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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翻译一直存在归化和异化之争，归化主张维护本族文化，遵循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特点，而异化则要求保留源语异域文化特色，满足人们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心与认知需求。现今全球化进一步深入，文化趋同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它拉近不同文化，提高彼此的适应性，对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近年出现的离散和文化杂合概念，为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文化趋同 归化 异化 离散 杂合
一、文化趋同的基础与成因
文化是各民族改造自然和适应自身生存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智慧成果，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尽管各民族发展进程不一，文化各有差异，但也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方面，即文化共核 （cultural core），卡西尔曾指出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基本任务的一致性结合在一起，在人类基本任务一致的前提下，文化共性的东西突显，成为文化交流的基础。
翻译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形式，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实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纽马克认为语言保留并反映一部分文化；奈达认为，文化一直在运用语言来执行其重要功能。语言具有包容性，不同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互相吸收与兼容，文化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尽管有时会发生文化排斥、文化冲突等问题，但历史发展趋势表明，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并没有停止，相反，跨文化交流在近五十年愈加频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突破以往闭塞的空间与范围，各国在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空前活躍，“地球村”概念深入民心，这种融合使不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目前文化传播不仅速度更快，且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不同文化认识与理解程度加深，文化中的共性不断显现，吕斌认为，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文化趋同就是无止境。
二、文化趋同对翻译的挑战
文化趋同体现文化具普遍性的特点，但这不能只是简单看作文化间寻求共同性的双向努力。上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西方文化对外扩张，压缩和减少其他地区的文化生存空间称之为“文化同一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论调；到了90年代，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认为文化全球化有正面作用，本土文化并不会因为文化趋同而萎缩；相反，具本地特色的文化依然活力旺盛，与外来文化融合，并产生新的创新点，因而发展出“文化本土化” （Cultural Localization）的说法。
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宗教、地理环境、发展阶段不一等因素造成文化差异，从文化的深层角度来看，文化本身具有异质性（otherness），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并存，文化融合拉近了不同文化，提高了不同语言之间的适应性，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化趋同令读者对异域文化逐步认识与接受，因而降低了翻译中的难点；其次不同文化的交集也伴随着文化观念差异，不可避免地彼此互相冲突，给翻译带来了障碍和难点，翻译学家尤金.奈达说过：“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三、文化趋同下的翻译视角
1.跨文化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分析。文化趋同和存异是并存的，趋同是寻找彼此间普遍性的过程，而存异则是保有其独特性。对跨文化翻译，美籍意裔翻译学家韦努蒂（Venuti）提出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归化倾向于遵循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使译文流畅易读，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要求；异化追求保留源语语言及文化特色，令读者感受其新鲜感和吸引力。
然而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可能要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若要保留原文的异国文化特色，那么译文可能会晦涩难懂；另一方面要使译文通顺流畅，那么就会显得对原文不够忠实。归化从目的语文化为出发点，以减少和避免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为目的，克服文化障碍；其次因遵循了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利于读者理解译文，因此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再者出于文化导向考虑，译者或会迎合主流文化而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但主张异化的学者认为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翻译是文化交流手段，既能向读者展示异国的文化风情，也可将源语文化注入目的语文化当中，丰富和提升其语言内涵和表达方式，体现了翻译的目的。
综合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翻译目的、读者群体的层次和需求的话，归化和异化并无优劣之分，两者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首先没有一种译文完全只使用一种翻译策略，文化的特点决定了译文既采用归化，又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可能使译文不尽人意；其次影响翻译策略的要素是作者写作的意图，另外，译者也应考虑到读者的习惯和能力，又要考虑到异域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起桥梁作用的译者，必须要平衡和调节两者的关系。
