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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是由三部中篇小说构成的，分别是《玉米》、《玉秀》和《玉秧》，这三篇不是毫无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的，讲述了三姐妹在生存困境中的抗争与追求。本文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对《玉米》产生的社会环境，其内容中反映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效果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 社会学批评；毕飞宇；《玉米》
社会学批评理论起始于19世纪的法国，随着法国大革命风潮的平息，在法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于关注文学的社会性内容。最早的社会学批评当属斯达尔夫人的论述，她的论述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二是广义的社会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在整个19世纪法国人狂热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位被视为“社会学派”的艺术理论家是泰纳。泰纳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在泰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建立的道德状态，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 [1]这是早期的社会学批评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学批评有过一段庸俗化的历史，这导致了许多人对设计学批评的厌弃。然而，只有把文学放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构中进行社会学研究，才能真正摆脱文学批评的“自恋主义”而走向科学化。”[2]社会学批评是将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评判，阐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社会内容，分析其社会传播、衡量其社会效果的文学批评方1法。它具有文艺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以《玉米》为例，本文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分析毕飞宇的小说。
一、《玉米》产生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作品的产生都不是作家凭空捏造的，都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任何一个作品都不能孤立于环境而存在。社会学批评理论中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本文着重分析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民俗等因素。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各部分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批评中忽略了艺术文本生成的社会环境将无法对其进行充分阐释。《玉米》是毕飞宇在“非典”特殊时期创作完成的，但《玉米》和《玉秀》的故事则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它是“文革”前期与“文革”后期的一个分水岭。“伤痕”文学就是在那时展开的，“伤痕文学”虽说是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但是它身上印着“文革文学”的影子，可以说是“文革”文学的继续。毕飞宇曾说道“我写《玉米》是必须的。文学要向前看，同样也要向后看，这不是我的故作姿态，是生活教导我应当这样做。不同的是，我撇开了“文革”中显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着重重视了“文革”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换句话说，我想表达的不是特定的政治，而是特定政治的细化，日常化，物质化，生活化，它的无孔不入，它的无所不能。”[3]毕飞宇是拥有“文革”记忆的作家，“文革”记忆深深影响了它的创作。毕飞宇出生在江苏兴化，他的童年时期也正值文革时期，他在幼小时就感受到了文革对乡村的影响和对父老乡亲们内心的影响。从他童年的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弹弓终于出事了。我在教室里乱射，居然把黑板上方毛主席肖像的左眼打坏了。全班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默无声息地望着我。我知道大祸临头了，内心充满了恐惧。”[4]不经历文革是无法想象那种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惧。这一特殊时代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毕飞宇的影响尤为深刻，这一影响在《玉米》中表现也尤为显著。在“文革”中毕飞宇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呼风唤雨，那是一个极权的年代，经济的落后使人们对于权力欲望的膨胀。《玉米》中的王连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极权的人物，他是王家庄的支部书记，在王家庄用他掌握的官权呼风唤雨，他睡了王家庄无数女人，但没有谁敢站出来指认，只能忍气吞声。权力的欲望驱使他如帝王般统治着整个王家庄，“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
出。”[5]
二、《玉米》反映的社会内容
