基本能满足”和“完全满足”这两项尽管在满足程度上有差异但都表现出满足的心理,而“不能满足”这一项则清楚地表明不满足。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的社会交往“满足”其需要的程度是很高的,分别为84.5%、84.6%、85.2%、86.7%、90.9%、87.5%、100%,“不能满足”只占很小的比例。可见交往作为人类本身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生存必须进行的物质、精神、情感等方面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对农民来说,丝毫也不例外,而且农民的社会交往对其需要的满足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大致增加,当然满足感越强,就越愿意通过社会交往提高收入。
二、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农民的交往范围成正相关性
交往范围包括交往的对象范围和空间范围。从农民交往的对象范围看,在农民的七类交往对象中,“亲戚”表明的血缘关系,“邻里”表明地缘关系。我们知道,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层面的交往对象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交往对象停留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层面所占的百分比随收入的增加而大致降低(分别为56.3%、49.2%、51.8%、43.4%、50%、37.5%、36.4%)。可见,随收入的增加,农民的交往对象范围越来越突破血缘和地缘关系,到更大的范围去拓展。
从农民交往的空间范围看,从“本村”、“本乡镇”到“本县市”、“跨县市”再到“跨省”,空间不断扩大。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从农民的外出范围超出本乡镇的所占的百分比大致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54.3%、66.1%、67.6%、66.3%、72.8%、75%、91%),而通话范围超过本县市的所占的百分比随收入的增加而也大致提高(26.3%、35.4%、29.6%、31.4%、40.9%、50%、59.1%)。可见,收入越高,农民越容易到更大的范围去拓展的交往空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其交往范围扩大,而农民交往范围的扩大,必然有利于农民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的一切人的发展”。
三、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农民的交往频率成正相关性
农民的社会交往“非常多”和“比较多”意味着交往频率高,“一般”“不太多”“偶尔”则意味着交往频率不高,甚至很低。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年均家庭收入在2万元以下,收入与交往的关系不大,但农民年均家庭收入超过2万元后,交往频率高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32.4%、43.3%、54.6%、62.5%、63.7%)。可见,农民收入越高,就容易越多地进行社会交往,当然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也必然会带给更多的与提高收入有关的信息。
四、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交往费用的承担成正相关性
毫无疑问,交往是需要一定费用的。农民对承担上网费用和话费的感受如何呢?据调查,农民一年的交往费用大都在1000元以内。在交往费用1000-2000元这一档上,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农民交往费用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10.7%、13.1%、14.8%、19.3%、22.7%、37.5%、40.9%)。农民的月话费一般在50元左右,当超过50元时,农民的月话费超过50元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18.5%、25.4%、25.9%、30.1%、40.9%、50%、77.2%)。
上网作为农民的新型交往方式,可上网需要支付上网费用,农民能否能轻松承担上网费用呢?感到上网费用“勉强能承受”“能承受”“很低”,这三者尽管在承受程度有差异但都意味着上网费用在农民可支配的收入范围不怎么算问题。调查研究发现,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能承受上网费用所占的百分比,除在2-3万元有所徘徊以外,大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明显提高(43.6%、51.6%、61.1%、57.8%、59%、75%、85.2%)。显然,收入越高越能轻松承受上网费用。在是否能承担话费方面,感到话费“能承受”和“很低”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41.8%、46.9%、50.9%、55.4%、59.1%、50%、72.7%,除在4万左右有所下降外,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农民的消费主要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等方面。由于“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而根据恩格尔定律,食物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在在总支出所占的百分比明显下降,这就是说当农民收入增加后,他的食物消费支出一般不会大幅增加。这样一来,农民必然就有相对充裕的资金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方面的消费支出,因而收入越高,交往费用也相应地提高,而且承担起交往费用来也感到相对轻松。由于能够轻松承担交往费用,因而必然愿意进行社会交往,从社会交往中获取更多的满足感,其中当然包括收入的提高。
五、农民年均家庭收入与交往工具的选用成正相关性
交往工具包括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前者主要有电话、互联网、书信,后者主要有自驾车和公共交通。
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在进行社会交往时,相对于交通工具而言,更容易选择通讯工具,而且比较普遍地选择“电话”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电话”所占的百分比都比较高,分别为57.3%、60.8%、58.3%、51.8%、54.5%、62.5%、68.2%,而且当收入超过3万元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表明农民收入越高,就愿意用电话这一便捷的交往工具。虽然用电话要花一些费用,但操作简单,更能省去舟车劳顿,这对于收入相对高的农民来讲,花点小钱买个大便捷,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互联网相比电话来说,尽管便捷的优势也很突出,可操作起来需要具备相当的技能,因而农民的交往工具选互联网的所占的百分比不高,但在通讯设施的选择方面,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选择“已经接入互联网的电脑”的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2.6%、13.1%、17.6%、15.7%、36.4%、50%、50%,除在收入2-3万元有所小幅下降外,总体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而且,在是否需要网络培训从而提高网络使用技能的选择方面,选“比较需要网络培训”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22.3%、29.2%、27.8%、21.7%、40.9%、50%、63.6%,除在收入1-3万元有所下降外,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可见,尽管由于使用互联网需要相应的费用而且互联网的操作需要相应的技能,使农民选择互联网作为通讯工具的不是很普遍,但是由于互联网在社会交往中的巨大优势使农民对互联网有巨大的渴求,而且收入越高,渴求越大。
就农民外出时的交通工具的选择而言,一般来说,“自驾车”要比“公共交通”便捷,而“自家小汽车”则不仅便捷而舒适,但由于费用较高而选用的不是很多。尽管如此,从农民年均家庭收入0.5万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这七个等级来看,但选用“自家小汽车”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9%、2.3%、0.9%、2.4%、13.6%、25%、40.9%,除在收入1-2万元有所下降外,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这就表明农民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
总而言之, 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增强农民进行社会交往的欲望。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喜欢社会交往,越愿意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提高社会交往的频率并轻松承担社会的交往费用、灵活选用各种交往工具。而农民社会交往水平的提高,也必然会使从社会交往中获取更多的满足感,其中包括增加收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当代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