2.离散与杂合对文化趋同背景下翻译的影响。一直以来，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归化似乎一直是主流方向，译者会倾向于归化翻译，这是受其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所驱使。异化则要求忠于原文，保留异域语言文化特色并介绍给目的语读者，满足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好奇心和认知需求，丰富目的语的词汇与表达方式，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各国间文化接触和交流频繁，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升，网络化使对外来文化的接触更直接快捷，异域文化与风情对人们的吸引力在增加，加之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流行文化引领等因素影响，都意味着翻译中异化成分会日渐增多。
而今不同地方的人们聚在一起生活、工作或学习，他们的文化背景各异，与当地文化或其他文化之间不断地碰撞、冲突或妥协，进而接受与融合，形成新的文化，但同时也保有自身的文化痕迹；有了频繁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具有两方特点但又与之不同的混合体，这种游移性、在互动中不断的互相重构性，与传统的认为文化差异是静止的观点相差甚大，译者在面对协调文化关系和差异时所面临一定困境，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译者离散（diaspora）和文化杂合 （hybridization）的概念。离散表示差异、异质和混杂，而杂合由美国思想家巴巴提出，他认为杂合指游移文化彼此之间聚合在一起，形成离散的状态，然而一切都处于流动游移动互构互的状态；孙会军认为杂合现象是不同文化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文化异质是跨文化交流的动因，而异质构成文化他者，折射自身文化的长处与不足，翻译实质是向异质开放，而不是消除异质。在离散文化状态下，文化异质被重构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但它既不同于源语文化，也不同于目的语文化，杂合体现为翻译异质成分，但不能将文化之间的差异照搬到目的语文化中。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理解翻译时，必须认识到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在处理文化差异时的不足，因为翻译并不总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民族主义中心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而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则会令目的语文化失去自我。
离散和杂合可为译者在两难选择中开辟了新的思路，孙艺风将研究重点落在离散翻译中异质重构的讨论，他指出理智的文化调解可确保文化价值的成功传播；段峰则认为这种翻译模式一则为离散中的异化翻译，或是两种策略调适后的第三种翻译模式，异质在离散文化中被重构，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孙会军则提出要把握好杂合的度的问题，不能只把新的文字形式和思想生搬硬套，而是让其保持原有的生命力，与传统文学相结合。孙艺风主张译者应身体力行地体验离散，这有助于他们在翻译时“找出别出心裁的翻译模式”，担当起文化使者的角色。
而随着文化融合向纵宽纵深发展，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凝聚力前提下，吸收他文化的精华和长处，达到自身文化的丰富与提升，翻译在跨文化交流当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趋同的发展和特点也为译者提供了新的思考与视角。
参考文献：
[1]吕斌.文化进化导论[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
[2]尤金.奈达.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孙会军，郑庆珠.翻译与文化“杂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4]孙艺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J].中国翻译，2006.
[5]段峰.论翻译中的文化趋同与存异[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作者简介：龚凤卿（1975-），女，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英翻译和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文化趋同 归化 异化 离散 杂合
一、文化趋同的基础与成因
文化是各民族改造自然和适应自身生存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智慧成果，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尽管各民族发展进程不一，文化各有差异，但也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方面，即文化共核 （cultural core），卡西尔曾指出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基本任务的一致性结合在一起，在人类基本任务一致的前提下，文化共性的东西突显，成为文化交流的基础。
翻译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形式，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实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纽马克认为语言保留并反映一部分文化；奈达认为，文化一直在运用语言来执行其重要功能。语言具有包容性，不同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互相吸收与兼容，文化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尽管有时会发生文化排斥、文化冲突等问题，但历史发展趋势表明，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并没有停止，相反，跨文化交流在近五十年愈加频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突破以往闭塞的空间与范围，各国在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空前活躍，“地球村”概念深入民心，这种融合使不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目前文化传播不仅速度更快，且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不同文化认识与理解程度加深，文化中的共性不断显现，吕斌认为，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文化趋同就是无止境。
二、文化趋同对翻译的挑战
文化趋同体现文化具普遍性的特点，但这不能只是简单看作文化间寻求共同性的双向努力。上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西方文化对外扩张，压缩和减少其他地区的文化生存空间称之为“文化同一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论调；到了90年代，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认为文化全球化有正面作用，本土文化并不会因为文化趋同而萎缩；相反，具本地特色的文化依然活力旺盛，与外来文化融合，并产生新的创新点，因而发展出“文化本土化” （Cultural Localization）的说法。