研究一部作品需要研究出作家创作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文学作品是社会的写照和反映。诸如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被称为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旗帜等等。从文学作品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它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人们可以从鲁迅、托尔斯泰、老舍、巴金的作品的内容中了解到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而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往往是由社会学批评家鉴定和评价作品作为重要的标准。《玉米》、《玉秀》是毕飞宇写的一九七一年的故事，而《玉秧》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两个不同的年份也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九七一年是“文革”前期与“文革”后期的一个分水岭，一九八二年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走上社会的年份。这两个不同的年份也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从《玉米》、《玉秀》和《玉秧》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内容。“玉米”从书名的表面意思，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是地里的庄稼，曾是餐桌上的主要食物，然而毕飞宇却把这一词赋予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活了，变得有血有肉，拥有了人的爱恨情仇也同时拥有了女人的悲惨命运。他还续写了“玉米”的姐妹“玉秀”和“玉秧”，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流淌着三个女人的血和泪。
（一）人性的恶化
自古《三字经》就记载道“人之初，性本善”，然而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身体不仅充满饥饿，而且内心充满对政治的恐惧。这种对政治恐慌的心理，歪曲了人们内心的正常发展，人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情。在《玉米》中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还是支书的时候，村里人都怕他，看到他就躲。被王连方侮辱过的女人也只能忍气吞声，就连玉米抱着小八子王红兵站在她们门口嘲讽时，这些女人也只有尴尬和害怕，她们不敢辱骂这个支书的女儿。这种对权力极其害怕的心理也驱使着人性往歧路发展。在王连方碰上军婚高压线被双开后，等着看笑话的村里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玉米的小妹玉叶在学校时，老师会处处刁难她。一开始玉米会抓几个鸡蛋放在老师办公桌上，后来老师变本加厉的刁难玉叶，玉米忍无可忍只能把事情闹大。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的父亲王连方倒台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对孩子是无微不至的关爱，而不是处处刁难，可见人性恶化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里。在王连方没被开除之前，凭着他支书的权力帮玉米介绍了一个飞行员彭国梁。玉米的这份爱情，村里人是羡慕的也是眼馋的，谁不想要一个开着飞机的飞行员做自己的丈夫啊。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飞机在人们的脑海中是多么的雄伟和壮观啊。玉米和彭国梁的信件也因为村里人好奇的心理，本来是件秘密的事情却成了公开化，在玉米看到信之前而村里的人几乎已经都看过了。在王连方倒台后玉米的爱情也随之坍塌了，为了报复王连方以前的罪行，竟然污蔑造谣说玉米被男人睡了。“彭国梁远在千里之外，然而，村子里的事情显然没有瞒得过彭国梁。彭国梁来信了，他的来信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虽然远隔千里，玉米还是感受到了彭国梁失控的体气，空气在晃动。玉米差不多被这句话击倒了，全身凉透，没有了力气。”[6]可见村里人的人性已经歪曲到看不惯别人爱情的美好，想方设法要毁了这如花少女的爱情梦。更令人发指的是，曾经被王连方睡过的女人，竟然找人轮奸了玉秀和玉叶。而这件事情发生后村里其他人没有同情反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甚至还让孩童编串了侮辱玉秀的民谣，在整个王家庄里传唱，最后把玉秀逼出了王家庄。 文革中暴露的人性的丑态和罪恶，给毕飞宇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让他不得不拿笔记录下当时的社会现象，创作了《玉米》。在毕飞宇看来，当时社会的罪态百出的原始根源存在于人性中，是人性的阴暗面驱使社会变成了那样。在审视和揭露人性的特征时，毕飞宇通过王连方的倒台，通过对村民心理的变化，更加深刻的反思文革，认识文革。可以说正是毕飞宇的《玉米》让我们审视历史，从历史的外因和内因来揭露历史的本质，从而揭破了人性的本质。
（二）权力欲望的膨胀
在“文革”那个极权的年代，对特殊权力的渴望已经达到了人类的顶峰期，从幼小的孩童到年长的老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权力的瘤在体内疯长。由于“文革”中政治文化的特殊心理，权力的拥有者，往往会用各种方式来震慑人民，表现出他们的光辉形象。“王连方最大的特点是所有人都怕他。他喜欢人家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你要是咽不下去，王连方有王连方的办法，直到你真心害怕为止。”[7]“文革”中话语的霸权威胁着人的内心，支书和生产队队长说一不二，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国家和党的化身，胜者以为自己就是古代的帝王。每天的高音喇叭里宣传的不是党的号召，也不是什么新闻，有的只是那种暴力的宣传，你不听也会逼着你听。人民的心里被这种霸权政策，压抑的喘不过起来，谁都想站起来拿起权力的权杖来保护自己，谁都想成为那权力的主导者。毕飞宇把这种人人想拥有特殊权力的心理称之为“鬼文化”，“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上……” [8]毕飞宇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概括，其实就是人们对权力欲望的渴望和追求，而权势和等级如鬼魅般的阴影依附在每个人的身上。
《玉米》的主人公玉米就是在这种极权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她就耳濡目染，权力的欲望一直在她体内疯长。权力异化了她心灵的成长。自古在中国就有句古话叫“吃的苦中苦，方位人上人”，因为王连方的关系，王家庄的人无论谁看见玉米都会称赞一番，让玉米从小就领略到了权力的优越性。人精般的玉米为母亲生不出儿子而着急，她很希望家里出生一个权力的继承者，生出一个小支书。在后来母亲终于生出了小八子王红兵后，玉米都为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仗着自己父亲拥有的权力，敢抱着王红兵站在跟父亲有一腿的女人家门口，百般羞辱和欺负她们。而她却不敢向父亲去责备去挑战父亲的权威，很显然这是男权社会的特征。自古以来，女人只能依附于男权社会，去依附于男人。这种畸形的社会发展心理，虽然玉米想改变它，想自己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到头来一切都是狐假虎威。在父亲王连方倒台后，两个妹妹被村人轮奸，彭国梁退婚后，玉米进一步的认识到了权力的可贵之处。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一个权力的代表者。在大院工作的小唐会计，一心想把玉秀撮合给自己儿子，其实主要原因是玉秀是玉米的亲妹妹，是郭主任的小姨子，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拉拢权贵，而不是为了儿子的幸福。在《玉米》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想拥有权力，这也是毕飞宇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缩影。
玉米是权力的执着追求者，她也只是社会的缩影。回望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乾隆王朝的九龙争储，无尽的杀害和战争，只为了那帝王之位。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对权力是有体会的。从玉米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可以毒害人心，歪曲人性。希望从毕飞宇的《玉米》中给我们当代的人一个洪钟般的警示：擦亮双眼，不能让这“鬼”附在我们身上，做人民的公仆，造福社会。
三、《玉米》产生的社会效果
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历来是批评家们鉴定作品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文学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阐释，具有影响社会的巨大功能，历来许多批评家对文学都提出了“教化”的要求，要求它能提升人类精神追求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意义。在托尔斯泰批评莫泊桑的作品时，就指出文学必须是道德的。毕飞宇的作品是合乎道德的，虽然毕飞宇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性描写。《玉米》可以说就是通过王连方的一大串“性活动”编串起来的。开篇先讲述到王连方睡了村里的老中青三代女人，后来王连方的倒台，也是因为昏庸的他睡了村里的现役军人的妻子，碰上了军婚高压线。村民们并不认为这就惩罚了他，还以牙还牙，轮奸了他的两个未成年女儿，并造谣毁了玉米的婚事。后来玉米也是以自己的身体换来郭家兴的宠爱，用性换得了权力。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描写性的时候相当节制，我抱着审慎的态度写，我知道性有多难写。性太日常了，你不可能通过“想象”去蒙人，没有一个成年人不是行家。” [9]毕飞宇没有放纵的去描写那些肉体方面，而是通过性心理行为来表现人性的复杂，通过性心理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性心理来展示人物的命运。
毕飞宇笔下所写的所记录的，都是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真实的写照，彰显了创作主体的人生价值观。《玉米》是毕飞宇继《青衣》后的一个质的飞跃，寄予了作者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思考。毕飞宇曾在谈到《玉米》时说他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当今的大学生们能读一读这样的作品。我想，这个作品对他们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父辈的精神背景、了解父辈的精神屈辱、了解父辈内心的扭曲是有帮助的，我不希望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贴在我们皮肤上的东西，这么快的就被忘掉。” [10]那些贴在我们父辈身上的东西，难道当今的我们没有吗？毕飞宇其实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忘本，要反思人性的弱点，要保持心性的纯洁善良，面对特殊权力的诱惑时，要勇敢说不。
四、结语
毕飞宇是近年来崛起势头极为迅速的一位作家，毕飞宇以他丰厚的创作成绩在文坛独占一隅。毕飞宇凭着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对人性的叩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别林斯基提出文学是要服务社会的。《玉米》从揭露国民性的劣根性到叩问人性，毕飞宇都秉着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注。在如今发展日趋进步的市场经济下，许多人的双眼都被金钱、权贵所吸引，甚至有些作家为了迎合商品经济的发展，写出了那些低俗污秽的作品。毕飞宇之所以能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和欣赏，也正是因为他不向媚俗低头，不向权贵哈腰和自己对创作个性的执着。对毕飞宇作品的研究是无穷无尽的，期望更多的评论家对毕飞宇的作品认真研究，从而将他的作品推向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杨烈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刘小新，重新认识文学社会学批评[J]，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1月。
[3]毕飞宇，玉米，再版后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
[4]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
[5][6][7]毕飞宇，玉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
[8]翁菊芳，“鬼文化”带来的伤痛——读毕飞宇《玉米》[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5）。
[9]毕飞宇，我是一个疼痛的人[J]，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9期。