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宗教、地理环境、发展阶段不一等因素造成文化差异，从文化的深层角度来看，文化本身具有异质性（otherness），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并存，文化融合拉近了不同文化，提高了不同语言之间的适应性，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化趋同令读者对异域文化逐步认识与接受，因而降低了翻译中的难点；其次不同文化的交集也伴随着文化观念差异，不可避免地彼此互相冲突，给翻译带来了障碍和难点，翻译学家尤金.奈达说过：“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三、文化趋同下的翻译视角
1.跨文化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分析。文化趋同和存异是并存的，趋同是寻找彼此间普遍性的过程，而存异则是保有其独特性。对跨文化翻译，美籍意裔翻译学家韦努蒂（Venuti）提出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归化倾向于遵循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使译文流畅易读，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要求；异化追求保留源语语言及文化特色，令读者感受其新鲜感和吸引力。
然而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可能要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若要保留原文的异国文化特色，那么译文可能会晦涩难懂；另一方面要使译文通顺流畅，那么就会显得对原文不够忠实。归化从目的语文化为出发点，以减少和避免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为目的，克服文化障碍；其次因遵循了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利于读者理解译文，因此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再者出于文化导向考虑，译者或会迎合主流文化而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但主张异化的学者认为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翻译是文化交流手段，既能向读者展示异国的文化风情，也可将源语文化注入目的语文化当中，丰富和提升其语言内涵和表达方式，体现了翻译的目的。
综合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翻译目的、读者群体的层次和需求的话，归化和异化并无优劣之分，两者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首先没有一种译文完全只使用一种翻译策略，文化的特点决定了译文既采用归化，又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可能使译文不尽人意；其次影响翻译策略的要素是作者写作的意图，另外，译者也应考虑到读者的习惯和能力，又要考虑到异域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起桥梁作用的译者，必须要平衡和调节两者的关系。
2.离散与杂合对文化趋同背景下翻译的影响。一直以来，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归化似乎一直是主流方向，译者会倾向于归化翻译，这是受其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所驱使。异化则要求忠于原文，保留异域语言文化特色并介绍给目的语读者，满足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好奇心和认知需求，丰富目的语的词汇与表达方式，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各国间文化接触和交流频繁，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升，网络化使对外来文化的接触更直接快捷，异域文化与风情对人们的吸引力在增加，加之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流行文化引领等因素影响，都意味着翻译中异化成分会日渐增多。
而今不同地方的人们聚在一起生活、工作或学习，他们的文化背景各异，与当地文化或其他文化之间不断地碰撞、冲突或妥协，进而接受与融合，形成新的文化，但同时也保有自身的文化痕迹；有了频繁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具有两方特点但又与之不同的混合体，这种游移性、在互动中不断的互相重构性，与传统的认为文化差异是静止的观点相差甚大，译者在面对协调文化关系和差异时所面临一定困境，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译者离散（diaspora）和文化杂合 （hybridization）的概念。离散表示差异、异质和混杂，而杂合由美国思想家巴巴提出，他认为杂合指游移文化彼此之间聚合在一起，形成离散的状态，然而一切都处于流动游移动互构互的状态；孙会军认为杂合现象是不同文化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文化异质是跨文化交流的动因，而异质构成文化他者，折射自身文化的长处与不足，翻译实质是向异质开放，而不是消除异质。在离散文化状态下，文化异质被重构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但它既不同于源语文化，也不同于目的语文化，杂合体现为翻译异质成分，但不能将文化之间的差异照搬到目的语文化中。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理解翻译时，必须认识到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在处理文化差异时的不足，因为翻译并不总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民族主义中心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而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则会令目的语文化失去自我。
离散和杂合可为译者在两难选择中开辟了新的思路，孙艺风将研究重点落在离散翻译中异质重构的讨论，他指出理智的文化调解可确保文化价值的成功传播；段峰则认为这种翻译模式一则为离散中的异化翻译，或是两种策略调适后的第三种翻译模式，异质在离散文化中被重构，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孙会军则提出要把握好杂合的度的问题，不能只把新的文字形式和思想生搬硬套，而是让其保持原有的生命力，与传统文学相结合。孙艺风主张译者应身体力行地体验离散，这有助于他们在翻译时“找出别出心裁的翻译模式”，担当起文化使者的角色。
而随着文化融合向纵宽纵深发展，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凝聚力前提下，吸收他文化的精华和长处，达到自身文化的丰富与提升，翻译在跨文化交流当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趋同的发展和特点也为译者提供了新的思考与视角。
参考文献：
[1]吕斌.文化进化导论[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
[2]尤金.奈达.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孙会军，郑庆珠.翻译与文化“杂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4]孙艺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J].中国翻译，2006.
[5]段峰.论翻译中的文化趋同与存异[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作者简介：龚凤卿（1975-），女，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英翻译和跨文化交流。