[10]毕飞宇，心中仍有痛[N]，北京青年报，2003年。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玉米》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是由三部中篇小说构成的，分别是《玉米》、《玉秀》和《玉秧》，这三篇不是毫无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的，讲述了三姐妹在生存困境中的抗争与追求。本文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对《玉米》产生的社会环境，其内容中反映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效果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 社会学批评；毕飞宇；《玉米》
社会学批评理论起始于19世纪的法国，随着法国大革命风潮的平息，在法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于关注文学的社会性内容。最早的社会学批评当属斯达尔夫人的论述，她的论述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二是广义的社会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在整个19世纪法国人狂热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位被视为“社会学派”的艺术理论家是泰纳。泰纳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在泰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建立的道德状态，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 [1]这是早期的社会学批评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学批评有过一段庸俗化的历史，这导致了许多人对设计学批评的厌弃。然而，只有把文学放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构中进行社会学研究，才能真正摆脱文学批评的“自恋主义”而走向科学化。”[2]社会学批评是将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评判，阐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社会内容，分析其社会传播、衡量其社会效果的文学批评方1法。它具有文艺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以《玉米》为例，本文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分析毕飞宇的小说。
一、《玉米》产生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作品的产生都不是作家凭空捏造的，都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任何一个作品都不能孤立于环境而存在。社会学批评理论中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本文着重分析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民俗等因素。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各部分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批评中忽略了艺术文本生成的社会环境将无法对其进行充分阐释。《玉米》是毕飞宇在“非典”特殊时期创作完成的，但《玉米》和《玉秀》的故事则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它是“文革”前期与“文革”后期的一个分水岭。“伤痕”文学就是在那时展开的，“伤痕文学”虽说是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但是它身上印着“文革文学”的影子，可以说是“文革”文学的继续。毕飞宇曾说道“我写《玉米》是必须的。文学要向前看，同样也要向后看，这不是我的故作姿态，是生活教导我应当这样做。不同的是，我撇开了“文革”中显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着重重视了“文革”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换句话说，我想表达的不是特定的政治，而是特定政治的细化，日常化，物质化，生活化，它的无孔不入，它的无所不能。”[3]毕飞宇是拥有“文革”记忆的作家，“文革”记忆深深影响了它的创作。毕飞宇出生在江苏兴化，他的童年时期也正值文革时期，他在幼小时就感受到了文革对乡村的影响和对父老乡亲们内心的影响。从他童年的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弹弓终于出事了。我在教室里乱射，居然把黑板上方毛主席肖像的左眼打坏了。全班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默无声息地望着我。我知道大祸临头了，内心充满了恐惧。”[4]不经历文革是无法想象那种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惧。这一特殊时代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毕飞宇的影响尤为深刻，这一影响在《玉米》中表现也尤为显著。在“文革”中毕飞宇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呼风唤雨，那是一个极权的年代，经济的落后使人们对于权力欲望的膨胀。《玉米》中的王连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极权的人物，他是王家庄的支部书记，在王家庄用他掌握的官权呼风唤雨，他睡了王家庄无数女人，但没有谁敢站出来指认，只能忍气吞声。权力的欲望驱使他如帝王般统治着整个王家庄，“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
出。”[5]
二、《玉米》反映的社会内容
研究一部作品需要研究出作家创作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文学作品是社会的写照和反映。诸如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被称为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旗帜等等。从文学作品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它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人们可以从鲁迅、托尔斯泰、老舍、巴金的作品的内容中了解到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而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往往是由社会学批评家鉴定和评价作品作为重要的标准。《玉米》、《玉秀》是毕飞宇写的一九七一年的故事，而《玉秧》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两个不同的年份也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九七一年是“文革”前期与“文革”后期的一个分水岭，一九八二年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走上社会的年份。这两个不同的年份也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从《玉米》、《玉秀》和《玉秧》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内容。“玉米”从书名的表面意思，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是地里的庄稼，曾是餐桌上的主要食物，然而毕飞宇却把这一词赋予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活了，变得有血有肉，拥有了人的爱恨情仇也同时拥有了女人的悲惨命运。他还续写了“玉米”的姐妹“玉秀”和“玉秧”，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流淌着三个女人的血和泪。
（一）人性的恶化
自古《三字经》就记载道“人之初，性本善”，然而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身体不仅充满饥饿，而且内心充满对政治的恐惧。这种对政治恐慌的心理，歪曲了人们内心的正常发展，人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情。在《玉米》中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还是支书的时候，村里人都怕他，看到他就躲。被王连方侮辱过的女人也只能忍气吞声，就连玉米抱着小八子王红兵站在她们门口嘲讽时，这些女人也只有尴尬和害怕，她们不敢辱骂这个支书的女儿。这种对权力极其害怕的心理也驱使着人性往歧路发展。在王连方碰上军婚高压线被双开后，等着看笑话的村里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玉米的小妹玉叶在学校时，老师会处处刁难她。一开始玉米会抓几个鸡蛋放在老师办公桌上，后来老师变本加厉的刁难玉叶，玉米忍无可忍只能把事情闹大。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的父亲王连方倒台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对孩子是无微不至的关爱，而不是处处刁难，可见人性恶化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里。在王连方没被开除之前，凭着他支书的权力帮玉米介绍了一个飞行员彭国梁。玉米的这份爱情，村里人是羡慕的也是眼馋的，谁不想要一个开着飞机的飞行员做自己的丈夫啊。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飞机在人们的脑海中是多么的雄伟和壮观啊。玉米和彭国梁的信件也因为村里人好奇的心理，本来是件秘密的事情却成了公开化，在玉米看到信之前而村里的人几乎已经都看过了。在王连方倒台后玉米的爱情也随之坍塌了，为了报复王连方以前的罪行，竟然污蔑造谣说玉米被男人睡了。“彭国梁远在千里之外，然而，村子里的事情显然没有瞒得过彭国梁。彭国梁来信了，他的来信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虽然远隔千里，玉米还是感受到了彭国梁失控的体气，空气在晃动。玉米差不多被这句话击倒了，全身凉透，没有了力气。”[6]可见村里人的人性已经歪曲到看不惯别人爱情的美好，想方设法要毁了这如花少女的爱情梦。更令人发指的是，曾经被王连方睡过的女人，竟然找人轮奸了玉秀和玉叶。而这件事情发生后村里其他人没有同情反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甚至还让孩童编串了侮辱玉秀的民谣，在整个王家庄里传唱，最后把玉秀逼出了王家庄。 文革中暴露的人性的丑态和罪恶，给毕飞宇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让他不得不拿笔记录下当时的社会现象，创作了《玉米》。在毕飞宇看来，当时社会的罪态百出的原始根源存在于人性中，是人性的阴暗面驱使社会变成了那样。在审视和揭露人性的特征时，毕飞宇通过王连方的倒台，通过对村民心理的变化，更加深刻的反思文革，认识文革。可以说正是毕飞宇的《玉米》让我们审视历史，从历史的外因和内因来揭露历史的本质，从而揭破了人性的本质。
（二）权力欲望的膨胀
在“文革”那个极权的年代，对特殊权力的渴望已经达到了人类的顶峰期，从幼小的孩童到年长的老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权力的瘤在体内疯长。由于“文革”中政治文化的特殊心理，权力的拥有者，往往会用各种方式来震慑人民，表现出他们的光辉形象。“王连方最大的特点是所有人都怕他。他喜欢人家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你要是咽不下去，王连方有王连方的办法，直到你真心害怕为止。”[7]“文革”中话语的霸权威胁着人的内心，支书和生产队队长说一不二，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国家和党的化身，胜者以为自己就是古代的帝王。每天的高音喇叭里宣传的不是党的号召，也不是什么新闻，有的只是那种暴力的宣传，你不听也会逼着你听。人民的心里被这种霸权政策，压抑的喘不过起来，谁都想站起来拿起权力的权杖来保护自己，谁都想成为那权力的主导者。毕飞宇把这种人人想拥有特殊权力的心理称之为“鬼文化”，“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上……” [8]毕飞宇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概括，其实就是人们对权力欲望的渴望和追求，而权势和等级如鬼魅般的阴影依附在每个人的身上。
《玉米》的主人公玉米就是在这种极权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她就耳濡目染，权力的欲望一直在她体内疯长。权力异化了她心灵的成长。自古在中国就有句古话叫“吃的苦中苦，方位人上人”，因为王连方的关系，王家庄的人无论谁看见玉米都会称赞一番，让玉米从小就领略到了权力的优越性。人精般的玉米为母亲生不出儿子而着急，她很希望家里出生一个权力的继承者，生出一个小支书。在后来母亲终于生出了小八子王红兵后，玉米都为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仗着自己父亲拥有的权力，敢抱着王红兵站在跟父亲有一腿的女人家门口，百般羞辱和欺负她们。而她却不敢向父亲去责备去挑战父亲的权威，很显然这是男权社会的特征。自古以来，女人只能依附于男权社会，去依附于男人。这种畸形的社会发展心理，虽然玉米想改变它，想自己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到头来一切都是狐假虎威。在父亲王连方倒台后，两个妹妹被村人轮奸，彭国梁退婚后，玉米进一步的认识到了权力的可贵之处。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一个权力的代表者。在大院工作的小唐会计，一心想把玉秀撮合给自己儿子，其实主要原因是玉秀是玉米的亲妹妹，是郭主任的小姨子，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拉拢权贵，而不是为了儿子的幸福。在《玉米》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想拥有权力，这也是毕飞宇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缩影。
玉米是权力的执着追求者，她也只是社会的缩影。回望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乾隆王朝的九龙争储，无尽的杀害和战争，只为了那帝王之位。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对权力是有体会的。从玉米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可以毒害人心，歪曲人性。希望从毕飞宇的《玉米》中给我们当代的人一个洪钟般的警示：擦亮双眼，不能让这“鬼”附在我们身上，做人民的公仆，造福社会。
三、《玉米》产生的社会效果
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历来是批评家们鉴定作品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文学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阐释，具有影响社会的巨大功能，历来许多批评家对文学都提出了“教化”的要求，要求它能提升人类精神追求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意义。在托尔斯泰批评莫泊桑的作品时，就指出文学必须是道德的。毕飞宇的作品是合乎道德的，虽然毕飞宇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性描写。《玉米》可以说就是通过王连方的一大串“性活动”编串起来的。开篇先讲述到王连方睡了村里的老中青三代女人，后来王连方的倒台，也是因为昏庸的他睡了村里的现役军人的妻子，碰上了军婚高压线。村民们并不认为这就惩罚了他，还以牙还牙，轮奸了他的两个未成年女儿，并造谣毁了玉米的婚事。后来玉米也是以自己的身体换来郭家兴的宠爱，用性换得了权力。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描写性的时候相当节制，我抱着审慎的态度写，我知道性有多难写。性太日常了，你不可能通过“想象”去蒙人，没有一个成年人不是行家。” [9]毕飞宇没有放纵的去描写那些肉体方面，而是通过性心理行为来表现人性的复杂，通过性心理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性心理来展示人物的命运。
毕飞宇笔下所写的所记录的，都是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真实的写照，彰显了创作主体的人生价值观。《玉米》是毕飞宇继《青衣》后的一个质的飞跃，寄予了作者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思考。毕飞宇曾在谈到《玉米》时说他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当今的大学生们能读一读这样的作品。我想，这个作品对他们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父辈的精神背景、了解父辈的精神屈辱、了解父辈内心的扭曲是有帮助的，我不希望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贴在我们皮肤上的东西，这么快的就被忘掉。” [10]那些贴在我们父辈身上的东西，难道当今的我们没有吗？毕飞宇其实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忘本，要反思人性的弱点，要保持心性的纯洁善良，面对特殊权力的诱惑时，要勇敢说不。
四、结语
毕飞宇是近年来崛起势头极为迅速的一位作家，毕飞宇以他丰厚的创作成绩在文坛独占一隅。毕飞宇凭着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对人性的叩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别林斯基提出文学是要服务社会的。《玉米》从揭露国民性的劣根性到叩问人性，毕飞宇都秉着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注。在如今发展日趋进步的市场经济下，许多人的双眼都被金钱、权贵所吸引，甚至有些作家为了迎合商品经济的发展，写出了那些低俗污秽的作品。毕飞宇之所以能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和欣赏，也正是因为他不向媚俗低头，不向权贵哈腰和自己对创作个性的执着。对毕飞宇作品的研究是无穷无尽的，期望更多的评论家对毕飞宇的作品认真研究，从而将他的作品推向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杨烈译，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刘小新，重新认识文学社会学批评[J]，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1月。
[3]毕飞宇，玉米，再版后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
[4]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
[5][6][7]毕飞宇，玉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
[8]翁菊芳，“鬼文化”带来的伤痛——读毕飞宇《玉米》[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5）。
[9]毕飞宇，我是一个疼痛的人[J]，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9期。
[10]毕飞宇，心中仍有痛[N]，北京青年报，2003年。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